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計劃丨被拐35年女子母親去世，回家相聚隻十幾天

德良回家，一個看似大團圓的故事。但在長達35年的時間裡，她始終是一個被語言隔絕的“局外人”。

為了理解德良，谷雨作者張月前往貴州待了五天，與11人進行了交談，最終成稿《一個名字叫“喂”的女人》。如編輯趙涵漠所言，這不僅僅是一個回家的故事，更是一個被剝奪身份的女性重新找回身份的故事。

該文獲得了2020年11月優質原創深度內容獎·公益寫作獎，評委張寒評論，“面對這個意蘊豐富的故事，作者給出了準確的寫作。這當然是一個有著悲傷底色的故事，但你始終能感受到作者文字帶來的溫暖和善意。”但作者卻說，“我自詡懷著某種善意來理解她，但最終變成了隔絕她的一部分”。原因為何，請從以下這篇作者手記中尋找答案。

撰文丨張月編輯丨林雙出品丨騰訊新聞谷雨工作室

與孤獨的共鳴

《一個名字叫“喂”的女人》一文發出後，有幾位同行跟我說，他們也曾在編輯部討論過這個選題，但最終因為多方面的考慮沒有操作。

這篇文章的核心故事是一位名叫德良的布依族女性在被拐賣多年之後回家，的確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社會類選題，編輯趙涵漠把鏈接扔到選題群裡時，我一開始也是類似的判斷，這類新聞被寫過很多次，沒有什麽新意了。

但不知道什麽原因（有可能是缺稿），那天晚一點的時候，我又點開了那個鏈接。那是一篇貴州當地媒體的報導，大概一千多字，以一個大團圓的基調，講了德良被拐賣到河南的生活，以及一群陌生的布依族人幫她尋找到家鄉的過程。這次看的感受不太一樣，我開始意識到德良和其他被拐女性的區別：大部分被拐女性結婚生子之後，很快就能融入當地的生活，不管心裡願不願意，生活都算安頓了下來。但德良不是，她聽力差，怎麽都學不會漢語，沒法和人交流。在那個家和那個小村子裡，在長達35年的時間裡，她始終是一個局外人。

語言是通道，但她的這條通道是雙向關閉的。我猜測她一定活得極其孤獨，但這種孤獨具體是什麽模樣？積年累月的孤獨最終把她變成了一個什麽樣的人？這是我一開始最好奇、覺得最重要的部分，只有清楚這些，才能明白簡單到俗套的“回家”兩個字，對這樣一個人來說，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份量。

我自己也曾體會過這種類似的被語言隔絕的孤獨感。2013年年底到2016年，我在一個中東國家做英文編輯，那時候剛工作沒兩年，處在一個雄心勃勃想要證明自己的階段。駐外對於我們做國際新聞的人來說，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機會：深入一個國家內部去了解它並闡釋它。然而我最終失敗了，那兩年沒能寫出什麽有價值的報導，語言不是唯一的但應該是一個挺重要的原因，當地人絕大多數使用阿拉伯語，而我始終未能掌握這門語言，這讓採訪變得極其艱難。

記憶中的那兩年總是籠罩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挫敗感，被某種無形的東西密密包裹，無法舒展。也許是因為這段經歷，我才會對像德良這樣被隔絕的、孤獨的人從內心深處產生共鳴。我最終離開了那個語言不通的地方，但德良在河南的小村子裡度過了自己的大半輩子。她從一個年輕的姑娘變成了老嫗，在生活已經吝於給她任何幻覺和希望的時候，突然可以回家，像是一個神跡。對她來說，命運是過於叵測的東西，根被生生拔起的痛苦，平靜的孤絕，熱烈的希望，她全都經歷了，我想去看看這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在城市裡已被消解的樸素情感

2020年10月25日，我飛去貴州興義，那是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的首府，下屬的晴隆縣是德良的老家，女兒李新梅帶她回家，要在那裡住些日子。我在那裡待了五天，一共和11個人做了交談，主要是德良的家人和幫助她回家的布依族志願者。

由於語言隔閡，和德良的交談幾乎是一件無法實現的事情。我找了德良的妹妹幫我做翻譯，但她聽力太差了，需要妹妹衝著她耳朵喊。她的記憶也變得支離破碎，對一些涉及時間和地點的問題常常一臉茫然，自顧自開始說一些妹妹也聽不懂的話。一個多小時之後，我絕望地放棄了這場交談，唯一的收獲大概是：我確認了這場悲劇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跡。

