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新媒體主編 李少威
1911年的辛亥革命，從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開始，新兵暴動，奪取地方權力，成立軍政府。
隨後舉國響應，一個月之內，22省有17省宣布“獨立”，脫離清朝政府。多米諾骨牌效應發生了，清朝的消亡，已經無法避免。
然而，革命黨沒有能力控制全國局勢。
武昌起義的爆發，是在歷史必然性的作用下發生的一個偶然事件，對於被偶然觸發並不斷演變的革命事實，革命黨人，尤其是同盟會，是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
武昌起義之後，在湖北之外，各省的獨立主要是通過原有舊官僚和社會賢達“易幟”來完成，同盟會和孫中山先生被公認為革命的領導者，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思想、聲望和精神的力量使然。
這就意味著，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一種現實主義政治妥協的結果。它留下了許多尚無條件解決的問題，推給時間，在它之後的中國，還必須經歷一浪疊一浪的反覆革命。
流血犧牲，英勇奮鬥，其實才剛剛開始。
01
政客的盜竊
武昌起義爆發後，如果僅僅從名義上看，清朝的軍事力量仍然佔據絕對優勢。
被清末掌權的年輕親貴們“拿下”的袁世凱，在老家河南項城垂釣“養屙”，但手上還實際掌控著北洋六鎮的新軍。
中央政府那幫小年輕，不得不重新召喚袁世凱。
袁世凱不是60年前那個匡扶清朝社稷的曾國藩。前者不再抱有後者那樣的儒家理想主義，沒有了一絲一毫的衛道精神。
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擁有一支可以絕對掌控的半私有的軍隊，並且這支軍隊還是國家最重要的軍事力量；而兩者的區別在於，袁世凱是一個政客，而曾國藩是一個政治家、知識分子。
政客的基本特點就是，沒有道義理想，一切行動以自身利益為準繩。
名義上，北洋六鎮是清朝新軍，事實上則是袁世凱的私人武裝。如果袁世凱忠於清朝，那麽辛亥革命很可能被撲滅，而如果袁世凱忠於自己，那麽這出戲就會變得曲折離奇。
歷史促成了後者——曲折離奇。
在當時，經過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十餘年的輿論宣傳和革命實踐，民主共和不說深入人心，也已經是中國人思慮未來時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選項。
而清朝在扼殺戊戌變法之後，經歷了庚子動蕩，成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尤其是天文數字的庚子賠款疊加於過去尚未結清的賠款之上，橫征暴斂已經讓人民無以為生。
最後，在20世紀初，不得已的改革基本上重回被掐滅的戊戌變法的軌道，而且比它更加激進。
但歷史不會再給它一個機會。取消科舉、選派留學、預備立憲等等措施，都不過是徒增新的不滿，並且用自己的錢糧來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
袁世凱，這個聰明絕頂的政客，在武昌起義中看到了機會。
一方面，他養敵自重，向清朝爭取權力和金錢，在朝廷內獲得更高的地位。
另一方面，他又“挾天子以令諸侯”，用清朝的存續，來向革命黨人求索更多。
最後的結果就是，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同時接過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共和，以一種妥協的，事實上也是虛偽的方式實現了。
革命黨人是無力的。
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隻當了44天，如果他能夠一直掌握這一位置，以他對民主共和的真誠，以及革命的理想主義，鞏固共和成果，追求民主的本質，即便現實裡無法做到——因為帝國主義還在，而中國的基層社會也沒有被改造——但在方向上應該不會出現太大的偏差。
但現實政治從來都是拳頭大的說了算。拳頭最大的袁世凱，理所當然，甚至也是眾望所歸地掌握了中華民國的最高權力。
袁世凱是一個舊官僚，也是一個軍閥，他對民主共和是沒有什麽深入的認識的。他在就任之後一段時間裡默不作聲、韜光養晦，也是在暗暗觀察，了解所謂“民主共和”的運作機制，以便將來自己能掌控它。
了解歸了解，這一套理念對他而言不具有吸引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他觀察的目的是學習擺弄新的政治運作方式的政治手腕。
他是個軍閥。
什麽是軍閥呢？
第一，擁有一支能夠絕對掌控的私人武裝。
第二，有一定的地域性。
