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 | 乾隆十三年，皇后之喪的政治風波

皇后之喪的政治風波

文|戴逸

來源：《乾隆帝及其時代》（戴逸文集）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三月十一日，從濟南到德州的路上，皇帝東巡的儀仗、扈從，匆匆北上，鳳輿中的皇后富察氏病得奄奄一息。到了德州水次，皇后被抬上運河中禦舟，即於深夜亥刻晏駕。這一偶然事件卻在政治生活中掀起很大波瀾，猶如火山噴發，大地震顫，使皇族和官僚們措手不及，蒙受突然的災難。

乾隆對結發妻子的感情極為深厚，夫妻恩愛，伉儷情深，一旦永訣，十分哀慟。雖萬乘之君，亦不可能改變命運之神的安排，難以彌合精神上的創傷。他為皇后之死，寫了一篇《述悲賦》，其中說，“縱糟糠之未歷，實同甘而共辛”，“影與形兮難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夢兮，了萬事之皆虛，嗚呼，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佐兮孰予隨”。他的詩中說：“廿載同心成逝水，兩眶血淚灑東風。”皇帝的哀思是深沉而真摯的，乾隆既是凌駕億萬人之上的君主，又是有血有肉，具有愛恨悲歡感情的普通人。皇后這次跟著皇太后和皇帝到山東巡幸，謁孔廟、登泰山，旅途勞頓，到濟南感染風寒，休息了幾天，病情略有好轉，卻過分匆忙地趕路回京，途中病情複發，遂至不起，釀成乾隆帝的終生憾事。此後，乾隆多次南巡，路過濟南，怕觸景生情，引起悲懷，永不進入濟南城。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皇后已死去１７年，第四次南巡，路過濟南，繞城而行。乾隆寫詩說：“濟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劇，十七年過恨未平。” 乾隆對孝賢皇后（按：富察氏死後諡號孝賢）的感情是深摯而持久的。

孝賢皇后之死給乾隆帝精神上極大的打擊。可是， “禍不單行”，在這之前，皇后所生的兩個兒子都先於其母去世，這兩個兒子都很聰明，深得皇帝鍾愛。一個是皇次子永璉，“聰明貴重，氣宇不凡”，那時，老祖父雍正皇帝還在位，很喜歡這個孩子， “隱然示以承宗器之意”。乾隆登基後，很快按照雍正的立儲辦法，將永璉名字密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是永璉雖未行冊立之禮，朕已命為皇太子矣”。不料，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十月十二日，年僅９歲的永璉猝患寒疾，當即死亡。孝賢皇后以後又生皇七子永琮，隻長到兩周歲，卻“性成夙慧，岐嶷表異，出自正嫡，聰穎殊常”，雖然沒有來得及秘密冊立，但乾隆的思想中已默定這個孩子繼承帝位。到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除夕，災難臨頭，永琮出痘死亡。這對乾隆夫婦又是一次重大的刺激。孝賢皇后之死僅僅在永琮去世以後７０天，因此，皇后除了旅途的疲勞之外，喪失愛子的悲痛可能是更為重要的致病原因。

乾隆的家庭悲劇到皇后之死還沒有結束。第二年，即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皇九子殤，這位皇子年幼庶出，對飽經家庭變故的乾隆影響尚不大。可是又過一年，即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三月十五日，皇長子永璜逝世。永璜系哲妃所生，乾隆並不喜歡他，但他畢竟是長子，而且長大成人，已２３歲，生下皇長孫綿德，自然在乾隆的心緒上又增添了幾分哀傷，所以他說：“朕今年屢遭哀悼之事，於至情實不能已。”

乾隆帝中年喪偶，又失去幾個兒子。如果事情僅止於此，那也是無數家庭中常常發生的悲劇，在歷史的長河中無關巨集旨。但由於皇后的喪葬事件引起了大官僚一連串的貶責黜革甚至賜死，使乾隆初年相對平靜的宦海突然掀起了波瀾。朝廷的政策方針從“寬”趨“嚴”，向著新的統治格局和統治作風演變。

