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是如何成為流行病的？

「我有葯，你有病嗎？」這句網路流行語頗值得玩味：疾病尚未被診斷，市場已為你準備好可供治療的藥物。憂鬱、痛苦和倦怠是人類再正常不過的情感，但在21世紀，它們愈發病理化了。從前抑鬱症隻屬於少數精英與文藝天才，如今也變得「平民化」。作為21世紀流行的時代病，一方面，抑鬱症在尋求科學診斷；另一方面，抑鬱症又在無可奈何地對抗著社會汙名。理解抑鬱症與時代的關係，就是理解我們內心與社會的互動。

儘管在文學與哲學論述中，有美好、浪漫或富有力量的憂鬱理論，但如今憂鬱、抑鬱症則更多與疲勞綜合征、注意力缺乏症等相伴相生。如阿蘭·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所說，「正是抑鬱症的發展歷史，幫助我們理解了社會和精神領域的重要轉向」。

本期專題希望能為我們理解憂鬱和抑鬱症提供不同視角，除了心理學和醫療話語之外，也打開哲學和批判理論的視角。應對「沒來由的情緒」，情緒管理成為一種流行話術；抑鬱症的診斷書，也是病患購買藥品的收據，一單大生意。但在追求「自我實現」和功績的社會規則下，我們試圖用科學「治癒」生存、維護健康，卻也可能遺忘了生命本身的內涵遠超出單純的生物機能。

不論是從自我管理的視角看待抑鬱症，還是從社會批判理論的視野來剖析抑鬱症，我們都得承認「公」與「私」仍然是兩個無法彼此完全相通的領域。現代社會的轉變或壓迫固然是抑鬱症的成因條件，但每個人的身體經驗、家庭關係與生命歷程中的偶然因素，都在發揮影響。

儘管某些批判觀點認為，心理疾病是被建構的，不是實在的，但內心的真切痛苦卻是無法抹除的。不論是出於個人還是社會、心理還是生理的解釋，都只是提供了切入抑鬱（症）的不同視角而已。與其研究作為心理病理本身的抑鬱症，不如梳理一下這種心理病理學是如何被建構的。

「我們常將抑鬱和悲傷、悲痛混淆在一起；抑鬱的反面不是幸福，而是活力，是感知所有情緒的能力，包括高興、興奮、悲傷和痛苦。抑鬱本身不是一種情緒，而是情感的喪失，是將你與世界隔離開來的厚重簾幔，並同時傷害著你。」

撰文 | 董牧孜

01

抑鬱症是如何成為流行病的？

儘管我們在文學與哲學之中有許多關於憂鬱的美好理論，但無論如何，由社會及醫療體系判定為抑鬱症的憂鬱情緒，如今已被貼上負面的標籤。曾經，抑鬱症隻屬於少數精英，如今則被民主化為一種平等的疾病。一方面，抑鬱症被診斷為21世紀的時代病，另一方面，人們又奔走相告、急於澄清大眾對於抑鬱症的諸多誤解。

當然，除了抑鬱症，我們還有各種精神困擾，比如注意力缺陷多動症、邊緣性人格障礙或疲勞綜合征等，這些精神疾病主導了21世紀初的疾病形態。此外，還有大量難以命名的情緒困擾著焦慮時代的年輕人。這使得「販賣焦慮」也成為不少商家的生財之道。

不過，今天的焦慮不只是「行銷」話術催化的，也實在地困擾著心理學家。北京師範大學「影像中的生死學」的授課老師陸曉婭曾在演講中指出，這個時代有一種普遍的「生命無意義感」；北京大學心理學副教授徐凱文對於年輕一代「空心病」現象的分析，也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徐凱文認為，「空心病」是近三四年在臨床出現的、在年輕人身上突出的新型存在焦慮。以傳統的心理治療思路去解讀這種焦慮是無效的，因為這一代年輕人沒有明顯創傷、看上去一切都很好、而且非常優秀，但他們卻「深感存在的困擾，找不到生命的價值，活不出真實的自己。」

哲學家韓炳哲對於「精神暴力」的解釋，某種意義上回應了這種狀況。在他看來，21世紀的精神病理形態，已經不符合免疫學的邏輯：它們不是傳染病，而是梗阻症；不是由否定性的、免疫學上的他者導致，而是源於過量的肯定性。這種源於肯定性的暴力來自同類，也源自系統內部——他把這個系統描述為「功績社會」和「倦怠社會」。現代憂鬱症之所以發生，某種意義上是堅信「沒有什麼不能夠」的現代人在遭遇失敗後引發的自我攻擊。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的《倦怠社會》描述了當下社會普遍蔓延著的不安情緒，從抑鬱症，到注意力分散、人格分裂……我們身處充滿競爭的、效績主導的社會。較之於提高生命質量，今天的社會節奏更強調同時處理多項任務，這種社會的節奏正在製造混亂，也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韓炳哲訴諸文學、哲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理論，試圖在令人疲憊不堪的信息時代中發掘另一種可能性。

