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蔚縣為何盛產巨商大賈？

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晉南水災，雁北蝗災，顆粒無收，餓殍遍地。數萬災民成群結隊，湧向北京。途經西古堡時，很多人被本地土豪董汝翠收留下來。他設立粥廠，出資捐糧，賑濟災民，幫他們渡過了難關。後人給予他“董大澤”之名，這“大澤”有“恩澤”之意。

幾碗薄粥看似寡淡，但若要應對數以萬計的災民，就不是幾錢銀子那麽輕鬆了。

山西祁縣的富商喬致庸，蓋粥棚賑災不過半年，就無力支撐，而暖泉鎮的董汝翠，一口氣解決了7、8萬人的吃飯問題，這一救就是一年！當時蔚縣的地方官把此事上報給朝廷，皇上打算嘉獎董汝翠，但此人富甲一方，不缺錢，又不肯做官，於是皇帝就采納地方官的建議，給董家所住的西古堡村修了南北兩座甕城，幫他抵禦匪患。”

清順治年間官至刑部尚書的蔚州人魏象樞，稱董汝翠“平生操耒耜，不人城市”。難道說埋頭在土裡刨食，就真能把滾滾財源攬入囊中？

其實，平遙、祁縣、太谷，人稠地稀，土地瘠薄，蔚州自古有“米糧川”之譽，晉商們缺乏的糧食在大同盆地東端的蔚州得到了補給。董氏所經營的大量糧食，除與晉中商販交易外，還供應著古鎮多家釀酒缸坊、餅鋪及餐飲業。所以，董汝翠的發跡竟與晉商有關！不僅如此，在他迅速崛起的時代，也就是清朝初年，小小的暖泉鎮上已經有了許多家店鋪。

小小蔚縣為何盛產巨商大賈？

在蔚縣縣城財神廟的那通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財神祀典碑》，上面記載了當時蔚縣有升隆店、升恆錢鋪、義合當、杜盛缸房等近百家店鋪；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財神廟布施碑》上，也可見“豫順德”、“聚錦昌”、“雙成當”、“恆成紙房”、“天慶酒店”等名號，約略一數，僅為廟捐資的蔚縣本地商家就有230個。有人統計，到了民國十四年（1925年），全縣商號總數更多達687家，涉及行業22個，盛極一時。

蔚縣，一個在恆山、太行山、熊耳山三山交界的夾縫中生存的彈丸之地，為何會在百多年前就已經擁有如此興旺的商業？這是否也與晉商之間存在某種關係？據說蔚縣人有“張家口的猶太人”之稱，這殊榮從何而來？又緣何而起呢？

查閱地方志才明白，原來蔚縣在歷史上並非一直屬河北管轄。從明初起，至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改隸宣化府止，三百餘年間，此地皆隸屬於山西大同府。蔚縣的堡寨主要是在原有村莊的基礎上修築堡牆而成，比如高家莊堡、李鄉莊堡、周家莊堡、上蘇莊堡，從堡名上就可看到原有村落的印記。換句話說，明代在此地大興土木時，除了因屯軍而遷入的外來客，大部分堡民就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

那麽，明以前的情況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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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城西南方的暖泉鎮，始建於元朝。是時，蔚縣稱蔚州，屬上都路轄域（地跨今北京、河北、山西和內蒙古）。從地域上看，它緊鄰山西廣靈。從廣靈縣城到暖泉鎮，只需半個小時的車程。至今暖泉鎮上大約90%的鄉民，都把自家的祖籍歸到山西大槐樹下。

縣城東北方的西合營鎮，其肇建時間可以追溯至遼代初年，當時蔚縣屬西京道（轄今山西和內蒙古交界處，治西京大同府）。據1984年編纂的《蔚縣地名資料匯編》記載，山西的劉、唐二姓在遼初遷來建村，彼此間時常因為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執不休，後來，經村人多次調解，方得和睦。兩姓為求世代永好，就把村子命名為“西合合”，後簡稱為“西合”。這裡的“西”恐怕就有山西老西兒的意思。