陷入極度悲痛的乾隆帝心情暴躁易怒，待人處事，一反常態。第一個碰釘子的就是皇長子永璜，他年輕不懂事。因為死去的不是自己的生身母親，沒有哀傷的表示。乾隆責備他：“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 永璜被公開訓飭，他的司機、俺達受處分，其中和親王弘晝、大學士來保、侍郎鄂容安各罰俸三年，其他司機、俺達各罰俸一年。一個月以後，乾隆發現皇后的冊封文書，譯為滿文，誤將“皇妣”譯為“先太后”，乾隆勃然大怒，指責翰林院大不敬，特別指出，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必懷怨望”，交刑部治罪。其他刑部官員見皇帝盛怒，加重處分，擬絞監候。不料，暴怒的君王尚不滿意，責備刑部“黨同徇庇”，故意“寬縱”。將刑部全堂問罪，包括署理滿尚書盛安、漢尚書汪由敦，侍郎勒爾森、錢陳群、兆惠、魏定國，均革職留任，而阿克敦則照“大不敬”議罪，斬監候，秋後處決（後得赦）。這樣嚴厲的處分使官僚們當時膽戰心驚。

此後，大批官僚都被卷進因皇后喪葬而引起的政治旋渦中，五月間，工部因辦理皇后冊寶不敬， “製造甚屬粗陋”，全堂問罪，侍郎索柱降三級，塗逢震降四級，其他尚書、侍郎從寬留任；光祿寺因置備皇后祭禮所用之餑餑、桌張， “俱不潔淨鮮明”，光祿寺卿增壽保、沈起元，少卿德爾弼、竇啟瑛俱降級調用；禮部因冊諡皇后，議禮舛誤，“諸凡事務，每辦理糊塗”，尚書海望、王安國降二級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別受到處分。因皇后喪葬而引起的貶革之風也刮到了外省。皇后之死，有些外省官員具折奏請赴京叩謁梓宮，這本來是表面文章，因為事實上外省官員各有職守，沒有可能也不必要一齊來京服喪行禮。想不到乾隆對於那些沒有具折奏請來京的官員，橫加挑剔，特別對滿人更加不滿。他說：“蓋旗員地分親近，沐恩尤為深重。一遇皇后大事，義當號痛奔赴，以盡其哀慕難已之忱。即或以外廷不敢預宮闈之事，而思及朕躬當此事故，亦應奏請來京請安，庶君臣之誼，不致漠不相關也。”因此，各省滿族的督撫、將軍、提督、都統、總兵，凡是沒有奏請赴京的，各降二級，或銷去軍功記錄。這樣受到處分的有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湖廣總督塞楞額、漕督蘊著、浙江巡撫顧琮、江西巡撫開泰、河南巡撫碩色、安徽巡撫納敏等５３名滿族文武大員。

接著，風暴又襲入宮廷。兩個年齡最大的皇子，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仍是由於沒有表露哀傷的感情而遭斥責，皇帝的口氣非常嚴厲。“試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歲，此次於皇后大事，伊一切舉動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東，惟父一人回鑾至京，稍具人子之心，當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隻如照常當差，並無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滿意，年已十四歲，全無知識。此次皇后之事，伊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識大體，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說！”永璜、永璋除了未盡人子之道以外，他們具體的罪狀並沒有說清楚。乾隆似乎回顧了康熙末年繼承問題的教訓，對永璜、永璋深具戒心，竟談到立儲繼統問題，斬釘截鐵地宣稱：“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則是自乾重戾矣……須知此一位，但可傳一人，不可分傳數人，若不自量，各懷異意，日後必至弟兄相殺而後止，與其令伊等兄弟相殺，不如朕為父者殺之……今滿洲大臣內，如有具奏當於阿哥之內，選擇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離間父子，惑亂國家之人，朕必將伊立行正法，斷不寬貸。”這時，皇后之喪剛滿百日，乾隆失去二、七兩子以後，心目中並沒有可以繼承帝位的人。他方當盛年，健康極佳，繼承問題並未提到日程上，而永璜、永璋年齡尚小，也並無爭奪嗣位的舉動。乾隆卻對他們深惡痛疾，一頓痛罵，狗血噴頭，摒絕他們繼承帝位的任何可能。這種過分的做法，似乎出於喪妻後過度悲慟所產生的一種變態心理。

