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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俠」要用5至10年把肺癌變為可控慢性病

福利

吳一龍

現為腫瘤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醫學科學院、廣東省人民醫院終身主任,廣東省肺癌研究所名譽所長,廣東省肺癌轉化醫學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胸部腫瘤研究協作組(CTONG)主席,國際肺癌研究會(IASLC)理事會核心成員,吳階平醫學基金會腫瘤醫學部主委。被譽為肺癌免疫治療的領軍人物。

肺癌是全球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是死亡率增長最快、對人類健康和生命威脅最大的惡性腫瘤之一。以前大都是歐美專家站在肺癌研究的前沿,直到2015年9月6日,廣東省人民醫院副院長、廣東省肺癌研究所所長吳一龍被授予國際肺癌研究協會(IASLC)傑出科學獎,這是這一獎項40年來首次頒給華人科學家,是世界「肺癌剋星」中的首張華人面孔。

吳一龍被稱為肺癌研究史上「中國貢獻」的醫學專家。近期他又和團隊在世界頂尖醫學期刊《臨床腫瘤學》(JCO)發表文章,宣布採取「靶向—手術—靶向」的新治療模式,能有效降低局部晚期肺癌患者61%的複發風險,給晚期肺癌患者帶來新希望。

63歲的廣東省人民醫院終身主任吳一龍,是學生眼中的「醫俠」。他對肺癌的深入研究,讓中國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延長到3年多,也改寫了全球多個國家的肺癌治療標準。但這對他來說還不夠。他的奮鬥目標是:「未來5到10年,肺癌可以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樣,成為可控的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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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求知若渴 愛上《西遊記》

每個畢業季,學生都喜歡向吳一龍徵詢擇業的建議。

這位溫和的「大咖」通常會這樣指點:「你先掂量掂量,看經過五到十年,能不能排到這個行業在全省的前五名。如果你說『我努力之後可以做到』,我就認為你應該堅持下去,堅持就會產生興趣;但是如果你認為『做不到』,我建議你現在就去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因為只有把興趣和工作結合在一起,才能機甲狂潮出更大的能量。」

吳一龍自己走上醫學道路,卻沒有經歷過這次「掂量」。

作為1977級高考生,四十多年前那場改變人生命運的高考中,他第一志願填的是醫科,第二志願填的是師範,最後一檔選報了郵電學校和煤礦學校。那時他覺得:「只要給我書讀,不管去哪裡都行。」

1956年出生的吳一龍,未能接受完備的中學教育。他的語文老師恰好兼任圖書管理員,見他求知若渴,幫忙借閱過不少中外文學作品。在少年吳一龍心中,最好看的是《西遊記》:「孫悟空那麼無拘無束,而且法力無邊,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在高中畢業之後不久,他便作為知識青年下鄉,在無所事事的彷徨中度過了6年。直到高考制度恢復。

當吳一龍知道自己有資格參加時,距離開考已不足1個月。那時吳一龍自忖,「可能被煤礦學校錄取的概率更大。」結果忽然聽到傳聞,錄取他的是老牌名校中山醫學院!激動的吳一龍,當時已經顧不得外面的大雨。他向別人借了一輛單車,從老家汕頭一路騎回了他下鄉的地方潮州。通知書拿到手上,狂跳的心才定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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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的 「黃埔一期生」

1978年3月,21歲的吳一龍提著一袋行李走進綠意蔥蘢的大學校園,成為中山醫學院醫療系(今為中山大學臨床醫學專業)錄取的近600名新生之一,同級還有口腔系和衛生系。這批學生裡,後來誕生了諸多南粵醫壇的領軍人物,有人據此稱他們是高考恢復之後,中山醫的「黃埔一期生」。

但在讀本科的四年半時間裡(77級醫學生於1982年12月畢業),這批被社會寄予厚望的棟樑之才,先要面臨一個「苦」字。一方面是生活的清苦,放假時,同學幾個從中山二路跑去東山口,湊錢買一塊豬肉皮回來煲湯,已經是一種巨大的滿足;另一方面則是學習的刻苦,他們深知學習機會的來之不易,白天基本都泡在課室或者圖書館,夜裡熄燈之後,還紛紛點起小馬燈、打起手電筒自學。

吳一龍在這班同學中又是頗為突出的一個。他的同班同學兼舍友楊華章回憶:「一入學就看出他的自我管控能力非常強。」當時,中山醫的本科學生要住大合間,最多時他們一間宿舍住進了18個人,環境不免嘈雜,吳一龍卻可以置身其間,不受干擾地看書。他還保持著極為規律的生活,比如每晚入睡前半小時要寫日記,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和楊華章一起到操場晨練。等他們跑完2000米、練完單雙杠,回宿舍洗罷冷水澡,不少同學還在睡夢中。楊華章說:「他這份強大的自控能力一直延續到現在。比如坐飛機時,想睡覺就馬上可以睡著,想工作,就可以改很多學生的作業或者文章……」

