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由最初的自然物形態開始，就被先民視為不尋常的動物。其雖然是自然物，卻在狐文化中一直以超自然的態勢發展。先秦時期由於人類對自然的崇拜創造了神，狐也具有神的色彩；魏晉南北朝時期宗教意識和巫術思想盛行，鬼魅之說被創造出來，因此狐也有了妖魅色彩；唐朝時期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們開始關注人性，狐意象也越來越世俗化人性化；明清時期狐的人性化己經發揮到極致，並開始出現大量借妖寫人的文學現象。
經過歷史的變遷，狐意象己經發展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化系統。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關於狐的記載就己經成為寫作者有意識的精神活動，狐己經不再只是宗教迷信的產物，開始向文學形象演變。狐成精怪幻化成人形，狐精故事也開始正式進入文人筆下。
文人創作的狐吸取了民間傳說，而民間傳說的狐又從文人創作解讀而來，隨著歷史的變遷，狐意象在這樣的發展圈之中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傳統文化觀念積澱，從而成為中國的文化獨創。
狐狸從自然動物的行列，到祥瑞之獸、崇拜的圖騰、再到成精成怪、有人性、多具人情，依次經歷了上古時期神話的萌芽，志怪小說的洗禮，傳奇小說的發展，以及明清小說的成熟和繁榮。
以《聊齋志異》為標誌，它整個顛覆了古代小說的狐狸精傳統，不僅承襲了狐能未卜先知的神性，還把狐精狡猾的生物特性升華為聰慧、機智等人性素質，成功創造了一大批更加飽滿、豐富和成熟的狐形象，而這一成功是繼承前代，又超越前代的結果。
《聊齋志異》中狐形象集前代作品之大成，不僅在數量上蔚為壯觀，而且狐形象的創作成就也達到了最高峰。《聊齋志異》中的狐小說可說是各類俱備，凡前人寫過的類別它都有，重要的是不管哪類，都在藝術上有很大的超越。他筆下的狐形象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學中狐形象的特點，能幻化，善蠱媚，曉未來，並且初顯人情。
頗有意味的是，當我們閱讀《聊齋志異》時，能夠明顯感受到，蒲松齡所創造的狐世界以及狐形象身上，常常體現出一些相互矛盾的思想意識。這是因為，他雖然有比封建思想更加超前的民生、民主意識，但畢竟是位封建文人，幾千年的封建倫理觀念難以從他的思想中徹底根除，並不斷闖入他的藝術世界，不自覺地影響著作品中的人物思想和命運。
1、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善於塑造熱情灑脫，主動追求愛情的狐女形象，這些狐女可以來去自如，行蹤不定，可以不受封建禮數的約束與凡間男子肆意歡愛。然而這些狐精與其他作品中的狐精相比更加世俗化了。
在塑造這些異類狐女形象時，雖不離志怪的傳統，但也做到了遵循現實生活。她們積極融入人類生活，追求愛情婚姻，生兒育女，做維持生計的日常瑣事。同時，她們又有不同世間婦女的開放思想、多才多藝和獨特的見解。
狐女形象極大地迎合了文人追求高雅生活的情趣要求。因此，蒲松齡便借其頌揚有關婦女的新觀念和新思想：愛情自由、美滿婚姻、家庭和睦等，這對當時的社會來說，令人耳目一新。
狐女們總是一腔熱情，無所顧忌，不顧貧富貴賤，不管門第懸殊，甚至無所謂人與仙之間的差異，從弱小的人類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可貴的欣賞的東西，並為之而執著追求，為愛情付出一切。
狐女們迷人的魅力和純真美好的心靈固然讓人感歎，然而這種對愛情的執著追求才是最可貴的。這種追求釋放了一群充滿人性的女性，她們不受封建禮教的束縛，不再以壓抑而被動的狀態看待愛情，不再從別人的眼睛裡看到自己，男女之間為真愛而結合第一次成為了天經地義的事情。
然而，一旦她們走進人類的愛情和婚姻，就顯得極為保守，不僅固守著傳統的禮節，受到封建婚姻制度和貞潔觀的束縛，還要以夫為綱，相夫教子，懂得勤儉持家，否則就會遭致翁婆的批評和責罵。
開放與保守的特性集中體現在這些狐女身上，主動追求幸福生活與恪守封建家庭倫理道德，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進步思想與庸俗觀念的集結，體現了作者在創作時的矛盾心態。
追求自由、能識人、能解救丈夫的辛十四娘，平日閑時也無非是做刺繡；悠而來，未卜先知的狐女卻甘願做凡間男子的小妾；天真爛漫的嬰寧姑娘，到最後嫁為人妻也不過落了個“不複笑”的結局。
這些狐女雖然有著異類身份，有著異於凡間女子的才華和品行，但在人世間卻也依然烙守著封建社會的忠孝節義的傳統，顯然是受當時社會的一定局限性的影響。
也不難發現，這些美麗、善良、賢德的狐女交往的對象多是書生或者塾師。他們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而這些圓滿的故事則是作者在寒窗苦讀和背井離鄉的坐館生涯中向壁虛構的結果。
寂寞難捱的生活，讓蒲松齡對異性充滿了憧憬。他希望得到這些美麗、善良、熱情奔放、多才多藝的女性的垂青，以解自身潛隱難言之苦悶，同時，他也希望這些女性如同世間的女子一樣，恪守婦道，夫為婦綱，做一位賢良淑德的妻子。