幸運的是，李新梅是一個很健談的人，我跟她盤腿坐在床上聊了四個小時，她補上了很多無法從德良口中得知的細節。她是一個很好的談話者，感情細膩，表達也清晰，她跟我聊起媽媽枕著的那把刀、一個人坐在村頭的背影、沉默的人群、還有她對媽媽的複雜情感，聊到動情時，她掉了眼淚。

文章中關於德良孤獨生活的描述大都來自於她的論述，但還是會有遺憾，單一的他者論述無法完全彌補未能和本人交流的缺陷。文章發布之後，同行張瑞提了一個建議，他認為這種隔絕感，不僅僅是生活層面的，還應該有更多的層面，比如宗教層面（德良家裡供奉著一個神龕）。在這個方面的挖掘確實是不夠的。貴州之行結束後，我原本想去一趟河南親眼看看德良的家，以便在描述她的生活時能夠更有實感，但因為時間的關係，最終未能成行。

除了德良，我和其他人的交談是很順利的，尤其是那些幫助德良尋找家鄉的布依族志願者，他們非常樂意配合，布依族人性格熱情開朗，也很容易敞開心扉。

這些人身份不一，黃德峰是公務員、王正直是電視台的翻譯、岑觀昌是扶貧工作者，羅其利是開服裝店的，還有幾位是普通的打工者。我最好奇的是，定位德良的故鄉涉及到一些極其瑣碎的信息確認和核實，他們為什麽會願意聚在一起花時間和精力做這件事情？

順著這個思路問下去會發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拐賣在這個族群中並不罕見。正是因為語言不通，他們中的很多女性成了被人販子“獵殺”的對象，幾乎每個志願者都能講出幾個家族中女性被拐賣的故事。在這個事件中，他們不是做好事的工具人，他們有自己的動機、憤怒和同情。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些人的善良和溫暖。黃德峰性情羞澀，寡言少語，但他總是那個悄悄去買單的人。在我和隨行攝影師幾次表示可以報銷之後，他還是堅持買了單。有布依族人來貴州興義，王正直都會在家裡安排食宿，盡量少讓他們花錢。在貴州的幾天裡，他們把素不相識的德良一家照顧得極其細致，幾乎沒讓她們花錢。

那種同族之間的樸素情感是一種在城市裡已經被消解的東西，它幫助我從另一個層面理解了他們的善意從何而來，而他們自己覺得這種善意不需要論證，也沒有意識到它在當下多麽珍貴，一個叫羅乾的志願者反覆問了我好幾次：“這個事情有什麽好寫的？”

有一天和他們一起吃晚飯，飯桌上，黃德峰和王正直來了興致，掏出手機放伴奏，接連唱了好幾首布依族歌謠，其中一首名叫《知客調》，那是布依族人用來問候遠方來客的曲子。他們歌聲遼闊，姿態毫無矯飾，非常自然，仿佛那是他們天性中的一部分。一首接一首，我聽不懂他們在唱什麽，但第一次感知到了這種古老語言的力量。他們停下來時，我和在座的另一位同行都差點落淚。

正是因為這種感受，後來我才會在文章中寫到這種語言日漸凋敝的現實，越來越多布依族人放棄母語，擁抱漢語。當某一天這種語言消失的時候，大概再沒人唱這些古老的、口口相傳的曲子了吧。

這個場景讓我想到，德良會不會也唱歌呢？那種可能存在於她天性裡的東西會不會也在某個時刻突然出現？我去問了李新梅，果然，她告訴我，有一次媽媽在哄小孩的時候哼著她聽不懂的歌，媽媽平時聲音沙啞難聽，唯有在唱歌時清亮甜蜜，不像個老婦，反而像個年輕的姑娘。李新梅聽了一會兒，拿出手機想錄下來，但媽媽很快不唱了，之後也再沒有聽她唱過。

在獲得的全部素材裡，這是最為觸動我的一個場景。對於德良來說，那可能是一個出神的時刻，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兩個女兒都搬離家裡，困住她一輩子的地方現在只剩下她一個人了，她幫女兒帶外孫，生活看上去不會有其他的結局了。她在那個時刻會想些什麽呢？又或許什麽都沒有想，只是輕輕哼著一首沒人能聽懂的歌。

