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後期權勢滔天的太監，控制禁軍乃至代行皇權

在唐朝前期，宦官供職的內侍省只是負責宮內事務的機構，宦官雖然為最高權力的擁有者服務，但基本上與最高權力無關，唐玄宗時期，雖然出現了高力士、楊思勖這樣權勢不小的大宦官，然而他們權力基礎是因為唐玄宗的寵信，皇帝想收回他們的權力不過只需要一紙詔命。此時的宦官作為一個集團無疑並不具有很大的權力。

到了安史之亂時期，有著擁立唐肅宗之功的李輔國走上台前，成為權傾一時的中書令，中書令是唐朝三省六部中的中書省之長官，就是宰相之職，宦官當上宰相，對唐朝太監的地位而言是一個標誌性事件，但還不具有制度上的深刻意義。

李輔國之後，程元振、魚朝恩先後成為唐朝中樞權重一時的大宦官。

魚朝恩的出現大大加強了宦官的實力，為之後唐朝中、晚期的宦官專權局面埋下了伏筆。

其重要的契機是發生在廣德元年（763）十月的一件事，當時吐蕃軍進犯涇州（今甘肅涇川北），不久逼近京師，唐代宗逃往陝州（今河南省三門峽市陝州區）。當時負責皇家衛戍之責的禁軍離散，倉猝之際，一時難以召集，魚朝恩率駐陝州軍及神策軍奉迎，軍威方振。因此唐代宗對魚朝恩倍加寵信，任他為天下觀軍容處置宣慰使，專典神策軍（神策軍原為西北的戍邊軍隊，後進入京師成為唐王朝的最重要禁軍，負責保衛京師和宿衛宮廷），時常出入禁中，貴寵無比，權傾天下。

有文獻記載了魚朝恩趾高氣揚的事例：“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眥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

雖然魚朝恩本人後來被代宗以圖謀不軌的罪名處死，但是宦官掌有神策軍的指揮權成為定製，神策軍中尉一職此後一直由宦官擔任。

唐朝後期，有所謂“權閹四貴”，那就是兩個有著禁軍中實力最雄厚的神策軍的指揮權的神策軍中尉和兩個擔任樞密院主官的內樞密使。

這四個由宦官擔任的官職，兩內樞密使充當皇帝的喉舌，實際上口銜天憲，掌握了最高決策權，兩神策軍中尉是首都衛戍部隊的指揮官，用軍事力量作為專權的實力保障；兩者內外配合、相輔相成，可以說掌握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權力，宦官中的掌權者共同參與中樞決策，排擠南衙宰執諸臣，侵奪相權，進而代行皇權，甚至定策儲君，廢立皇帝，專擅朝政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相比之下，明朝那些名氣很大的大太監雖然炙手可熱，但是皇帝的一紙詔命就可以讓其灰飛煙滅，與唐朝的太監實在是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