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南京 「彭宇案」轟動全國，「扶不扶老人」成為全民討論的話題。
雖然多年後彭宇承認，自己當時的確與老人發生了碰撞，但判案的邏輯影響深遠，這個案子至今是拷問社會道德和人心的標誌性事件。
恰巧，「彭宇案」發生的那一年，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在航站樓配置了針對心源性猝死的急救神器——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AED），被視為AED進入中國的起點。
12年來，上海、杭州、深圳、海口等大城市的公共場所也陸續配置了AED，甚至某些小城市也通過捐贈等形式安裝了少量AED。
12年過去，AED在我國不再是空白，但像「扶不扶老人」一樣，面對AED的我們依然面臨著「不敢用」的尷尬！
救別人的命，卻給自己找麻煩！
靚靚在北京工作，最近她所在的公司組織了一場急救培訓活動，其中一項就是AED的使用。在這次培訓之前，靚靚對AED的唯一了解是北京電視台的一條公益廣告提醒「有些公共場所有AED之類的急救工具」。
雖然知道有AED這種東西，但出入地鐵、商場、火車站、機場等公共場所，靚靚並沒有特別注意過AED，也沒見過特別明顯的標識。這次培訓以後，她覺得自己會更關注「AED放在哪裡」。
我國每年心源性猝死發病人數超過54萬，80%的心源性猝死是由心室顫動，也就是心臟出現極快而不規律的心律失常導致的。AED可以給心臟一定的電能量進行除顫，當室顫消除，心臟也就能恢復正常工作。
「了解了AED，如果以後在公共場所遇到猝死的人，會施以援手嗎？」當39深呼吸（ID：shenhuxi39）拋出這個問題時，靚靚猶豫了幾秒鐘，最後她說：「如果真有一個人倒在你面前，不是敢不敢用AED，而是敢不敢接近這個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是的，比起會不會用AED，「敢不敢用AED」是個更棘手的問題，一不小心救人的好人反而可能成為被告。
為了不讓好人傷心，社會嘗試用法律解決這一困境：
2014年，杭州市就通過了《院前醫療急救管理條例》，其中明確規定，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不追究有關法律責任；
2015年，杭州又通過了《杭州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強調「救人者無須自證清白」；
2016年11月1日，《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正式實施，其中規定，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對患者造成損害的，不承擔法律責任。
2017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正式實施，其中第184條規定，「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保護善意救助者的法律條例似乎越來越多，但並非盡善盡美。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律專業人士介紹，醫療損害領域，存在司法鑒定與醫學會鑒定的雙軌制，而鑒定有時候也難以查清楚相關問題，尤其是損害認定中的因果關係。
比如，如果救助人和被救助人訴諸法院，法院在雙方均無過錯的情況下，也可能依據《侵權責任法》第24條，讓當事人分擔損失，而實際上難謂公正，這就給施救人增加了法律風險，造成困擾。
「普通人經濟能力有限，當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位專業人士表示，法律鼓勵人民樂善好施，救人於危難之際，然而干涉他人之情事，也要承擔一定的法律風險，救助之人應有必要的心理準備，關愛他人，值得讚揚，但也要量力而行。
AED培訓必須面對面！！
從「敢不敢用AED」拷問道德和法律，也拷問AED的培訓缺失。
AED進入我國不過12年，但實際上它在1979年就問世了，20世紀90年代歐美國家就在機場、車站等人群聚集地配置AED，並面向警察、消防員、急救員、普通大眾進行相關培訓。
但在我國，就像靚靚所在的公司培訓，關於AED的科普培訓十分零散，缺少引領性的政策檔案。
北京朝陽醫院心臟中心副主任醫師田穎曾到學校、小區，進行心肺復甦、AED等方面的急救培訓公益活動。她印象最深的是，拿著一個從事AED行業的同學送的一個模擬器，去學校給初一三個班的同學講課。
「孩子們聽得特別認真，還互相模擬，後來有家長反饋說，孩子回到家還教大人這些知識。」 這讓田穎醫生感到開心，但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她更希望將AED等急救的科普納入學校的常規課程，「從幼稚園，從小學就開始，那麼未來的幾年、幾十年會有更大的進步。」