由此看來，今屬河北的蔚縣，在歷史上與山西淵源頗深。明清時期，晉商的研桑心計是有目共睹的，而血脈裡同樣湧動著山西基因的蔚縣人，似乎也同樣繼承了祖輩在商場上的精明幹練、果敢睿智。

明中期大規模的古堡營建，又使蔚縣的堡寨周邊聚集了大批能工巧匠。在日以繼夜地施工的同時，人口的增多，也必然使基本生活物品的需求量猛漲。一些頭腦靈活的匠人遂在住地附近，販售起自家的手藝，和鄰裡鄉親互通有無。大約在正德年間，蔚縣就形成了西合營集、常寧村集、鴉兒澗集、吉家莊集、桃花堡集、黃梅寺集、小關村集、辛孟莊集、水泉兒集白樂村集等十個較大的集市。到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西合營“體仁堂”藥鋪開張，這是蔚縣有史料記載的最早的商號。

集市於鄉村而言，並不算是罕見的事物，尤其是在今天，中國多數鄉鎮皆有大小不等的市集。然而，如果商品流通僅限於本地，蔚縣恐怕不會出現像董汝翠這樣家產堪比喬致庸的富商。在他的發家史裡，可以看到了他極其重要的一項買賣——販糧。據說，當年董氏的大客戶是途徑蔚縣、急需糧食補給的晉中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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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大明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陰晴不定，朝廷一度在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開設馬市，並允許民間私市交易。山西商人聞風而至，以內地物產交換蒙古的馬、牛羊、驢及皮毛製品，再經各條孔道輾轉販售至諸省。飛狐峪便是晉中客商北上宣府，南下中原、江浙的重要路徑之-

到了清代，長城內外，天下一統後，清王朝開始允許內地商人赴塞外經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皇帝率軍親征噶爾丹時，還曾調派部分晉商隨軍收購良馬，從事蒙古貿易。

雍正五年（1727年），為加強管理，清政府又指定蔚縣北邊的張家口、東邊的古北口、西邊的殺虎口、東北的獨石口和西北的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舊城）等處為出人蒙古的商貿口岸。

條自晉中、至雁北、到蔚州、達張家口通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甚至直抵恰克圖、毛斯科窪（今莫斯科）的商路—張庫商道，在大清王朝的認可下愈見成熟。來自山西（包括當時的蔚縣）的商人，就是這條商路上當仁不讓的主角每年春天，幾個熟識的商家集結成隊，拉著三五輛牛車或五七峰駱駝，載滿牧民喜歡的日用百貨，帶著路上所需的乾糧、被褥、帳篷鍋碗瓢盆，到邊境以外約三五百裡的蒙古人住地做買賣。到了九、十月份，再把賺來的牲畜和毛皮製品運回內地銷售。如此年複一年，春去秋回在這條商道上，飛狐峪這個曾經抵禦遊牧民族南下的軍事要隘，悄然蛻變為溝通四方的商業樞紐。原先扼守飛狐古道北端出入口的北口村，逐漸成為南北物資集散地。有村裡的老人回憶說：“熱鬧時，騾馬店最多能有70多家，二、三畝地大小的駱駝廠，每天都佔得滿滿的。”為此人們還給北口村起了個響亮的名號紫荊關外旱碼頭”。

看來，所謂“碼頭”，它所依傍的不必是大江大河，也可能是路，一條勾連四方的商路。

小小蔚縣為何盛產巨商大賈？

在地圖上可以看出一張由蔚縣通達四方的“交通網”：以今天的蔚縣縣城為中心，過其西南暖泉鎮附近的石門峪，可到達山西的靈丘、太原；過其東南楊莊鄉的九宮口峪，可達河北淶源；過東北邊小五台山的金河口峪，可至河北淶水、高碑店；而與金河口相距不遠的柏樹鄉松枝口峪則是通往河北易縣、保定的要道；過縣城北方北水泉鎮的鴛鴦口，可到宣化、張家口；過西北處的榆林關、五岔口，則能經山西陽原，直抵內蒙、大同。

