播客的春天：廣告客戶和聽眾都在增長

播客如今已經不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我們很容易從一篇媒體公眾號推文、一條朋友圈或是一個正在關注的博主那裡得知播客的存在，甚至你所在的公司可能就正經營著一檔播客節目。

播客在中國有逐漸流行的趨勢，尤其是在近兩年。節目與聽眾數量肉眼可見的增長，開始有播客創業公司獲得融資，一些企業和機構下場製作播客節目，音頻及流媒體平台對播客日漸重視，新興播客垂直平台出現……種種跡象似乎都表明，播客的春天已經到來。

但播客還遠未到大眾皆知的程度。相比於互聯網時代的文字和視頻，前者有公眾號等作為內容承載，後者則有視頻及短視頻平台提供分發渠道，無論哪個都擁有巨大的閱聽人基礎，而以聲音為載體的播客，現在仍隻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的趣味。

人們對它的理解甚至難以統一。播客是對英文“Podcast”的直譯，Podcast一詞誕生在2004年，由當時的媒體將蘋果“iPod”和廣播英文“Broadcasting”兩個詞拆解合並而成，代表了一種基於互聯網傳播的音頻內容。在一部分中國聽眾的理解中，有聲書、評書相聲、AMSR以及一些情感電台等都可以納入播客的範疇；然而對於另一些播客原教旨主義者來說，只有諸如談話類和敘事類的網絡電台節目，才能真正稱得上是播客。

播客如今在中國的處境，很容易讓人形成一種迷思——它究竟是否有大眾化的潛質，正如關於播客行業到底何時能夠迎來風口的討論總能成為媒體輿論關心的重點那樣。但有時恰恰是因為這樣的討論，我們又會忽略播客本身極具豐富性的一面，而正是這種豐富性，構成了播客的現在和未來。

平台方：讓創作者又愛又恨

播客最近一次在國內受到關注是因為一個看上去並不那麽體面的事件。

今年6月，有部分播客反映通過喜馬拉雅站內信收到一個題為《喜馬拉雅主播/媒體自接廣告合作政策（2020年）》的文件，要求所有播客應在發布廣告前，向喜馬拉雅報備包括廣告客戶信息、廣告報價等在內的在他們看來屬於商業機密的敏感信息。如果播客與廣告主“繞過平台私自合作”，重則將面臨節目下架，永久封號的懲罰。

也就是說，所有的廣告交易都必須經過喜馬拉雅平台，相當於剝奪了創作者直接與廣告主簽約的能力。在這一政策之下，喜馬拉雅對廣告交易擁有了絕對發言權，它有權篩選廣告客戶並決定交易類型，意味著留給內容創作者的商業和創作自由將大大減少。

很多播客都是在事先未經溝通和征求意見的情況下收到的這份通知。播客節目《津津樂道》的創辦人兼主播朱峰當時在微信公眾號中發文表示，其與廣告客戶簽訂的絕大多數協議中都包含保密條款，喜馬拉雅等於強迫其向第三方平台公開保密信息，這種做法“將會嚴重妨害我們廣告客戶的利益、泄漏客戶保密信息”。

儘管這份通知後來已被喜馬拉雅官方刪除，但它依然極大地傷害了很多播客創作者的感情。

“我覺得挺費解的，因為你換到任何一個別的非音頻平台打廣告，誰管你啊？直接投廣告就行了。”播客《凹凸電波》的主理人兼主播tako如此對PingWest品玩表示，“（允許發布廣告）等於是對創作者的一個激勵和扶持。你把人家收益全卡死了，那創作者就真是為愛發電了。”

《故事FM》的主播寇愛哲也覺得，“其實平台這麽做不太合適，因為現在播客們還都是比較小量級的，沒辦法跟大平台抗衡。大平台如果想要在商業上有更多的成功，應該是多去扶持這些小的節目，讓他們吸引來更多用戶，而不是說一開始就去收割他們，把一些人扼殺在搖籃當中，這對這個行業是不利的。”

“不過據我了解，他們的營收壓力也比較大，這個是事實，所以偶爾出現這種急功近利的舉動我也比較理解。”他補充，“但我還是覺得壓力再大也不要只看眼前，盡量目光應該看得更長遠一點。”

