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林
編輯 | 楊軒
一條信息能值多少錢？
2萬元——這是一家互聯網巨頭公司在重點城市的日均單量數據，被賣給競爭對手公司的價格。而一名手握數據權限的運營人員，每個月靠“賣數據”，可以獲得幾萬甚至上十萬元的額外收入，這比許多中層管理者的月薪還高。
但跟一條信息能帶來的利益相比，這點成本不值一提。
一名互聯網公司風控人員告訴36氪，他們曾抓到自家客服批量把客戶線索賣給競爭對手，“保守估計，我們飛單的損失能有上千萬元”。
互聯網的激烈競爭，讓一條信息能帶來的價值，去到完全不同的新高度。
網約車大戰最激烈的時期，一名行業內人士曾告訴36氪，他們為了獲取滴滴的補貼數據和現金流情況。獲取滴滴的數據有利於制定自己的補貼計劃——要比滴滴的補貼高一點，但不能高出太多，在爭市場份額的同時，把每一分補貼都花在刀刃上。“1%的差距，可能會導致上千萬的損失”。
還有的時候，一條信息的價值甚至難以用錢衡量。
一家百億美金估值的公司，正值一輪十億美金量級融資的關鍵階段——投資方已經簽完了投資意向書，但還沒有打款。突然一天，投資方收到了來自該公司競爭對手的舉報郵件，稱其數據造假、虧損比想象中更嚴重。競爭對手的創始人還親自去截住了投資方，希望他們調查清楚再給錢。
多次排查後，該公司發現，對手花錢搞定了他們的一名內部員工，同時通過技術手段爬蟲了自己的內部數據。雖然一番波折後還是搞定了融資，但創始團隊還是捏了一把冷汗：彼時已經進入最激烈的競爭階段，業務極速擴張，“如果競爭對手拖住我們晚幾個月拿到錢，整個行業格局可能都會被改變”。
類似的故事正在商業戰場上發生、重演。讓公司們吃了悶虧的，正源於一次次的數據買賣。
相對應的，互聯網公司的員工們，發現對自己的監管日益嚴密。
新進入阿里、字跳、快手這些大廠的員工們往往感到驚訝：離開座位時沒有關上電腦，就會風控部門叫去“談話”，甚至被罰款。
滴滴的老員工發現， 曾經可以隨意查看的跨部門的單量信息，現在都已經被嚴密地疊加了權限；快手的老員工發現，數據文檔不能被隨意下載，更不能被傳輸；阿里的老員工發現，數據查看的審批更嚴格了。
拚多多甚至沒有內網，還解散了內部微信群聊。即使有一些群只是員工們為了交友、踢足球、拚車而建立，也很快會被HR發現並進群宣布解散。所有的信息都是通過郵件，或者上司單獨通知而傳達。“這可能是擔心員工們在群裡閑聊時，無意中透露工作相關的信息，內容不受控制”，一名離職員工對36氪分析。
無論是BAT還是TMD，每年公開的風控通報中，因為竊取商業機密通報、開除員工的情況，已經越來越頻繁出現。這讓身處其中者心驚肉跳——這意味著失業、期權股票作廢，而且未來的職業前景也堪憂。
謊言、真實、利益、情報……層層傳導之下，信息諜戰正在創造一個越加不互信、越加管控嚴密的互聯網生態。
信息戰，從一個電話開始
最開始，一切顯得相對無害。
在谘詢公司的5年裡，張璐的日常是，她先會聯繫上潛在的“專家”，以聊行業為名開場，緊接著拋出誘餌：如果願意打電話深入聊一下，每聊一個小時，就會獲得相應的“回報”。
回報如下：普通員工級別的“專家”，每小時的酬勞（一般稱為顧問費）為1000元人民幣左右；高級別的管理崗或者特殊身份人士，每小時可以收獲數千甚至上萬的回報。張璐還聽說，有一位在幾家 大公司做過核心高管、目前出來創業的一個“專家”，曾被開出每小時兩萬美金的價碼。
