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最新頭條.有趣資訊

歷史學家李丹婕:突厥可汗與隋朝皇帝的互動

文︱李丹婕

六世紀中期開始,突厥勃興於蒙古高原,憑借自身長於冶鐵、精於騎射的技藝,很快打敗自己的宗主柔然,取而代之稱雄於漠北草原,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突厥汗國,成為影響中古世界歷史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突厥汗國的歷史總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552至630年,通常被稱為突厥第一汗國,對應於中原地區北朝末年至唐朝初年這一時段。在此期間,突厥人還沒有自己的文字,自然談不上文字記事,因此想要了解其歷史,只能依賴與之有過交往的周邊政權的零散記載,其中,漢文史籍幾乎佔據壟斷性的地位。較早的文獻主要有《周書·突厥傳》和《隋書·突厥傳》等,而後者是現存關於突厥汗國與隋朝關係史最原始的史料來源。

《隋書》共計八十五卷,卷八五為逆臣傳,卷八一至八四為四夷傳,分別是東夷、南蠻、西域和北狄,突厥位列北狄之一。《隋書》是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598—649年,626—649年在位)下詔修撰的,由魏徵(580—643年)監修,成書於貞觀十年,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官修前代史。這一修撰立場,不僅決定了《突厥傳》在整部史書中的位置,也對其文本結構和內容有所影響,因此,可將《隋書·突厥傳》視為唐朝初年關於突厥及其與隋朝關係史的官方敘事。

除去按照正史四夷傳內容格套對突厥起源和風俗的概述,《隋書·突厥傳》的主體內容是以突厥日益臣服於隋朝為線索的,全篇其實很少涉及雙方的正面對抗,借助突厥汗國內部的爭鬥,隋朝可說是和平征服了突厥。而事實上,歷次突厥內部動亂的背後,多有隋朝的外交介入,其中一位關鍵人物叫長孫晟(551—609年)。長孫晟在隋朝建立前一年,也就是580年,曾以送親使團成員的身份,送北周千金公主嫁與突厥,因受到可汗的賞識而被挽留於草原近一年,在此期間他還與一位突厥小可汗處羅侯結為兄弟。憑借耳聞目睹的一手經驗,長孫晟清晰掌握了突厥高層內部錯綜複雜又矛盾重重的人事關係,返回中原後,成為隋文帝應對突厥問題最重要的謀臣,設計並執行一系列外交方略,加速了突厥汗國的內部瓦解。這些謀略的實施,多記於《長孫晟傳》而不見於《突厥傳》,就此而言,這兩篇文本一顯一隱,具有密切的互文關係。

《隋書·突厥傳》的線索因相關細節的省略而更為直接,尤其重在講述隋文帝在位期間(581—603年)突厥汗國的統治者如何逐步並徹底地向隋朝稱臣。較有趣味的是,雖然這篇傳記號稱突厥人“無文字”,但在突厥可汗與隋朝皇帝互動過程中,文書卻充當了重要的溝通媒介,於是,這些有幸為《隋書》收錄的具有檔案性質的公文,從措辭到功能都是可堪玩味的。在這些文書背後的突厥人,不似通常中原士人眼中凶殘野蠻、不識禮儀的蠻夷,反而能夠嫻熟地把握文書辭令的分寸與尺度。當時草原和中原的統治者能心照不宣地準確理解彼此釋放的各種外交信號的微妙意味,這些順暢的和平往來,無疑暗示了中古時代更廣闊的空間範圍裡某些通行的互動規則。

按照《隋書·突厥傳》的記述,突厥可汗向隋文帝稱臣的過程前後歷時二十年,其中有兩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和事件,第一個是開皇四年(584年)沙缽略可汗(581—587年在位)向隋文帝稱臣;第二個是開皇十九年(599年)啟民可汗(599—611年在位)向隋文帝稱臣。兩次都伴有文書溝通。