02

功績社會，製造抑鬱症患者

什麼是功績社會？在一個功績至上的社會，人們以「過度的活動、歇斯底裡的勞動和生產，來回應變得赤裸而極為短暫易逝的生命」。整個世界都充溢著積極性，每個人都被告知要「積極生活」，只要努力就能自我實現，失敗是不被允許的——因為那只能是不夠積極、不夠努力造成的結果。

當人們以高度的昂揚狀態去追尋「絕對可以實現」的夢想時，功績社會漸漸走向一種「興奮劑社會」，人類趨向演變為一種「效能機器」。但問題在於，「生命活力」原本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現象，如今則日漸「被簡化為生氣蓬勃的動作和繁茂的績效成果」。這種態度導致焦慮和歇斯底裡，以及過度的倦怠和精疲力竭，卻無法抵達自己的彼岸。

如果說福柯意義上的規訓社會由否定性主導，製造出瘋人和罪犯；那麼相反，韓炳哲所說的功績社會則製造出抑鬱症患者和厭世者。在今天的自由社會之中，人們陷入了新的精神規訓——追求功績的人同自我抗爭，他必須不斷地超越自己，從而陷入到一種毀滅性的壓力之中。這是一種自我剝削，它偽裝成自由的形式，更隱蔽也更有效率，因為它來自於內在驅動，而非外在強製。剝削者同時也是被剝削者，「比起他人的剝削，自我剝削更加嚴重地導致了自我崩潰」，「這種剝削最終以死亡為終結。」

也因此，從自我管理的視角看待抑鬱症是不足夠的，人不僅是由於自身而導致了抑鬱症，此外，人際關係的匱乏也加重了抑鬱症的流行。韓炳哲以倦怠綜合征（Burn－out－Syndrom）來描述這種筋疲力盡的自我，這更是一種疲憊的、燃盡的心靈——人們不僅沒能實現自由，反而喪失了沉思的幸福。

03

倦怠社會孤獨的疲憊

「諸神累了，老鷹累了，傷口在倦怠中癒合了。」

很多時候，倦怠具有治癒功能。一個慵懶倦怠的下午，「無為」可能激發靈感的狂想。然而，疲勞綜合征的倦怠，是一種過於積極的倦怠，自我在過度狂熱中燃盡了自身。過度活躍，既是精神衰竭的徵兆，也造成人的普遍渙散，它剝奪了我們做事的能力。

功績社會的倦怠感，同樣是一種孤獨的疲憊。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在《試論倦怠》中寫道：「兩個人不可避免地彼此分離，陷入高度個人的倦怠感之中，不是我們的倦怠感，而是我和你的。」

這種倦怠感是一種暴力，它耗盡了我們的語言能力和心靈。摧毀了共同體、集體和親密關係，甚至摧毀了語言本身。人們失去觀看的能力，陷入沉默，只有自我佔據著全部視野。對於「勞作動物」而言，「生命」的豐富性被降維成了「生存」，生存則導向對健康的狂熱崇拜，因為我們已無暇顧及心靈。

對我們來說，節日本應是一種休憩。然而正如很多理論家發現的那樣，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節慶的時代，因為所有節日都已被消費與購物的狂歡所佔領。人的存在融入了商品關係編織的網路，人與人的關係變成了商業關係——朋友圈、微博上存在的社交行銷與「帶貨」大V也是這個道理。

逃離百貨商店式的世界，重建真正的節慶，是找回生命真正節奏的法門。韓炳哲主張，要從面對世界的倦怠，回歸到面向自我的倦怠。比如，將自我浸入具有連續性、創造性的「深度無聊」當中，享受真正專註的沉思生活，因為「在沉思的狀態中，人能夠從自身出離，將自己沉浸於事物中」。此外，從「我和你的」回歸到「我們的」，讓人們相互關注，重建親密的友鄰社會，也是消解憂鬱的一大關鍵。

04

大眾心理學

現代人為什麼執著於情緒管理？

人們用「草莓族」這個稱謂，來形容那些一碰到挫折就脆弱憂鬱的年輕人。這種說法，恰恰呼應了通俗心理學對於抑鬱症的一種「素質-壓力說」。

「素質-壓力說」把問題歸咎於人格素質，這當中暗含了一條鄙視鏈，比如對「草莓族」的批評，便影射了一整代人低下的抗壓能力；人們也常常用這種模式解釋女人的憂鬱。在《民困愁城：抑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一書中，作者甯應斌和何春蕤指出了這種大眾心理學的弔詭。比如，責備「草莓族」的情緒問題，其實是假定了這一代人所面對的社會與生活壓力並不比上一代人大，然而社會性質的變化和差異被忽略了——比如德國學者韓炳哲提到的功績社會，便是這一代年輕人身處的新境況。至於人們責備女性過於脆弱的素質，則陷入了「責怪受害者」的邏輯，他們忽略了那些只有女性才會面臨的社會因素，比如女性的生活壓力有多少來自結構性壓迫，再比如身體經驗（比如月經和生育）在女性憂鬱中所扮演的角色。