聊點什麽？36氪查看法院文件發現，一名被字節跳動起訴的員工，曾在2017年到2018年間，五次接受了競品委託來的谘詢公司打來的付費“專家call”，溝通的信息除了字節的產品、競爭力之外，還有互聯網公司“大佬”的八卦。
不過谘詢公司員工更直白的說法是：谘詢顧問的工作就是把“專家”摁住問“數字”，在一小時內問出的數字越多，谘詢顧問就越稱職。
張璐的經驗是，信息最密集的輸出往往發生在電話的前十分鐘裡。按照約定，谘詢公司，或者是雇主，一旦覺得“專家”無法提供有效信息，可以選擇在十分鐘之內掛掉電話，並且不支付費用。
“這是一個雙方都心知肚明的交易，一個想要信息，一個想要額外的收入”，張璐稱。
有時候，有一些更特別的需求。
一名“專家”曾經被谘詢公司委託，在兩個月內每天盯住自己的老闆是否出現在辦公室以及出現的時長，彼時這家公司正忙於躲供應商債務，而同行想了解它的窘迫情況進而壓價。而另一家公司的創始人助理，曾被谘詢公司委託，實時匯報老闆計程車去了哪些地方、待了多長時間——當時那家公司正在融資的關鍵階段。
這類過程中，往往由張璐給“專家”打電話，雇主跟在身邊——他們們很少會直接透露自己的身份，通常稱自己是張璐的同事。
在張璐的背後，則是她所供職谘詢公司的“專家庫”。任何一個能夠提供信息的人都被稱為“專家”，他可以是一家企業的創始人或核心高管，也可以是一個基層員工，可以是供應商，也可以是一個行業觀察人士，甚至是參與制定行業規則的“真專家”。
而谘詢公司的客戶們，其中包括很多互聯網公司，看中的就是谘詢公司們“專家”資源庫的豐富度。所以谘詢公司們往往以量取勝——在競爭激烈、大公司橫行的賽道裡，毫不誇張地說，重點業務線的運人員、產品經理或者戰略分析師們，只要在招聘平台上發過簡歷、留過聯繫方式，不久之後就可能會出現在“專家庫”裡。
厲害的谘詢公司甚至有大公司運營總監以上的“專家”資源。一位谘詢機構內部人士稱，在互聯網公司沒有嚴抓“內鬼”的前兩年，618和雙十一大戰前一兩個月，“拚多多補貼策略和怎麽做活動的具體信息，那些競爭對手們最關心的數據，就已經能拿到了”。
當然，有時候，信息的獲得也要靠一些“笨辦法”。
一家國內手機大廠，為了得到真實的小米線下數據，曾經委託谘詢機構在十個一二線城市雇傭了多名實習生，每天在小米店門口記錄用戶進店和出店時間，購買產品數量，由此得到了多個地區小米線下的詳細出貨情況。
二手車行業中，車易拍2015年在媒體上宣稱自己的交易數據行業第一，而優信拍監測到的車易拍網站交易數據，與車易拍所宣稱的行業第一並不符合，優信拍對此進行了截屏並公布了所統計的數據。有知情人士對36氪透露，當時正是優信委託了谘詢機構，每天派出大量的人力，在全國各地車易拍的交易系統上拍下後者的成交記錄，最終推算出了車易拍真實的數據，以及造假的記錄。後來這種方法也被做空機構用在了瑞幸咖啡上。
在買數據上，“甲方”互聯網公司們越來越捨得花錢。
很多腰部以上的互聯網公司，目前每年在谘詢公司買數據上的花費，通常會達到上百萬。大公司們則更不計成本，“上千萬都是少的”，張璐強調說，這還是按季度或者月度更新的頻率，“如果是特殊情況，需要數據每周甚至每天實時更新，那花費就會成倍地增長”。
“我沒有為錢發過愁，沒有哪個數據是我想用（買）但是用不了的”。張璐如今已經離開谘詢公司，跳槽到一家互聯網公司做戰略分析師——這正是這幾年的行業跳槽潮流。
不過，隨著這些富有經驗的谘詢顧問們跳槽到“甲方”，甲方們也越來越能發現谘詢公司的漏洞。
從第三方，到自己做
張璐發現，在針對某遊戲直播平台的調查中，他們合作的谘詢公司發過來報告裡，很多關鍵數據和他們自己所了解到的情況大相徑庭，甚至差出了三四十個百分點。
