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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寬鬆教育”的真相,到底是什麽?

自2017年起,我國各地各級政府實施了整治課外培訓機構和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問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成功政策經驗為我們提供了借鑒。但是去年日本文部省對“寬鬆教育”政策的改革,引起了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熱議,在傳播較為廣泛的觀點中,認為日本的“寬鬆教育”對日本造成了種種惡果,是失敗的教育改革政策,這也成為了部分人反對“減負”的理由。事實如何呢?這篇文章將為你理清。

背景

日本為什麽要提出“寬鬆教育”?

“寬鬆教育”單單從文字上很容易讓公眾認為是一種輕鬆的、低要求、低學習品質的教育取向,但事實或許並非如此。

日本“寬鬆教育”政策頒布和當時經濟有著密切關係,日本大使館參事官藤岡謙一表示,日本的教育一直受到經濟界的影響。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經濟的發展需要大批化學工業領域優秀的工廠工人。從而推動了理工科人才的培養,日本政府逐步加強學校理科學習的內容和實踐。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結束,日本生產據點轉移到國外,在這個階段,經濟界認為未來需要有能力從事研發新技術的人才和獨立思考的人才。當時中小學課時太多了,學生只會死記硬背,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減少課堂內容和時間,培養學生思考的能力,逐漸得到重視。在此背景下,文部科學省提出“寬鬆”教育改革:“精選教育內容,旨在實現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的目標”(1978年)。

6月6日,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舉辦的日本“寬鬆教育”主題沙龍現場

實質

日本的“寬鬆教育”到底是什麽?

“寬鬆教育”這個詞,其實是一個政策語言,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語言,有點相當於中國的素質教育:過去是應試教育,而後提出素質教育是為了應對應試教育。 北京師范大學的高益民教授解釋到。“寬鬆教育”這個詞怎麽提出來的?是因為過去叫做“灌輸式教育”、“填鴨式教育”。一個箱子一個容器給它灌滿滿的,一點縫都不留!這是日本填鴨式教育。所以不是嚴格的學術詞匯,而是為了讓大家理解起來容易的政策語言。

所以在日本,“寬鬆教育”的提出是糾正越來越嚴重的“填鴨式”教育傾向,“寬鬆教育”重視的是生存能力,自主學習,獨立思考以及體驗式學習。填鴨式學習是重視基礎,系統化學習。

所以“寬鬆教育” 精簡學習內容的主要出發點是給學生適當的“留白”,為培養學生的自主思考與學習能力流出太空,並非為了降低學習難度與教學品質。

發展

“寬鬆教育”的主要發展歷程

日本的中小學教學有一個綱領性檔案,即《學習指導要領》,它的制定是為了讓全日本所有地區保持一定的教育水準,由文部科學省頒布、制定的課程要求。根據田輝教授的研究,日本戰後的《學習指導要領》主要分為四個階段:

? 第一,戰後新教育時期(1947年、1951年版)

? 第二,學科中心時期(1958年、1968年版)

? 第三,寬鬆教育時期(1977年、1989年、1998年版)

? 第四,培養扎實的學力(2008年、2017年版)

日本中小學課時變化

其中,1998年修改、2002正式實施的《學習指導要領》是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學習內容減少了約3成,上課時間減少了約1成。對“寬鬆教育”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這次修訂中減少的教學內容過多。

澄清

幾個關於“寬鬆教育”的關鍵事實

“寬鬆教育”有沒有造成“學力下降”?

“寬鬆教育”為什麽和學力下降聯合起來討論?三友陽子了一個例子:在日本實施“寬鬆教育”後,校外教育機構出了一張很有代表性的海報。

海報的大意是說“寬鬆教育”的教學內容中,圓周率可以用“3”計算,但是實際上文部省從來沒有規定圓周率用“3”來計算,但是校外的教育機構集中起來做這樣的海報,很多家長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他們教的是什麽?不斷的討論後,公眾就認為“寬鬆教育”有損國家教育。

但現在日本的問題不是兒童的學力下降,更重要的是關注其背後那些根本性的巨大變化。學力下降的原因不是因為文部科學省的“寬鬆”教育,而是因為一個更寬廣的世界與日本整體上發生了變化。

栗本和明校長髮言

栗本和明校長也表達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以大家熟悉的PISA調查結果說明。紅框是所謂的實施“寬鬆教育”的PISA結果,然後日本開始實行 “脫寬鬆教育”,結果2015年,日本的PISA成績就上漲了,仿佛說明了 “寬鬆教育”引起了日本PISA成績的下降或者上漲,但實際上並不是。

高益民教授做了說明:首先,日本1998年制定的《學習指導要領》,2002年才正式實施,2003年進行的PISA測試成績怎麽能歸因到1998年減少學習內容?

