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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之前,英國對德為何會倒向綏靖政策?(上)

摘要:英國空軍參謀部不僅高估了德國已經擁有的飛機數量,還大大高估了它即將擁有的飛機數量。英國的專家們也誇大了轟炸的影響——當然既包括自己方面的損失,也包括德方的損失。

《英國史:1914-1945》

[英]A.J.P.泰勒 著

徐志軍 鄒佳茹 譯

華夏出版社 2020年版

只有具有清醒頭腦的人表現出對於外交事務的關注:政治家、工會書記、作家和高級刊物的讀者,凱恩斯稱之為“小圈子裡的人”。普通男女在1938年9月底陷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機以前,幾乎意識不到歐洲大戰即將來臨。即使在此之後,民防和國防義勇軍的新兵主要來自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旗幟晚報》每日刊登大衛·洛的漫畫,他們把希特勒和墨索裡尼描繪成好戰分子。《每日快報》秉承“報喜不報憂,才有好結果”的原則,在慕尼黑事件後的頭版通欄標題寫道:“英國今年不會,明年也不會卷入歐洲戰爭”。雖然外交事務佔據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整個劇場幾乎空無一人,舞台工作人員也渾渾噩噩。直到1940年5月,外交事務引發災難性的錯誤,全民才開始參與到國家公共事務中。

爭論和行動在兩個層面上展開:軍備(通常稱為“重整軍備”或“國防”)政策。雖然這兩個層面明顯相關,但少有重疊。三軍首腦把德國的軍備,或者假想的德國軍備作為標尺,準備反擊。他們不去分析英德兩國之間可能發生衝突的原因,也不去分析如何解決衝突。他們認為,既然德國再次崛起為軍事強國,一旦雙方的軍備計劃成熟了,就會開戰。他們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在這場戰爭中,英國將不得不主要以一己之力單獨應戰。他們沒有考慮結交盟友的可能,因此通常還會貶低他們。例如,1939年2月,當政府把與法國的聯盟關係拉得更緊密時,參謀長們卻預言法國軍隊可能要戰敗。另一方面,外交政策的制定幾乎不考慮軍備狀況。妥協還是抵抗都是就事論事予以考量,即使援引軍事理由,都是事後用於為所作決策找借口。因此,對於英國如何走向1939年的戰爭,有兩種不同的敘述——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但似乎又互相矛盾。其中一種說法稱,英國不斷加速備戰,以應對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另一個說法稱,英國在不斷摸索,試圖防止戰爭,這些努力出了岔子,令人遺憾地失敗了。

1935年大選之後,大規模的軍備建設開始了,當然,它早前已經在理論上提出。政治動機加入進來。選舉本身給予政府某種擴軍的授權。阿比西尼亞危機以及此後德國對萊茵蘭的重新佔領,粉碎了戰後從容、安全的歲月。然而,主要的動機還是技術上的:德國日益增長的實力需要得到抑製,尤其是其空中力量。英國空軍的首腦們反覆修改他們對德國軍備的預判,不斷提出新要求。1935 年3 月糟糕的某一天,希特勒對約翰·西蒙爵士聲稱,德國的空軍力量已經與英國齊平,英國的三軍首腦們信以為真,甚至認為德國人還有保留。事實恰好相反:德國虛張聲勢,擁有的軍事力量從未如對外宣稱的那樣強大。戰後不久,美國調查人員對德國經濟進行過調查。他們的結論是:“世界大大高估了德國的(空軍)實力。”儘管這一結論得到了史官的準確記錄,但還沒有寫進關於戰前歷史的大眾讀物中。

阿比西尼亞邊上的意大利大炮(1936年)

