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凌晨，蘇聯（今天的烏克蘭首都基輔以北135公里）車諾比核電站發生爆炸，被釋放到空中的異塵餘生，相當於福島核事故的14倍和廣島原子彈能量的400倍。超過33萬居民被迫撤離，汙染了烏克蘭、白俄羅斯與俄羅斯共56700平方英裡的土地。而有多少人死於車諾比核事故，至今仍是一個謎。
直到5月6日，蘇聯黨報《真理報》才第一次刊登了這一事故的詳細報導。然而報導詳細地描寫了消防隊員奮力撲火的情形，卻並沒有登出傷亡人數和異塵餘生的放射量。
1986年5月14日，戈爾巴喬夫第一次公開談到了車諾比核泄漏災難，他在演講中說：這一事件表明，一旦核動力失控就會成為“害人的力量”。他譴責了西方借助車諾比核事故掀起一場“猖狂的反蘇運動”，也承認了西方的批評加速了核事故信息的公開。
1992年，蘇聯解體後的烏克蘭官方公布，已有7000多人死於核汙染。2005年車諾比論壇的報告中提出，將有額外4000人死於癌症。然而這個結論在西方飽受爭議。
《車諾比》劇照（2019年）
如果沒有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或許我們能想到的跟戰爭和災難有關的敘事與現代人發生關係，只有新聞和好萊塢電影兩個途徑了。而“災難如何以災難本來的面目示人”這樣的話題，仿佛只能留給文學。因為，文學從來就有一個最高的使命，那就是作為“人學”的人道主義立場。
諾貝爾獎給S.A.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頒獎詞是：“因為她豐富多元的寫作，為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樹立了紀念碑”，而相對於“紀念碑”這樣中規中矩的表述，我更傾向於用“文學的尊嚴”這種更道德化的詞語來形容她的寫作。她的作品，幾乎都是與整個人類的命運有關的大題材。而駕馭這種大題材的方式，又從來都是小入口。
可以說，在記錄大時代和體貼小人物之間，作家的寫作從來都分為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不然，也不會有“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種說法；不然，也不會有禦用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區分，當然也就不會有禁書——據報導，至今，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祖國白俄羅斯，她的書還是被禁止出版和閱讀的。2016年5月，書評周刊曾做過阿列克謝耶維奇專題，在此對相關內容進行摘編回顧。
拚貼地獄景觀
一個白俄羅斯女兒的夢魘
《車諾比的悲鳴》是S.A.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代表作，完成於1997年，1999年就有中譯本，但並未引起太多的關注。作者以一個新聞記者的嗅覺和功力，更是以一個白俄羅斯女兒的痛楚，在車諾比事件發生四年後，自己的母親因異塵餘生雙目失明，自己的居住區幾百名兒童患病的情況下，開始奔走三年，採訪數百人，包括在核電站工作的工人、科學家、前共產黨官僚、醫生、士兵、直升機駕駛員、礦工、難民、遷居的人們等等，從中篩選出能夠構成整個車諾比事件拚圖的典型故事，通過一個個人物和家庭的“小歷史”，勾勒出一種多聲部喧囂中的“大歷史”。
或許可以說，沒有一本書像《車諾比的悲鳴》一樣，以一種地獄般的景觀，誘惑並調動著讀者的想象力和辨別力。這種地獄般的景觀，包括核爆炸和核異塵餘生過後的詭異鬼魅——“異塵餘生就像上帝，無所不在，可是你看不到”，它一夜之間摧毀了蘇聯人的思維模式和價值體系，催生了一個充滿了畸形兒的叫“車諾比人”的全新族群。還有隱藏在所有真實景觀背後的謊言：體制的謊言、家國的謊言，乃至和上帝有關的謊言。
誰都沒有想到，事故發生三年之後，異塵餘生的後果正在逐步顯現的時候，隨著蘇聯的解體，“國家和人民”都發生了變化。一個接受採訪的共產黨員說：“留在隔離區鐵絲網裡的，除了土地和墳墓，還有我們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而塔吉克斯坦的難民，把充滿了死亡氣息的車諾比當作唯一的庇護所，因為“我們以前有祖國，現在已經消失了……我們不是俄羅斯人，我們是蘇聯人！但是那個國家——我出生的地方——已經不存在了，我們稱為祖國的地方已經消失，那段時間也不存在了。我們好像蝙蝠。”與此同時，那些嚮往歐洲的人，也在感激車諾比，災難使歐洲知道了他們。
