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成鋼：在科技前沿 政府的直接乾預一定會出錯

　　許成鋼：國家能走多遠，制度是決定性的第一因素|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思想者②

　　改變對地方政府的GDP單一考核模式之後，如何才能給地方政府提供正確的激勵機制？如何進一步推進國企改革？科研創新需要怎樣的制度環境？如何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圍繞這些問題，界面新聞深度專訪了長期關注中國制度變遷的經濟學家許成鋼。

　　黃錇堅

　　許成鋼教授。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觀點摘要：

　　●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績，最重要的前提是曾經用地方競爭的策略，較好解決了各層級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問題。最近五六年放棄這個目標後，如何給各級政府提供正確的激勵機制，是中國面對的最大問題之一。

　　●搶人才原本是企業和大學自己決定的事情。因為只有他們自己知道需要的是什麽人才，如何用等等。如果為了經濟發展，需要的是一個自由的經濟環境。

　　●混合所有製改革的原則問題不在於名稱是混合製或其他什麽，原則問題是，混合所有製企業的控制權在哪裡？絕大多數的這些企業是否由企業家控制。

　　●產權是最基礎最重要的激勵機制。為什麽剩餘控制權這麽重要，是因為，誰擁有最終控制權，誰就決定了資產怎麽使用。這不僅關係到經濟的效率，也關係到社會平等和社會穩定。

　　●科技創新需要的是大量的自由探索，只有市場的優勝劣汰才可以決定誰更好。在科技前沿領域，幾乎可以說，政府的直接乾預一定會出錯，可能有萬分之一的概率能贏。

　　人生沒有如果，但對許成鋼來講，同一人生軌道，至少有兩個身份可以切換——經濟學家和工程師。

　　6月的夏日，他坐高鐵回北京，去清華大學參加經濟學家巴裡·溫加斯特的新書研討會，討論主題是後發國家轉型的政治和經濟路徑。此前一天，他還在武漢，與武漢大學專家開展工程項目的合作，涉及深度學習、人工智能。在與記者的閑談中，除了經濟和制度，他也關心智能推薦、自動駕駛技術如何影響社會，大數據分析能否促進經濟學研究。在採訪中，一提到芯片和電腦的歷史，他如數家珍。

　　或許應該這麽說，如果許成鋼的社會制度探索之路因為外力而遇到挫折，他完全可以在工程領域找到知音和熱情。一旦條件許可，他會重回政治經濟學的領域。

　　由於父親是科學史家、愛因斯坦著作的中譯者，許成鋼幼時夢想是成為工程師，從小學開始，他就自己設計收音機和簡單的自動控制設備。文革的火熱現實刺激他鑽研馬克思和《資本論》，形成的手稿《試論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卻讓他在北大荒建設兵團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的“頭目”，被關押審訊批鬥以及監督勞動。

　　迫於政治高壓，他放棄了經濟和社會探究，開始自學數學、物理、電子工程以及英文。1979年，許成鋼以初中學歷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成為中國第一代做電腦輔助設計的研究生。1984年，經數量所和社科院推薦，他得到哈佛燕京學社資助，赴哈佛大學經濟系作訪問學者，後轉為博士研究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馬斯金（Eric Maskin）成了他的導師，而另一位導師科爾奈（Janos Kornai）則是國際上公認的關於計劃經濟及轉軌經濟學方面的權威。

　　2016年10月，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將當年的中國經濟學獎授予錢穎一、許成鋼，獎勵他們在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貢獻。

　　許成鋼早期研究工作集中在經濟體制改革上，他研究了中央計劃經濟為什麽會失敗、為什麽會有鄉鎮企業奇跡、中國改革的機制及制度原因，以及蘇聯和東歐轉軌失利的制度原因等。他的許多研究已成為轉軌經濟學中的重要文獻。