事實上,德國正忙於準備再次成為歐洲大陸的軍事強國。即便如此,它也沒有時人以為的那樣急迫。它的努力幾乎全部花在建立陸上作戰的力量上。直到1940年,它還沒作好與英國開戰的直接準備。它沒有作戰艦隊,沒有登陸艇,潛艇極少。它的空軍是為配合陸軍作戰而設立的,而非一種獨立的武器。當然,德國人和其他所有人都認為,任何飛機最不濟也可以執行轟炸城鎮的任務。然而,德國空軍並沒有為此做什麽計劃或訓練,儘管希特勒威脅要狂轟濫炸。英國空軍參謀部認真對待這些威脅。他們不加深入探討,就假設所有的德國轟炸機都能轟炸英國目標,會在戰時投入使用。他們進一步高估了德國已經擁有的飛機數量,還大大高估了它即將擁有的飛機數量。例如,1938年,他們估計德國的前線力量是英國的兩倍,未來的產量也是英國的兩倍。當時德國前線力量的優勢實際上只有60%,預備隊比英國少,訓練有素的飛行員也少於英國。英國的飛機產量幾乎達到德國的水準,在1939年的時候超過對方。

德軍的Ju 87俯衝轟炸機

英國的專家們也誇大了轟炸的影響——當然既包括自己方面的損失,也包括德方的損失。1937年,他們預計襲擊將持續60天,造成60萬人死亡,120萬人受傷。根據這些專家的建議,衛生部於1939年計算得出:戰爭爆發之初,將急需100萬到300萬張病床。在近6年的戰爭中,英國因空襲造成的平民實際傷亡人數為29.5萬人,其中6萬人遇難。

空軍首腦堅持認為,大規模報復是唯一的防禦辦法,轟炸機必須優先於所有其他形式的武器。海陸兩軍的首長們擔心自己的計劃受到影響,試圖抵製這種意見,但未見成效。1935年,英國皇家空軍獲得的經費不到陸軍的一半,比海軍的四分之一多一點。到1939年,空軍得到的經費是最多的。大臣們原則上接受了皇家空軍的主張,只是出於費用原因在實際操作中加以限制。在他們看來,穩定的貨幣、外國信貸和轟炸機編隊一樣重要。戰爭爆發後不久,約翰·西蒙爵士稱金融為“第四支國防力量”。此外,大臣們不想因為大幅增稅而影響民望。他們也不想打破社會繁榮,希望軍事經費成為無人注意的“額外”支出。他們逐漸向空軍長官們擺出的駭人數字讓步,但要砍上一刀。

即便如此,大臣們和空軍長官們還是忽視了飛機製造面臨的困難。他們被1914年之前與德國的海軍競賽誤導了,大多數人記得、並且想象,只要有了錢,飛機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過去造戰列艦確實如此,或者幾乎如此。當時,英國擁有不計其數的船廠和造船工人,只要政府下令就可以開工。但飛機的情況不可相提並論。英國沒有龐大的民用市場基礎,沒有大型的航空工業。資源和工人不得不從其他領域調配過來。工廠必須新建。事實上,項目越大,實際生產的飛機數量越少。一切都用於準備工作;幾乎沒有什麽可以用於生產。大臣們都很困惑,投入的錢越多,反而越生產不出東西。

在白皮書宣布改變立場之後,英國軍備的發展明顯跨越了四步。第一步是1935年秋決定充分武裝。紙面上制定了一些數字目標,但幾乎沒有效果。鮑德溫信守了他的諾言:不會有大規模的軍備。毫無疑問,他會為此感到驚奇和遺憾。接下來,內維爾·張伯倫在最後一次政府預算(1937年4月)中,放棄了傳統的和平時期財政政策,頒布了一項特別的稅收:國防貢獻稅,專門針對從武器製造中獲利的商人。他還提出,4億英鎊的額外經費應分5 年借貸來籌集,而不是通過征稅——自1889年《海軍防禦法》生效後,在和平時期這還是首創。每一次,他們的假設都是一樣的(儘管每次都是錯誤的):這是一次性的開支。大家期望新造的飛機(1889年時則是船隻)足夠用,還能長期使用。無論如何,錢已經有了。