是否應該相信谘詢公司的數據？如果按照谘詢公司給來的數據，整條業務線都要重新調整，這裡面牽涉到用戶獲取、對主播的補貼、抽傭規則的制定，以及廣告投放等方方面面。
另一名商業分析師李鳴則發現，單純從谘詢機構拿數據，已經很難滿足公司對信息的需求了。他需要的是對手在每一個重點城市的具體單量、利潤和補貼數據，他要據此幫自己公司制定補貼規則。但市面上大多數谘詢公司，能夠準確提供的往往只是DAU和MAU等用戶維度上的常見數據，但涉及到錢的重要數據，要麽無法提供，要麽就不太準確。
李鳴如此解釋這種紕漏：旺盛的需求下，一個谘詢顧問可能同時跟幾個項目，“他的精力不可能全在我這，他可能找兩個專家，得到幾個定點的數據，然後用這些數據去大致推算出全國的情況，但這裡其實有很多城市和月份是缺失的”。
還有一次，李鳴想了解對手在本季度的數據，結果谘詢公司給過來的是內容是在一年前的數據基礎上加以推算和調整的。
一個公開的秘密是，顧問們通常都有自己的行業微信群，裡面每天都在流通著各家大公司的信息。“有些顧問是自己願意分享，希望資源互換，還有的顧問是想把信息做二次售賣”，張璐說。這就導致很多顧問直接將現成的信息儲備起來，稍做修改後拿去應付差事。
找谘詢公司還有一個更隱秘的後患。一名高管曾無意中發現，為他們打聽情報的谘詢顧問，轉手將他們的信息賣給了競爭對手，相當於做雙面間諜賺了兩份錢。
更讓人後怕的是，張璐曾聽說，有公司在籌備上市階段，委託谘詢公司寫招股書，並提供了大量公司內部數據。這些數據中有一些是暫時不能對外公開的，但是後來這些數據被谘詢公司的投研部門又寫成了報告，很快全行業都知道了，競爭對手也知道了。
壓力之下，自己做，已經成為大公司們應對信息戰的共識。
隨著競爭的加劇，競品跟蹤的專業崗位逐漸出現，並得到重視。“每個大公司的重點業務線，通常會有兩三個或者更多的分析師，隻負責盯住競爭對手”，一名商業分析師告訴36氪。這些人通常有谘詢公司的工作經驗，但那些有甲方大公司履歷的人，往往會更受青睞，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有著眾多前同事“資源”，並且這些前同事們會流向其他大公司。
他們每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盯住競爭對手的各種數據，尤其是重要公司，以及那些新孵化出來的、還看不懂戰略打法的業務條線。“老闆經常會問，能否去了解一下對方的一個業務最近在做什麽，做得怎麽樣、有多少單量，之後，同事們就要使出渾身解數，通過各種方式去打探信息，並迅速給出答覆”，李鳴說。
業務越新競爭越強，信息越關鍵
“商業分析團隊，要麽解決目前不知道怎麽做的問題，要麽解決未來要做什麽”，一名商業分析師對36氪解釋。
這意味著，在成立時間越短、競爭越激烈的業務，商業分析團隊越關鍵。如今一家大公司的重點業務線，商業分析師團隊可能會高達幾十個人。
這是一個和時間賽跑的團隊。
快速搭建商分團隊是第一步。去年社區團購大戰初期，無論是滴滴美團還是拚多多，都在快速招聘戰略分析師。一名獵頭稱，去年夏天，這些公司一度會開出高於其他公司兩倍的薪酬招聘商業分析團隊，而且如果有員工願意內部轉崗，那麽在薪酬和職級上也會有優待。
一名社區團購業務的分析師稱，需求之急，他甚至被要求在一個星期之內入職。因為社區團購屬於新業務，“大家都想知道對手們是怎麽做的”。