第三，在特定的地域之內可以通過軍事力量的威脅力，來維持統治，獲得效忠，讓整個地域範圍內的事務服務於自身利益。
就袁世凱而言，他手握北洋六鎮，舉國無可匹敵。他的根基在北方，所以他不惜通過製造動蕩來讓中華民國首都遷移到北京。
他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的政治手腕，其它一切勢力幾乎都無法招架。這其實就是封建專製統治的另一種形式，和民主共和是霄壤之別。
02
痛下殺手
革命黨人深知其中隱患，所以《中國民國臨時約法》，把同盟會一心追求的總統製放棄了，改為責任內閣製，從原來的偏向美式民主，而轉向英式民主，把大總統的位置變成虛位。
這樣，革命黨人就可以通過控制內閣，來掌握實權，維系民主共和的根基。
這事實上就是把對國家權力的控制力，從傳統的實力決定，轉向現代的制度決定，而其中最為根本的是政黨政治。
同盟會作為中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具有歷史和規模優勢，這在當時是沒有任何政黨能與之匹敵的。
同盟會還擁有一個組織天才——宋教仁，這是一個30出頭、風度翩翩並且有著強大的演說煽動力的青年人。
1912年，宋教仁把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還拉攏了許多革命黨人之外的立憲派人士和各地擁有聲望的舊式鄉紳、知識分子加入，並且把一些具有一定群眾基礎的小黨收入盟友範圍。
在政黨選舉當中，國民黨的風頭自然最勁，宋教仁也對自己贏得選舉、成為實權總理充滿信心。
1913年春天，宋教仁在江浙、華中一帶四處演說，所到之處萬人空巷，群情激昂。
他說話毫不留情，直指時弊，猛烈抨擊袁世凱政府，說它是“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甚至說出“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之類的話語。
國民黨選戰初勝，一部分黨員也是忘乎所以，主張改選總統，讓孫中山和黃興複位。
殺機四伏。
袁世凱知道宋教仁不好對付，先是意圖賄賂拉攏，優禮備至，但都不奏效。給錢，不要，給支票，退回來。不能為我所用，只好殺之。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北站，宋教仁奉袁世凱電召，乘火車前往北京。
“車上汽笛方鳴，他和黃興、陳其美、廖仲愷、於右任等許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入口處時，不意一個刺客忽然在背後出現，向宋腰際開了一槍，擊中要害。”
凶手是武士英，直接的上司是應桂馨，應桂馨是一名特務，受國務院秘書洪述祖的領導，而洪述祖，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到了趙秉鈞這裡，就很難再追查下去了，幕後指使者究竟是不是袁世凱，已成歷史疑雲。
趙秉鈞也有他的私人動機，如果宋教仁組閣，他的總理位置就難保，但他的刺殺行動是否得到袁世凱授意，一直就是一筆糊塗账。
宋教仁之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袁世凱。
宋教仁死後，國民黨內分裂為兩派，一派以黃興為首，希望通過法律途徑追查真凶，給予交代，另一派則以孫中山為首，認為應該堅決武裝討袁，進行二次革命。
孫中山先生以他的威望統一了行動，1913年7月12日，二次革命發動。
國民黨的武裝革命，倒是正好解除了袁世凱的尷尬：事實真相可以埋藏於歷史，而他又不怕打。
國民黨所能調動的那些收編、附從或同情的地方軍隊，根本就是一幫烏合之眾，一觸即潰。
後代史家，包括唐德剛先生，都詬病孫文，認為他在發生問題之後，不訴諸法律，一意孤行采取武裝反抗的行動，是另一種形式的無法無天，對於民主共和之不能實現同樣要負起歷史責任。
因為他的行為事實上“開啟了民國的第一次內戰”。
這無疑是一種事後推斷——用今天的法治精神，套用於100年前的前人頭上。
這一觀點立論的前提，是相信如果各方政治勢力能在法律框架之內妥協，有耐心，慢慢來，民主共和或可逐漸走上正軌。
但是可能嗎？
微觀地看，佔據大位的人首先對政治對手痛下殺手，這一行為本身已經表明民主共和徒具虛名，連分權製衡的表面軀殼也無法保住。
宏觀地看，一片未經社會改革的封建土壤，一個被封建軍閥勢力控制的政府，一個帝國主義勢力仍在上下其手的國家，民主共和的基礎何在？
“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03
二次革命：打不死的“孫大炮”
孫中山先生說“革命尚未成功”，無論從微觀或宏觀上打量，都是事實俱在。
他充滿理想主義的真誠。民國建立之後，他不貪戀權力，只希望接任者能夠用同樣的真誠，維系理想。當理想被踐踏的時候，他就再次起來革命。
