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流浪地球》時代，遠未到來的科幻元年

作者/雅莉 編輯/費小醜

“中國即將迎來科幻元年！”從2015年起，每年都有這樣的聲音傳出。彼時劉慈欣的《三體》剛剛獲得雨果獎，《三體》電影版也在萬眾矚目中拍攝完畢，進入後期階段。

然而一晃四年過去了，《三體》電影版上映依然遙遙無期，倒是根據劉慈欣另兩部科幻小說改編的《流浪地球》和《瘋狂的外星人》率先進入春節檔。截至目前，《流浪地球》票房破20億，《瘋狂的外星人》票房破14億。

一部是畫面巨集大的視效大片，一部是借科幻寫現實的喜劇，代表了科幻IP兩個不同的改編方向。尤其是前者，這部描繪地球末日圖景的硬科幻作品，讓“科幻元年來了”的論調再次被提起。

但是，在採訪了國內關注科幻領域的相關人士後，我們發現，整個科幻影視產業仍處於相對初級的階段。出現標杆作品只是第一步，更艱難的挑戰在後面。

回望歷史，那些在2015年科幻熱潮興起時被買走的科幻IP，也或多或少在開發上遇到了難題。有的遲遲無法確定改編方向，有的難以將抽象的原著視覺化。即使開發順利，也大多折在永遠不夠的預算和時間上，能完片的都很少，更別提發行了。

按照郭帆的說法，“科幻元年不是一部電影出現的結果，要有一部又一部科幻片的出現，並且確立這個原型，科幻元年才有意義。” 《流浪地球》真的能開啟一個科幻元年嗎？或許，我們應該保持謹慎的樂觀。

科幻IP的核心價值：超出預期的想象力

時間回到今年1月20日，《流浪地球》第一次全國點映，現場邀請了近300名深度科幻迷。電影放映結束後，掌聲雷動。劉慈欣上台，激動地說，“《流浪地球》票房即便只有十塊錢，也是巨大的成功。”文化學者戴錦華也起身表示，“中國科幻元年真的來了！”

《流浪地球》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太陽即將毀滅，人類用發動機把地球推出太陽系，帶著地球在太空流浪。在未來事務管理局（下簡稱“未來局”）的合夥人李兆欣看來，這一設定極具想象力。相比以前風行過的IP小說，“科幻小說最大的價值，就在於它能帶給讀者一個遠超現實的世界觀。越超出預期，就意味著由它改編的影視項目天花板就越高。”

“超出預期的想象力”就是科幻IP的核心價值。正因為腦洞難得，科幻作品很難系列化，篇幅也不長。因為讀者永遠都在期待超出預期的那一刻，這就要求作者每次更新都要拿出超出之前的設定。“如果我有一個超越性的想法，我幹嘛不寫一個新故事？”李兆欣說。

作為一家專注於科幻內容的公司，未來局擁有大量科幻小說的版權，目前也在策劃科幻影視項目。但在與一些想改編科幻IP的影視公司溝通時，李兆欣發現，很多影視公司還在按照傳統的現實邏輯挑故事，這就會錯過很多好IP。

科幻作家陳楸帆也表示，很多人在科幻IP的改編上存在一個誤區，就是“都在尋找一種容易改編的作品”，比如那種人物和事件都很集中的，按照三幕劇結構寫的小說。但往往跟劇本太過接近的小說，可供挖掘的深度和可以發揮的空間也小很多。

真正優秀的科幻小說，往往是難以視覺化的。“比如大劉的很多作品，最打動人的其實是那種巨集大的、抽離的或者說帶點孤獨感的東西。但這些都很難視覺化，也缺乏少戲劇衝突。”陳楸帆說。

同樣專注於科幻內容的公司微像文化的CEO張譯文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影視檔案（id：htysda），正因為科幻作品大多是設定先行，在劇作所要求的人物和情節方面存在問題，他們在改編科幻IP時，一般會遵循三個原則：1、不動原著的世界觀。以《流浪地球》為例，就是保留“帶著地球流浪”的核心設定。2、不動原著中所使用的科技手段。比如《流浪地球》中所建造的一萬座行星發動機。3、保留原作的情感和態度。《流浪地球》保留的就是人們對末日的態度，體現歸鄉情結。

至於具體的人物和情節，都可以根據類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編，甚至把原著的親情故事改成愛情故事都可以。

另一個影視公司挑選科幻IP的常見問題，在於很多人並沒有想好要做什麽類型。“不管投資是大還是小，一定要有明確的方向和產品模式。”李兆欣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影視檔案（id：htysda），最怕的就是一直強調一堆抽象的概念，但又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走。有作品在進行影視化改編的陳楸帆也強調，最初的定位很重要，因為“這決定了要取捨哪些內容”。張譯文的態度更堅決，“一定要先把類型抓出來，科幻元素都是後來加進去的。”