　　許成鋼與馬斯金合寫的論文《軟預算約束理論：從集中到市場》，把軟預算約束從解釋計劃經濟、轉軌經濟推廣到解釋市場經濟，比如解釋美國對儲貸協會（S&L）和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的救助；而在和黃海洲合作的論文《金融制度和東亞金融危機》中，他們認為，軟預算約束也能解釋金融危機和經濟增長。此外，許成鋼還探討過金融與司法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他提出的不完備法律理論，為認識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

　　在本期“改革開放40周年·思想者”訪談中，我們邀請許成鋼教授，借他的人生經驗和理論洞察，俯瞰過去四十年的制度變遷，並以科幻作家的眼睛去展望未來圖景。

　　回憶文革經歷時，許成鋼說，“在條件不許可時，我被迫做了工程。只要條件許可，我的熱情依然在中國的制度變遷問題上。”

　　一、改革懸念：不用GDP考核後，如何給地方政府提供激勵

　　界面新聞：2016年的中國經濟學獎授予了您和錢穎一教授，獎勵理由是，轉軌經濟中作用於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您能否簡要談談幾個基本概念，比如M型組織、U型組織，以及相應的不同激勵機制，還有財政聯邦製，以及向地方分權的威權體制等。

　　許成鋼：關於這個問題有一系列的工作。最早我和穎一從M型和U型組織的角度研究中蘇經濟改革對比的工作，始於1991年。那正是蘇歐經濟制度崩潰，大規模轉軌剛剛開始的時期。我們最早的論文被邀請在1992年的歐洲經濟學會轉軌經濟學的專場作為特邀報告，在1993年發表。後來我們與馬斯金（Eric Maskin，2007諾貝爾獎得主）合作的工作發表於2000年；與羅蘭（Gerard Roland）合作的工作發表於2006年。我們的貢獻在於，從制度的角度，解釋中蘇（包括東歐集團）轉軌的差異制度對比。M型和U型組織的概念，原本是為了解釋企業的組織結構，其中貢獻最大的是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Eaton·Williamson）教授。他在十幾年前因為這方面的工作獲得諾貝爾獎。我們的貢獻是把這個概念，從解釋企業擴展到解釋國有製的經濟，解釋制度轉軌。

　　在威廉姆森的理論裡，所謂的M型，即Multidivisional form，指的是由許多相對獨立的子公司組成的公司。這是一種放權的組織形式，例如以利潤中心、成本中心為子公司組織起來的企業。所謂U型，英文是Unitary，指的是以專門化原則組織起來的企業。這是權力集中的企業。M型企業的放權組織方式，使得各子公司之間可以相互競爭。而高度專門化的U型組織裡，由於各個部門做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相互是互補關係，因此總部下面的各個部門之間不能是競爭關係。發達國家在最近一百年裡，最大的企業基本都組織成這兩類。

　　我們借用這個概念，來討論中國以地方政府為中心的計劃經濟，和蘇聯自上而下、以中央部委為中心的計劃經濟之間的區別。所有蘇聯東歐的計劃經濟，都是按專門化組織的，中國早年也是，五十年代後期之後改變了。中國的改革過程中，我們觀察到大量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而在蘇聯式的制度下，幾乎看不到地方和地方、部和部之間的競爭。競爭是解決激勵機制的一個重要手段。我們的工作從國有經濟的不同組織方式，解釋了蘇聯和中國在改革中的重大差異。

　　利用M型和U型組織的概念分析不同國家國有經濟的改革，主要是九十年代的研究工作（包括我們發表於2006年的論文）。在這個工作中，為了分析的原因，我們大幅度簡化了社會制度的大量其他問題。如此簡化的好處是幫助得到清楚簡單的結果。面對相對短期的問題，這是優點。但面對更長期的問題，在高度簡化中，很多最重要問題都被簡化掉了。為了把分析推廣得更長遠、更全面，我在2011年發表的論文《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基本制度》中，把中國的制度描述為向地方分權的威權主義制度。我認為，這是比M型組織更確切的描述。