在1935年至1937年,鮑德溫第三度出任英國首相

二戰早期,英國生產的巴特爾轟炸機

然而,飛機依舊步履維艱。一年後,政府采取了第三個更嚴厲的措施。1938年3月22日,軍方可以不受限制地乾預“正常”的商業行為了。自此之後,例如,雖然汽車的民用市場需求很大,製造商受到鼓勵轉而製造飛機。第二天,工會代表大會的領導人來到了唐寧街10號,同意放鬆機械製造業的工會限制,這是1931年以來他們的首次到訪。這相當於1915年3月27日勞合·喬治的財政部協議——不過這一次是在戰爭爆發前18個月,而不是7個月之後。這兩個政策標誌著戰時經濟的真正開始。雖然發生於希特勒吞並奧地利10天后,那純屬巧合。技術上的理由在那個時候已經成熟了。

最後一步在時間上與任何政治事件都不重合。1939年2月22日,政府授權空軍“無限量生產”,也就是說,工業可以只顧生產,不考慮錢的問題。另一方面,戰爭的爆發對經濟沒有影響。1939年2月22日以來,生產不曾間斷,直到1940年5月的巨大災難導致生產加速。事實上,如果我們僅僅從軍備的角度判斷英國的政策(正如通常隻以希特勒的軍備來衡量他的政策),那麽就會發現英國正清醒地走向戰爭,一直抱著堅定的決心。

然而,政治的敘事全然不同。當然有一些政治家認為,軍備競賽必然會導致戰爭。丘吉爾基本持這種觀點。他和他的少數支持者認為,德國決心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英國必須作好抵抗準備。少數工黨人士繼續把軍備視為戰爭的起因,儘管他們的結論正好相反。他們希望通過削減英國軍備,讓一切都好起來。工黨的普遍觀點更加模棱兩可。現在該黨正式接受這樣一種觀點:軍備的適當增加對於他們深信不疑的集體安全是必要的、有利的。1937 年7月,議會黨團決定在軍備預算問題上棄權,而不是投反對票。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免於責難(民眾指責他們鼓吹強硬行動,卻沒有實施的手段),也表明他們對政府的政策缺乏信心。

即使這樣的路線變化也不如看上去那麽引人注目。以45∶39 票的微弱多數得以通過,支持者主要來自不善言辭的工會成員。領導人大多數還是表示反對。艾德禮本人投了反對票,他的兩個主要副手莫裡森和格林伍德也是如此,當然,左翼黨員如克裡普斯和貝文,都投了反對票。這些人才是工黨在議會的發言人,他們不願改變態度。他們時而聲辯,軍備永遠不會用於正義的目標,即集體安全;時而又稱會作為邪惡的用途,比如幫助德國對付蘇聯。無論哪一種情況,公眾輿論的印象都是一樣的,即工黨似乎反對重整軍備。因此,它仍然容易受到指責,被認為只有強硬的言辭,而沒有強硬的手段。

1935-1955年,艾德禮擔任英國工黨黨魁

工黨的混亂態度阻礙了全國合作的可能,當然,工黨越受冷落,它就越可疑。內維爾·張伯倫並不感到遺憾:他總是把分歧變得更尖銳,而鮑德溫則試圖化解矛盾。張伯倫在外交政策上,與其他事情一樣采取務實的立場。他對於鮑德溫的行動遲緩、猶疑不決早就不滿。他不滿足於表面言辭,無論是工黨的,還是法國所依賴的公約和協議。他不喜歡虛偽和曖昧。他是第一個主張放棄對意大利的製裁的大臣,當時製裁顯然已經失敗了,他也是給愛德華八世施加最大壓力的大臣。是他一步步帶領英國走上重整軍備的道路,事實上,他為英國二戰期間的戰鬥力打下基礎,比任何人都功不可沒。另一方面,他對那些浪費在軍備上的錢表示不滿,也不希望國外事務干擾他和政府的國內改革項目。他認為,歐洲的獨裁者如希特勒和墨索裡尼,都是像他一樣理性的政治家,無論如何,必須如此對待,他們的不滿可以通過理性對話來平息。因此,他急於展開對話,希望歐洲重新確定新路線。