比如《流浪地球》，從一開始想做的方向就非常明確：加入科幻元素的冒險類型片。製片人龔格爾拿出的第一版劇本就是個冒險故事，只是人物、事件更集中，格局相對較小。

其實，除了重視效的大製作，科幻電影還有很多方向可走。《瘋狂的外星人》所代表的科幻喜劇，也是一種成熟的科幻電影類型。還有一些帶有驚悚、恐怖性質的科幻片如《彗星來的那一夜》，或者帶有倫理和哲學思考的電影《機械姬》等等，都是可以嘗試的方向。這類科幻作品大多成本較小，相應的投拍風險也更小。

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市場定位，適合呈現的科幻IP也有所不同。“如果要做大電影，可能對IP本身的知名度要求會更高。但要是做小內容，比如科幻短劇，那它的互聯網傳播性就需要更強，生命周期可能也會更長。”李兆欣說。

總之，《流浪地球》成功，或許給今後科幻題材提供了改編的新思路：即隻保留原作最精華的世界觀設定部分，其他劇情重構。但光這一條啟示，並不能帶來所謂的中國科幻元年。確定類型、保留核心世界觀只是第一步，後面還有無數難關可能讓項目胎死腹中。

科幻IP的改編難點之一：融入中國文化語境

比如文化語境。某種程度上，科幻是西方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後誕生的產物，中國沒有這樣的土壤。

《流浪地球》的成功，就在於找到了中國科幻獨有的文化語境。導演郭帆在採訪中多次提起，他在2016年與外國特效公司談合作時，對方不理解中國人為什麽要帶著地球跑路。因為《流浪地球》體現的是中國農耕文化的烙印和對土地的眷戀。

“中國科幻面臨最大的兩個難題，一是山寨，二是違和。山寨是技術問題，違和是創作問題。”張譯文告訴娛樂資本論矩陣號河豚影視檔案（id：htysda），目前公司正在開發的十多個科幻項目，在創作時都繞不開”適應中國文化語境“這個問題。

在她看來，許多科幻作品都會探討哲學問題，比如《攻殼機動隊》《黑客帝國》等等，但要把這些概念放在中國，必須要做落地化處理，把它們拉回中國的情感內核。至於如何本土化，需要時間和經驗的積累。

前幾年的科幻片《逆時營救》就因為劇情不夠符合文化語境，一些中國觀眾不買账。近期相對成功的例子是《超時空同居》，這部電影最多只能算軟科幻，但科幻元素運用得恰到好處，能融入原有的愛情類型。

中國科幻的內核到底是什麽？很顯然，並不止《流浪地球》所挖掘的“歸鄉”“集體主義”，不同的科幻故事有不同的改編方向。《流浪地球》告訴人們，要注意文化語境的融合，但具體如何適應中國的文化語境，還需要大量的探索和總結。科幻元年的崛起，需要的是一部又一部不同作品的出現，而非單一作品的重複。

科幻IP改編的難點之二：工業化

對《流浪地球》這類重視效電影來說，前期準備得越充分，後期就越容易把控。導演郭帆很早就想明白了這個道理。於是，早在劇本階段，他就讓負責特效和美術的人員參與了進來。

除了人員配備，《流浪地球》的劇本也和常規劇本的寫作方式有所區別。幾名編劇是通過專門的協同軟體工作的，可以在線上實時工作，這就免去了多個版本傳來傳去的麻煩。此外，軟體還具有統計功能，可以統計每個角色的台詞量、戲份和場景使用次數。“這些統計資料能夠幫助我們達到三幕七個情節點的基本要求。”製片人龔格爾說。

即使不拍重視效的科幻電影，科幻電影的劇本也比其他類型更難寫。以《流浪地球》為例，原著只有兩萬多字，人設並不鮮明，也缺少細節。這就需要編劇進行大量的再創作，不僅要把原有的框架打碎重組，填充大量新增內容，還要保留原著精神。

在陳楸帆看來，相比其他類型，要寫好科幻劇本，首先得邏輯縝密，其次要具備一定的科學素養，了解基本的科學常識和科學史。國內能同時做到這兩點的編劇並不多。另外，相比國外標準化的開發流程，國內項目開發常被隨機因素所干擾，更依賴主創人員的個人能力。

陳楸帆提到一部他正在跟國外影視公司合作的電影。改編他的作品的是一個給BBC寫舞台劇的編劇。這位編劇對科幻的了解並不多，但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論，能很快消化原著，給出一個非常類型化、結構非常清晰的劇本，這讓他大感驚訝。

“這就證明他們整個工業化的流程，包括編劇寫作的效率，都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但國內很多項目，就常常遇到換編劇的情況。每波編劇都要推翻之前的方向重新開始，效率非常低下。”陳楸帆說。同時他也觀察到，現在有很多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年輕導演、製片人或編劇，都開始思考如何用工業化的流程做好一個項目，“希望都在這波人的身上。”