開皇四年,沙缽略可汗受突厥內訌所迫不得不向隋朝請婚,文帝同意將沙缽略的妻子北周千金公主納為義女,改封她為隋朝的大義公主,由此實現隋朝與突厥之間的政治聯姻。沙缽略為此致信隋文帝:

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吿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

這封信寫得簡明直白,但細節中還是能看出不少用心。起首“辰年九月十日”,這種以乾支一字紀年的方式並非中原做法,與突厥採用十二生肖系年有關,辰年即龍年,亦對應於農歷甲辰年,也就是584年。接著是沙缽略可汗的頭銜,“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也是整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沙缽略可汗名叫攝圖,即汗位後,得到“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的尊號,漢文史籍關於這種具有長串修飾語可汗號的記載,沙缽略是第一位。這是一個中古突厥語名號的漢語音譯,其中“始波羅”一詞按照唐朝中期士人杜佑(735—812年)在《通典》中的解釋,是“勇健”的意思。《隋書》記載這一可汗號後提到,“一名沙缽略”,是對始波羅的異寫,因此,隋朝每以“沙缽略可汗”稱之。這封信除完整寫上沙缽略的可汗號,還在前面加了一個相當繁瑣的頭銜,即“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天子”之前的修飾語由多個直白的漢語詞構成,出現三次的“天”字,反映了突厥汗權天授的觀念和對沙缽略地位的刻意拔高。“賢聖”是受到草原和中原共同推崇的王者品質。兩個並列的頭銜使沙缽略的身份變成了“天子·可汗”,顯然是有意為之。天子之名看似普通,中原社會對此並不陌生,也可以用來指皇帝,但具體用法又稍有不同。按照《隋書·禮儀傳》所言,帝王印璽分對內對外兩套,對內稱“皇帝”,對外則稱“天子”,也就是說,皇帝之名針對華夏,天子之名則針對華夏之外的世界。為沙缽略起草文書的人應該知道這一區別,稱沙缽略為“天子”,而稱隋文帝為“皇帝”,或不乏揚己抑他的用意。雖然沙缽略在頭銜上不甘示弱,但畢竟是為了向隋朝求和,所以特別強調了沙缽略與隋文帝之間的新關係,所謂“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通過妻子身份的變化,沙缽略可汗成了隋朝的女婿,而在突厥人看來,婿便是兒。即便如此,沙缽略以突厥的羊馬與隋朝的繒彩相匹,依然力圖顯得不卑不亢。

隋文帝的回信起首寫道,“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缽略可汗”,自稱天子,並以“沙缽略”三字取代“始波羅”,這些做法或不無貶抑的意味,但仍稱對方為“大突厥可汗”以示尊重。回信還說,“(我)既沙缽略婦翁,今日看沙缽略共兒子不異”,也認可了雙方借聯姻紐帶結成的父子關係。接著,隋文帝以探望大義公主的名義派遣長孫晟等出使突厥,在可汗王廷經過一番言辭博弈,沙缽略最終下跪向隋朝稱臣。在此之後,沙缽略再次致信隋文帝時,起首就變成“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還特別強調,“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籓附”。當時沙缽略在國內遭遇了嚴重的部落反叛,不得不逃至大漠以南,接受隋朝的庇護。於是他小心翼翼地在可汗號後加上“臣攝圖”三字,並承認“天無二日”,放棄了天子的頭銜,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要求保留本國的衣冠習俗,稱“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文帝收到此信後直接頒布一道詔書,寫道,“沙缽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鹹使知聞”,實為公開宣稱對突厥的直接支配權。