張伯倫的財富就是敏銳的理性主義。他以如下問題粉碎批評的聲音:還有其他選擇嗎?現在幾乎沒有人相信,國際聯盟的現狀還能發揮作用,儘管大多數人不承認——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均已退出;阿比西尼亞問題的失敗使製裁遭受極大打擊。丘吉爾大言不慚,似乎認為英法仍然可以主導歐洲;一些外交官員則認為希特勒應該受到“當頭一棒”。張伯倫對這一政策毫無信心。他認為法國在馬格諾防線的保護下不會被入侵,英國作為海上強國也是安全的,他同樣認為,德國也是安全無憂的。至少,德國只可能被一場持續數年的大戰所馴服,這場大戰將把歐洲撕成碎片。他和所有英國人一樣,希望避免這樣的戰爭。那些認為希特勒虛張聲勢的少數人,可以用三軍首腦提供的估計數字來回應,或者用丘吉爾本人的數字來回應。張伯倫也沒有對英法在東歐影響力的下降感到遺憾。這正是包括他的哥哥奧斯丁在內的英國政治家所大力提倡的。

法國的馬格諾防線,自1929年起開始建造,1940年才基本建成

當然,德國將成為東歐和巴爾乾半島的主宰,這一點在他和任何人看來都是顯而易見的。一旦德國被公認為一個強國,這就不可避免。張伯倫是否在更進一步等著一場德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好讓大英帝國擺脫所有麻煩?這種複雜的論調是當時一些極端社會主義者提出來的,對張伯倫來說是一種抹黑,後來偶爾還有人因此讚揚他。這種說法可謂無稽之談。張伯倫是活在當下的那類人。他只想解決眼前的問題,不會看得太遠。毫無疑問,他希望德國和蘇聯能夠相互抵消、相互製衡。但它們如果開戰,不論哪一方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對於英國來說都是一場災難。在這個問題上,張伯倫只要仔細想想,就會祈求平安無事。

張伯倫是否曾設想過與德國結盟對抗蘇聯,這個問題倒是值得考慮。他厭惡與蘇聯結盟共同對抗德國,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與蘇聯結盟是極左派——左翼圖書俱樂部、未公開的人民陣線,以及那些為西班牙共和國而戰的人最希望看到的。大部分工黨人士則不情願地、緩慢地朝這個方向走。有理由推測,只是到了後來,或許直到希特勒對蘇聯開展進攻之時,大多數英國人才認為共產主義的蘇聯不如納粹德國那麽邪惡。此外,在1937年及其後幾年裡,另有實際原因。蘇聯面臨史達林的大清洗,當所有的主要軍事領導人都被槍殺之時,它很難被視為真正的軍事強國。英國三軍首腦對蘇聯軍事能力的評價非常低,他們的觀點很有分量,其中既有信息依據,也有政治偏見。退一步說,即使擁有足夠的軍事能力,只要東歐的封鎖線存在——它們是反俄的,蘇聯也不能對德國采取有效行動。歐洲的和約必須以某種方式修改。修正和約、適應德國比適應蘇聯聽起來更為實際,結果也沒有那麽痛苦。蘇聯想赤化歐洲。德國則尋求糾正民族遭受的冤屈,然後與西方列強建立夥伴關係,攜手走向繁榮。