這次的喜馬拉雅事件開始讓人注意到一直以來播客和平台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

直到2020年之前，播客在國內任何一個音頻平台或流媒體平台都不是一個受重視的品類。在平台下的眾多內容分類中，播客也只是體量很小的一個子類。除了一些在播客頻道頁針對少數播客節目的支持和露出，播客幾乎從未在戰略層面上得到過任何一家平台的資源傾斜，不論是流量的扶持還是商業合作機會的提供。

“這也是一直以來讓我覺得挺遺憾的一件事。”行業頭部播客《日談公園》的創始人兼主播李志明向PingWest品玩表示。

在他看來，這一方面是因為播客在中國還處於發展早期，有聆聽播客習慣和了解播客概念的人群基數比較小，播客尚不具備被平台重視的價值；另一方面，基於互聯網創業本身的規律，平台會相對更看重有利於迅速聚集海量流量和短期變現的音頻內容，“流量指向了下沉市場，變現指向了知識付費，甚至指向了知識付費類的下沉市場。”

相對有聲書和廣播劇等等形式，“純正”的播客包含了更多創作者的心血，從前期策劃到採訪、邀請嘉賓錄製，再到後期的音頻剪輯，每個環節都需要傾注時間，甚至需要做大量功課和協調。由於優質的播客內容通常包含相當程度的知識增量，播客在中國的發展也一度和前幾年大熱的知識付費產生了關聯。這是非常具有本土發展特色的一種現象。

然而兩者的結合似乎並不理想。音頻平台是發展音頻知識付費的主陣地，李志明曾和平台方溝通，希望可以上線一檔包含十部電影的電影解析類音頻付費系列節目，卻被建議“有沒有可能做成一個十部電影教給我十個人生道理”，平台方說，“如果你這樣做的話，這個東西就像個知識付費，但如果你只是教聽眾怎麽把這十部電影看懂的話，它更像是免費內容。”

“那個時候知識付費的整個底色和基調就是這樣的，隻做那些賣相最好的東西，播客的內容會被認為太軟。”李志明對PingWest品玩說，“在音頻付費領域，好賣的不是有價值的內容，而是有價值感的內容，比如教你如何漲工資，播客在這個領域當然不佔便宜了。”

儘管播客在平台總是得不到重視，很多播客在發展早期依然還是需要借助平台的服務和流量，來完成聽眾的原始積累。

“一個播客在誕生初期如果沒有平台，肯定是很難起來的。”《凹凸電波》主理人tako告訴PingWest品玩，“說白了就是沒有人來聽你的節目，先拋開變現不談，沒人跟你互動評論，你連基本的創作動力都沒有，挺難受的。”《凹凸電波》在2016年脫胎於浙江傳媒學院的一個大學電台，創辦時tako還是一個大學生，起初他們借助網易雲音樂上傳節目，僅更新了兩期，訂閱量便很快破千，這讓當時的tako覺得“簡直是撞大運”。

播客和平台間的關係時而很近，時而又很遠，用一些從業者更直接一點的話說，平台對於播客就是“借貴地一用”。一方面播客早期的發展離不開平台幫助，但另一方面，當播客聽眾積累到一定程度，平台似乎又很難給到播客更多，因為對廣告植入的嚴格限制，播客幾乎無法從平台賺到錢。

這樣的背景使得許多有營利需求的播客們不得不做出一些選擇。

離開平台的艱難獨立路

tako形容現在平台和播客的關係就像母子，“就好像小時候你一定需要媽媽幫你做一些你沒有辦法自己做的事情，但是等到長大之後，你翅膀硬了，慢慢會覺得媽媽對我來說是不是沒那麽重要了，我是不是可以離開她去做一點自己的東西。”

《凹凸電波》在2016年創辦，2018年底成立公司，它選擇“離開”平台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今年年初上線了自己的專屬App“凹凸宇宙”，成為行業裡為數不多擁有獨立App的播客。目前凹凸宇宙App的內容主體是tako團隊製作的一系列播客節目，除了《凹凸電波》，還包括《TSP怪奇檔案》和另一檔已經做了兩季的付費會員節目《凹凸PLUS》。

凹凸宇宙App

tako告訴PingWest品玩，上線App“最開始是想要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凹凸宇宙可以說承載了tako團隊對於創收的諸多想象。