《隋書·突厥傳》中第二次突厥可汗向隋文帝稱臣的重要事件,發生在開皇十九年,當時突厥突利可汗(名染乾)在國內政治衝突中落敗,隨長孫晟來到隋朝,被隋文帝封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這是一個漢語音譯的突厥名號。也就是說,隋文帝不止有權任命突厥人為可汗,還能夠賦予對方突厥語的名號,而且這一任命對於漠北草原部眾具有實際的號召力。啟民可汗得到這個頭銜後,特上表謝恩,稱:“臣既蒙豎立,複改官名,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表”是臣僚上書皇帝的一種官文書類型,所謂“下言上曰表”,可見啟民是以隋朝臣子身份自居的。仁壽三年(603年),突厥汗國內亂,漠北地區與隋朝敵對的可汗垮台,由隋朝一手扶植的啟民可汗成為當時草原世界最高的統治者,這時啟民又上呈文帝一封謝表:

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遍滿山谷。染乾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

這裡啟民可汗將文帝稱為“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應當不是憑空而來。在儒家觀念裡,聖人是對王者的一種尊稱,而突厥人亦推崇這一品行。莫緣是借自柔然的一個修飾詞,意思是“富裕的”,似乎也與啟民不斷強調隋文帝的養育之恩相合。啟民這般稱呼隋文帝並非僅此一次。在文帝去世後,啟民可汗大業三年(607年)呈給隋煬帝的表文中,談及先帝仍然稱之為“莫緣可汗”。事實上,隋煬帝也接著使用可汗的頭銜,大業七年元旦慶典上,西突厥處羅可汗為煬帝上壽時便稱其為“聖人可汗”。這些記載表明,文帝應該曾經使用過“皇帝·可汗”的頭銜,並以此表示對草原世界的直接統治權,這無疑是此後廣為人知的唐太宗“皇帝·天可汗”之名的先聲。

若我們進一步深究沙缽略、啟民兩位突厥可汗和隋文帝之間的互動和溝通,還能從中發現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內容。

首先是沙缽略與隋文帝之間通過聯姻由敵對轉為友好,即便這層聯姻關係是通過隋文帝改封沙缽略的妻子北周千金公主為隋朝大義公主實現的。和西漢前期中原向匈奴嫁女並支付高額嫁妝換取和平與平等關係的做法不同,在突厥與隋朝的政治聯姻關係中,是弱勢方求娶強勢方的女兒,並借聯姻得到後者的認可和庇護,這似乎是中古時期的慣例,突厥和隋朝都非常清楚。突厥剛剛崛起、尚未建國時就曾向其宗主柔然可汗請婚。差不多同時期的北周(557—581年)也有類似舉動,為了在與北齊的對抗中取得優勢,宇文泰(507—556年)掌權時就開始求娶突厥公主,前後歷時十數年,北周武帝(543—578年,560—578年在位)才娶得突厥阿史那氏為皇后。隋文帝扶持啟民可汗的各項措施中,也包括先後將安義公主和義城公主嫁與他。可以看出,當時不同政權統治者之間通過請婚或賜婚的方式建立聯姻進而形成父子關係是廣受承認的交往通例。唐玄宗(712—756年在位)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向突厥第二汗國毗伽可汗賜婚後,雙方文書往來中,也有“卑下是兒”“自為父子”等措辭。北周與北齊競相攀援突厥時,當時在位的佗缽可汗(572—581年在位)曾放言,“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患貧也”,《周書·突厥傳》與《隋書·突厥傳》對此都有記載,這話看起來傲慢無禮,其實卻是基於一種共通的政治文化。當啟民可汗向隋煬帝請求改行華夏衣冠時,煬帝表示“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看得出來,草原與中原的統治者對政治聯姻及其戰略意義有著一致的理解,而且實施起來都非常駕輕就熟。西突厥處羅可汗稱臣隋朝後,隋煬帝曾對他說,“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唐太宗在位末年總結自己的外交理念時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太宗的話常被人引述,用來表現他不同尋常的視野和胸懷,但與隋煬帝之語相對照,其實並沒有特別之處。