這是張伯倫自行作出的有幾分理性的考量。關於英國外交政策的激烈辯論並未圍繞這些考量,而是以道德的形式展開的。大多數英國人仍然認為,英國是第一流的強國,儘管軍備存在不足。因此,英國可以自由選擇道德之路,如果它作此選擇,這條路勢必走向勝利。事實上,英國人更關心的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隨時備戰。有一種道德輿論極力為德國辯護,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尤其被左派所強調。該觀點是這樣的:《凡爾賽和約》是不公正的、懲罰性的、不可行的。德國有權在軍備和其他方面實現與其他國家平等。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境內的德意志人應該像其他民族一樣有權自治,即使這意味著德國實力的提升。更廣義一點來說,德國有權屹立於歐洲和世界,它應在人口、經濟資源和文明等領域獲得與其相稱的偉大地位。此說長期以來一直是工黨外交政策的慣詞。當希特勒重新佔領萊茵蘭時,工黨還是堅持這一主張。即便是後來,他們也沒有下決心全盤放棄。他們困惑而尷尬地認為德國的要求是正義的,儘管希特勒無權提出這些要求。

《凡爾賽和約》英文版封面

當工黨拋棄了道德訴求時,保守黨卻接了盤。20世紀30年代的保守黨已不再是一戰期間咄咄逼人的帝國主義者了。凱恩斯對和約的譴責使他們逐漸接受了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動搖了英國在國內外的地位。任何一位有理智的人都不希望重蹈覆轍。英法兩國的友好關係顯得有些緊張和虛偽。不喜歡法國的部分軍方人士,總是說英國站錯了隊。相較於靠不住的法國人,商人們更喜歡勤勞的德國人。他們欽佩希特勒取得的經濟成就,就像早前墨索裡尼讓意大利的火車準點運行,他們也印象深刻一樣。當然,人們也對德國的實力和它的經濟競爭力感到擔憂。但是,要想馴服德國,最理性的方式看起來就是解決其正當的冤屈——肯定比一場戰爭更為理智。良心的愧疚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渴望彌補過去的錯誤,希望贖罪能帶來和平。《泰晤士報》的主編傑弗裡·道森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就像很久以前南非“米爾納幼稚園”的成員一樣,他總是傾向於同情德國人——這就是諾斯克裡夫在1919年1月將他解雇的原因。但是道森認為自己無可指責。他對愛德華八世的敵意難以消解。他現在同樣頑固地站在德國一方。他把《泰晤士報》變成了宣傳手冊,毫不猶豫地壓製或歪曲同僚們的報導。

另一方也有強有力的道德論點:德國政府的性質。1933年1月,希特勒就任總理後,德國不再是一個民主國家。用現代的話語說,它成為一個極權國家。除了國家社會主義黨,所有的政黨都被鎮壓了。政敵們未經審判就被強行押入納粹組織的勞改營——效仿英國在布爾戰爭期間的做法,納粹稱其為集中營。宗教遭到了打擊。大選變成了人為操控的全民公投。英美兩國記者對德國正在發生的一切進行了充分甚至是完全的報導。納粹的獨裁統治並不比其他某些國家更糟糕,尤其是蘇聯,而左翼勢力正在鼓吹與蘇聯結盟。但是德國的情況被廣泛報導。此外,德國曾經是民主法治國家;但蘇聯不是。德國從道德高地跌落下來,成為它的特殊罪行。

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的首日在窗邊向支持者致意

共產黨領導的工黨左翼人士在最開始就譴責德國法西斯主義。極少數人公開宣揚正義之戰、解放之戰的論調。其實他們離這也不遠了。他們誇大經濟製裁對意大利的影響,故而認為道德上的反對和經濟上的抵製會讓德國法西斯主義垮台。基本上,他們大多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即法西斯主義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戰爭,因此,他們與三軍首腦之間存在難以逾越的分歧,後者對於戰爭產生的原因另有看法。在實踐中,認為戰爭不可避免和鼓吹戰爭沒有多大區別。反法西斯運動加深了工黨和政府支持者之間的隔閡。保守黨人不受意識形態的裹挾。他們的反應是為希特勒尋找借口,當社會主義者在國民政府的政策中發現了“法西斯主義”時,他們更是賣力地尋找借口。大多數英國人不想干涉別國事務,認為德國的事情“不關我們的事”。