他們被要求快速拿到競爭對手的數據和架構信息。一名競爭對手的分析師稱，當聽說字節跳動也要做買菜業務時，團隊被領導要求，最快的時間裡打聽出對方新業務的所有信息，“這用於衡量出快手做這件事，對於行業的影響和風險點”。
一時之間，行業研究團隊和高級招聘組的分析師同時出動，前者負責打探動態和進展，後者則全力以赴了解對方的組織架構。“幾乎是聯繫上了自己在字節跳動認識的所有人，”他稱，自己甚至嘗試過通過獵頭直接聯繫上即將入職對方團隊的人。
當了解到字節跳動打算在湖南搭建倉庫、招聘市場團隊時，他的同事立刻飛到當地，同事的策略是，自己想辦法接近字節跳動在當地的團隊，同時聯繫上當地的一家服務公司，派人每天盯住他們的倉庫和門市，了解對方的出貨信息。
一次，“好不容易聯繫上了對手在當地一個團隊的業務負責人，對方答應晚上見一下，結果我們的人等到凌晨兩點，對方也沒有出現”，上述分析師稱，沮喪之時，那名分析師同事給對方發了很長的一條信息，情真意切地訴說自己在當地等待的辛苦，以及對相互合作的期待，“結果卻依舊沒有打動對方”。
不過目標最終還是達成了。不到一個月，字節買菜業務在湖南的倉庫、團隊，以及單量和補貼等信息，就被這家對手公司寫成了詳盡的分析報告。
當巨頭們紛紛擠進一個新賽道時，商分團隊的表現，往往最能體現各家公司的戰略把控能力。一名行業專家稱，去年社區團購最火熱的時候，他同時和行業裡幾個重要玩家的分析師團隊接觸過，“能明顯看出哪家公司的分析師對競爭對手的了解是最多、最詳細的，因為他們願意花更多的人力和金錢在研究上。而有些公司商業分析師的表現，可能很難對業務有所賦能”。
當對手有了新動作，就得快速行動起來。
2020年初，微信要做視頻號的消息傳出後，抖音和快手都對此消息很重視，當時一位業內人士告訴36氪，“當時抖音決策層倡導，防禦微信視頻號成為抖音內部的一致目標，其他需求都要暫時為此讓路。”
商業分析師團隊又出動了，很快，他們打聽到了一組讓公司高層十分重視的數據：微信視頻號與抖音用戶重合率將近5%，最高不超過10%。這意味著，微信視頻號的用戶群體與抖音幾乎不重疊，視頻號獲取的是抖音現有五六億用戶之外的增量用戶，而這一部分增量用戶並沒有被抖音拿走。
突破Source的心理防線
要拿到準確信息很難。
張璐的經驗是，大多數“專家”並不願意突破職業道德的心理底線，加上擔心暴露自己，不願提供真實準確的數據。谘詢公司的“專家call”過程往往像是“你答我猜”的遊戲，經常發生如下對話：
“（某個數據）能否達到一個億？”
“差不多。”
“上下浮動超過20%嗎？”
“應該沒有”。
幾番猜測下來，谘詢顧問們才有可能得到一個大致“差不多”的數據。
那麽，要拿到準確的信息需要動用更強勁的手段。
春節，商業分析師李鳴是在焦慮中度過的，還沒等假期結束，他就匆忙趕回北京。但一直等到大年初十，才終於在一家咖啡廳裡見到了那個讓他苦等的人。
對方是競爭對手的運營經理。他還有另一重身份，是李鳴培養和合作了近幾年的重要“線人”。
幾年時間裡，“線人”每周為李鳴提供一份完整的報告，裡麵包括自己公司日單量、補貼，以及毛利等多項核心數據，以及公司內部的新鮮事。
平常的日子裡，兩人只在晚間，線人下班之後電話聯繫。如果需要留下文字記錄，通常會選擇用國外的郵箱，即使這需要翻牆。李鳴還曾在街邊買過一張不記名的儲值電話卡，作為和“線人”的聯絡號碼，不過去年開始，那張電話卡莫名其妙就打不出電話了。
一切都很順利，直到“線人”突然通知李鳴，自己打算春節後離職。另一家公司給他提供了更高的級別，以及更多的薪水。李鳴把他約在咖啡廳裡，目的就是說服他留下來。
