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袁子奇
尼爾·波斯曼的幾部重要作品雖說都是二三十年前出版的，但讀他的書，人們的一種典型的反應是“波斯曼是時代的先知”。至今依然年銷14萬冊的《娛樂至死》，無疑是波斯曼最成功的作品。它的一個令人過目不忘之處，在於它朗朗上口、預言式的口號：我們將毀於我們所熱愛的東西。“娛樂至死”，這個書名就定義了我們這個時代。
這個將會毀掉我們東西，最初在波斯曼看來是電視，但如今，說是智能手機、互聯網也毫不違和。所以問題不在於電視，而在於更加宏觀的人類技術狀況——這一狀況，被波斯曼稱為“技術壟斷”
（technopoly）
。作為《娛樂至死》在批判邏輯上的延伸，《技術壟斷》的寫作時間比前作晚了8年左右。佔據著《技術壟斷》的視野的，已經不僅僅是電視，而是包含了計算機、電子郵件，以及各類工業、通信、醫療、決策專業領域技術儀器在內的一個新技術體系。
在波斯曼看來，技術壟斷是一種社會狀況，也是一種大眾心態。簡單說，技術壟斷是“文化”和“技術”之間的歷史辯證法的一部分。在古代，人類的文化、信仰控制著技術的使用；世界的現代化過程，也是技術漸漸擺脫人類文化掌控的過程。到了如今，技術——電視、手機、計算機、互聯網已經全面掌控了文化，重新定義了藝術、政治、真理、智能、歷史、溝通、社會關係的意義。這，就是技術壟斷。
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紐約大學教授，媒介環境學派第二代精神領袖，研究領域橫跨教育學、語義學和傳播學。存世著作共25種，其中《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技術壟斷》並稱“媒介批評三部曲”，已經並將繼續在中國學界產生持久的影響。
人把一切價值都交給技術去決定，信息爆炸造成了普遍無知——這是波斯曼對於技術壟斷後果的批評。後來的社會發展，基本上也印證了波斯曼的預測。
不過，一味地讚美波斯曼是一位“先知”，並不成為有創見地解讀《技術壟斷》的方式。畢竟《技術壟斷》首次出版距今已經20多年。這段時間裡，時代向我們展現了新的境況。它們不可能都能天衣無縫地套入《技術壟斷》的論述。《技術壟斷》與現今的社會生態之間的齟齬，恰恰體現出很多有趣的事。
《技術壟斷》，（美）尼爾·波斯曼著，何道寬譯，中信出版集團出版，2019年4月
什麽樣的技術，就創造了什麽樣的人嗎？
“技術決定論”是很多讀者談及波斯曼時，常常會聯繫到的一個詞。波斯曼在《技術壟斷》的開始，講了一個塔姆斯法老的古老故事：
一位智者給塔姆斯法老展示了自己的發明——文字。智者說：使用文字可以增強埃及人的智慧，強化他們的記憶。但是法老回答智者說：你可能搞顛倒了。識文斷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記憶，會成為健忘的人。至於智慧，人們接受的將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師的真傳；結果人們自認為知識廣博，實際上他們多半無知。
從歷史維度上說，這個故事反映了識字文化帶來的新主體性。在不識字的人看來，識字的人只能依賴書寫去記憶，在能力上是懶惰、有缺陷的。歷史上的媒介革命，從文字的發明，到印刷機，再到如今的電子媒介，帶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主體性變革。技術決定論，說得絕對一點就是：什麽樣的技術，就創造了什麽樣的人。