　　界面新聞：M型組織和U型組織，可以引申到當前中國大公司的組織結構嗎？比如騰訊、華為等？以微信為例，這個產品就是騰訊的郵箱部門開發的，和QQ的主業務其實是一種內部競爭。

　　許成鋼：如前所述，這個概念原本就是專門為討論公司組織而提出的。公司的最優組織結構取決於公司業務的性質。並不是所有業務都組織成U型最好，也不是都組織成M型最好。在美國至今仍然存在按U型組織的公司，而最多的大公司是M型組織。這個要取決於公司業務的特點，要在高管的激勵機制問題和技術的規模收益之間權衡。如果規模效益、部門之間的協調對公司更重要，那麽U型更合適。 如果高管的激勵機制問題更重要，那麽M型更好。

　　界面新聞：關於向地方分權的威權體制。據您觀察，過去幾年，地方競爭的指標是否有變化？

　　許成鋼：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與市場裡企業之間的競爭，性質完全不同。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官僚制度內的競爭。在任何官僚制度中，如何衡量下級官僚的業績都非常困難。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官僚機構內組織所謂的錦標賽或排序競爭。首先這種競爭不是獨立的，所有的官僚機構都有共同的上級。其次，這種競爭不是關於絕對水準，而是相對排行。上級由下級在競爭中的排行位次高低，來決定獎懲。在滿足一系列條件下、組織適當的時候，這個方法可以非常有效地解決激勵機制問題。但是，對地方政府業績進行排序競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條件——只能是一個目標。如果政府有多個目標，就無法為他們的業績排序。這種競爭就喪失了效能。

　　在中國快速發展的這個階段，地方政府排序的指標就是GDP增長速度。當中國很窮、改革剛開始時，從階級鬥爭轉到經濟發展，從政治效忠轉向比賽經濟增長速度時，這是可行的，而且很容易在政治上達成共識。但是，當中國經濟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準，隨著經濟增長大量社會問題出現時，單獨強調GDP增長速度，其負面作用就特別顯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把GDP增長速度作為政府的唯一目標就有問題了。於是，早在十幾年前，人們就逐步發現，不能隻考核地方政府的GDP增長。在最近五六年，中央更是系統性地放棄了地方政府競爭GDP增長的目標。現在中央向地方發布幾十甚至幾百個目標。而過去中國計劃經濟時期，中央向地方發表的就是幾百個指標。從激勵機制的角度來看，現在中國面對類似那個時期同樣的問題。

　　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績，最重要的前提是曾經用地方競爭的策略，較好解決了各層級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問題。最近五六年放棄這個目標後，如何給各級政府提供正確的激勵機制，是中國面對的最大問題之一。

　　界面新聞：從最近的很多新聞來看，很多城市在人才引進、房價政策方面都存在競爭。從理論角度，怎麽看這些競爭？

　　許成鋼：這些只是在個別問題上的競爭。所謂的人才競爭，僅僅是個別問題，個別地區的某些做法，很難說這些做法對經濟改革、經濟發展起什麽作用。因為它的實際目的不清楚。中央有目的設計的地區競爭早已停止了。現在整體上沒有治理各級政府的好的激勵機制。

　　當年，為了推動當地的經濟增長，大量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地大量發展。這不是中央的命令，中央甚至連設計也沒有。這些改革是地方摸索出來的。地方摸索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之間競賽經濟發展造成的驅動力量。但現在搶人才，目的是什麽？搶了人才做什麽？對當地經濟影響是什麽？不清楚。搶人才原本是企業和大學自己決定的事情。因為只有他們自己知道需要的是什麽人才，如何用等等。如果為了經濟發展，需要的是一個自由的經濟環境、對相關類型企業的發展更為有利的環境。

　　界面新聞： 您曾提到，文革的制度根源，是分權式極權製，表現為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集權，以及行政、經濟的向地方分權。那麽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是不是也跟此前幾十年的歷史有某種關聯？