漠然的態度再也維持不下去了。所有階層和所有黨派的英國人都被納粹對待猶太人的行為激怒。猶太人在其他國家也遭受惡待,甚至經常是更糟——比如和英國交好的波蘭。在這個問題上,英國也存在悄無聲息的反猶太主義。猶太人被拒於許多社會組織門外,比如高爾夫俱樂部,一些最著名的公立學校對他們施加入學限制。確實,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國給予猶太人在產業界和專業界發展的機會比大多數國家還多。此外,這是一種野蠻行為,也是對野蠻行為的回歸,這一點使納粹德國招致極度憎恨。一些曾私下認同反猶主義的英國人現在必須將它拋棄,毫無疑問他們為此惱怒不已。

此外,德國猶太人並不是窮人,就像波蘭或羅馬尼亞的大多數猶太人一樣。他們是著名的作家、音樂家、銀行家和科學家。現在他們被有計劃地驅逐出公共生活。許多人離開了德國——尤其是有經濟能力的人。他們在英國受到熱烈歡迎。早在1933年,就有一項基金專門用於給英國大學裡的學術難民。一些難民建立了自己的企業,這有利於英國。一些人成為了記者和作家。每一個難民都是活生生的反納粹宣傳者,即使他一直沉默——這些宣傳能讓遠離左派的群眾聽到。最不講政治的教授也為新同事的悲慘遭遇所打動。當某位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被囚禁在維也納時,倫敦金融城裡的銀行家們也成了自由的捍衛者。德國吞並奧地利之後,精神分析的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egmund Freud)被準許進入英國,他不需要辦理任何正常手續,在第二天就成為了英國公民。英國皇家學會的成員名冊被直接送至弗洛伊德的家中請他簽名,此前名冊從未離開過學會辦公樓。鮑德溫退休後唯一一次在電台發表演講,是為了支持一個安置猶太人的基金。納粹對待猶太人的行徑比其他一切事情都更激起英國人對德國的道德反感,這種道德情感反過來又讓英國人主動走向戰爭。

弗洛伊德在倫敦的居所

張伯倫也有這種感覺。但他很少讓情緒主導政策。無論如何,他認為綏靖是使德國回歸文明行為的最佳方式。我們有理由推測,他的觀點被工黨之外的絕大多數英國人所接受,而工黨似乎擁護沒有武力支持的集體安全,無人理睬。在1937年5月加冕期間的帝國會議上,自治領代表進一步支持張伯倫。對於如何應對歐洲獨裁者,他們一致讚成綏靖政策。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尤其渴望看到歐洲的穩定,這樣一來,英國就能增加兵力對抗遠東的日本了。1937年7月中日戰火重燃時,他們的這種渴求越發強烈。約瑟夫·張伯倫的兒子對此作出了回應,這不足為奇。張伯倫也得到內閣主要成員的大力支持;張伯倫單打獨鬥的說法根本不是事實。內閣的兩位前外交大臣西蒙和霍爾都與他密切協作;哈利法克斯現在是樞密院長,他在與甘地的漫長談判中認識到了綏靖的價值。面對這個強大組合,現任外交大臣艾登獨自一人與之抗衡,偶爾得到次長們的微弱支持。