其次是對稱臣這一行為的理解。眾所周知,唐朝初年高祖李淵一度向突厥稱臣以求得對方的騎兵支援,陳寅恪先生《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一文即專論此事。關於高祖稱臣的直接證據來自《舊唐書·李靖傳》引述的太宗語,貞觀四年(630年)突厥汗國崩潰,李靖俘虜頡利可汗(620—630年在位),太宗對侍臣說起“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雲雲,雖然李世民從勝利者後見之明的立場出發為此感到“痛心疾首”,但他談及這件事卻並無諱言。中古時代,夷夏之辨不似北宋之後那般嚴明,向強勢政權稱臣是保持實力或者尋求援助的常見策略。沙缽略最終跪受隋朝詔書並俯首稱臣毋寧說也是權宜之策。大業三年西突厥處羅可汗向隋煬帝稱臣也是如此,直接促使處羅可汗下決心的,是隋朝使者崔君肅“奈何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的一番話。據《隋書》記載,沙缽略可汗不懂漢語,起初並不明白漢語“臣”為何意,經人解釋才知,隋國的“臣”相當於突厥的“奴”,於是他自言“得作大隋天子奴”。中古時代遊牧社會的人際尊卑關係主要表現為主奴形式,高昌國的例子就非常典型。七世紀初,玄奘赴印度求法行經高昌國時,受到國王麴文泰的熱情款待,麴文泰為護送玄奘西行,特別向其宗主西突厥可汗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顯然麴文泰以可汗為主,自稱為奴,意味著接受對方的主宰或庇護。由此可見,雖然中原社會的君臣和遊牧文化的主奴看起來截然有別,但當雙方力圖建立主從關係時,卻能夠毫不費力地實現銜接。另外,麴文泰還在信中將玄奘稱為“弟”,就像長孫晟與突厥處羅侯結成兄弟一樣,這類不同政權之間的密切私人關係在當時也相當常見,而身為長孫晟女婿的唐太宗李世民深諳此道,與多位突厥政治人物結成了兄弟。

最後,透過突厥可汗與隋朝皇帝之間的文書往來,我們還能看到雙方的言辭較量和禮儀競爭。南北朝時期中原南北政權之間的使者互動和文化較量廣為人知,雙方為了壓倒對手,都競相委派博學之士充當使者,必盡一時之選。事實上,當時中原政權與草原汗國乃至其他“四夷”之間,也存在類似的情形。無論是北周前往突厥汗國迎娶阿史那氏,還是遣使送千金公主出嫁,其使團成員都是精挑細選的結果,比如迎娶阿史那氏的使者中,便有唐高祖李淵的嶽父竇毅,因為他既是勳臣,又是貴戚,在朝中深有威望。顯然,在與“北狄”交往的過程中,禮節同樣至關重要。

文書的措辭自然也是禮儀競爭的重要內容,沙缽略以“天子”自居、在頭銜上與隋文帝一較高下的行為就是典型,關於這一點,《隋書》還提供了另一個生動的例子,見於卷八一《東夷·倭國傳》。

大業三年,倭國國王遣使入隋,其國書起首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雲雲,惹得隋煬帝極為不悅。然而,早在開皇二十年(600年),倭國國王就曾以“阿每多利思比孤阿輩雞彌”之名致信隋文帝,這個古怪的措辭其實是對和語天皇頭銜的漢字拚讀,後來唐高宗朝(649—683年)的文人張楚金曾提過,“阿輩雞彌,猶華言天兒也”。顯然,隋初倭國國王已經以天子自居,不過是隨著對漢語了解的深入,發明了一個更通俗易懂的漢語表述罷了,但直到唐朝初年修撰《隋書》時,史官都沒有理解倭王的稱謂,所以《隋書·倭國傳》將其頭銜拆解成了“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