首先是最顯而易見的，不依托任何平台，在自家App的上傳內容免去了廣告審核的諸多麻煩，在創作和對廣告夥伴的選擇上可以更加自由；其次是在tako看來非常重要的內容付費，他們曾經調查過聽眾的消費意願，發現“相比於買一些我們推廣的東西，他們更願意為我們做的內容去付費”，凹凸宇宙App也因此最先把內容付費提上了日程，推出了付費會員；另外在tako的設想中，未來也完全可以把商城直接嫁接在App裡，讓“帶貨”更直接便捷。

不過上線App並不意味著tako團隊製作的所有節目將不再在其他平台上線。tako認為，現階段平台依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吸引新粉絲的渠道。

對於很多播客來說，因為平台對內容創作諸多阻礙的存在，加之播客行業本身發展階段的問題，另謀出路其實更多是一種迫不得已。播客們需要通過各種渠道在最大程度上積累和沉澱私域流量，才能保證不會因某次意外而和聽眾失去聯繫。

生存下去的本能使得目前國內播客行業逐漸探索和生長出屬於自己的業態，很多從業者也確實走出了一條和傳統“知識付費”不一樣的路。

創辦於2016年、連續四年被蘋果評為“年度最佳播客”的《日談公園》就很有代表性。2018年，《日談公園》獲得頭頭是道基金的數百萬元人民幣天使輪融資，成為國內首個獲得機構投資的播客。它的創始人兼主播李志明告訴PingWest品玩，目前《日談公園》已經形成了包括基於內容的付費服務、廣告、電商帶貨以及旅遊產品在內的商業模式。

和tako的思路相同，付費內容也是《日談公園》目前最為重要的一項創收來源。從去年融資至今，《日談公園》已經通過蜻蜓FM及有讚商城等渠道上線了《李淼談怪談》、《爆料！史裡芬的魔幻之旅大揭秘》、《李淼談奇案》和《神作！一看入魂的日本動畫電影》（與“看理想”合作，在看理想App上線）四檔付費系列節目。為了培養聽眾的付費習慣，每次付費節目上線後《日談公園》都會在公眾號發文詳細寫明不同設備用戶的購買和收聽方法。

不過和《凹凸電波》不同的是，除了節目本身的付費內容，《日談公園》還圍繞內容延展出了面向B端企業的播客定制服務，通俗來講就是教企業製作一檔屬於自己的播客節目。比如，由日談公園和雀巢咖啡學院聯合推出的“說咖電台”近期已經在雀巢咖啡的微信小程序上線。

用李志明的話說，上述《日談公園》基於內容的兩項服務，“一邊是服務聽眾的，一邊是服務企業的。”

電商帶貨則是李志明希望在今年有更多嘗試的一種玩法。以往在電商平台經營有店鋪的播客通常更偏好售賣和自己節目品牌相關的周邊商品，李志明對PingWest品玩說，“由於我們當時把電商這件事看得比較重，所以其實不太願意去接這種代銷分銷的合作。”這種決策導致其電商類產品的更新速度非常慢，兩三個月才能上架一個新品，直到今年的疫情，“相當於所有包括廣告在內的被動營收一下全沒有了，所以這個時候肯定要去主動做一些事”。

從今年3月起，《日談公園》在有讚搭建的網店“日光集市”運營得比過去更勤快了，幾個月來一直保持著一百種左右的商品品類，當中既有自己出品的產品，又有其他品牌選品。“實際上這也打開了我們的思路，其實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電商做得更加的豐富的。”李志明說。

為此，《日談公園》還專門推出了名為“日談all buy”的專為日光集市帶貨的系列節目，李志明也嘗試了直播帶貨，儘管他並不喜歡出鏡，對直播也有些抗拒，“但是我覺得環境在變，人就要跟著變。”

《日談公園》還在2017至2019年連續三年嘗試過推出旅遊產品，也就是以主播帶隊的形式，選擇一個旅行目的地和報名的聽眾同行。但現在看來，這更像是走過的一段彎路，“因為旅遊服務是一個很重的事情，它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去支持，而能帶來的實際利潤卻非常有限。”

不管是李志明還是tako，他們都屬於有營利需求的全職播客創業者，也都向PingWest品玩表示有在近期尋求新一輪融資的打算。對他們來說，播客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業，自然也比其他很多憑借興趣而做的播客多了一份背水一戰的決心和責任。