開門見山，李鳴提出可以每個月可以多給對方數萬元——加起來已經高於“線人”新工作的薪酬。見對方有些動搖，李鳴繼續加碼，兩年後如果對方還想走，自己所在的公司可以為他提供一份更好的職位。這些都是春節期間李鳴和老闆商量好的“留人”對策。
“如果對方留不下來，我自己最壞的打算，也是辭職”，李鳴稱。
“Everything is source，source，還是source”，張璐說，這句話在信息戰裡永不過時。行業詞匯“Source”是人脈的意思，這是分析師行業最重要的資源，甚至是根基。這某種程度上跟CIA之類的國家情報機關，方法論上高度一致。
分析師們更多時候從底層員工入手，打聽細枝末節、甚至充滿主觀臆斷的信息。這極為考驗他們的分析，“你需要撥開信息中的各種不確定性，最終拚湊出一個最有可能的結論”。
分析師們都想接觸更核心的人士，但這些人往往不會為金錢所動，需要的是分析師們長期溝通下來付出的耐心、真誠，甚至是玄妙的時機。
張璐和李鳴都願意花時間和線人建立長期的信任關係。請客吃飯、喝咖啡、送禮物是必不可少的，一名分析師稱，為了打通對方公司的銷售，滴酒不沾的他甚至還學會了喝酒。
一名商業分析師說，有一次，他去見一位對自己所在公司和行業很有好奇心的線人。兩人約在咖啡廳裡，飲料還沒端上來，這名分析師就打開了自己的電腦，逐一告知對方公司真實的數據情況，“帶過我的老師說，如果有線人需要某些不觸及底線的信息，那麽你就給他”。
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有機會能在對方的電腦上看一眼數據，“我希望未來有一天，我有需要的時候，對方能夠直接給我發來一個Excel表格”，他強調說，“這是最理想的狀態”。
曾在某大廠做戰略分析的董強，則直接把線人撈出局子。當時他負責緊盯的對手公司將一名貪腐的中層員工送了進去，董強判斷那名員工有“營救”的價值。在和對方家屬溝通後，他找了中間人去說和——當然對方並不知道中間人是受董強委託。幾經周折，最終成功讓那名員工被取保候審。
和線人成為朋友並非不可能。一個ofo前高管稱，有一次他去外地出差，和當地的運營負責人吃飯，對方帶來了一個朋友。談笑之間，這個高管發現對方對摩拜的業務和數據信手拈來，追問之下，對方淡定地說，“我在摩拜工作”。
打動前同事，爭取他們的支持，有時至關重要。一位業內人士對36氪說，曾有一位在業界名噪一時的分析師，可以拿到百度搜索引擎方面的所有數據，“鳳巢系統每個季度能賺多少錢，具體到醫療、教育和電商方面的信息流廣告賣了多少錢，所有數據一概通吃。他能夠拿到數再推模型，而不是通過模型來反推數據”，而這正是因為這位分析師在百度核心部門有幾位相熟的前同事。
外賣戰場上競爭最激烈的那兩年，一名前高管稱，他們的分析師甚至能夠突破對方負責運營的前同事，直接拿到各個城市在當天的補貼以及單量的Excle表格——這讓他們可以根據對手的補貼情況，靈活調整自己第二天的補貼打法。
把線人直接挖過來，也是一個手段。曾名噪一時的某二手車平台，就在2017年間買通了當時競爭對手在某重點城市的HR負責人。對方發來了寫有員工詳細信息的名單，上面還標注著哪些員工值得挖並且有跳槽的動機。最後這家公司直接高薪挖走了對方在那個城市的幾乎所有員工，也包括那名HR。
這讓對手公司耿耿於懷，出於報復，他們也開出兩倍甚至三倍的薪水，又將對方的員工都挖了過來，然後以試用期沒通過為由，將他們全部開除掉，“如果不讓他們走，我的薪酬體系就全亂套了”。