但中國電影工業體系的建立，並非一時之功。要想培養一批具備科學精神的編劇，也需要長期的投入。《流浪地球》是七千人熬夜加班，冒著極大風險才換來的驚喜，它的成功在短期內想複製和量產很難。用這一個特殊案例來證明科幻元年的開啟，為時尚早。

科幻電影的難題：轉化率低

當然，《流浪地球》雖然不一定能帶來中國科幻元年，但它對科幻產業一定是利好消息。“《流浪地球》完全給這個行業提出了一個新標杆。我相信所有正在進行的科幻項目，在此之後都會重新審視一下自己的項目，看看是否要補拍還是怎樣。”李兆欣說。

科幻作家陳楸帆則認為，《流浪地球》打破了以往人們認為中國人做不了科幻片的偏見。一些擱置了的或仍在觀望的科幻項目，可能會重新提上日程，“從這部電影本身的完成度來說，它完全稱得上是一個元年的開始。”

不過，回到版權的源頭，在小說創作層面，《流浪地球》帶來的影響可能並沒有那麽大。“小說能夠被挖掘和改編一定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現在改編的大劉作品，很多也都寫於一二十年前。”李兆欣說。

陳楸帆也表示，IP具有時效性，但經典的IP經得起時間考驗。很多經典科幻作品，都是在小說出版後十年甚至幾十年後才被搬上銀幕，比如《安德的遊戲》，小說原載於1985年，直到2013年才改編成電影。與其囤著一堆IP等過期，不如花時間改編好一部科幻作品。

“科幻小說的轉化率會影響到它的商業持續性。”對於《流浪地球》對科幻IP改編的影響，張譯文同樣提到，一部科幻電影的產出需要漫長的時間。即使一部科幻作品經過時間的沉澱，被挖掘出來進入開發流程，也至少需要三五年的時間。以《流浪地球》為例，小說寫於1999年，中影於2012年拿到版權，直到今天才拍完面世。

回望歷史，從2014年IP熱潮興起，到2015年《三體》獲得雨果獎，科幻小說的交易量確實有上漲，但比起其他類型還是小眾。據李兆欣介紹，目前國內賣出版權的科幻中篇最多也就100部，最終能成功改編並上院線的，更是少之甚少。

從創作端來看，目前國內的科幻圈很小，成熟的科幻作者不過二三十人，有能力製作科幻影視作品的公司也有限。“其實在寒冬之後，科幻IP的價格一直比較平穩。即使有《流浪地球》這樣的大製作，我預計大家也會先觀望一陣，再決定要不要跟。”陳楸帆說。

一部作品並不足以帶來一個元年。《流浪地球》的成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種種跡象表明，這一成功可能並不具備可持續性。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國內科幻災難電影的類型已被驗證。

從《戰狼2》《紅海行動》到《流浪地球》，中國到了需要巨集大敘事的時代。在李兆欣看來，災難是科幻題材中最重要的命題，因為它是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在好萊塢，票房較高的科幻片裡，災難題材佔絕大多數。但美國近年來由於文化多元化興起，災難敘事常被認為是白人敘事，容易遭到過度解讀，所以這類題材越來越少。

但現階段的中國正處於高速發展期，大國情懷燃起，國民需要集體認同感。就像美國1968年有了從全人類視角看世界的《2001太空漫遊》，中國也終於有了巨集大敘事的《流浪地球》。“這其實是一個國家在總體國力上升的過程中，必然需要去尋證的一種敘事，即從集體主義、民族主義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敘事方式。”陳楸帆說。

可以想見，未來這類巨集大敘事的科幻作品，在中國依然擁有很大的市場潛力。但陳楸帆同時也認為，《流浪地球》這類高風險作品的成功很難模仿，與其都擠“重視效災難科幻大片”這一座獨木橋，不如嘗試一些小成本的製作，比如《機械姬》《湮滅》等，從小切口入手。

“我很擔心，《流浪地球》出來後投資人都隻投這類作品。”張譯文同樣不建議市場跟風。為了保證商業的可持續性，她建議影視公司在嘗試這類上億的大項目的同時，也開發一些成本較低、開發周期較短的科幻網劇和網大。題材也不止有太空探索這一種，時空旅行、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都可以嘗試。做這類小成本科幻項目，除了可以控制風險，還能孵化人才和培育市場認知。

而所謂的“中國科幻電影元年”要想到來，不僅需要深厚的科幻文學土壤，還需要足夠成熟的電影工業體系，除災難之外的其他細分類型也需要市場驗證。

《流浪地球》會是科幻電影的曇花一現嗎？誰也無法預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前路漫漫。今天我們看到的科幻電影，都是前一次科幻熱潮興起後帶來的結果。未來，仍有一大波科幻電影在路上：《拓星者》《上海堡壘》……誰能成為下一個標杆作品，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