全職創業者需要照顧到從內容、管理到對外事務的方方面面，但對於另一些熱愛並投身播客製作的創作者來說，“為愛發電”的成分或許更大一點。

寇愛哲創辦並擔任主播的敘事類播客《故事FM》目前是大象公會孵化的一檔播客節目，上線於2017年。在此之前，還在外媒做記者的寇愛哲曾自己做過一檔叫做《愛哲電台》的播客，錄了7期節目。有一天他來大象公會創始人黃章晉的辦公室裡給他放了當中一期，結果黃章晉很快就被節目內容吸引，便邀請他來大象公會創建一檔同類型的播客節目。《故事FM》由此誕生。

寇愛哲 | 受訪者供圖

大象公會給了《故事FM》一個很好的發展起點，到現在，這檔節目已經積累起了一批數量不少忠實聽眾，在節目聽眾最為集中的網易雲音樂，每一期的收聽量基本都穩定在30萬左右，大家在留言中的討論也相當熱烈。

不過比起趁著現在穩定的粘性聽眾量將《故事FM》的規模迅速發展壯大，寇愛哲更願意穩扎穩打地繼續在內容上做投入。“我其實不太期待說《故事FM》以後規模變得多麽大，我更期待它能夠做得足夠久，到十年、二十年以後再重新聽，能夠還原我們在歷史上的一些真實感受。”寇愛哲對PingWest品玩說。

這也在一定程度解釋了為什麽《故事FM》一直沒有像其他一些播客一樣推出自己的付費節目。“（在現有生產力的基礎上）我不太想在已有的每周三期的節目裡，把其中一期變成付費的，這樣對我們的用戶是一種傷害。”寇愛哲說，目前《故事FM》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廣告，這是他覺得最適合播客的商業模式。

“當然從商業模式上來講，《故事FM》將來肯定需要做得更大一點，但我覺得更大應該是一種內容上的更大，並且一定是建立在《故事FM》足夠成熟的基礎之上。”他補充，“我希望將來推出的新節目內容質量都是完全可控的，能夠達到至少像《故事FM》一樣水準的東西。現在如果倉促地上一些節目，結果這個節目質量連我自己都聽不下去，我肯定不會讓他冒出來去面向大眾。”

關於將來《故事FM》是否也會像泛科普類短視頻自媒體“回形針PaperClip”一樣從大象公會獨立出來的問題，寇愛哲同樣非常謹慎，“因為播客在中國的確還相對小眾，在有一個比較成熟的商業模式之前，我們肯定不希望看到《故事FM》一出來就死掉。”

和上述提到的《日談公園》和《凹凸電波》這樣同時有幾個主播參與錄音的談話類（talk show）播客不同，《故事FM》節目的形式是如今市面上少見的敘事類（story-telling），或者可以理解為一種“聲音紀錄片”，每一期記者採訪搜集到的聲音素材經過剪輯後，都會形成一個看上去是由單一講述者講述的完整故事，中間則會穿插一些主播旁白和配樂等。

“這也是我比較喜歡的一種播客形式，它比較moderate（溫和），同時又能夠在最大程度上還原受訪者自然真實的狀態。”寇愛哲說。

他告訴PingWest品玩，《故事FM》這種形式來自他非常喜歡的幾檔美國敘事類播客節目，比如《This American Life》和《Snap Judgment》。他也從這些節目中得到了許多啟發，比如非常注重節奏的設計，在節奏的編排和信息密度的處理上盡可能做到考究，這些也都是敘事類播客不同於談話類播客的地方，意味著需要在後期剪輯上下更多功夫，更加細致。

“基本上《故事FM》給人的一種感覺是，聽了一期節目像看了一部電影一樣。”寇愛哲說。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故事FM》如此重視音樂和聲音設計。目前為《故事FM》做聲音設計的兩名員工，有一名是音樂人，一名則是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錄音專業，他們共同賦予了這檔節目不同於其他播客節目的氣質。“音樂和故事情節的配合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寇愛哲說。

《故事FM》作為國內目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敘事類播客，是對國內播客市場內容形態的極大補充，為眾多後來的播客創作者提供了另一種方向和思路。

某種程度上，《故事FM》也潛在地拓寬了平台對播客的想象力。“播客可以承載的，不論是內容形式，還是豐富度，其實都會遠超出現在大家的想象。如果未來平台能有更多資源傾斜，去鼓勵大家進行播客創作的話，（播客行業）肯定會有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救星”來了？