　　許成鋼：文革的制度與改革當然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中國改革的起點，是文革的結束。在改革開始時統治中國的制度，正是文革之中形成的，和文革之前遺留下來的制度。正是在這個制度的基礎上，中國開始了改革。

　　簡單地說，建立人民共和國以來，中國首先在全國全面複製了蘇聯式的典型控制。不僅中國，中東歐、古巴、越南、北朝 鮮的制度都基本如此。但大躍進時，中國改變了這個制度。在保持極權製其他方面的不變的基礎上，向地方大規模下放行政和經濟的權力。由此把中國的制度初步變成了向地方分權的集權製。文化革命朝這個方向又推進了一步。在意識形態、政治和人事的中央控制方面，文革時期的中國比蘇聯更厲害。但地方的行政權力、經濟資源和經濟權力，更進一步擴大。地方經濟變成自給自足，中國的經濟變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經濟。中國改革，就是在這個制度遺產上開始的。

　　界面新聞：中央和地方的經濟權力的變遷，有沒有數據方面的測量，比如能不能從中央和地方在財政收入的佔比來考察？

　　許成鋼：在大躍進之前，地方很弱，中央很強。從大躍進起，將近90%的中央資產都下放到地方。所謂的中央計劃其實已經不能操作了，中國與蘇聯模式的所謂的中央計劃經濟毫不相關了。

　　大躍進之後，中國絕大部分國有企業不是中央直屬，而是地方所屬。向地方分權的意思是，各個地方自己來計劃，中央只是協調地方的計劃。大政方針由中央定，各地按大政方針去做，中央來協調，補充有無。在這個背景下，從收入角度來講，全國絕大多數財政收入來自地方，少數收入來自中央企業。當然，在改革之前，財政收入不是以稅形式，而是以國有企業上交形式。所以改革期間有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利改稅”，就是把上交利潤改成上交稅。1975年前後，全國百分之八十多的財政收入來自地方，中央只有百分之十幾。

　　在這個極端情況下，改革開始前幾年是一個集中權力的階段，把一部分地方企業拉回中央。中央財政收入佔比，從百分之十幾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幾。當時的中央長官為了推動改革，提高地方的激勵機制，又加強了地方力量。最後平衡到地方佔70%多，中央佔20%多。這種情況從80年代末持續到90年代初。

　　1994年，財政制度改革把中央跟地方的稅清楚分開。此前，所有財政收入由地方來收，之後地方跟中央一對一談判來決定地方留成，因此每個地方向中央上交的比例是不一樣的。1994年財稅改革後才變成各省都統一，而且稅收大頭由中央收走，中央和地方分開收。

　　界面新聞：近幾年中央和地方的財稅制度有哪些變化？

　　許成鋼：從基本制度來講，現在是延續了1994年開始的制度，沒有基本變化。但趨勢是，財政收入裡中央拿走的越來越多，地方越來越少。另外，全中國提供公共品的負擔主要在地方政府，除了軍事、武裝力量之外，絕大部分公共品、公共服務，以及投資，都由地方政府提供，但財政收入大頭中央拿走。這樣帶來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如何解決財政負擔問題？這就牽扯到土地財政的產生。

　　中國的土地是全面國有的，絕大部分國土的實際控制者是地方政府。從1990年代末開始，土地市場經歷了重大改革，把地方政府事實上對土地的控制權，變成了事實上和法律上的控制權。中央鼓勵甚至要求地方政府使用土地來解決它的財政問題。於是，一方面，以稅收形式獲得的財政收入，大頭被中央拿走。另一方面，以土地方式，不論何種方式獲得的收入，基本上都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所謂的土地財政，其制度和背景就是這個。