我自詡懷著某種善意來理解她，但最終變成隔絕她的一部分

文章的寫作一共花了兩天時間。在改稿時，關於對整個故事的理解上，編輯漠漠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她提醒了我一點，她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回家的故事，更是一個被剝奪身份的女性重新找回身份的故事。隻寫回家還是停留在表面，而身份是更深層次的東西，那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

順著這個思路，我又跟李新梅打電話聊了一次，獲得了一個非常具有指向性的細節，那就是不論在家還是在村裡，德良是個沒有名字的人，人們管她叫“哎”或者“喂”，身份證上的名字是假的，真正的名字也沒人知道。我把這個細節放在了開頭，和後面德良被喊出名字的時刻遙相呼應，很大程度上，是這個細節賦予了了後面那個時刻動人心魄的力量。它不是簡單地喊出一個名字，而是這個人被剝奪的社會身份重新得到確認。

文章發出之後，我收到最多的反饋是關於結尾，很多讀者對那個有些悲傷的結尾很意外。其實那並不是原定的結尾，在貴州的幾天裡，我一直想寫一個令人欣慰的大團圓結局，我也的確親眼看到了一場令人感動的團聚，那些場景讓我基本確定了故事的結尾。

但最後一天，有兩件事情改變了我的看法。第一件事情是德良要離開貴州回河南了，她在弟弟家短暫停留了兩三個小時，在此之前她剛和父母告別，哭了一場，也許是因為情緒激動，她不停地在說話，內容都是發生在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她巴巴地看著弟弟和女兒，希望有人回應她一句。但女兒對她這個狀態已經司空見慣，和小舅都假裝沒聽見，沒搭話。

德良很突然地把目光轉向我，我的反應幾乎是下意識的，側頭回避了和她的對視。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她轉過身去，開始看電視，她不會使用遙控器，不能全屏，就盯著螢幕的一個小角看了很久。那一刻我非常羞愧，我自詡懷著某種善意來理解她，來寫她的故事，但最終變成了隔絕她的一部分。

第二件事情是李新梅一直想給媽媽裝個助聽器，但助聽器的深淺因人而異，需要被安裝對象的即時反饋，這種溝通在河南一直沒法實現。在貴州時，李新梅想和德良的妹妹一起去幫德良裝一個，但德良妹妹是一個女包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很難請假，再加上助聽器的價格並不便宜，李新梅最終放棄了這個計劃。

這兩件事情幾乎同時發生，它們讓我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大團圓的故事，德良的隔絕在漫長的時間裡早已變得牢不可破。有人幫她找到了家，但這已經不能改變什麽，她還是要回到那個小村子裡，回到那個安靜而孤獨、沒人能聽懂她說的話的地方，度過餘生。這是她命運裡最悲愴而殘酷的部分，它不是喜劇，而是更深的悲劇。

最終，《一個名字叫“喂”的女人》的結尾是這麽寫的：“如果非說有什麽改變的話，可能是她的人生終於有了些許盼頭。走之前，德良跟鄰居聚會，她告訴她們：“我先回去帶孩子，等過年了，蒸好饅頭就回來。”

但那點盼頭也快消失了。春節前，我在寫這篇手記的時候，黃德峰告訴我，德良的母親去世了，她感冒去醫院打針，回來睡下，第二天再也沒有醒來。黃德峰發了一條朋友圈：“我們這群人好像贏了時間，搶在死神前一點點讓德良和父母相聚，但又輸給了時間，她回家過年吃團圓飯心願永遠地破碎了。”李新梅不敢告訴媽媽這個消息，春節她沒帶德良沒回貴州，直到現在，德良還不知道這個消息。

這篇文章的操作全過程大致如此，如果說從這個過程裡我獲得了什麽新的認知，大概是理解的有限性。直到最後，我也不覺得自己真正深入到了德良生活和命運的核心，我通過眾多他者視角構築了德良的故事，但她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麽樣子的，我依然不能完全確定。這其中有客觀的因素，也有主觀的因素，在某一個時刻，你會懷疑所謂同情之理解，到底是這份職業獲取信息的需求，還是內心的真誠好奇。當對方無法給你提供信息時，這種理解是否還能繼續存在？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不得不面對自己的有限性。

我悲觀地覺得，也許永遠也無法擺脫這種有限性，因為它根植於本性之中，唯一能做的，不過是下一次努力離真誠更近一點。幸好還有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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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 | 楊瑞春主編 | 王波責編 | 迦沐梓運營 | 林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