不過，關於“波斯曼的理論是不是技術決定論”，這樣的爭議並沒有價值。決定論的思維模式本身已經過時了。一些人覺得技術的決定作用大，另一些人認為技術終歸是由人的政治、社會因素來控制的（這是知識社會學、社會構建主義常有的立場）。“技術決定論”和“社會決定論”爭來爭去，豆腐一碗、一碗豆腐，最後妥協說“技術和社會互相決定著”，等於沒說。
問題的出路其實就在《技術壟斷》中，這就是“媒介生態學”
（media ecology）
。
媒介生態學
如今我們需要從波斯曼思想中打撈的部分
1962年，蕾切爾·卡森出版《寂靜的春天》造成震動。其背後，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於環境外部性的發現，是社會科學總體學術的生態學轉向。舉幾個簡單例子：默裡·布克欽
（Murray Bookchin）
在1960年創立社會生態學項目；城市生態學在上世紀70年代成為建築和城規的一個熱詞；著名人類學家埃裡克·R. 沃爾夫
（Eric R. Wolf）
在1972年提出“政治生態學”概念……
同時代，傳播學和媒介批評也經歷了生態學轉向。媒介生態學本身，是由麥克盧漢於1964年構想的。波斯曼在《技術壟斷》中對媒介生態學的含義有一個簡單明了的解釋：如果把一種新的毛毛蟲投入一個樹林，你得到的不是簡單的“樹林+毛毛蟲”，而是一個全新的生態環境；同理，如果你讓全美國都看上電視，產生的社會不簡單是“美國+電視”，而是被電視深刻改變的美國社會。
生態學範式的意義在於，它跳脫了“從複雜系統中抽取少數要素，簡單化地討論誰決定誰”的決定論思維窠臼——也就是跳脫了“從複雜歷史環境中，抽出文化和技術兩個要素，簡單化地討論誰決定誰”的思想窠臼。生態學是一個普遍適用的隱喻，生態學中一切互聯，沒有外部性。
《技術壟斷》本身呢，並沒有完成媒介批評的生態學轉向。它則是“技術決定論”和媒介生態學的混用。波斯曼最震撼人心的語句，往往依然是技術決定論的邏輯：呼籲人們警惕技術對一切意義和價值的壟斷，警惕人文價值的失落。
但是，社會學研究不是文學寫作，震撼人心不代表準確。波斯曼已經明白了“媒介生態學”的意義，但又無法放棄技術決定論和人文主義修辭的蠱惑人心的力量。波斯曼把我們的眼界帶過了那個時代門檻，而他自己，卻留在了那個門檻上。
波斯曼20年前的預言，與今天社會狀況之間意味深長的相符與不符，恰恰說明了舊理論之外的新現實。下面舉幾個例子。
文化真的“向技術投降”了嗎？
波斯曼從社會生態中抽取的“文化”要素，是不成立的。
20世紀初，大量技術樂觀主義者——不論自由主義者還是共產主義者——都相信，技術的進展終將帶來富足，物質極大豐富，各種稀奇性問題、不平等問題，都將迎刃而解。但後來的歷史證明他們錯了。
技術不能消滅問題。新的技術隻創造鬥爭的新領域，新的財富可能帶來新的不平等。
這種覺悟，不能推及文化：技術限制不了文化，技術會創造新的文化差異、新的文化動能。換句話說，文化不會像波斯曼預想的那樣，完全被技術所控制，所“壟斷”。
而且，波斯曼之後的文化研究已經形成了新共識。當我們說“文化”的時候，我們往往別有所圖。文化的實質常常可以歸於經濟或政治。所謂“文化”，歸根到底是經濟地位、政治訴求、意識形態、身份認同等別的東西。把“文化”和“技術”從社會生態中抽離出來並不現實。
就好比人們曾經期待ofo、滴滴計程車、Airbnb會帶來某種熱愛分享、超越私有製、優化分配的“共享文化”。但當共享經濟真實進入了社會生態，我們才能知道它們帶來的文化衝擊究竟是什麽。比如小黃車的亂停亂放，引發的是針對城市空間的討論；幾次滴滴計程車事故，讓女性安全問題成為熱議話題。
所以，緊盯技術與文化的二元關係，往往是徒勞的。“文化向技術投降”之事，更是無從說起了。