　　界面新聞：中國目前的很多問題是不是症結在此。比如醫療、教育等公共品都是地方政府來承擔。而地方只能通過土地財政獲得收入。未來這方面會不會大變？

　　許成鋼：對，包括基礎建設的主體，都是地方政府承擔。只要土地是全面國有製不變，向地方分權的威權製不變，這些就不會變。

　　二、國有企業改革：關鍵是剩餘控制權

　　界面新聞：您在FT中文網發表的一篇文章談到一篇論文，從哈特產權理論出發，從企業控制權是否改變的角度，檢驗中國在國企改革中產權的改變。能否談談這次調查的背景、結論和意義。

　　許成鋼：我談到的是去年發表的一篇與甘潔教授（長江商學院）和郭研教授（北大）合作的論文。這篇論文研究中國國企大規模改製的不同機制。中國從1996年開始的國企改製，以及同時的民營企業大發展，是一個巨大的制度變遷。當時雖然憲法上還沒有改變對私有產權的歧視，但中共中央放鬆了對私有產權的限制，不再嚴厲懲罰企業家。一方面，放鬆的政策鼓勵了民企快速發展。另一方面，1990年代中後期，國有企業遇到了巨大困難。虧損急劇上升，金融體系壞账急劇上升。在這個背景下，1996年左右中央頒布了國企改製的重大決定。用確切的經濟學描述，就是國企民營化（私有化）。當時叫改製。

　　全世界積累幾十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從根本上解決絕大部分國企的問題，必須民營化，沒有另外的路線。為什麽要民營化，民營化的核心問題是什麽？哈特的產權理論，清楚指出，產權歸根結底是最終控制權的問題。國有企業的所有製決定，政府擁有對企業的控制權，政企無法分開。名義的產權變化可能並不重要，實質的問題是控制權掌握在誰手裡。

　　由於法治不健全，在國企民營化過程中，出現過很多不規範的行為。另一方面，也有意識形態上的反對，以及借用反對這些不規範行為而反對改製的。總之，當時不僅對改製的爭議特別大，而且實際上有的改製涉及實質控制權的變化，有的並沒有在實質上改變控制權。面對爭論和實際中的複雜情況，最重要的是發現事實，發現那次改製中發生的是什麽。核心問題就是，企業改製後的控制權，是否有實質性的變化？如果有，控制權變到哪裡去了？跟業績變化是什麽關係？

　　我們的調查研究發現，在一大類的改製方法中，企業的控制權系統性地從政府手裡轉移到民企所有者手裡。而且，這類改製的企業的業績，在改製後，有明顯的改進。一方面，這個研究驗證了哈特的理論，另一方面是哈特的理論指導了我們看問題的角度。在此之前的文獻，只是簡單地去看私有化對業績的影響，從統計學的角度，而不是從機制的角度，討論因果關係。

　　界面新聞：調查的實際過程是怎樣的？

　　許成鋼：我們的樣本總量差不多3000個企業，花了三年時間，在國家統計局覆蓋的規模以上企業，做了分層隨機抽樣，目的是得到反映所有這些企業的狀態的樣本，我們的抽樣誤差控制在百分之幾之內。

　　界面新聞：為什麽時間段是1997年到2005年，2006年以後有哪些改變？

　　許成鋼：我們的調查到2005年為止。事實上，2006年以後改製沒有再繼續。當時的政策變化，改製停止了。

　　界面新聞：跟當時的郎鹹平發起的國企改製大辯論有關嗎？

　　許成鋼：郎鹹平個人沒有這麽大的力量。停止改製是當時中央的決定，可能並沒有檔案明確否定改製，但改製肯定是停止了。

　　界面新聞：是不是因為中小國企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巨無霸國企就很難推動了？

　　許成鋼：在國企大規模改製進行了幾年之後，中國加入了WTO。這是一個重要環境變化。在民企大發展、國企改製、加入WTO等所有這些重大改革下，中國的經濟整體形勢有很大好轉，使得經濟高速發展了許多年。需要特別指出，以上這些重大改革都是被逼出來的。如今經常用的“倒逼機制”這個詞，說的就是過去經歷的實際。因為情況嚴重，甚至高度危險，被迫走了這幾步。問題是，改革走了半路，形勢好了一些，使得逼迫感下降，於是走在半路的國企改製就停止了。