家園、祖國乃至信仰和歐洲夢，就這樣和突如其來的災難交織纏繞成一個夢魘般的世界，而作為這個世界的拚貼者和記錄者，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從不發言。她故意把一個個故事之間的縫隙留給讀者，留給整個世界，讓你們自己去拚接：這是一場相當於350顆廣島原子彈的爆炸，有210支部隊和34萬士兵參與了救援和隔離。一種比戰爭更深的恐懼，在所有人心中扎了根。
記錄悲劇處境
由人性、魔性而抵達神性
書寫了那麽多人的聲音之後，阿列克謝耶維奇對自己是否抓住了真相，仿佛依然沒有把握。她認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忠實記錄。她忠實地記錄下防護協會負責人說的“這場悲劇中泛濫著謊言，這些謊言就跟人們之間打招呼一樣頻繁！”她也忠實地記錄下物理學家說的“他們把科學、醫學和政治混為一談！”
車諾比，仿佛已經由一個地名，變成了一個專有名詞，它指代著一個“惡魔實驗室”，一個“白日夢工廠”，一個“記錄真相的黑匣子”，一個充滿了真相和謊言的歷史事件或歷史階段，同時，它也是一個上帝才知道什麽時候、在哪個國家還會重復出現的名詞。
正因為作者這種最大限度地隱身，所有的聲音又相互產生了自發對話的效果。這本書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書中不斷出現的“我們”和“他們”。每一次，“我們”都是無助、無辜、無奈的代名詞，而“他們”則總是入侵者、施暴者、蠻橫者的代名詞，只在很少的情況下，“他們”指向體制，指向當權者。
站在這個世界之外才發現，“我們”和“他們”原本都是受害者，因而二者彼此間如此的相互指認立時變得荒誕，因而各自的處境也立刻充滿了更為深重的悲劇感。原本是一部口述實錄，原本是由不可辯駁的證人和證詞揭開災難背後的體制謊言，但證人和證詞之間的相互誤判，又同時給這樣一本書增加了更為深刻的維度——如果一部文學作品最後的落腳點總是批判體制，那總歸顯得膚淺——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文學總是能夠擊中體制之外的人性魔咒，獲得一種與宗教感相似的神性光芒——一本遍布痛楚的書，以愛情故事開始，以另一個愛情故事收尾，唯有“神性”才能解釋。
某種意義上說，《車諾比的悲鳴》是一部借由人性、魔性而抵達了神性的作品。不僅因為它書寫的災難之酷烈，讓人渴望接近神的意志，更因它本身所喚醒和感召了一種屬於文學的尊嚴——一種絕不置身事外的尊嚴。
感召文學德行
“烏托邦史”後是人類的痛楚
要知道，“在傳統俄國和新俄國之間無論有什麽樣的差別，對作家和藝術家的懷疑和迫害則是共通的。”（以賽亞·伯林《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因而，在俄國作家和俄國作品的氣質中，才充滿了標誌性的“憂鬱和緊張感”。
俄裔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布羅茨基說：“你執著於你的責任，因為你執著於德行”，一個詩人的德行，一個作家的德行。或許，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的作家如蘇聯時期的作家那樣，在極端高壓之下仍對文學秉持著宗教般的熱忱，他們一方面在人間描繪地獄的模樣，一方面又在地獄憧憬自由的光芒。而有一種說法認為，所有的俄國文學都建立在一種面對“無解的俄國問題”的大背景下，因而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一份懺悔書。
而阿列克謝耶維奇在諾獎的領獎台上說：“我寫了五本書，但是我覺得它們其實是一本書，一本關於烏托邦史的書。”
有研究者稱，車諾比事件，也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就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筆下，在她所能找到和記錄的證人和證詞中，復活又死去。她說：“我居住的國家從小就教我們死亡。我們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為了奉獻一切，犧牲自我。我們被教導用武器去愛別人。如果住在另一個國家，我不可能走這條路。”
對全世界的讀者而言，無論你有多少的防痛儲備，《車諾比的悲鳴》所傳達的，一個完整的世界被災難和謊言轟毀之後的痛楚和余響都會戳中你的心，因為這是一種全人類的痛楚。而阿列克謝耶維奇以看起來很低端的“文獻”性寫作獲獎，為文學、也為諾貝爾文學獎贏得了更大的歷史尊嚴。
作者: S. A. 阿列克謝耶維奇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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