大學期間,吳一龍的學業成績始終保持在院系前列,畢業之際參加原衛生部屬十三所院校的正式統考,更取得了全國第十名。

待到分配時,同學之間正流傳著「金眼科、銀外科」的說法。吳一龍原有很多選擇,但他最終去了學校附屬的腫瘤醫院,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楊華章後來記起:「我們剛實習的時候,一般都還沒有明確的定位,他就一定要做胸外科醫生。」

吳一龍說,吸引他選擇胸外科,並專攻肺腫瘤的,其實是大學時代的特殊記憶。他住的宿舍樓與腫瘤醫院僅有一條窄窄的馬路相隔,幾乎每天都聽到那片低矮的樓內傳出哭聲。

於是他想:「如果是我在這裡工作的話,可能我做一點小小的努力,都可以帶來改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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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癌症規律 的「吳一刀」

吳一龍成為國內第一批專攻肺癌診療的醫生。上世紀80年代末,他被腫瘤醫院派往聯龐德國西柏林肺科醫院訪學1年,為國內同行帶回多種全新的外科術式和檢查手段。他也因為精湛的技術,在嶺南名醫譜中得名「吳一刀」。

聲名鵲起的吳醫生並非沒有過疑惑。

那時,不論在德國還是在中國,腫瘤醫師們普遍追求將手術做得更大、更好。可當吳一龍翻閱了腫瘤醫院胸外科自1960年代成立以來保存的近2000份病歷之後,卻發現這些肺癌病人的術後生存率,連續30年都沒有明顯改觀。問題的癥結何在?這是不是意味著腫瘤的外科診治,已經被人們推到了盡頭?

國際醫療界似乎也出現了變革的跡象。放射治療、藥物治療等手段,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然而1995年,吳一龍偶然看到了一篇英文文獻,其作者也是通過對過往大量病例的整理,卻得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結論:如若在外科手術之後加上通常認為「保險」的放療,肺癌患者的死亡率反而增加了21%。

「這個研究對我的觸動非常大」,吳一龍後來說,「因為我們習以為常拿來治病的武器,實際上等於是害了一部分病人哪!」但是當時他並沒有完全看懂作者的研究方法。直到致信請教了他在德國的老師之後,才明白,原來這叫「循證醫學」,是一種擯棄片面經驗、遵循大量實證而得出結論的新興研究方法。吳一龍領會到了它的要旨,當即決定將它移用到中國來。

1998年,他在國內首開「循證醫學」課程,轟動一時;兩年後,又創辦了《循證醫學》雜誌,向國內腫瘤學界吹開嚴格實證之風。

與此同出一脈的是,2002年,吳一龍開始著手癌症藥物的國際肺癌臨床試驗,這在國內也屬首次。起初少不了收到「人體試驗」等的質疑聲,但是吳一龍很堅定:「一定要做這樣的先行者,用科學的方法找到癌症治療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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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出中國 肺癌研究 「第一團隊」

2015年,吳一龍因多年來在癌症靶向治療方面的引領工作,在美國丹佛舉行的第16屆世界肺癌大會上榮膺「傑出科學獎」。這是大會主辦方國際肺癌研究協會(IASLC)成立40年來,第一次將這項大獎授予中國的臨床腫瘤醫學科學家。

之後,他也沒有停止腳步。隨著世界腫瘤學科的不斷演進,吳一龍正帶領團隊涉足大熱的「免疫治療」,即通過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統來對抗癌症的擴散。他領導並參與了中國首個免疫檢查點抑製劑「歐狄沃」的臨床研究,這種新葯已於2018年獲批在國內上市,讓更多癌症患者看到希望。

如今,吳一龍已是國際知名的肺癌研究專家,但讓他享譽業界的,不僅是他個人在該學術領域取得的成就。老同學楊華章現已從廣東省人民醫院榮休,他說:「吳一龍是少有的在臨床、科研、教學、行政領導能力各方面都非常強的全才。」近些年來,他歷任中山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副院長、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院長、廣東省人民醫院副院長等職,聯合十餘家醫療機構組建了在國際上備受尊重的「CTONG」(中國胸部腫瘤研究協作組),他於2003年創立的廣東省肺癌研究所(肺研所),短時間內已在中國肺癌臨床試驗研究中創下了多個「第一」,學術成果令同行頻頻注目。

吳一龍對此也十分自豪:「我從1990年開始組建團隊,到今天可以說,在我這個領域裡,全國極少有一個團隊像肺研所一樣人才輩出。」

1992年出生的劉思陽,現為肺研所在讀博士。她說:「我在2016年進入這個大家庭,覺得非常有歸屬感,因為很多事情在內部都有『框架』。而這些『框架』是吳老師這麼多年一點點地搭建起來的。」讓劉思陽尤為感動的是,他能在極度繁忙的日程中留出固定時間聽取學生的日常彙報,細緻訂正每個人的論文,同時給學生不動聲色的關懷。