解放軍總醫院第四醫學中心重症醫學科主任何忠傑提出了「白金十分鐘-自救互救」理論並進行了自救互救相關技術的研究和普及，他認為，AED是「白金十分鐘-自救互救」的技術之一，必須普及給大眾，這是時效性規律決定的。
很多人不敢用，是對時效規律不認識，技術不掌握導致的。由於培訓不到位，不了解AED，甚至對AED有一些錯誤的認識。
比如，有些AED旁邊貼著「僅限專業人士使用」，但實際上，AED的操作十分簡單，本來就是面向大眾老百姓設計的急救工具；
比如有人擔心自己知識不夠，無法判斷倒地的人是否需要AED。其實，AED是一個有語音提示的傻瓜式機器，會自動判定這個人是否需要除顫，不會發生不需要除顫卻除顫，給被救者帶來危險的情況。
「要讓大家在身邊就能找到學習這些技能的地方，看個影片就能懂了嗎？最好還是有面對面交流的場景。」何忠傑說，這樣大家才會用，才敢用。
他和專家們發起的「白金十分鐘全國自救互救志願服務聯盟」就聚集了一大批具備醫學專業背景志願者，每月最後一周的周六聯合北京市應急志願者在北京各大商場進行急救知識的科學普及，11月24日下午就在北京王府井舉辦了一次。
另外，聯盟還在2017年發起了 「白金十分鐘-鄰裡守望」-公共空間急救普及活動中國行的公益項目，蘭州、洛陽、棗莊（2-4個站）、赤峰、金華、邵陽、新余、梧州、敦煌、榆中、慶陽、深圳、遵義等與北京同步舉行活動，齊力宣傳包括AED在內的急救知識。該項目還獲得了國家衛健委文明辦頒發的「全國健康行業志願服務銅獎項目」。
不過，何忠傑也坦言，這種基於大商場的培訓面向的是流動人群，誰來遇到了撞到了，感興趣就來學學，優點就是一家人可以一起演習。
「單靠民間組織，沒有太多精力和能力去組織更大規模有針對性的培訓活動。」
平均400萬人一台AED
培訓可以用幾千塊錢的AED模擬器，真正救人的是上萬塊的AED，但我國AED的數量顯然不夠！
田穎醫生曾在美國梅奧診所工作學習一年，她明顯感受到「美國AED的安裝很多，即使是在會場，可能也會在最顯眼的地方安裝1~2台，帶著雷電的標誌，提醒大家注意。」
相比之下，AED在我國的配置和使用還處於起步階段，首要的問題就是AED的數量遠遠不夠！
在美國，平均每10萬人配備317台AED，日本每10萬人配備235台，而在常住人口超過2400萬的上海，截至2017年初，公共場所AED的數量不過600餘台，平均下來400萬人才有一台。
首都北京的情況也不樂觀，最典型是日均客流超過1000萬的北京地鐵，一台AED都沒有！2016年6月29日，天涯副總編金波因為心臟驟停倒在北京地鐵，雖然有路人對其進行心肺復甦，但等急救人員趕到，他已經死亡。
田穎醫生曾聯合一個從事AED行業的朋友曾試圖捐助一些AED，希望放在北京地鐵，「當時和地鐵相關部門聯繫，他們以沒有政策，沒有地方放，沒有許可，最後就沒做下去。」
「很遺憾，很難過。」田穎醫生說。
金波猝死在北京地鐵是北京的初夏，那年春天召開的兩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中山醫院心內科主任葛均波就曾聯合霍勇、韓雅玲、張澍等心臟病領域的專家，呼籲「改進公共場所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AED）應用」，其中就包括定義各級城市AED覆蓋要求，實現AED的廣泛覆蓋。
2017年，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謝雙成、陳怡霓兩位委員曾提交了關於在公共場所普遍配置自動體外除顫儀（AED）的提案。原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計委在2017年7月的答覆函中表示，將聯合財政部、財政部、民政部、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等部門，積極探索城市公共場所配置和推廣AED試點工作。
答覆函中還提到，到2020年，全國各省級紅十字會和30%以上地市級紅十字會建成標準化培訓基地，實現急救知識的培訓、體驗、傳播，為廣大社區居民和學生參加應急救護培訓與體驗活動提供場所。
從道德到法律，從衛生部門到財政部門，AED這個小小的盒子背後牽扯的卻是一個龐大的社會體系，這也註定推進的過程不會太快，但生命從來不等待，能快一分鐘，就不要讓大家多等一分鐘吧！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除專家姓名外均為化名）
丨本文指導專家：
北京朝陽醫院心臟中心副主任醫師 田穎
解放軍總醫院第四醫學中心重症醫學科主任 何忠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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