有人挖人，就有人往裡送人。一個上門美甲公司地推員工告訴36氪，公司會在競爭對手那安排臥底，除了第一時間打聽到對方的地推戰略和優惠計劃，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瓦解他們的團隊。他聽過的一個故事是，一個“臥底”成功說服對方集體跳槽，帶走了一個將近20人的團隊。
還有公司將競爭對手的保潔人員發展成線人，不僅以打掃衛生為名拍下了公司的會議安排、盜竊辦公電腦和文件、偷聽高管開會，還多次在會議室裡隱秘地安置錄音筆。
從難以靠“專家call”突破source不願吐露準確核心數據的心理防線，到最終拿到極為準確的數據，道德和法律的底線，就是這樣一步步被突破的。
信息諜戰如何摧毀“矽谷信仰”
肉眼可見地，各大公司在信息把控上越來越嚴。
一個電商行業的採購人員，在離職時拷貝了前公司的資料，並去了競爭對手公司入職。幾個月後，因為前東家報警，這名員工在辦公室被警方帶走，一起前來的，還有手拿錄影機拍攝取證的前東家員工。因為這名員工並沒有將拷貝的資料商用，加上證據不足，他很快被釋放。
絕大多數情況下，公司都很難對洩露信息的員工采取法律手段。36氪翻看了公開的判決文書網上，互聯網公司起訴員工出賣商業機密的案例並不多。
難點首先在於，員工們可能並不清楚，哪些信息是普通可供交流的信息，哪些屬於商業機密範疇？此外，也很難界定，一則信息洩露究竟給公司帶來什麽經濟損失？最能定罪的一點，是員工是否收取了經濟利益——但很多信息其實只是員工在閑聊中無意透露的，並沒有收錢。即便如前文那位接受5次付費“專家call”的字節跳動員工，最終的懲罰，也只是賠償公司不到2萬元。
最佳方法，是防範於未然。
一名知情人士稱，字節跳動的高管如果有重要的會議要開，通常都會選擇在辦公室以外找個“熟悉且安全”的地方，並提前屏蔽掉那個房間的信號，以確保不會有人監聽。
一個周五晚上，瓜子內部防信息洩露系統突然發出尖銳的警報，顯示有人在批量地挖數據包。“肇事者”很快被抓住，是一個剛入職沒幾個月的員工。被發現時，他正在把所有數據都打包成文件，通過QQ往外發。這是一次“後果不堪設想”的危機，“他發的全是我們的業務數據、運營數據，如果被競爭對手拿到，基本上可以把我們看個底兒掉”。瓜子稱，其內控系統“北極星”一旦發現員工下載文件，就會啟動報警裝置，從技術上讓員工無法通過任何社交平台將文件傳輸出去。
大量互聯網公司都做了信息監控系統，員工的辦公電腦和手機上必須安裝，否則無法正常辦公。其功能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強大。打開系統裡的任一頁面，上面都會顯示帶有員工名字的水印，而且搜索過的所有記錄都會保存下來。
一名員工稱，一次工作時間，他在內部系統裡搜索了幾位同事的信息，當時那幾個人正在負責一個剛孵化出的新業務。不到一個小時後，他被HR請去了風控辦公室，在那裡，他被詳細詢問為何要搜索那幾位同事的信息，“風控的人懷疑是獵頭想挖那幾個同事，買通我要他們的聯繫方式”。
阿里員工表示，如果想拷走電腦上的文件，隨身碟插進去，很快就會被技術人員發現。
一般來說，只要電子設備接入的是公司wifi網絡，IT人員就有可能監控到員工的電腦信息和手機信息。雖然這在法律上屬於非法取證。
但配以互聯網公司的偵查部門，往往就能取得成效。