“小宇宙”App是今年播客行業不能忽視的一個存在。

需要補充的一個背景是，如今不論是在播客行業相對成熟的歐美市場，還是在播客剛剛起步的中國，都沒有出現一個扮演“中心化”角色的播客平台。受消費習慣的影響，國內聽眾收聽播客更多是在喜馬拉雅、蜻蜓FM或是網易雲音樂這樣包含了更多音頻種類的大平台，而歐美用戶則更習慣於通過各類RSS訂閱類應用收聽播客。

對於國內聽眾來說，不管是大平台還是RSS訂閱，現階段都還沒有出現一款真正可以稱得上好用、對播客用戶友好的應用。

小宇宙正是奔著解決上述問題而來。它是一款專門為中文播客聽眾設計的應用程序，在今年3月26日正式上架iOS和安卓應用商店進行公測。它另一個為人所知的標簽是“即刻製造”，小宇宙App產品負責人kyth告訴PingWest品玩，在2019年夏天，即刻被下架的那段時間裡，他和團隊裡同樣愛聽播客的同事組成了即刻內部的一個孵化團隊。而之所以選擇播客作為一個方向，是因為他們在即刻一個叫做“一起聽播客”的運營了兩年的圈子裡發現了播客用戶們大量未被滿足的需求。

小宇宙中的各項創新設計和功能的確讓人眼前一亮。它兼具了RSS訂閱機制和一定的平台屬性，RSS訂閱機制下，播客創作者不必像在其他許多音頻平台那樣手動上傳每期節目。功能設計方面，小宇宙增加了播客單集搜索功能，而很多平台最多只能檢索到某個節目。“這就好像你進了一家書店，看到所有的書都是塑封紙包住的，不能翻，還是能翻書的書店對顧客更友好。”kyth說，“同樣的道理，如果以播客單集來帶節目的話，也會更加容易讓人接受一點。”

上線之初的小宇宙還加入了一些輕度社交的功能設計，除了常規的可以評論某期節目外，用戶還可以在播客播放頁的進度條上為某個精彩的片段標記時間戳點讚或評論。kyth表示，這也是現在小宇宙相對比較受用戶歡迎的一項功能。

這些都是小宇宙精準滿足用戶需求的表現。在kyth團隊看來，小宇宙的任務就是“盡一切努力服務好播客聽眾和播客創作者”，“如果能把這兩件事情做好，播客也能被更多人接受和喜歡。”

截至目前，小宇宙還沒有太多商業化方面的嘗試。

“其實有很多體驗潔癖的人，他們是不用任何大平台的，隻用泛用客戶端。”李志明向PingWest品玩解讀道，他覺得有更多小播客將能夠在小宇宙找到出頭的機會，“（小宇宙）這種去階級化的產品架構，能讓大家都有機會站上這個 ‘舞台’。”

小宇宙App的播放和評論頁

播客從業者普遍對小宇宙抱持歡迎態度，儘管剛開始可能存在一些小誤會。“剛開始聽說我們的節目在小宇宙上面，我其實蠻震驚的，心想什麽時候我有上傳過嗎？”tako說，她最初對小宇宙的誤會來自對RSS訂閱機制的不了解，後來她發現“好像這個事本身就可以這麽操作”，“如果真的能靠這樣的新興平台為播客吸引來更多聽眾，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而在寇愛哲看來，站在播客創作者的角度，“平台之間應該需要有競爭，如果兩三個巨頭在那形成一種壟斷的話，可能有一些措施是我們這些小節目不願意看到的，如果有更多平台去競爭內容資源的話，對我們來說肯定是利好。”

實際上進入2020年後，各大平台都開始表現出進一步扶持播客發展的意圖，這讓這個原本不受重視的行業看上去熱鬧了許多。

比如騰訊音樂在4月宣布將長音頻戰略作為未來發展的重點，並將酷我音樂作為其發展長音頻的主陣地，PingWest品玩了解到，已經開始有播客接到酷我音頻內容採買的邀約；更早前，由原有的“中國廣播”客戶端升級改造而成的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綜合性聲音集成分發平台“雲聽”也正式上線，向一些播客發出了內容合作邀請，央廣傳媒發展總公司董事長王躍進表示，“我們致力於將 ‘雲聽’建設成基於移動互聯網的全球最大聲音集成分發平台。”

而李志明甚至給了小宇宙“市面上最好用的泛用播客客戶端”的評價，“如果他們真的有志於成為一個能夠真正幫助到播客行業的App，比如未來在收聽體驗、付費體驗，包括整個節目流量支持方面，能夠提供一些真實的幫助，那稱之為行業救星也不為過。”