　　界面新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您怎麽看待過去幾年的混合所有製實踐。三中全會的決議指出，在混合所有製裡可以搞員工持股，可以搞職業經理人制度。這些政策方面的放開，是不是可以解決國有企業過去的一些激勵問題？

　　許成鋼：原則問題不在於名稱是混合製或其他什麽，原則問題是，混合所有製企業的控制權在哪裡？絕大多數的這些企業是否由企業家控制？之所以民營化是改革國企的不可避免的最終手段，就是因為要把企業的控制權從政府手裡轉移到民營企業家手裡，解決國企無法解決的問題。

　　三、土地改革：誰是集體，它跟村裡的自然人什麽關係？

　　界面新聞：十九大提出了振興鄉村戰略，涉及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宅基地改革等，您如何評價這些改革突破？

　　許成鋼：按憲法，中國土地的最終控制權在國家政府手裡。憲法規定農業用地的使用權是集體的，集體可以把使用權分給農戶，農戶就擁有了在一段時間裡的使用權。但農村集體並沒有最終控制權。現在的改革試圖擴大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允許把一部分土地使用權拿到市場上去交換。希望由此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但這裡有幾個基本問題：什麽是集體，誰是集體，集體和自然人是什麽關係？

　　產權是最基礎最重要的激勵機制。為什麽剩餘控制權這麽重要，是因為，誰擁有最終控制權，誰就決定了資產怎麽使用。這不僅關係到經濟的效率，也關係到社會平等和社會穩定。但是集體這個概念，有嚴重的隱患。允許集體在市場上交換土地的使用權，比不允許可能會提高一些效率。但誰是集體，它跟村裡的自然人什麽關係？這問題不解決，就會製造衝突和不穩定，尤其是，如果“集體”土地資產大幅度增值，當一個村的土地產生上億資產，而村裡的一些村民卻仍然貧困時，由此產生的不公平，會導致非常嚴重的社會不穩定。

　　界面新聞：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在權利上是不是可以分得很清楚？

　　許成鋼：不承認自然人的產權，隻承認集體的“產權”，就把產權問題搞的極其複雜。例如，怎麽解決每家農戶的住宅問題，所謂的宅基地的衍生概念。實際上，每家農戶的宅基地在哪裡，多大面積，都是村政府決定的。這個問題和前面的問題連在一起，集體是什麽意思？集體的決策機制是什麽？

　　世界上跟所有製相關的實踐和討論裡，有一個叫合作製的概念。但合作製的產權跟中國的集體所有製產權有本質差別。合作製的基礎是私人所有的產權。合作社裡的每個人是自願的，合作社裡每個人有個人的股份，即產權，可以加入，可以退出。但中國的集體所有製不是以個人的產權為基礎的，是一個不清楚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土地的最終控制權在國家手裡，不是集體手裡。這帶來的問題就更大。

　　在三權分置的提法裡面，國家仍然保留對土地的最終控制權。中國的政府結構裡，國家的基層政府是縣，通常土地的最終控制權在縣政府手裡，有權力決定集體土地的最終命運。而縣政府上級的權力壓過縣政府，包括轄域內的土地的控制權。如果集體把一部分使用權拿到市場上去交易，土地使用權已經轉移，政府跑來說要收回，怎麽辦？法理上擁有土地控制權的各級政府，如何能保證不收回、不強製改變市場交易的結果呢？ 

　　四、在科技前沿，政府的直接乾預一定會出錯

　　界面新聞：您過去多次提及，用計劃手段來推動研發和產業進步是不行的。但中國該如何推動自己的產業更新和研發進步呢？就新能源汽車、芯片開發等熱門話題上，您覺得應該有哪些不同的激勵政策和取捨嗎？政府難道完全不需要產業政策嗎？或者應該確定哪些界線和原則。

