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moji醬看了一場有趣而震撼的首演：別克出品、張藝謀執導的觀念演出《對話·寓言2047》第二季。整個舞台效果光影變幻，人和科技交織的舞台呈現了未來的多種可能性：飛在半空的乒乓球、撲棱著翅膀的藍色仿生蝴蝶、人影與機械臂共舞……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七個章節般玲瓏的節目挨個登場，不少都讓人記憶深刻。
這場由別克出品、張藝謀執導的觀念演出在去年已經頗受好評，將傳統文化與頂級科技融合，呈現出更驚豔的舞台效果。這一次，張藝謀請來了藏族的拉孜堆諧、壯族的坡芽歌書、蒙古族的呼麥等非遺項目。
富有力量感的歌舞藝術拉孜堆諧應和世界著名鋼琴家Roumen Kroumov，LED隨節奏和旋律變幻，能夠調動全部的感官。
▲ 《堆諧·雲》
而來自台灣的八部合音表演者哼著狩獵時代的祭曲見證了一場由機械臂指揮、演奏的音樂會。
▲ 《合音·臂》
這場觀念演出試圖探討“人和科技”的關係，作為總導演的張藝謀也希望能借此引發觀眾的思考和反思。演出一反熱鬧，反而有些高冷，有點像留白，騰挪出更多太空給人回味。
演出回來的路上，一直縈繞不去的，是其中一節，這一節的名字叫《號子·染》。
波瀾不興的木筒號子裡，三個來自福建的伐木工人開始工作，口中哼唱的號子，是來自伐木工人獨有的交流語言，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而那三個工人中，年紀最大的已經有80歲了。
▲ 《號子·染》
打破古老號子的是一陣手機鈴聲。一群年輕人走進舞台，那裡，有一個冰屏投影的手機，其上滾動的是海量資訊。
越來越多人被困在一方5.8英寸手機螢幕中，哪怕走出了“圍城”，也是隻知低頭刷屏的行屍走肉。
最終，連那呼喊伐木號子的老人也走進了“手機”，出來時，也變成了“低頭一族”。
▲ 《號子·染》
這一幕當然是戲劇化，卻並不誇張，一如坐在台下的我們。
那一刻，我特別慚愧，因為連那個時刻，前一秒，我都在想，這時候，微信有沒有的新的消息？
我們已經被手機控制了。
不是嗎？早上一起床立刻看手機，吃飯的時候看手機，手機不在手邊立刻緊張。更可怕的是，手機讓我們喪失了原有的交流：
我們不再寫信了，我們不再面對面交談了，當我們面對面的時候，相顧無言，只有表情包。
沒有手機的時代，我們的生活是如何的呢？人們依靠的交流方式又是什麽？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從前的鎖也好看
鑰匙精美有樣子
你鎖了 人家就懂了
——木心
沒有手機的時代，我們寫信。魚雁往來，紙短情長。對這一張紙，我們總是充滿想象，什麽話寫到紙上，就顯得真摯誠懇。
寫信的傳統是一直都有的。那時候，一封信的往來要翻山越嶺，跋山涉水，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一年，都是常事。那時候的人，有時，一輩子只為了等一封信。所以，有時候，一封信只有一句話，也勝過千金——“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更多時候，信上沒有華麗辭藻，寫些什麽？無他，“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
民國時代，通信的頻率變快了，貼上郵票，依賴火車，甚至飛機，寫信成了人與人傳遞資訊最常見、靠譜的方式。
1934年1月，沈從文收到母親病重的家書，不得不離開新婚妻子，踏上歸家之路。從長沙到阮陵，他一路坐船，一路不斷給張兆和寫信：“每一槳下去，我皆希望它去得遠一點，每一蒿撐去，我皆希望它走得快一點”。
這些信，後來集合成書，成了著名的《湘行散記》。
沈從文喜歡寫信，後來下放“五七乾校”，他獨自在家收拾行李，二姐張允和來看他，他收拾出一張皺巴巴的紙，忽然哭起來：“那是三姐第一次給我寫的信。”
比沈從文更愛寫信的人大概是蘇雪林。
▲ 蘇雪林
我們曾經寫過這位和魯迅對罵的神奇女子。她的人生很大一部分時間，都用來寫信。94歲時，能讓她開心的只有兩件事，文章登報和收到來信。
1949年去往台灣的蘇雪林和朋友們的交流溝通大多只能依靠書信，光是郵費、信紙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她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於今每個月郵費及信封、信紙不知用多少，以往十元郵票可用數月，今則半月耳。”
▲ 蘇雪林寫給毛子水的信
常常寫信，話卻永遠講不盡。蘇雪林喜歡用大開頁的紙，正反都寫，還經常在日記裡吐槽朋友來信太短：“叔華來信，余立複一航箋，寫得密密麻麻，比她來信的字多五六倍。”
蘇雪林一生中，跟她書信來往的人裡有胡適、曾夢麟、潘玉良、凌叔華等。她到底寫了多少封信？很難統計，只知道在她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昨日燒信紙未盡，又到後院燒之。下午睡起，看報二份畢，續燒廢紙，三四年來積信上千封，連一些被白蟻蝕之物皆付一炬，足足燒到晚餐的時候。”與她有來往的張昌華估計，蘇雪林大概寫了有一兩萬封信，不過得到回復的，“惟半數耳”。
除了寫信，我們還有電報。
中國老百姓能用上電報，我們要感謝李鴻章。是他極力促成，才於1879年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設定電報陸線，這是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之後，他又設立了電報學堂，又設從天津到上海的電纜。