“當然，所有的大音頻平台始終擁有這個機會和主動權。比如最近，播客終於在喜馬拉雅擁有了自己的頻道，喜馬拉雅也調整了播客單期付費的分成比例，這些都是肉眼可見的環境的改變。”李志明補充。

“怎麽所有人都在做播客？”

雖然國內播客行業目前仍處在非常早期的發展階段，但已經有一些跡象表明，行業對播客專業人才已經開始表現出需求。

之前在瑞典國家廣播電台的工作經歷，讓寇愛哲對中國和歐美播客市場的差距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他們（歐美聽眾）聽電台的習慣已經有將近上百年的歷史，所以歐美市場的閱聽人對電台節目的要求已經是非常高了，也都有很強的粘性，他們願意聽電台。包括創作者，從學院裡面的教育，到各大機構的培訓，再到商業上的嘗試都是非常成熟的，所以他們會有更多推陳出新的節目出現，”他說，“中國這幾個鏈條幾乎都不存在，可以說大家都是白手起家在做。”

歐美從傳統電台到網絡播客的進程，曾被《第一財經周刊》形容為“一個公共電台精英們把自己的才華和商業價值從電波調頻轉移到互聯網上的故事”。可以理解為傳統電台和播客的創作者在歐美是不分家的，但在中國，做傳統電台和播客的幾乎完全是兩撥人。

作為國內播客行業的早期從業者，李志明也觀察到幾年來國內的播客創作者在人群構成上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他告訴PingWest品玩，早期進行播客創作的大都是一些音樂工作者和媒體工作者，前者的比重甚至要更大一些，“因為他們有設備，因為他們離硬體近。”他覺得，如今許多播客都保留了在節目裡放歌的習慣，或多或少也和最開始做播客的人很多都是音樂圈的人、喜歡在節目中插播音樂有關。

《日談公園》創始人李志明（右）和馮廣健（左） | 受訪者供圖

而現在，播客創作者的人群構成進一步泛化。“最近會有一種 ‘怎麽所有的人都在做播客’的感覺”，李志明說，他每天刷朋友圈，幾乎都能刷到有兩三個新的播客出來，當中有他之前的朋友同事做的，有他的聽眾做的，還有很多是已經忘了是誰的微信聯繫人。

構成這部分播客創作者的人群，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憑借自己的興趣在做，音頻錄製相對較低的門檻和成本也很容易吸引到對播客感興趣的人參與創作。至於其中有多少是科班出身，比例恐怕不會很高。

tako是如今為數不多科班出身的播客創作者。1996年出生的她和《凹凸電波》的主力成員之一、1999年出生的黃瓜醬都畢業於浙江傳媒學院播音專業。不過在她看來，即便是科班出身，能做好播客的人也並不多。

tako告訴PingWest品玩，在他們還是大學生時，所有想進入校官方電台的人都必須經過非常嚴格的篩選，即使如此，大部分成功入選的人畢業後還是會放棄從事電台相關工作，真正發展出商業化的校園電台也僅有《凹凸電波》一個。“那些科班出身、在學校表現很優秀的人，能做出優質節目來的還是佔少數，能來做播客的更是少數，所以我覺得發展播客主播確實還挺難的。”tako說，基於《凹凸電波》節目的調性，她更希望新加入的主播人本身是有趣的，但這樣的人太難找了。

“很多人真的會覺得做脫口秀類的播客很簡單，覺得不就是幾個人聊天嘛，這有什麽難的。但真正能侃、還能侃得有趣的人有多少呢？很多人私底下以為自己很有趣，可是真的到了麥克風面前還能有趣的人其實不太多，一到錄音就端起來了。”tako補充。所以每當有人提出想和tako一起錄音的時候，她都會覺得犯怵，本能地想拒絕。

但相對來說，科班出身的人還是更佔據專業上的優勢，現在tako更傾向於優先從科班出身的人中去找是否有足夠有趣的人。“播客的門檻說低也低，說高也高，”她說，“錄播客確實沒有門檻，打開錄音機就能錄，但是你能不能把這個東西做得好玩又有趣，能有人喜歡聽，那就是一個門檻了。”

而在李志明看來，拋開專業不談，播客主播更需要有生活和工作的積累，“每一家播客的基因都不一樣，聽上去都是幾個人在閑聊天，但是這幾個人在做播客之前是做哪行的，其實非常重要。”

