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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作家張大春:“妻離子散”,最美的一天

1980年代,台北召開過一個會議,許多海外學人應邀前來,住在當時名為「三普」的大飯店。當時台灣作家張大春作為報社代表接待幾位學人,其中有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

兩人在「三普」大廳會面,寒暄一陣之後,余英時很自然地招呼一旁的服務生:「請問,你們的茅房在哪裡?」當時服務生一臉茫然的表情讓張大春至今記憶猶新。記憶中同樣分明的是,余英時先生說「茅房」二字的時候,「順口而出,無比自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語言和用字習慣,這些語言和用字經驗也構築著每代人鮮活的生命經驗。「茅房」一詞1940年代跟隨余英時從大陸至香港,再到美國,1980年代到台北的時候,讓當時流行說「WC」的台灣年輕人仿佛聽到了外國語言。

「當一代人說起一代人自己熟悉的語言,上一代人的寂寥與茫昧便真是個滋味、也不是滋味了。」寫作《見字如來》的初衷,張大春希望的是,讀字,解字,也打撈附著在字與詞之上,與之相關的人生記憶。1月13日,《見字如來》在北京舉行首發儀式,與張大春一同出現的,還有久未露面的作家莫言。

文壇總有些奇妙的緣分,大眾印象中特別愛說話的台灣作家張大春和把「少說話」當成信條的山東作家莫言,已經維持了30余年的友誼。兩個人在各自的戰場經歷各自的熱鬧,時光匆匆流逝,如今他們早就過了當年余英時跟服務生找茅房的年齡。

讀者和媒體熱烈地發問,大家依然關心莫言的諾貝爾獎,關心張大春同周華健的合作。但特別愛說話的張大春和不怎麽愛說話的莫言這兩年似乎有了殊途同歸的志趣,莫言迷上了格律,張大春癡迷寫字,分隔兩岸的文化人在微信裡叮叮咚咚,討論的都是和現下的時代沒什麽關係的事。

新年之前,張大春接受了《人物》雜誌的採訪,同樣聊到了字,聊到了同莫言的友誼,聊到生命從熱鬧轉向清寂時,自己的自得其樂和一方天地內獨有的自由。

採訪︱盧美慧

編輯︱金焰

插畫張曦

《人物》:你覺得自己2018年最大的變化是什麽?

張大春:今年大概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麽大量地去練字,寫毛筆字,每天大概要寫八九百個字。你們聽起來可能覺得很像一個孤寒的小老頭,坐在窗前寫自己的一些東西,但其實還蠻自在的哎。

《人物》:大家會覺得張大春怎麽能靜下來呢?之前那麽先鋒,那麽憤怒,那麽愛表達的一個人?

張大春:這個也不是靜,也沒有特別明顯地跟世界不來往,還是會做一些事。像電影(編者注:張大春跟王家衛導演合作過《一代宗師》,也是畢贛導演新片《地球最後的夜晚》的編劇顧問)、音樂劇,或者朋友找來寫個詞什麽的。要是朋友們找上來,我琢磨說我能做,而且不太花我原本要寫字或者要寫書的時間,那麽我就會答應。

《人物》:你的《見字如來》馬上要跟大陸讀者見面,這是一本說「字」的書,最渴望通過這本書傳達的是什麽?

張大春:在現代社會,每一個字都在我們使用的過程中越來越飄忽,越來越不重要了,大家都是越簡單越好,有效率就好。現代生活的這種效率,造成我們的文字溝通越來越簡單,甚至越來越簡陋。所以我們對於文字慢慢會無感,我們只會強調它的效用,而失去了我們對文字本身的認識。《見字如來》這次在大陸出版的價值,就在於我們共享的是一個文字越來越輕盈的時代,越來越失重,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迅速地找回文字的重量。那個重量就是我們自己的生命。

《人物》:現代生活中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無視與文字的關係。

張大春:是的。其實這本書最初的緣起是《讀者文摘》的一個專欄。梁實秋在《讀者文摘》做過一個專欄叫做字詞辨證,後來他們找我去寫專欄的時候,我說我寧可去恢復梁實秋建的那個專欄,後來就一路寫下來,累積了有50篇東西。後來要出版的時候,我太太在出版社,她說你的字數充其量可以出一小本,但是她覺得這樣沒意思。她覺得以前我出的那個《認得幾個字》(很好),因為有孩子的故事在裡面。我說那現在孩子也大了,也不跟我學字,我也不能編他們的故事啊。後來她說那你就回過頭去找,意思就是說每一個字在你的生活或者過去的記憶之中,跟什麽事有關,你得串起來,就把自己生命裡面的那些東西放進去。

所以其實很神奇,我們說這些字,它和過去有關,和我們的傳統有關,最後也和我們的生命記憶有關。

《人物》:你的朋友莫言也迷上了詩和字。

張大春:莫言是很有趣的例子,你從他身上就可以看得出來,哇,他真的勵志。像他這樣一個已經是諾貝爾獎桂冠掛在頭上的人,還是隨時都有一種好奇向學的心。經常微信就過來了,聊字,聊詩的格律。他越寫越覺得有一種求知的渴望在前面拽著他,他那個真是天然自發的一個動力。

每天他桌上的硯台裡面的墨水是不乾的,隨時都有一堆墨汁在裡面。我記得今年年初,初一還是初二,我在威尼斯接到了莫言的簡訊,說哪一首詩應該怎麽寫,還說做一副春聯可不可以怎樣。如果我不停,他不停的,他是非常熱烈地在創作,而且那個創作哪怕不是小說,甚至是他過去並沒有那麽熟練(的事情),他都義無反顧,很一意孤行的。

《人物》:你有一句詩是「一意孤行向古遊」,就是對外界對當下仿佛沒那麽關心了?