矛盾的情感寄托，是作者蒲松齡生活的真實需要，也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2、
伴隨著蒲松齡一生的，除了生活上的窮困潦倒之外，科舉考試也起著功不可沒的作用。在儒家傳統思想觀念中，書生是要進入仕途施展鴻鵠之志的。蒲松齡也不例外，將“入仕”作為自我價值實現的標杆，奔走在漫長艱苦的科考道路上。
漫漫求索的科考經歷，對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裡狐形象也有著深遠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並且矛盾地存在在蒲松齡筆下的狐世界裡：這些狐形象或帶著書生的身份生活在人間，卻相忘於科舉；或有著世人唯科舉論英雄的世俗觀念。
史料記載，蒲松齡自幼聰慧，經史子集過目不忘，童子試中就以三個第一，考取了秀才。十九歲時的一舉成名不免會讓蒲松齡覺得才華自負，信心大增。自身的優越感和父親的耳提面命，都讓蒲松齡對科舉考試無法抗拒。
然而，良好的開始並沒有處成他日後平坦的科舉和仕途道路。蒲松齡直到七十多歲才熬得了一個貢生的功名，這中間，長達五十年的時間，他參加了大大小小的科舉考試，不僅從沒有停止過對科舉的熱情，也從沒有改變過進入仕途的期許。
在《又投學憲呈》中，蒲松齡還向提學道提出“叩懇天恩，準複舊額”的諫言，以顯示其對科舉的重視。在蒲松齡看來，科舉不只是能讓他擺脫貧窮，過上富裕生活，更主要的是，科舉成功將是他走向仕途、施展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的唯一途徑。
他將對科考功名的執著和重視，以狐女的視角來呈現。狐女們以仕途的成功作為揚眉吐氣或者擇偶標準，正如《鳳仙》篇目中的狐女鳳仙，為了在家人面前抬頭挺胸，激勵丈夫劉子固參加科考；以及《青梅》篇中以功名前途來選擇夫婿的狐女青梅。
然而識錢不識才的選拔人才的方式，給家徒四壁的蒲松齡帶來的結果只有科舉考試的“蕭條無成，熬場半生”的頻頻失敗。蒲松齡雖然己知終困場屋的結局，卻終歸還要應試。他依然活在科舉及第的夢幻中，期望能在科舉考試中一舉高中。
蒲松齡雖然沒有放棄繼續考試，但卻還是嚴重打擊了他的自尊心、挫敗了他的自信心。屢試不第、事與願違的結果，使他實現自我價值的抱負落空，窮其一生追求的入仕理想到最後也只是黃粱一夢。
蒲松齡以自身真實的、刻骨銘心的遭遇印證著“男兒不得志，歌聲出金石耳”的真理，並將其空懷滿腹才華與終困於場屋坎坷仕途的衝突所帶來的無奈、悲憤之情，融入到《聊齋志異》的創作中，敘寫鬼狐史，借狐澆愁，反思自己的人生理想。
《王子安》篇，作者借用狐來戲謔王子安，反襯士子被科舉摧殘的病態，並在結尾把考生科舉考試前後的狀態分為“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籠中之病鳥”、“似餌毒之蠅”、“似破卵之雞”，這既是蒲松齡親試科考的體驗總結，也是以蒲松齡為代表的書生對功名富貴的日思夜想。
而在《嬌娜》《念秧》等篇目中，狐男雖都是秀才身份，卻不受製於科考。這些狐形象的角色表明蒲松齡並不排斥士子的身份，然而在看透科舉考試本質後，他又有新的的覺醒，體現了他既不想放棄對仕途功名追逐，又對科舉有著不滿和嘲諷的矛盾心態。
3、
對科舉制度的不滿和對自己懷才不遇的失落使蒲松齡在作品中得到了宣泄。人生理想的實現不再囿於世俗規則，那個充滿異類的異世界為落魄文人們呈現了新的大門。
作者把對自己才華的自信映射到了文章裡，書中的書生往往才情滿腹，聰慧喜讀，才華被狐仙所認可，這種認可和愛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文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視清高得到了現實的的回應。
自古佳人配才子，這是文人的至高浪漫理想。佳人的垂青往往意味著文人的才華和人品得到了肯定，因此就算科場失意，能得到讀書側畔紅袖添香，也是一種人生價值的實現。《聊齋》中的狐女們便扮演了佳人這一角色，雖然書生們在現實中落魄失意，但狐仙們卻願意做他們的紅顏知己。她們對書生家境背景完全不在意，更看重的是人品和才華。
同時，狐女們扮演的佳人又不同於尋常美女，她們的智慧見解和行為作風更甚於男子。她們隻知奉獻，不求索取，不僅獻出知己之愛，無視凡俗女子的禮教規範而與書生結合，還給予書生物質幫助和精神撫慰，用自己超凡的能力扶助書生實現人生追求，甚至為他們趨福避禍，保他們一生無虞。
狐女們給予書生們如此巨大的恩情，這不僅肯定了他們文人的價值，還保證了他們日後的人生價值。這是以作者為代表的落拓文人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和對實現俗世人生價值的渴望的一種寄托。
就像《鳳仙》中所歎：“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恆河沙數仙人，並遣嬌女婚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眾生矣”，將顯達之理想寄托於狐女身上，渴盼精神層面的知己的出現，這是對現實的哀歎，也是對助其顛覆俗世以實現人生價值的精神支撐的尋求。
撰稿/婷婷【讀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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