　　許成鋼：如果政府隻關心社會進步、人民福利，並能找到最聰明的人來做事，政府直接乾預可以做到的最好的事，也就是模仿和追趕別人已經做過的事。這就是所謂的計劃。比如別人發明的產品，已經證明在市場上的成功，模仿追趕，跟著走，計劃可以達到好的結果。原因是，計劃需要目標清楚。但如果我們關心的問題，是沒有成功先例的，是別人也在探索的問題，那麽，政府直接乾預是不可能做好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探索中，需要的是大量的自由探索，只有市場的優勝劣汰才可以決定誰更好。在科技前沿領域，幾乎可以說，政府的直接乾預一定會出錯，可能有萬分之一的概率能贏。

　　比如新能源汽車，至今仍然是一個探索中的事情，政府不可能知道最終方案。探索就意味著很多要被淘汰，任何公司都有可能被淘汰。國際間大的公司有十幾個，任何一個都可能失敗。市場上有人會贏，有人會輸。如果政府有權力，有資源，跑進來決定公司做什麽，有意往一個方向引導，在失敗時，就會輸得很慘。所以，政府乾預是很危險的事情。蘇聯、東歐、中國在這方面都有很多慘痛教訓。

　　界面新聞：產學研分工裡面，大企業、大學、中科院都可以投入研發。政府是不是可以把錢給到不同的研發機構來促進創新？

　　許成鋼：革命性創新的產生、最前沿的革命性的創新，大部分產生在巨大數量的小公司，而不是在大公司。大公司的作用，往往是小公司的資助者和整合者。當小公司有重大突破時，有些自己變成大公司，例如蘋果，臉書等；更多的是大公司把它整合進來，例如谷歌兼並人工智能公司Deep Mind。重要的是，現在看到的革命性創新的高技術大公司，不久之前都是小公司，都是自己成長出來的，沒有任何一家是計劃出來的。

　　大學對創新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商業上、市場上實現的創新，從來不是只靠大學。大學能不能出重大科研成績，第一重要因素是大學的基本環境。重點大學最大的問題不是缺資金，而是基本環境的缺陷。改進大學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政府少乾預大學。大學必須是教授治校。大學如果不是教授治校，大學的創造力就不行，給多少資金也沒用。當教授被官僚管起來，不能決定人事、不能決定資源配置，科研的創新就從基本上被限制。大學人事要由教授決定，研究資源要由教授分配。中國的大學最需要解決的是這個事情。

　　具體到芯片行業，中國差不多積累了半個世紀的經驗教訓了。首先教訓來自前蘇聯。當年蘇聯的物理學、工程，在國際上的水準，遠超過中國今天在物理學、工程上的國際狀態。半導體現象剛發現時，蘇聯有非常好的固體物理學家參與研究這個現象。作為舉國之力搞研究的制度的首創者蘇聯，在四十年代，通過專家決策，決定把舉國之力集中在微型電真空器件上，而不在半導體上。原因是，當時半導體的研究方向，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清楚。沒有人知道方向。這使得蘇聯比美國在這個最重要的領域，人為地進一步更落後了十幾年。雖然，當時蘇聯沒有把半導體研發全部停止。但舉國體制決定，剩餘的有關半導體的研究由一個院士來長官。他的方向，就是蘇聯的方向。他的方向錯了，蘇聯就錯了。而在美國和西歐，有幾十上百個獨立探索的實驗室，靠市場的優勝劣汰，沒有國家政策和上級，發明產生後又不斷改進、不斷發明更好的半導體器件，以至於大規模集成電路。

　　後來的結果是，蘇聯在微電真空器件上發展非常快。1950年代末時，它的人造衛星、宇宙飛船都跑到了美國前面。但後來落後得一蹶不振。最大問題出在半導體、集成電路上。因為單純做火箭，它不比美國差很多，但它的控制系統不行，做不出來了。它用的是微電真空器件，而半導體成熟後，很快集成電路出來了，微處理機上做出了控制系統。比如阿波羅登月，用的就是最早期的集成電路。而蘇聯根本做不出來。集成電路出來後，蘇聯追不上，永遠追不上了。