安東尼·艾登,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擔任英國外相

艾登此前並沒有采取堅決的行動。他一直充當首席調解人的角色,在歐洲四處遊說,兜售裁軍會議與和平公約。作為外交大臣,他曾在公眾強烈反對霍爾——賴伐爾計劃時放出理想主義的煙霧彈,以挽救鮑德溫。他默許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要求,並勸阻法國在萊茵蘭地區的行動。他發起成立虛偽的西班牙不干涉委員會。他依賴道德譴責法:言辭強硬,卻不見行動。他相信,如果安東尼·艾登繼續發出警告的話,希特勒和墨索裡尼遲早會乞求寬恕。這實際上是邊發牢騷邊退讓。獨裁者得其所願,並且越來越有信心,認為通過威脅,他們可以得到更多。臉面可能得以保全,但其他的一切都丟了。張伯倫不喜歡這種態度。就像一位優秀的商人一樣,他急於止損,以便將來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1937年夏,艾登一度主動采取行動。一艘“未知”潛艇(實際上是意大利潛艇)擊沉了英國、法國和蘇聯的航船,船上載有運往西班牙共和國的食品和民用物資。英法在尼翁召集了一次地中海國家的會議,並建立了反潛艇巡邏機制。擊沉船隻的行動停止了。這證明,有力的措施在有利的環境中可以發揮作用,事實上,希特勒和墨索裡尼經常對顧問們說,如果西方各國有此要求,就停止對西班牙的干涉。但這次行動所獲得的經驗沒有得到重視。意大利部隊繼續為佛朗哥打仗。艾登則繼續抱怨。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如果我必須選擇的話,我寧願選擇(西班牙)政府取勝。”他沒有作出選擇,更確切地說,他選擇了一條實際上通向佛朗哥勝利的路線。

1937年11月,流於空談再次暴露無遺。中國人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侵華。國際聯盟匆忙地將燙手山芋遞給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會議。這一次,英國政府先發製人:他們表示願意支持美國參與的任何行動。美國只會誇誇其談,除了繼續與日本進行有利可圖的貿易外,沒有采取任何製裁行動。大會以一貫的方式表示對日譴責,然後就散會了。艾登繼續相信言語的力量。他認為,他和羅斯福總統之間的對話將使獨裁者們有所顧慮。1938年1月,羅斯福希望召開世界會議,將所有的冤屈都擺到台面上,但同樣不保證美國會采取行動。艾登此時在法國南部度假。張伯倫更希望與獨裁者直接談判。在他的鼓勵下,哈利法克斯已經訪問了德國,並向希特勒保證,如果沒有“影響深遠的動亂”——沒有戰爭,但澤、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將以有利於德國的方式得到解決。因此,張伯倫對美國給予了消極回復,美國人本來就沒有什麽想法,於是欣然接受。艾登回來以後大為光火,他誤以為張伯倫錯失了爭取美國支持的大好機會。站在個人立場,他更有理由憤怒,因為此次外交行動沒有征詢他的意見。

2月份,發生了更激烈的衝突。獨立的奧地利陷入困境。張伯倫認為,可以誘使墨索裡尼來節製希特勒,即使不能拯救奧地利。艾登還是無力地表示反對。1937 年1 月,英國和意大利之間已經達成一項“君子協定”,此項協定由艾登親自推動,雙方同意尊重地中海的現狀。在出任首相後不久,張伯倫曾與墨索裡尼交換過友好信件。張伯倫現在希望再往前推進一步;艾登則巋然不動。他們的爭論保持在小範圍內。墨索裡尼想讓意大利帝國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得到法律上的承認。一旦意大利的“志願軍”從西班牙撤出,張伯倫和艾登準備同意。張伯倫希望將這一有條件的協議記錄在案;艾登則表示反對。事情就是這樣。艾登一方沒有任何實質性行動——沒有阻止意大利對西班牙的供給,也沒有幫助西班牙共和國采取任何反干涉措施。爭論僅限於言辭——是否要有個特別的說法。講究言辭是外交部門的習慣,毫無疑問也是必要的。張伯倫雖然自稱是個講求實際的人,卻也有這個作風。他甚至向意大利大使格蘭第(Grandi)尋求幫助,試圖說服艾登,言辭能發揮作用。首相竟然與外國大使會談,艾登感到進一步受到冒犯。