顯然，擁有八大隘口的蔚縣，才是名副其實的“大碼頭”！正如一句時髦的口號：“要想富，先修路”。而蔚縣自然天成的條條大路，條條都是致富的金光大道。

明代中葉形成的集市逐漸發展為集鎮。蔚州鎮（即蔚縣縣城），是蔚縣“八大集鎮”之首，南距飛狐古道僅10余公里。而“八大集鎮”中的其他幾個，大多也位於交通便利之地：暖泉鎮鄰近蔚縣至山西廣靈的要道；北水泉鎮位於蔚縣通往懷安、宣化的大道旁；桃花鎮、吉家莊鎮、西合營鎮、代王城鎮，從東到西，沿著涿鹿到蔚縣縣城的必經之路依次分布。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些道路，是飛狐古道向各個方向的延伸；這些集鎮，也是古代商旅足跡的見證。

而董汝翠的發跡，也必然得益於這一條條自蔚縣向外異塵餘生的商路。他適時抓住了晉中商人北上南下、西進東行的商機，把糧食販賣給途經蔚縣、急需補充糧草的騾幫駝隊。董氏生雖“不入城市”，但他從土地裡收上來的千倉萬箱的糧草，卻隨著晉商的腳步，走向了大江南北。

小小蔚縣為何盛產巨商大賈？

在縣城東北的西合營鎮夏源村關帝廟裡，有清人繪製的《百工圖》：其上有首飾樓、生藥店、書籍齋、漂布店、弓箭鋪、成皮衣局、粟糧店、煙火炮鋪、柳器店、遊巷貿易，分金樓、美酒缸行、仁質義當、估衣局、氈帽鋪…可謂琳琅滿目，應有盡有。栩栩如生的畫面，繽紛豔麗的色彩，足以使人想見當年蔚縣的繁榮。

也是在那個時代，蔚縣人開始翻過四面的大山，真正地“走出去”。

當時，蔚縣的雜貨店行分貨鋪、貨店兩種：

前者專營零售，後者大宗批發，遠銷西寧（今山西陽原縣）、天鎮、陽高一帶。蔚縣加工的小木貨，大批運往壩上、內蒙古；麻行出產的麻繩，遠銷北京、天津，北京前門外的繩麻店甚至全是蔚縣人所開；白河東村的青砂器，運往江南；陽眷村的陶瓷，行銷宣化、大同、張家口；紙店頭村的白麻紙，賣到了大江南北……與此同時，來蔚縣做生意的外鄉人，也是有增無減商旅雲集，駝幫往來，一陣陣清脆的鈴聲，響徹在古老而漫長的商路上顯然，韓家鏢局，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應運而生的。

流行於雁北、張家口一帶的民間戲曲二人台，有段唱詞是這樣的：“四十裡飛狐七十二道彎，飛狐峪連起了蔚縣和淶源。蒼鷹飛過拔一層毛，細狗溜過斷回腰禍福相倚。”商路給人帶來的，不僅有取之不盡的錢財，還有隨時可致人斃命的險關和匪患。於是，身懷絕技的韓瑛，瞅準商機，斷然放下祖業農桑，當起了這條商路的保護人鏢師。

今天，在宋家莊村，還流傳著這樣的故事：

小小蔚縣為何盛產巨商大賈？

韓瑛出道不久，一次率眾押鏢，途經飛狐峪。忽聽得一陣喊殺之聲，只見一彪人馬，攔住去路。來人個個凶神惡煞，殺氣騰騰。為首個大漢，自報家門，原來他是臭名昭著的響馬“花豹子”。韓瑛二話不說，提起鋼刀，虎虎生風，隻消幾個來回，就殺得花豹子招架不住，和其他響馬落荒而逃。從此，韓瑛名聲大震，從飛狐峪北口到河北易縣附近的紫荊關，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那以後，再沒有賊人敢在飛狐古道上為非作歹。

韓家鏢局的主顧究竟是哪些人？在留存至今的蔚縣本地文獻中，找不到答案。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他們一定會因鏢師和鏢局的存在，對吉凶未卜的前路，增添些許信心。