因孝賢皇后喪葬而掀起了風潮，皇子和大批官吏被卷入政治旋渦。百日喪滿以後，風潮還在發展，這就是查究喪期內擅自剃發的案件。按滿族舊習，帝後之喪，為表示哀思，官員在百日內不得剃發。七月間，發現山東沂州營都司薑興漢、奉天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喪期內剃頭，乾隆大發雷霆，聲言喪期內剃頭“祖製”立即處斬。亦如進關時，令漢人剃發，不剃發者無不處斬之理，薑興漢、金文淳幾乎被殺掉，只是後來發現違製剃頭的大有人在。像盛京、杭州、寧夏、京口、涼州、四川的駐防滿洲兵丁很多剃了發。這才饒赦了薑興漢、金文淳的性命。其實，所謂“祖製”僅是曖昧不明的習慣，律例會典中並無明文記載，漢官甚至滿員對此也不甚清楚。

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時，許多官員沒有遵照習慣，喪期內即已剃發，朝廷並沒有追究過責任，這次乾隆卻要追究了。不久又發現大官僚江南總河周學健和他所屬的文武官員全都在百日內剃發，乾隆震怒，大罵周學健“喪心悖逆，不惟一己敢於犯法，並所屬官弁同時效尤，棄常蔑禮，上下成風，深可駭異”。還有許多大官僚喪期內並未剃發，卻也受到牽連，如兩江總督尹繼善“知情不舉”，被斥為“好名無恥之徒”；刑部尚書汪由敦與金文淳“誼屬同僚，輩稱前後”，金下獄時汪由敦給金以照顧，開鎖迅速，汪被革職留任；江西巡撫開泰查抄周學健家產，乾隆警告他“若稍有回護袒庇之意，斷不能保其首領”；大學士高斌將周學健押解至京，“伊素與周學健交好，或令周學健自盡。不得到京明正典刑，惟高斌是問”。這些官僚有不少是皇后喪葬案中第二次得罪了。更倒霉的是刑部尚書盛安，他未將金文淳斬立決而判為斬監候，乾隆認為是有意包庇，竟將盛安也判為斬監候。至於周學健本人，則因發現他還有貪汙行為，於這年十一月賜令自盡。

其實，違製剃頭的大官僚何止周學健一人，湖廣總督塞楞額、湖南巡撫楊錫紱、湖北巡撫彭樹葵也於百日內剃頭。聽說乾隆嚴厲追究此事，嚇得戰戰兢兢。楊錫紱準備自行檢舉，以求減輕罪愆，塞楞額因是旗人，恐加重治罪，阻止楊錫紱自首，後來事情敗露。乾隆的怒氣更是火上加油，大罵塞楞額“喪心病狂，實非意想所及”，令其自盡，楊錫紱、彭樹葵革職。皇后死後的半年，因喪葬而掀起軒然大波，除上述的大官僚以外，還有江蘇巡撫安寧被解任，罪名之一是“伊於孝賢皇后大事，僅飾浮文，全無哀敬實意。伊系親近舊仆，豈有如此漠不關心之理”。這年冬至，翰林院撰擬皇后祭文，用“泉台”二字，乾隆又吹毛求疵，認為這兩個字用於常人尚可， “豈可加之皇后之尊”，大學士張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理之義”，俱罰俸一年。

因孝賢皇后的喪葬而引起的政治風波，震動極大，大臣們或被斥、或降革、或罰俸、或賜死，形成前所未有的大案。乾隆初年，一向標榜寬大政治，“純皇帝（即乾隆）即位，承憲皇（即雍正）嚴肅之後，皆以寬大為政。罷開墾，停捐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的確，在乾隆初期處分大臣十分謹慎，不像後期動輒殺戮。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以前處死的大員只有提督鄂善一人。乾隆六年（１７４１），鄂善被揭發貪汙銀１６００兩，鄂善是親信大臣，乾隆不忍殺他， “垂淚諭之，令其自盡”，有點“揮淚斬馬謖”的味道。乾隆自己說：“降旨之後，心中戚戚，不能自釋，如人身之失手足也。” 號稱“寬大”的乾隆竟因皇后喪葬案件，處分大員一百多人，小題大做，株連眾多，量刑從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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