不管是誰在做播客，他們都表現出了對“聲音”這種媒介形式的著迷。

“我始終對於用聲音去傳達一些內容、去傳達一些情感挺喜歡的。”tako說，她把原因歸結為小時候的啟蒙，母親為了保護她的眼睛，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讓她看電視，那時tako大部分的娛樂時間都花在了聽廣播上，“你眼前明明沒有那個畫面，卻能夠從聲音裡抓取到，能想象出那個畫面，甚至能把它想象的更美，這是特別神奇的一件事情。”

tako一度不喜歡自己的聲音，直到進入大學播音專業得到老師的肯定。現在她更著迷於聲音的真實性，“之前發一些自拍照，大家誇你好看你不會有太大感覺，因為你知道那是P的，是假的，但如果別人說你的聲音好聽，那就是真的，因為聲音P不了，”她說，“大家會通過聽你說話覺得你這個人很有意思，那種感覺就好像我的聲音能夠傳達出我靈魂裡的某一部分。”

寇愛哲之所以選擇以聲音紀錄片的形式製作《故事FM》，也與聲音能在很大程度上傳遞真實性有關，“音頻其實強調一種在場感……受訪者原話是怎麽說的，是如何表達的，在某種環境下的真實狀態是什麽樣，這些都是音頻可以呈現出來的。”

《故事FM》團隊在NHK紀錄片中 | 受訪者供圖

在他看來，相比於音頻，文字會存在很多加工的痕跡，視頻拍攝不論時間還是金錢成本又都很高，“而且錄音比鏡頭能更容易去接近受訪者，讓受訪者沒有那麽排斥，所以也更容易記錄下一些比較真實的狀態。”

而在李志明眼中，播客最重要的特質就是“有溫度”，“這種溫度是任何的媒介形式都無法替代的。”

播客的春天

不論如何，播客的行業環境在變好。

李志明告訴PingWest品玩，在他2016年剛剛開始做《日談公園》時，談廣告合作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廣告公司基本上都是渠道依賴，他們每增加一個新的渠道，都需要甲方解釋，很吃力，我們也推得很費勁。”但是從2019年開始，越來越多廣告客戶願意嘗試播客這種新的媒介形式，而且一些廣告客戶的投放負責人本身就是《日談公園》的聽眾。

作為目前站在金字塔尖的播客，《日談公園》在廣告主中間很受歡迎，廣告多到甚至讓它“真的有壓力了”。李志明開始盤算，“廣告是不是真的會成為播客的一個瓶頸？到最後所有節目都是廣告節目，會不會流失聽眾？”最後他找到的解決辦法是，只要是在有廣告節目的那一周，一定要再錄一期沒廣告的節目，“來平衡一下節目的廣告比例”。

《日談公園》主播團隊參加2018年11月與和看理想共同舉辦的“青年醒腦會” | 受訪者供圖

另一方面，國內播客的聽眾也在穩步增長。“以前是什麽樣的人在聽播客？是 ‘聽播客的人’在聽播客，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叫做 ‘聽播客的人’。”李志明說，最初的播客聽眾更多是一些本身就很熱衷播客這種媒介的人，“但現在是什麽樣的人在聽播客？給我的印象是——什麽人都在聽播客。”

這一點在小宇宙那裡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印證。小宇宙App產品負責人kyth告訴PingWest品玩，在剛剛上線的時候，小宇宙平台的用戶更多是一些原本就有播客收聽習慣的人，但逐漸地，很多剛剛開始接觸播客的用戶比重越來越多。這讓小宇宙團隊既感到意外，也感到欣慰。“可能有挺多人是第一次通過小宇宙接觸到播客這件事情，預示著還有更多人有機會喜歡上播客。”kyth說。

曾有人說想給李志明介紹廣告客戶，從他那裡要去了《日談公園》的介紹PPT，結果過了兩個星期，沒等到廣告投放，這個人自己做了一檔播客出來。李志明沒有覺得不快，反而“覺得特別好”，“大家為了做一檔屬於自己的播客，已經開始絞盡腦汁了。”

“你說現在不是播客的春天，那什麽是春天呢？突然降個溫，都有可能，但現在的播客從業者，無論像我這種做了七八年播客的老牌主播，還是剛剛才上線一兩期節目的新人，姑且享受這春風沉醉的夜晚吧。”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