張大春:對,尤其是這兩年,我花更多時間在從事別人不理會的工作。我太太常常說,應該很無聊吧?我每天只聽一首音樂,就是意大利的那個《鄉村騎士》,就從早放到晚。我每天就聽這一個曲,我就不斷地在寫,寫各種東西,我整個狀態就是,已經跟這個世界差很遠的。

《人物》:2018年去世的文化名人非常多,幾乎每個月大家都會哭一哭,都會集體抒一下情,都在紛紛哀歎可能一個時代在遠去,在褪色。你怎麽看?

張大春:我注意到大概有40年了,每死一個重要的人物,就像金庸這個等級的人物,大概每隔10年、8年就會走掉一個,就會有人說一個時代又結束了。這句話聽著已經麻木掉了,我心裡想哎喲,這個閻羅殿一天到晚開文藝大會啊。

《人物》:所以大家同一種聲音的時候,就值得懷疑了。

張大春:對,事實上我們是幸運的了,你這樣想嘛,我們能認識這麽多的名字,而且還不止是名字,我們對這些人的逝去會有一種熟悉感的話,那是我們的確活得很安逸啊。

20世紀初的時候,人類的平均壽命大概是40到50歲,你看現在這些人都是八九十歲才離開,這個世界太平很久,從二戰以後,大家都在搞文藝嘛,對不對?

所以這些人的過世,那他們所見證的時代恐怕也不是單一的一個時代,恐怕也見證了很多不同的時代。死那麽多人,表示活著的我們有幸能認識的文藝家是那麽的多,大家都夠本兒了,這不是好事麽?

《人物》:2018年的另一個熱詞是女性主義,作為男性,你怎麽看這個問題?

張大春:從70年代開始,在我念大學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有這樣的一個議題。它非常清楚地標識我們作為直男的這個本質。我就感覺它不是一個男性跟女性性別的問題,它是個階級的問題,或者說它是一個權力和控制的問題。

因為只要是既得權力者,一定會想辦法去延遲他喪失這個權力的機會,或者說延長他繼續控制擁有這個權力的時間。所以女性主義到後來所有的這些,是在跟男性提公平的分享權。但是只要提到公平,男性就會有危機感。為什麽會有危機感呢?因為男性的生理是沒有辦法像女性那樣,男性只是一個傳種的工具,這是一個事實。

他作為一個傳種的工具,解決了他傳種的工作以後,他就沒有事了,他可以死了(笑)。男性就不必存在了,這個是他最大的危機感,也就是長期在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裡面,要去擁有一個不可被質疑的地位的根本原因。多少動物界的男性啊,就是雄性啊,你完成了交配任務,你就被吃掉了嘛。可是作為男人他不能面對這件事,對,他就是為了保命(笑)。他再有權力,都是一種過度極致的保命的機制。他潛匿地維護他的生命的這個欲望,卻被轉化成維護他的權力地位。

《人物》:所以作為男性同類,你有怕的嗎?

張大春:所以我躲在這裡寫字啊,我不招惹任何人(笑)。所以我怎麽會愛上種種與世無爭的活動,一點高深價值和意義都沒有,就是不要惹任何女人,哈哈。

《人物》:2018年你最舒服的一天是怎麽度過的?

張大春:我跟你講,有一天我寫了3首我自己的詩。那一天我寫了四十幾行,寫在一長卷紙上。我一直放著那個《鄉村騎士》,大概從早上7點鍾聽到晚上9點,我一個人,因為那天我女兒在外面補習數學,我兒子在大學住校,我老婆外面有活動,大概到10點多才回來。

15個小時,我不知道寫了多少字,那是這一年最美妙的一天,「妻離子散」,太美妙了。天地澄明,乾乾淨淨,沒有電話,沒人打擾,太美妙了。

《人物》:如果能擁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可以回到過去或去到未來的話,你會怎麽選?

張大春:我從來沒想過這麽高深的問題,我想想,我絕對不會回到過去的。王國維有兩句詩,「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隻益疑。」時間過去了,人們總會想不該這樣不該那樣,我回到那些充滿懊悔的地方乾嗎呢,對不對?

《人物》:2019年,如果可以選擇跟世界上任何人度過一天,你會選擇誰,會如何度過?

張大春:我剛才應該已經告訴你了,天地澄明,「妻離子散」,2018年最美的一天,我希望今年也有那麽幾天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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