意大利駐英大使格蘭第

張伯倫向內閣呼籲。沒有人支持艾登,儘管有人想平息這場爭論——也許不明白這是怎麽回事。張伯倫堅持要決出個結果。2月20日,艾登辭職。哈利法克斯無奈地成為外交大臣。回想起當總督的時光,他說:“我這一生已經受夠了羞辱。”但直到最後,他做得很好,唯有他從綏靖政策中解脫出來,聲譽清白,甚至得到褒揚。希特勒和墨索裡尼吹噓,是他們迫使艾登辭職的,許多英國人竟然信以為真。艾登是一個言辭強硬的人,後來獲得了主張采取強硬行動的虛名,成為反對張伯倫政策的代表人物。在有關艾登辭職的辯論結束後,25名保守黨議員棄權——這是政府多數派的第一道裂痕

對於綏靖政策來說,這其實是一個糟糕的開端。張伯倫曾想製訂一個宏偉的計劃,結束歐洲的緊張局勢。但他又很膽怯,不斷讓步,最後一無所獲。墨索裡尼並沒有被模糊的表述打動。對於拯救奧地利,他什麽也沒有做。3 月13 日,希特勒攻入維也納,將奧地利並入德國。要是在過去,這會被當作民族自決權的勝利。現在,許多英國人接受了3月14日丘吉爾對下議院的警告,稱歐洲“面臨著一項侵略計劃,它是經過精心計算和布置的,正一步步展開”。張伯倫也相信希特勒會再次發動進攻,除非其正當的冤屈在此之前得到糾正。張伯倫同意普遍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是其下一個獵物。他現在急於滿足希特勒。張伯倫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無關英國利益,他和希特勒一樣反感它與法國結盟,尤其是與蘇聯結盟。他還認為,境內有300萬德意志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在道德和力量上都不穩固。

這些觀點非常流行。直到不久以前,幾乎所有有政治頭腦的英國人,尤其是左翼人士,都持有這種觀點。大多數保守黨人也一樣,很久以後才轉而接受開明觀點。張伯倫也有實際的動機。他認為,從軍事角度看,英國和法國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什麽也乾不了。他甚至懷疑目前的空軍力量是否有能力保衛英國。參謀長們表示同意。在他們看來,“現在對德國發動進攻,就像‘槍未上膛就去打虎’”。然而,張伯倫似乎未向軍事顧問尋求正式建議。他事後用軍事論據來支持既定的政策。他最主要的動機是,堅信和平修約可以避免第二次歐洲戰爭。

(本文摘自《英國史:1914-1945》,[英]A.J.P.泰勒 著,華夏出版社,2020年7月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簡介:

A.J.P.泰勒:20世紀英國著名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著作等身,包括《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1848-1918》《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麻煩製造者》《英國史:1914-1945》《俾斯麥》等。

內容簡介

從一戰爆發的1914年到二戰結束的1945年,是深刻影響人類命運和歷史的三十年,英國在二戰中對抗軸心國、最終取得同盟軍的勝利起到關鍵的作用;在本書《英國史:1914-1945》中,泰勒以重大歷史事件為焦點,深入探討每一關鍵事件的成因,不僅深刻勾勒了當時英國政治家和各國領袖諸決策多方考慮下的心理糾結與必要的果敢,亦廣泛採用當時的經濟政策、文化政策與民情輿論等相關檔案材料作為大事件背後的重要背景;泰勒對二戰之所以爆發的根源探討,引發了廣泛的爭論,該爭論從1960年代持續至今,為此,泰勒被美國《時代周刊》入選為最富爭議的泰鬥級歷史學家。他的大戰期間《英國史》仍為無法繞過的20世紀歐洲史讀物;本書也是《牛津英國史》的最後一卷第15卷,該卷的銷量超過之前十四部的銷量總和,其影響之深遠與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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