他的學生自建了一個聯誼群,名叫「龍的傳人」,如今已有近200人的規模。其中還包括不少「龍二代」——據劉思陽統計,自1997年至2017年,吳一龍共帶出了89位研究生或博後,有些親傳弟子如今已經成長為碩導甚至博導。楊華章介紹:「現在省人民醫院最年輕的一批博導都是他的學生。」

吳一龍團隊有一個標誌性的習慣——查房時相互之間都用英語交流。為的是日常鍛煉國際交流能力,同時也起到醫療信息保密的作用。這一做法延續多年,在省人民醫院已經引起了多個團隊的學習借鑒。

對待藥物臨床試驗,吳一龍同樣嚴謹,常這樣強調:「所有的研究數據,來不得半點失真,更不能造假。」

在肺研所擔任研究護士多年的甘彬告訴南都記者:「他很多事情都是親力親為,比如在臨床試驗中,每一位受試者的片子都要給他看過,才能評定療效。」

甘彬對這位老領導的辛苦看在眼裡:「記得他兒子初中的時候,因為住校,幾乎半年都見不到他一面,因為他基本都是周五晚上就坐飛機走了,周日晚上才回來。每周三早上他出門診,病人大概90%從全國各地來,甚至全世界來,通常要加號;為了節省時間,他一般整個早上很少喝水,我們準備一點東西給他也吃不上,因為病人個個都等著。」

身為終身教授,63歲的吳一龍至今仍是永動機一樣的存在。

被問及持續工作的動力時,吳一龍說:「還有什麼比看到患者渴求的眼光,更能讓你感到肩上沉沉的責任呢?」

未來5到10年,讓肺癌可以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樣,成為可控的慢性疾病。——吳一龍

科研成果

研究靶向葯精準治療癌症

EGFR突變型肺癌患者的靶向治療有效率達到了70%以上

就在吳一龍開始用循證醫學的方法探索藥物治療的最佳方案時,2002年,全球第一種針對肺癌的口服靶向藥物「易瑞沙」(吉非替尼)成功問世,將人類與癌症的戰局推進到了新的階段。

吳一龍如此解釋這一劃時代進展:如果將人的身體比作一片花園,腫瘤是生長在其中的雜草,那麼傳統的化療就像大範圍噴灑除草劑,不僅可能沒將雜草除盡,還殺死了花園中的花朵;新出現的靶向治療,則像是直接對著雜草噴灑藥劑,它的療效很快被證明不低於大劑量化療,造成的副反應卻大大降低。

這種先進的藥物能否造福中國的肺癌患者?吳一龍深知,能回答這個問題的,唯有足夠數量、科學嚴謹的臨床試驗。後續的跟蹤結果令他大喜過望:「易瑞沙」在歐美臨床試驗的成功率不到10%,但對於中國肺癌病人,卻具有「特殊有效性」!

通過運用專利技術對數百例肺癌確診患者進行基因測序,吳一龍率團隊揭示了差異的背後原因: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性)體內的EGFR基因癌變率遠高於歐美人群,而「易瑞沙」正是抑製EGFR基因突變的藥物,自然會對中國的患癌群體更加奏效。

在此基礎上,2006年,吳一龍又聯合亞太地區的7位臨床醫生,領銜完成了「易瑞沙(吉非替尼)泛亞洲研究」,第一次明確了在東亞人種中,EGFR基因發生突變的情況確在非吸煙肺癌患者中佔有畸高的比例。研究結果一出,震爍了業界與學界,著名肺癌專家、國際肺癌研究協會(IASLC)前主席謝波德(Frances A. Shepherd)稱其「堪謂肺癌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研究之一」,為全世界建立了EGFR基因突變型肺癌治療的新標準。

吳一龍也終於參破了肺癌治療的有效率多年來難有寸進的原因:原來,肺癌並非單種疾病!患者的致病「驅動基因」不同,就應適用不同的治療方案。沿著這一思路,在他手中,EGFR突變型肺癌患者的靶向治療有效率達到了70%以上,晚期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被迅猛提升至29個月;之後,他又牽頭研究描繪中國人肺癌驅動基因圖,尋找更多癌症「驅動基因」與靶向藥物的對應關係,讓「一刀切」的抗癌用藥成為過去式。這種「驅動基因」檢測技術,如今已經被推廣到了國內大多數三甲醫院,幫助醫生為肺癌患者制定「個體化」的診療方案。

有了「特效藥」,還要讓患者吃得起。經過為時2年的奔走協商,吳一龍說服廣州市醫保局,將價格不菲的「易瑞沙」和另一種已在國內上市的靶向葯「特羅凱」(厄洛替尼)納入市醫保試點,並在試點成功之後,於2011年底正式納入公費醫療,極大地減輕了肺癌患者的負擔。

吳一龍為自己立下了奮鬥目標:讓越來越多的肺癌基因突變患者接受最佳的靶向藥物治療而痊癒;再過5到10年,讓肺癌能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樣,真正成為可控的慢性病。

本文內容源自南方都市報

采寫:南都記者 侯婧婧 曾文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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