一位員工被公司風控部門帶去小黑屋談話，對方是這麽找到他的：被洩露的信息，內部系統裡查看過的人不超過10個，一個一個盤問即可。在隔絕的空間裡，在審問方持續不斷的數小時盤問，並承諾坦白從寬的情況下，這位員工承認自己把信息告知了朋友。結果並不是“坦白從寬”，而是開除。事後回憶，他覺得公司也沒有確鑿證據，但當時自己被“嚇懵了”。
這些風控部門成員，往往來自公檢法部門，和擁有多年經偵經驗和情報分析的老刑警們。“公司對於這些人，薪酬幾乎沒有上限”，一名曾就職於互聯網巨頭公司的風控部門員工稱。
略小的互聯網公司即使無法高薪請來風控官，可能也會購買“偵察服務”。董強告訴36氪，一些第三方服務機構並不會公開標明自己有這個業務，但是圈內人都會通過熟人介紹的方式聯繫到這些機構。
一旦達成合作，這些機構往往會以內部技術部門來檢查網路為名，用專有的儀器設備來檢測辦公區域是否存在信息被洩露的風險，甚至直接檢查員工們的辦公電腦，並最終為公司提供日常偵查的建議和設備。董強說，這些機構往往按辦公區域的平米收錢，“費用不菲”。
不唯互聯網，商戰的手段的殘酷歷來如此。2012年，同處湘楚的民企三一重工和國企中聯重科互相指控對方對自己進行了監視、竊聽、間諜滲透和刻意抹黑等不正當商業行為。更令人震驚的是，三一董事長梁穩根之子梁治中在2010年時還差點遭到綁架，此事也被三一算到了中聯頭上。雙方的明爭暗鬥以三一將總部遷往北京而暫告段落。
如果認為人性是值得信賴的、商戰手段都是規矩的，那未免太過幼稚。但是，公司們該如何看待自己的員工？是把他們視作要嚴防死守的潛在泄密者，還是應該共享信息的夥伴？
中國互聯網20年，一直以“矽谷精神”為範本：尊重人，相信人的創造力，也相信充分的信息共享能激發員工的創造力。但在激烈的信息諜戰中，互聯網公司們還能繼續“矽谷信仰”嗎？
以Netflix、Google為企業治理範本的字節跳動，是以“信息充分共享”為公司運作基石的。即便是今天，由於字跳員工能看到自己團隊所有成員的雙月OKR，業內人士們普遍的感受是，普通字跳員工都掌握大量信息、了解其業務全局。不過，字跳提倡“對內信息越透明，對外越封閉”。
另一些公司，則把嚴控信息做到了極致。
360曾下發內部文件，要求公司內部所有微信工作群必須於48小時內解散，理由是為防止公司商業秘密外泄。員工之間不得通過微信討論任何與工作相關內容，對外交流也不得通過微信討論敏感業務。
拚多多也解散了員工的微信群，還用技術手段移除了員工們分享信息的平台，切斷了各個部門、各個業務之間的連接。不但不同部門的人不知道同事在做什麽，甚至同一小組的員工，也被拒絕私下討論工作信息、分享郵件。拚多多離職員工稱，因為內部系統不被允許搜索，而且沒有文檔保存支持，在公司裡，他和同事們無論遇到什麽問題，都要靠張嘴詢問才能解決——諷刺的是，拚多多創始人黃崢正是Google中國的早期員工。
當然，一種合理的觀點是，由於阿里這樣的對手過於強大，正是因為極度信息保密，拚多多才得以以潛行姿態悄然崛起，讓阿里措手不及。
互聯網公司們是要繼續相信“互聯網精神”，把天平傾向激發人的創造力和自驅力？還是傾向信息保密那一端？不同的公司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但現在你能明白，你的工作環境是怎麽一步一步走向嚴密監控了吧。
（為保護受訪者，張璐、李鳴、董強為化名。36氪作者董潔、彭倩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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