《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

作者：甯應斌/何春蕤

版本：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2012年9月

台灣學者甯應斌、何春蕤在這本專著中，處理了情感現代性與情緒疾病的關係。如果辯證地看待政治的公私分別的話，我們視為私密的情感情緒，實際上也應該是社會批判理論的基本核心範疇。一方面，「公共」無法窮盡「私密」的意義；另一方面，社會與心理疾病之間既互相關聯，也存在斷裂與縫隙。這本書指出了憂鬱症作為（西方）現代性的黑暗面，認為高舉文明現代、政治正確的道德進步主義，雖然看似與道德保守主義對立，但實際上二者不過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的側翼，需要更批判審慎地看待。

如何理解情緒問題，是大眾心理學解讀抑鬱的關鍵。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在抑鬱症流行的這些年，「情緒管理」、「情緒教育」等說法也風靡一時，儘管這些說法相當散漫和不嚴謹，但已經異塵餘生和應用到教育、企業、婚姻和醫療健康等諸多領域。美國作家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的著作《情商》（EQ）被奉為聖經。這反映了一種社會文化：現代社會愈發趨於理性化，人們越來越多地需要對情緒做更強硬、更合理的控制。

通過強化理性認知來管理情緒，已經隱約成為我們的時代氛圍。C.Wouters指出，情緒管理涉及身份地位的競爭，那些身份地位越高的人，就越能管理情緒。比如，人們認為青少年不成熟，就體現在情緒外露、脆弱嬌貴的表現之中。

在Oatley的情緒史寫作中，情緒管理被視為歷史的一章：「較高的情商與以下表現相關：降低學童的侵略性、減少青少年抽煙喝酒、更有效率的員工表現……」我們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社會問題和犯罪偏差都可以被歸入「情緒」問題。比如抑鬱症、輕生、自殺、家庭失和等，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那些表達對社會不滿的反抗行為，也被歸類為個人「情緒」的失控。

理性管控情緒的說法，是基於怎樣的邏輯？打比方來說，它對於情緒與理性關係的想像，不是像野獸與文明人的關係，而是像兒童與成人的關係：文明人固然能控制野獸，卻無法真正透過理性認知的教化來管理野獸；相反，兒童卻可以強化理性認知能力來達到成熟。它假定了情緒與理性的認知之間有共通的成分。不論是私人生活中的情緒管理，還是職場中的情緒管理，那些沒來由的憂鬱、莫名的憤怒、焦慮、不安分、不安全感，都需要加以管控，儘管無法被理性管理的「壞感情」依然大量存在。

的確，如今的職場中，存在大量強迫的情緒勞動。人們會像演員那樣，用表面的或深度的表演,來管理自己的情緒與情緒表達，這導致有時候我們自己都分不出自己的真正情緒。當科學管理情緒被視為理所當然，抑鬱症的科學管理也就具有了相當的正當性。

《我們無法成為野獸》劇照。

05

抑鬱症如何科學診斷？

對抑鬱症的社會學解釋，要基於對感情、情緒、身體、性、性別的綜合理解，而對於抑鬱症的科學解釋，也要將其視為一種「整體」的疾病。《走出抑鬱》的作者Richard O"Connor指出，多數真正經歷過抑鬱症的人，都相信自己的身體裡發生了一些生物化學性質的變化。那種情緒的改變，以及對自我、對世界認知的改變，是如此深刻且不可抗拒，讓人感覺自我像是被異物入侵了。「我們感覺不像自己了，一種非常強大的外來之物侵入並改變了我們。」

大多數人經歷第一次抑鬱時，同樣也認識到：這種感覺是如此陌生，卻又如此熟悉。他們記得自己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也有過相同的感受——孤獨無助、無依無靠。抑鬱症會影響人的身體、情感、思想和行為。它本身會使我們有種「請求幫助也沒用」的感覺。