也許正因如此，蔚縣，乃至張家口、庫倫等沿途節點，才能得以延續商賈如雲的盛景。

蔚縣本地的毛皮生意也同樣風生水起。著名作家梅潔曾在蔚縣工作多年，根據她所掌握的資料，下平油村的“謙生義”皮號，從清鹹豐年間創辦起，直到民國還門庭若市。“謙生義”的作坊遍布村鎮，店裡的羔皮有80%被山東客商包攬，當年濟南的皮貨商非蔚縣“謙生義”的貨不收。而“德巨生”皮號的皮襖皮褲、皮坎肩，一直是撫順、大連、內蒙、新疆庫倫、恰克圖等地的搶手貨。“逯元昌”加工的鼠皮、紅狐皮、白狐皮、沙狐皮、黃鼬皮這類細皮貨，甚至遠銷歐美。

在冀北，至今仍流傳著一種說法“天下十三省，能不過蔚縣人”，甚至有人戲謔：“蔚縣人尿泡尿、捏個狗哨都能賣錢”。但如果細論起經商之道，顯然不是這麽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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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縣本地有句俗語：“不吃不喝，趕不上王樸。”在當地，除了董汝翠，就屬王樸最闊氣。如今的高門大戶，有了閑錢就在各地購置房產，清末民初的王家兄弟也是如此。梅潔曾經統計過，在蔚縣湧泉莊、閻家寨、南留莊、北方城等村鎮，王氏名下的土地多達3000余畝，在張家口壩上大青溝，這個數字又翻了三四倍；湧泉莊的王樸莊園，前後14個院、220多間房，佔地60多畝；在張家口、宣化，王家兄弟購房100余間，在蔚縣縣城有房產40余處、共計500余間，而在北京、大同、呼和浩特、包頭等地，王氏購買的房產更是無計其數然而，王樸這樣的巨商其實也是個苦出身。他打小就挑著扁擔隨父賣煤，十三歲那年，王樸領著十歲的弟弟到宣化府學皮毛手藝，每天要在老羊皮上鏟肉渣、泡皮、揉皮…一天下來，全身上下又膻又臭。

三年後，王樸在張家口開了個小作坊。他勤勞肯乾，又頭腦靈活，白天在店裡招呼客人，晚上就帶著成品，到來往客商休息的地方上門推銷。

王樸店裡的綿羊皮襖、山羊皮褥在行裡算得上貨中上品，一個收購皮毛的德國人很欣賞他的手藝和做事的態度，就請他代為收購羊皮製品到了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功波及張家口，德國人驚恐萬分，情急之下投奔到王樸的店裡請求避難。王樸冒險把他送到湧泉莊自己的老家藏了起來。等風頭漸息，德國人為報救命之恩，就幫他擴建了張家口的皮毛廠，正式取名“德和隆”。

清末，洋貨在很多人心裡是“質量好、檔次高”的代名詞。在商場上嶄露頭角的王樸自然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在自家“德和隆”皮貨的廠牌前面，刻意加上英資“仁記洋行”的頭銜，後來又換成了德商“憚成洋行”。這招果然奏效，不少商家主動要求跟他訂貨。不久，王樸就在張家口商界聲譽大漲。

然而，雄心勃勃的王樸，並不滿足於僅在內地搞皮毛加工。他認為，做這行，如果不打通出口渠道，終究只是蠅頭小利。既然張家是馳名中外的“皮都”，如果能以此為基地，總攬貨源，走出口外銷的路，王家的產業才更為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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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外銷生意，自然要到當時北方的出口重地—天津。在王樸的舉薦下，四弟王槐赴津幫德國人代購皮毛。同樣精明能乾的王槐，從德商那裡拿到一筆巨額無息貸款，並以此為契機，在天津開拓市場，自收自銷。

後來，“德和隆”設在張家口的皮貨店產品供不應求，王樸又在宣化辦起了分號，向大同、歸化、包頭、大青溝等地派出常駐人員收購皮貨。一張覆蓋了內蒙、壩上、京綏沿線的渠道網日益成形。通過它，王樸掌控了皮毛行業的第一手信息，他消息靈通，反映迅速，最終如願以償地將大量皮毛製品銷往天津。在那裡，王氏兄弟不僅擁有三家合資企業和龐大的進出口貿易，還開辦了屬於自己的銀號。滾滾而來的利潤每天如雪片般飛進王家账戶，不消幾年，“德和隆”皮貨就一躍而成張家口、北京、天津最大的商號之一。北京以經營皮革和進口百貨聞名的大柵欄“德聚隆”，就是王家的產業。