1882年1月13日，津滬線電報對公眾開放了。第二天晚上，上海電報局把天津拍來的電報送到《申報》，內容是一則清廷查辦瀆職官員的消息。後來這條消息在16日刊出，被視為“由報社記者親自排發的、最早的一條新聞專電”。
▲ 上海市內在敷設電線
和電報相關的有趣故事，最有名的莫過於胡適。胡適推行白話文時，曾借過電報的春風。學生向他質疑說白話文是否百利無一弊，胡適舉例說，有人邀請他去做行政院秘書，如何回電報才省字。學生中用字最少的尚且有12字，胡適用白話文只需回5個字：“乾不了，謝謝。”
後來，反對提倡白話文的黃侃曾在課堂上公開拿胡適開涮：“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隻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最甜蜜而簡短的電報依舊和沈從文有關。他靠寫信獲得了佳人芳心之後，終於鼓足勇氣，決定求婚。沈從文問的隱晦，“能不能讓鄉下人喝杯甜酒？”得到父親的允許之後，二姐張允和負責回信，她回復了一個字：“允。”是她的名字，也是“同意”的意思。不過，張兆和擔心沈從文看不懂，趕緊補發了一條：“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直到2015年，上海還保留著全中國最後一台電報機，仍舊承接發電報的生意，一個字一毛四分錢，一二十年沒漲過價。
電報是有點生不逢時的。
電報發明的第二年，1876年，美國科學家貝爾發明了電話。六年之後，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就在上海外灘7號開通了人工電話交換所，經營租界內的電話業務，這就是上海最早的市內電話，當時的名字叫“德律風”。
▲ 《申報》上的“德律風”廣告
20世紀初，上海的住宅電話只有6線，到了30年代，已達到9638線，接線員成了吃香職業。
抗日戰爭中，人們互通有無的需求激增，短短8年間就上漲到20139線，電話是“家費中重要的開銷”。
最喜歡煲電話粥的是有錢人家的太太小姐。當季最時髦的穿搭都通過一根電話線形成風尚；聊得購物欲大起，就打電話給百貨公司送貨上門；甚至還能通過電話在影院戲院訂座，“在京戲館裡電話更其有較大的用處，凡更換戲目，或北方有享盛名的戲子來時，接客的棄目往往先用電話去通知他們的老主顧，同時戲除中最好的幾排位子可為他們留下”。
▲ 阮玲玉扮演的接線員角色
最有趣的電話對話，來自剛剛裝上電話的溥儀。他興奮地決定第一個打給胡適：
“你是胡博士呵？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您是誰呵？怎麽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啊！”
“宣統？......是皇上？”
“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麽樣兒。你有空到宮裡來，叫我瞅瞅吧。”
不過，更多時候，普通百姓可沒法有皇上這樣的待遇，一個弄堂的人，靠的只有弄堂口雜貨店的公用電話。
根據紀錄片《上海故事·傳呼電話亭軼事》裡的記載，傳呼公用電話亭一般只有2、3個平方，大多設在弄堂口的過街樓下，站在窗外很容易就能拿到放在擱板上的電話。電話間裡有好幾隻電話，打出和接聽各司其職，你再急也不能拿接聽的電話打出去，因為很多人都守在這些電話旁等著回電。
▲ 早期電話亭
等待，寫信，電報到電話，我們都需要等待。
這種等待是煎熬的，同時也是甜蜜的，在這種等待中，我們品嚐的是人生。
可是，當所有的等待被越來越壓縮，我們的溝通頻率越來越快，卻越來越依賴於這個小小的螢幕時，我的不安，是嚴重的。
我發現我甚至不會提筆寫字，而更習慣於在手機上敲字了。
我發現我不知道和爸爸聊些什麽，可是，在微信裡，剛剛加上的陌生人，我卻可以聊一個晚上。
我在朋友圈發著“今日芒種”的資訊，自己家門口的玉蘭開了，我卻一無所知。
我們被手機吞噬了，吞噬的不只是時間，還有耐心和感受力。
讓我們來做個約定，讓我們每天嘗試放下手機。也許是幾個小時，也許是幾十分鐘，讓我們來想一想，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可以看幾頁書，和心愛的人聊聊天，或是陪家人看一場電影。
特別感謝這場由別克出品、張藝謀執導的觀念演出《對話·寓言2047》第二季。
▲ 演出主海報
它把呼麥、坡芽歌書、拉孜堆諧這些古老藝術和機械臂、仿生蝴蝶等現代科技結合，把探討的話題引向未來，讓打量的目光重回當下。
出品方別克亦是希望能通過這樣一場創新觀念和頂級水準的文化演出，詮釋別克百餘年來創新進取的品牌精神，在創新中實現文化的傳播與傳承，真誠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長期承諾。
我想，手機電量耗盡的那一秒，確實是需要充電的，但該充電的不是手機，而是我們自己。走出像素化的智能世界，重回生活化的真實場景，從一本書、一張唱片、一次散步、一場聊天裡獲取新知，這樣的日子才是真正值得繼續的，不是嗎？
7月底開始，《對話·寓言2047》第二季就會在全國巡演，具體時間如下：
7月27/28日天津大劇院
8月3/4日陝西大劇院
8月10/11日武漢琴台大劇院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