Richard O"Connor強調抑鬱症的治療境況不容樂觀，只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會尋求治療；近一半的人將抑鬱看作一種性格缺陷，而不是一種疾病或情緒障礙。「比這些還要壞的消息是，只有一半的抑鬱症被準確地診斷了出來，其中只有一半得到了充分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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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很多抑鬱的書寫者那樣，《走出抑鬱》的作者Richard O"Connor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心理治療師，也曾是一位抑鬱症患者。在他看來，「沒有一個簡單的抑鬱理論是奏效的。抑鬱和我們的基因有關，和我們的童年經歷有關，和我們的思維方式有關，和我們的大腦有關，還和我們處理感情的方式有關。」他強調抑鬱症具有內在循環性，要走出抑鬱，更需要擺脫「抑鬱的習慣」。

網路上有許多視頻和文章，都在反覆講述與抑鬱症相伴的情緒，向那些因為沒有此類經歷而不解或加以嘲諷的大眾解釋這種情緒的複雜性和不可抗性：我們將抑鬱和悲傷、悲痛混淆在一起；抑鬱的反面不是幸福，而是活力，是感知所有情緒的能力，包括高興、興奮、悲傷和痛苦。抑鬱本身不是一種情緒，而是情感的喪失，是將你與世界隔離開來的厚重簾幔，並同時傷害著你。它不是悲傷或痛苦，它是一種疾病。抑鬱的標誌，就是悲傷或「空虛」情緒的持續蔓延，有時也表現為緊張或焦慮，生活缺少樂趣。

「如果只是悲傷，你通常是明白自己總有一天會恢復過來的。」他們常常有一種一直持續著的疲倦感，難以集中精神，感覺沒有價值。抑鬱症患者通常會有低自尊、無助、責備自己的情況，而這些和普通的悲傷感覺是不同的。如果處於抑鬱狀態，你可能會感覺自己是命運的犧牲品，但你也會感覺自己本就不配得到更好的。

抑鬱與悲傷的差異，既是感受性的，也是病理性的。科學研究表明，抑鬱症會造成腦損傷。患抑鬱症的時間過長，我們就失去了分泌多巴胺的能力，而多巴胺是快樂系統裡首要的神經遞質，大腦的中央處理器海馬會隨著每一次的重性抑鬱症發作而縮小。這可能就解釋了為什麼抑鬱症患者會在集中注意力及記憶上存在困難，因為海馬在將短時記憶轉換為長時記憶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06

「葯你生病」與抑鬱症的商機

既然抑鬱症如此頑固而普遍，那麼服用抗抑鬱葯就成為現代人最簡便的選擇，這可以使人快速恢復功能和效率，消解痛苦，儘快投入到功績社會的積極工作之中。

不過這也意味著，抑鬱症的診斷書，同時也是病患購買藥品的收據。抑鬱症的建構與行銷，建立在藥廠與醫院的消費關係之上。台灣學者鄭聖勛指出，從被診斷為需要用藥的一刻起，病患就進入了藥廠-醫院的龐大結構。精神科藥物的龐大商機，連同藥物巨大的副作用，可謂惡名昭彰，招致了許多批評，但是藥廠所玩的把戲、疾病行銷的巫術依然層出不窮。

《葯你生病》（Selling Sickness）一書便揭露了製藥業最新的行銷花樣。如何讓新型疾病接二連三出爐？為了擴張藥品市場，必須改造大眾對於疾病的思考方式。創造疾病的公式，就是要把更多人變成「病人」：「三十多年前，有一位想法獨到的思想家伊凡·伊立奇（Ivan Illich）提出警告，有一種日益壯大的醫學組織，正在進行生命『醫療化』，挖掘人類對付現實生活中，痛楚與死亡的能力，把太多正常人變成病患。」

《葯你生病》對於抑鬱症藥物行銷的批評非常尖銳，他在抗拒「抑鬱症」的診斷時，往往同時也建構出一個「健康的人」的原型：「他」似乎是完全原生的、完整的，他的情緒困擾完全不需要透過「人工」、「邪惡」的藥物來解決。一個完整的人可以處理生命中遭遇的問題。

抑鬱症的藥物難題，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作為一種精神與身體狀態的「抑鬱」，是如何在心理學、病理學的話語建構中淪為單純的「疾病」，使置身其中的個人逐漸束手無策、無能為力的。一方面，當人們在現代社會的結構性改變下，逐漸放棄了對於自身情緒與精神狀態的主動性時，也相當於無奈放棄了一部分與生命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貼身肉搏的時刻；另一方面，當人們在倦怠狀態下不惜代價地健身、求醫和維護身體健康時，這種健康崇拜也帶來了另一種疾病和僵死——因為簡化的生命缺乏活力，也缺乏目的性。畢竟，生命的內涵遠遠超過生物機能，根本不是醫療或心理學話語所能處理的啊。

本文原載於2019年8月3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1、B03、B04版。撰文：董牧孜。編輯：宮照華 徐學勤 榕小崧；校對：趙琳 楊許麗。題圖來自日劇《丈夫得了抑鬱症》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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