正因如此，魯迅先生才會說，“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作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在1894年上書李鴻章時他提到，富強之道，要“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
卸任臨時大總統後，他和袁世凱交談，表示自己願意專任修路之責，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20萬裡。
他是基於遊歷歐美之後發出的肺腑之言，但在袁世凱這個深諳政治的老官僚看來，這就是信口胡吹，所以他給孫中山起了個外號，叫“孫大炮”。
但這位城府深沉的老官僚不動聲色，反而對孫中山表示強烈支持，並且把修鐵路這樣的“肥差”直接交給孫中山，讓他儘管去折騰。
同時他通令全國，如果孫中山來考察鐵路問題，一定要竭盡全力招待。
修鐵路，談何容易，技術是一個限制，資金是更大的限制，還有許多擺不平的地方利益和外國利益橫亙在面前。
所以孫中山在這方面基本是一事無成。
二次革命發生以後，袁世凱就有了把柄，把各地的招待費全部算到孫中山頭上，清查帳目，下令通緝。
宋教仁被刺殺，讓孫中山曾經對袁世凱抱有的幻想破滅。所謂“二次革命”，就是承認了革命的失敗。
二次革命的結果，也讓孫中山對國民黨內部的組織渙散、龍蛇混雜、泥沙俱下痛心疾首。
這一點感受非常重要，直接與1923年開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緊密相連。
同盟會的政治綱領，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05年，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又把它概括為“三民主義”，兩者的內容是相符的。
不同之處在於，政治綱領是具體的，可以作為目標使用，而“三民主義”是一種政治思想，它的實現需要更為長期的實踐相配合，而不是革命行動本身所能完成的。
正如美國的《聯邦黨人文集》中的思想，不是美國獨立戰爭能直接讓它成為現實的。
但在同盟會內部，多數人是目光短淺的，他們的目標僅僅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國。辛亥革命成功，似乎過去的一切艱苦奮鬥和流血犧牲就已經結束了，到了在和平中分享勝利果實的時候了。
以至於，他們對自己的同志不斷遭受屠戮，也不再感到觸動。
黃興給宋教仁寫的挽聯表達得非常清楚：“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吳祿貞，是北洋六鎮六個統製當中唯一的同盟會會員，袁世凱依靠軍事起家，也依靠軍事和革命黨博弈，他怎麽能容忍自己的部隊的重要位置被革命黨人佔據呢？
殺之。
張振武，1905年加入同盟會，是武昌起義“三武”之一，首義元勳，革命發生後與黎元洪不和，而袁世凱為了拉攏黎元洪，替他出手，殺之。
還有宋教仁，這個國民黨內部最有組織才能的年輕領袖，因為無法拉攏，死於暗殺。
歷歷血債，也不能喚醒由同盟會改組而來的國民黨。
在二次革命發生後，袁世凱“對人不對黨”，發出拘捕孫文、黃興、陳其美的文告，說他們煽動叛亂、破壞統一、貪贓枉法。
領袖被殺，被通緝，而佔據國會大多數的國民黨人，竟然沒有異議。
袁世凱這時正要從臨時大總統“扶正”為大總統，需要國會同意，佔據席位多數的國民黨議員是關鍵。
所以他使出了“對人不對黨”的心機招數，而國民黨議員竟能集體上套，照樣票選袁氏為正式大總統。
孫中山決定武力討袁的時候，在黨內也是少數派，只是憑借威望貫徹意志。
然而，國民黨人所能控制的安徽、廣東、廣西三省，皖粵二省都督柏文蔚、胡漢民均表示以自身實力無法宣布獨立。
三省都督都被袁世凱宣布免職，柏文蔚和胡漢民“遵令去職”，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鈞，公開起兵討袁。
國民黨所掌控的部隊，不是一觸即潰，就是在戰爭中覆滅，二次革命失敗。
那些明哲保身的國民黨議員們，也沒有好的結局。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收拾完國民黨的武裝力量，就該收拾他的文職力量了。
在國會佔據多數的數百名國民黨議員，被勒令追繳議員證，掃地出門。
04
荒唐鬧劇
二次革命過程中以及結束後的袁世凱，實現了幾個目標。
第一，趕走享有盛譽的孫文、黃興，並且在法律上將他們認定為叛亂首領，貪贓枉法之徒，並從輿論上消解他們的革命領袖魅力。
第二，屠殺國民黨員，一時血腥遍地，並下令解散國民黨，追繳438名國民黨籍議員的證書與徽章，既癱瘓國會，又把國民黨從佔據國會多數變為不名一文。
第三，把國民黨所能掌控的廣東、江西、安徽三省收入囊中，從而把自己原本以北方為主的地盤延伸到南方。
第四，對那些在二次革命中持動搖觀望態度，甚至譴責孫黃、李烈鈞的地方督撫，如湖南譚延闓、浙江朱瑞、雲南蔡鍔、廣西岑春煊都在事後以不同借口解除兵權。
第五，假手國民黨議員，成為了正式大總統，列強紛紛承認袁世凱政府為中國合法政權。