在歷史的紋路上，蔚縣商人最真切的品質：勤奮、好學、能吃苦、有遠見、思路敏捷……幾種特質集聚一身，王樸可說是明清時期蔚縣商人的一個縮影。

除此之外，還有什麽？

暖泉鎮特產豆腐乾，別的地方做豆腐乾，常在豆漿溫熬的時候，把漿面上的一層黃油皮揭下來，因為三張這樣的“皮子”可賣一方豆腐價。可是，暖泉人從來不這麽乾。因為，這樣做的豆腐乾抽走了“精氣”，口感糟粘。所以暖泉的豆腐乾那麽有嚼頭，那麽有筋骨。暖泉人少掙了“黃油皮”的錢，卻用過硬的質量，打造了獨特的品牌迎來了更多的回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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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遠缸坊產的紅糧白酒，用紅高粱、谷糠、麥麩、自製大曲做原料，從清嘉慶初年開店時起，在140余年間，從不抽減原料或以次充好。遠地客商用酒簍把福遠缸坊產的白酒運到百裡之外，不論沿途如何顛簸搖晃，簍裡的酒始終不減度數不變顏色。

蔚縣桃花鎮文德源商號生產的陳年黃醬，原料是尋常可見的白面、蓧麥面和黃豆，但把它包在紙裡，竟能做到形不變，紙不洇。原來，文德源的店家把醬曲子捂得透，入缸後搗得勤，即便是客滿盈門，接訂單接到手軟，也要保證每一包黃醬都經過三伏天的長時間暴曬，絕不偷減工期。

……

自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朝廷批準在今天張家口大境門外正溝、西溝等地與元人後裔開辦“以布帛易馬”的邊界“貢市”後，到了明末，以王登庫、靳良玉等八人為首的晉商，就已經坐上了張家口貿易的頭把交椅。逐漸崛起的努爾哈赤，在征服蒙古各部後，通過這“八大晉商”來攝取各種軍需物資。自滿清入關時起，晉商們就在大清國皇帝的褒獎下，享受“皇商”的待遇，他們趕著駱駝，駕著牛車，走出張家口，走進蒙古草原，直抵中俄邊界恰克圖（今蒙俄邊界），開始了長達300余年的旅蒙、旅俄貿易。張庫商道為張家口開啟了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

到民國六年（1917年）張家口大境門外的商店和貨棧有1500余家，張家口上堡、下堡一帶的商店共計7000余個，民國十七年，僅大境門外市場的年營業額就高達一億五千萬兩口平銀！

是時，張家口周邊的陽原、宣化、懷安懷來、萬全、張北等地，幾乎全部卷入了這條商道。當然，其中也包括了蔚縣。只是，與當年中國北方最大的國際商埠——張家口比起來，蔚縣的角色更像是一個驛站。過往的商旅在這裡補充給養，安頓休憩，然後繼續北行或者南下。這種依賴性，到了清朝末年，便顯露出了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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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三年（1877年）刊本的《蔚州志》記載：“石門關（即石門峪）今廢”，“九宮口…明洪武中置巡檢司，後廢”，“其東（指九宮口以東）有永寧、松子（或為松枝）二口俱塞不通”……從這些隻言片語裡，我們無從知曉這幾處隘口究竟是何時何故廢棄，清中期以前曾經熙熙攘攘的蔚縣古商道，就這樣一條條悄無聲息地沒落了。似乎只剩下飛狐峪依舊延續著昔日的繁忙，而它的“靠山”，就是北邊的張庫商道。

1909年，京張鐵路通車後，鐵路成為了商人們更為便捷的選擇，飛狐峪也隨之沉寂。

而今，車馬輻輳的過去，化為寂寥人稀的古道，靜靜地隱身於莽莽太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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