其次,2006年日本PISA成績相比2003成績下降的原因很多,比如:台灣參加了,拿了第一,韓國參加了,香港也參加了,亞洲國家都特別會考試,日本相對的名次就下來了。

“寬鬆教育”某種程度上成了經濟泡沫破裂後的“替罪羊”

然而日本社會對“寬鬆教育”問題沒有展開冷靜討論。泡沫經濟破滅之後,當時的日本在經濟不景氣中掙扎,日本社會充滿了不安。認為這樣下去,經濟遲早會破產,在這樣的背景下, “寬鬆教育”導致學習能力低下,這一批評使得日本人更加不安,很多人從感情上反對“寬鬆教育”。沒有對“寬鬆教育”是否真的造成學習能力底下的認證,就被強烈的反對意見所壓倒,“寬鬆教育”在實施後僅僅一年就轉換了方向。在“寬鬆教育”最大的受害者是孩子,接受“寬鬆教育”成長起來的孩子們,到現在也被認為學習不好的一代。藤岡謙一補充道。

藤岡謙一

日本“寬鬆教育”的大方向變了麽?

在日本,“寬鬆教育”這個話題不是那麽新了,因為03年和06年兩次PISA日本成績都不好,那時候大家對“寬鬆教育”表達了一種擔心。最近幾年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寬鬆教育一代畢業工作了,有用人部門對寬鬆一代的評價不太好,不大像以前日本人那樣守規矩,懂禮貌,勤懇了,相當於中國現在的“90後”,比較自由。當然這一點也沒有嚴格的調查,但似乎成為了一種“共識”:寬鬆一代在行為舉止、思想的觀念上,跟以前的老派日本人不一樣。

高益民教授認為,把這個問題歸到寬鬆教育也有點牽強,因為現在日本的大公司、企業曾經的終身雇傭製都變化了。泡沫經濟破裂以後,失業人口的增多,工作方式開始多樣化,家庭收入差距的加大,整個社會的不安定性加大人的生活方式也發生著變化。老一輩年輕人說我要找一個穩定的,一乾乾一輩子的工作,但年輕一代表示我只要在小店裡打零工也可以。社會的因素變動比較大,如果說單純的由寬鬆教育帶來的,似乎不是一個理性的思考。

高益民教授發言

同時,現在很多中國媒體上的觀點認為日本“寬鬆教育”的大方向改了,全盤否定了之前的教育理念與價值觀,這個觀點不完全對。像生存力、深度的學習、主體的對話與學習這些理念與價值觀,是沒有變化的。日本的“去寬鬆教育”改革不過是把過去減的過多的學習標準又加回去了,從表面量的角度來說是加回去的,但並不是像國內某些媒體宣傳的,仿佛日本在走向“應試教育”,在不斷加大學生負擔。

“減負”的中國PK“脫寬鬆教育”的日本

三友陽子的女兒現在在北京讀小學二年級,每個寒暑假,她會把女兒送到日本的公立學校學習一段時間。她描繪了中日兩國小學教育的不同。

三友陽子(左)與楊東平(右)

“這幾年中國特別推動‘減負’,女兒的學校也很推崇自由教育,表面上看比較寬鬆教育的。但和日本學校‘脫寬鬆’的教育比起來,這種‘寬鬆’表現並不明顯。在日本,女兒回來做作業,一個小時做完了,而在宣揚“寬鬆教育”的北京的小學,女兒每天睡覺的時間是11點到12點。

另一個感觸是關於中國學校裡的家長微信群,教師會在群裡公布今天某項測試的成績優異者,如果沒有自己小孩的圖片家長就很難受。或者在群裡發布夏令營班的資訊,價格特別貴,家長看到了心裡就會很焦慮。而在日本,學校和家長的溝通是非常簡單的,比如哪天開運動會,就是一個簡單的通知由學生帶回家,沒有過多的資訊,日本的教師也不會在私下與家長保持過於親密的關係。”

思考

“寬鬆教育”真正值得反思的問題

關於“寬鬆教育”政策,真正值得我們借鑒的是它作為一項教育政策在制定與實施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首先,“寬鬆教育”政策的制定並非出於對孩子的考慮。決定實施怎麽樣的教育是以成人的情況決定的,去解決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並不是出於對孩子們的考慮。 另外,政策在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存在“鍾擺現象”——日本的教育就像鍾擺一樣搖擺不定,缺乏穩定目標,也沒有給相關政策呈現效果的時間。

日本教育政策的鍾擺現象

同時,政策制定中還存在目的和手段不相符的問題, “寬鬆教育”的出發點是1978年提出培養獨立思考、創造新事物人才的目標,這是正確的想法,但是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並非簡單減少機械學習內容就可以實現,還需要配套的課程與教學方法。

最後,藤岡謙一的一個觀點值得思考與借鑒:鑒於日本“寬鬆教育”政策改革的時間,他認為社會不穩定期,不是推進教育改革的恰當時機。中國也在推進教育改革,衷心建議,教育政策的制定應著眼孩子們的未來,經過仔細的研究,然後推進改革,形成清晰穩定的教育價值理想。

參會人員合影

本文由 王曉鵬 整理自6月6日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舉辦的“日本‘寬鬆教育’主題沙龍”現場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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