至此，袁世凱的獨裁條件充分具備，接下來運用一系列政治手段，毀棄憲法，改變國體，走向帝製，就都順理成章了。
後來為了製造社會輿論，支持帝製，“勸進”袁世凱，甚至出現了“人力車夫請願團”“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
看上去，中國人民對一個皇帝的熱切盼望，如久旱之盼甘霖。
掩耳盜鈴，竟至如斯。
孫武、張振武、蔣翊武這“武昌首義三武”，張振武在1912年被黎元洪假手袁世凱殺害，接下來輪到的是蔣翊武。
武昌起義時，蔣翊武是民軍總指揮，他和參謀長孫武自覺太年輕，就抬出新軍協統（旅長）黎元洪這個“忠厚長者”來做首領。
黎元洪這個原本沒有能力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窩囊政客，一躍而成為湖北都督，接著三次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兩度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可以說，他在歷史上留下痕跡，乃至走到最高位置，起因都是三武的功勞。
但他很快就通過袁世凱的手，要了其中兩個人的命。
張振武是被他騙到北京，然後請求袁世凱誅殺，袁世凱為了拉攏黎元洪這位“首義元勳”，照辦不誤。
二次革命之初，譚延闓在湖南宣布獨立，委任蔣翊武為鄂豫招撫使，一個空頭位置。
二次革命失敗，譚延闓取消獨立，蔣翊武被誣為畏罪潛逃，在廣西全州被北軍桂林鎮守使陳炳焜的手下捕獲。
黎元洪聞之，即電告袁世凱：“不予迅誅，終為後患。”袁世凱乃電令“就地槍決”。
陳炳焜當然知道蔣翊武的顯赫過往。
他把袁世凱的電報出示給蔣翊武，蔣翊武“讀電神色自若”。
次日，在官署設宴款待，宴畢，陳炳焜用鎮守使的官轎，抬著蔣翊武前往桂林麗澤門外的刑場，自己恭陪在側。
出官署時，衛兵舉槍敬禮，蔣翊武舉手回禮。到了刑場，蔣翊武發表最後演說，說完，“端坐紅毯上，從容就義焉”。
時年28歲。
二次革命的失敗，是必然的，這是革命黨人組織渙散、信念丟失和從來不曾認真組織一支能征善戰的軍事力量的結果，深層次一點說，這是革命實踐脫離人民群眾的結果。
失敗帶來了兩個嚴重後果。
一是國家走向獨裁。
袁世凱不但沒有因為其手下殺害名滿天下的政治家宋教仁而受到調查、製裁，反而藉二次革命之機，平滅國民黨勢力，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為走向帝製鋪平了道路。
二是國民黨徹底失勢。
孫中山再次成為逃亡者，而且黨內分裂加劇，革命重新起步。
其後，袁世凱制定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修正大總統選舉法》，終身大總統也可傳子，在一群高水準的跳梁小醜——“籌安六君子”——的幫助下，緊接著演出了一場各界勸進、帝製複辟的荒唐鬧劇。
袁世凱在1915年12月宣布接受帝製，招來舉國譴責，梁啟超和蔡鍔一對師徒，帶頭掀起了護國戰爭。
袁世凱最後眾叛親離。
之所以眾叛親離，原因說起來也很簡單——因為他沒有錢了。
鎮壓二次革命的時候，正逢善後借款以巨大“折扣”的方式到位，他有了軍費，也就有了支配軍隊的權威。但帝製複辟的時候，他手上缺金少銀。軍閥時代的軍隊，幾乎都類同雇傭軍，沒錢卻要去玩命，免談。
袁世凱在鬱悶、冤罪殺機之中死去。
因為他的死去，北洋軍閥失去了最強大的權威，於是國家分裂，政權變成軍閥之間攻伐易手的玩物。
通過二次革命，孫中山先生深刻認識到國民黨的缺陷：組織渙散、紀律全無、龍蛇混雜，因此不堪一擊。他在日本著手改造國民黨，新成立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宣誓效忠黨魁、絕對服從。
然而，此時的國民黨，不但組織渙散，核心人員也星散於各國。
汪精衛、黃興、李烈鈞、柏文蔚、吳稚暉、蔡元培等元老，也對寡頭政治不感興趣，中華革命黨最終不了了之。
孫中山先生對國民黨的改造設想，的確離一個現代理性政黨的理念和組織方式還有很大的差距。
但他在屢敗屢戰之中，認識到沒有堅強的組織領導，革命就不可能真正成事，則無疑是正確的。
能夠在這方面幫助他的，是即將登上歷史舞台的共產黨人。
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今天（9日）上午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所說，“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他的遺願，同一切忠於他的事業的人們繼續奮鬥，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
編輯 | 陸茗
排版 | 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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