沙缽略的“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和倭王“日出處天子”等都是自創的漢語名號,那麽,這些措辭從何而來呢?唐高祖李淵(566—635年,618—626年在位)曾給過一個答案,見於記錄李唐建國史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一書。當時李淵為了得到突厥始畢可汗的支持,曾親手向對方寫了一封信,並署“某啟”以示卑辭敬意,李淵的信使不解此意,認為“突厥不識文字”,無妨“改啟為書”,李淵卻笑著答說,自從隋末中原喪亂,大量士人“走胡奔越”,以至於“中國之禮,並在諸夷”,所以必須在禮數上做足功夫。也就是說,李淵認為,突厥可汗身邊有很多精通禮儀的漢人。這一看法很有道理,因為沙缽略所謂“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致書大隋皇帝”,實在像是參酌了匈奴單於致西漢皇帝信中所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於敬問漢皇帝無恙”,這一說法出自一位投靠了匈奴的西漢使者之手,此事為《史記·匈奴列傳》所記,對參與隋唐與突厥往來事務的漢人而言當屬常識。不過,這些措辭的作者也不必然是漢人。啟民可汗在談及隋文帝的恩惠時反覆提到“憐臣”“大憐臣”之類的話,似乎並不是漢語的習慣,而我們在高昌王寫給西突厥可汗的信中也看到“憐奴”一語。貞觀二十年(646年),太宗前往靈州安撫漠北鐵勒諸部,數千名酋長共同向太宗宣誓,“願得天至尊為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為天至尊奴”。這裡的“奴”就是突厥人的用法,而“子子孫孫”等言也與沙缽略、啟民給隋文帝文書中的若乾措辭極為類似,很可能都是漢譯突厥語。據《周書·突厥傳》的記載,突厥人當時使用的文字“類胡”,考古發現也證明,六世紀後期突厥人一度使用粟特文,而《周書·高昌傳》提到,雖然高昌國有講授《毛詩》《論語》《孝經》的學校,當地人也學習閱讀這些經典,但日常生活中卻仍使用“胡語”。

因此,在突厥可汗與隋文帝之間進行文書溝通的,也可能是通曉漢語的突厥人或粟特人,這點還可由玄奘在西突厥汗國的經歷得到證明。玄奘抵達西突厥汗國後,可汗下令在國內尋找通曉漢語者,結果找到一個曾經在長安學習過多年漢語的人,於是就由他負責陪同訪客並起草相關文書。啟民可汗為了迎娶隋朝公主,前後遣使三百餘人入隋學習禮儀,陪同玄奘的那位突厥人無疑就有著類似的經歷。

總之,《隋書》的文本結構體現了儒家史觀主導下的中心-四夷秩序,但《突厥傳》收錄的突厥可汗與隋文帝之間的文書往來則顯示出,雙方的互動並非處於這一秩序之中。雖然在魏徵等《隋書》的修撰者看來,突厥“寡廉恥、無禮義”,“人面獸心,非我族類”,然而,突厥與隋朝之間的文化互動,其實表現為彼此交織、互相競爭且持續協商的過程,雙方之間的融通遠多於衝突。同樣修撰於初唐的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一書,便有對突厥人截然不同的看法。突厥使者康鞘利受到李淵款待之後,對同伴稱讚李淵道,“敬人者,人皆敬愛。天下敬愛,必為人主。我等見之,人不覺自敬”,此後每見李淵,愈加敬畏,不曾失禮。溫大雅將此言此行記錄在案,當然是為了突顯李淵深得眾望,但也間接肯定了突厥使者的不俗見識。唐朝初年前往印度求法的高僧玄奘原本也和魏徵等士人一樣,認為草原遊牧者都是野蠻無知的,但當他看到西突厥可汗精致的牙帳和周全的禮節後,不禁發出了“雖穹廬之君,亦為尊美矣”的感慨。這也提醒我們,當只能透過中古漢語文獻看待周邊世界時,尤其需要對其中潛在的修史立場和文本結構抱持批判性的反思態度。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獲得更多的PTT最新消息
按讚加入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