　　中國在五十年代初迅速建立了蘇聯的制度，由此長期走的基本是蘇聯的路。在跟集成電路相關的研究和技術上，中國沒有什麽基礎。相比之下，在發達國家，芯片相關的研究和技術基礎，是大批人長期摸索、市場優勝劣汰產生出來的。為了保證優勝劣汰的過程的公正，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制度的關鍵。因為成果是花了巨大代價摸索出來的。因此，知識產權制度是有意為發明者壟斷設計的，其含義就是一段時間裡法律給了發明者壟斷的權利。中國過去沒有參與過半導體芯片研發的過程。試圖在短時間追趕，當然困難。試圖超越，則面對難以客服的困難。因為只有創造全新的技術才可能超越。

　　革命性新技術的產生，從來不是國家機構押寶、大規模投資可以搞出來的。靠的是大批的獨立研究，在市場上的比賽，通過優勝劣汰決定的。一個類似的比喻是中國足球。最好的團隊不是計劃出來的。如果制度開放，任何地方自由組織自由比賽，如此的大國，早就賽出人才了。但自上而下的控制，連最好的足球運動員都難找出來，更不用說他們之間形成團隊。

　　界面新聞：人工智能、大數據是不是一個比較確定的賽道，會產生哪些大的商業機會？

　　許成鋼：現在國際間形成了一個共識，科技界、商界正在興起新一輪產業革命，其核心是人工智能。這個人工智能是廣義的。現在人們提到人工智能，往往將其等同於機器學習、深度學習。機器學習、深度學習，是今天可以已經看到的人工智能的一種應用。將來人工智能的大規模應用的方法是什麽？這仍然在探索中。跟剛才講的道理一樣。最終取決於大量探索的競爭，優勝劣汰。

　　今天人們著手開發的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的商業應用，這個階段可能有些類似於1980年代早期剛出世的個人電腦。人們仍然無法確認其前途和方向。當時，世界上在市場上大量銷售的唯一台式電腦是“王安文字處理機”，這實際上是世界上第一代的個人電腦，但它是專用的。王安認為，通用的個人電腦是一個笑話。因為當時的技術不具備造出通用台式電腦的能力。家庭、小企業買電腦是為了處理文字、處理表格，而不是玩遊戲以及其他亂七八糟沒想到的小事情。當時的蘋果機、IBM PC，在處理文字、處理表格方面比王安電腦差得多，成百倍的差距。但是，像王安這樣了不起的天才，即便創立了當時市值已是排名第四的巨大電腦公司，在電腦發展方向上仍然看錯了。這是革命性技術變化的本質，是市場競爭的本質。無數企業在競爭中會死去。即，這不僅僅是一個天才的錯。

　　假設，如果當時王安變成某政府的顧問，政府有權力和資源決定創新的方向，那麽，哪個政府按照這個顧問的建議去計劃，哪個經濟就會變成放大的王安公司。政府有錢，能夠把王安公司挺的時間長一些。但是，不能永遠。王安公司破產的損失只是一個公司。如果王安公司擴大成一個國民經濟，那個損失就變成了另一種性質。總之，人工智能現在僅僅是早期，相當於1985年的PC。下面會有很長的不確定的路走。哪個國家能走多遠，制度是決定性的第一因素。

　　界面新聞：區塊鏈、比特幣你關心嗎？

　　許成鋼：比特幣是區塊鏈的一個應用。區塊鏈作為一個技術，非常重要，它仍在初始階段，下面的應用會很多。它的發展的前途無限，但由於其自身還在發展，還有待發展，現在還很難具體預言它未來的應用和影響。

責任編輯：孫劍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