在信息過剩中生存
“信息過剩”是《技術壟斷》的一大關鍵批判，也是波斯曼從《娛樂至死》就開始關切。談到信息過剩的征候，波斯曼在《技術壟斷》中是這麽說的：“（抵禦信息過剩的）防線崩潰之後，人們就無法尋覓經驗中的意義，就會失去記憶力，也就難以想象合理的未來”；“信息已經成為一種垃圾”。
的確，當今社會，信息的碎片化、健忘已經成為普遍的現代性征候，甚至很多人都已經忘記了自己有多健忘。不過在另一方面，足以令波斯曼驚歎的是他所謂的“垃圾場”上，已經成了一片新的生態領域。
從過剩的信息裡面產生了巨大的產業，包括大數據、流量生意、注意力經濟、區塊鏈，等等。有企業家總結說：在這個時代，能夠更清晰地組織數據，並用數據認識自己和外界，是個人、企業、國家的生存與成功之道。
有成功，也就會有失敗。技術進步產生了新的不平等，有人找到了新的機會，也有人確如波斯曼所預言的那樣，成為技術壟斷、信息過剩的受害者。這就是人文價值需要介入的地方。
技術打開了新的領域，人文科學應該做的，是去探索、去佔領這些新領域，確保固有的人文價值在新的領域得到延伸。反之，“科學技術發展得太快了，要慢下來等一等道德人心”，這種立場可謂是癡心妄想。
根據科幻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我，機器人》的海報。電影中人工智能技術代替人思考、判斷、決策，最終取代了人類的位置。技術的進化意味著人類的退化，科幻大師筆下的這一暗黑預言，如今已經成為了科幻電影為取悅觀眾極力渲染的銀幕噩夢。
技術把人變成了傻子？
“異化”的經典批判，還成立嗎？
異化，最簡單說，就是現代生產方式造成的“人性”流失。關於技術壟斷的異化作用，說來道去，終歸是說：技術把人變成了傻子，信息過剩把人變成了傻子。
技術替代人去思考、判斷、決策——這是波斯曼尤其感到警覺的事。關於此，波斯曼列舉了很多“異化”後果。《技術壟斷》的第6章到第10章，可以說都在講技術的多種多樣的異化。比如有一處他提到，人們會把醫療、生產事故歸罪於“技術故障”，這就是人過於依賴技術，而失去了對自身的反思。問題的根源永遠在人身上。著名心理學家B. F.斯金納曾說：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機器能否思考，而在於人能否思考。
但是如今，異化批判的有效性確實發生了動搖。異化批判的人本主義基礎被我們這個賽博時代動搖了。電影《流浪地球》中，“領航員號”空間站上的人工智能MOSS計算出地球的幸存幾率為零，所以決定放棄地球。雖然最後電影中的劉培強等人超越AI，拯救了地球，但是我們已經能夠鮮明看出，人類在高技術時代一定會遭遇自己的生物能力極限。把人的思考、判斷、決策、執行工作讓渡給機器，這在所難免，而且機器注定會比人做得更好。
這就是後人文主義的狀況。沒錯，“人自身的發展”或雲“人的進步”，是人文主義的終極價值，也是從伊拉斯謨到盧梭，從馬克思到波斯曼前輩，都暗暗信奉的終極信條。只是，人類在追求發展的道路上，發現人本身反而變得不重要了。人，不重要了。如果我們接受這一點，“異化”的批判力度顯然會減弱。
一味相信波斯曼“準確預言了一切”，只會導致一種人文思想的惰性。因為波斯曼遠沒有預言到一切。甚至可以說，時代的快速前進，已經讓波斯曼的技術批評思維到了不更新就會過時的地步。“讓技術發展得慢一點”可謂是最不切實際的期待，也是關於波斯曼的討論最大的偽命題。讓人文價值努力去跟上技術發展的快節奏，這才是人文思考積極的態度。
作者：袁子奇
編輯：李陽、吳鑫
校對：翟永軍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