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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侯孝賢拍電影的他,告誡年輕人不要追求“票房價值”

今天,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大師——沈從文先生的誕辰日。他潛心描繪的“湘西世界”,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其蘊藉別致、樸訥傳神的藝術風格影響到後世諸多創作者。

侯孝賢就曾多次在訪談裡一遍一遍提及沈從文對其建立美學自覺的影響:“他(沈從文)雖然描繪的是自己的經驗、自己的成長,但他是以一種非常冷靜、遠距離的角度在觀看。他寫自己的鄉鎮,那種悲傷,完全是太陽底下的感覺,沒有波動,好像是俯視的眼睛在看著這個世界。”侯導標誌性的長鏡頭語言、將生死契闊拍得淡泊如水的風格,深受沈從文的啟發。

今天,活字君特別推送沈從文的弟子汪曾祺先生撰寫的文章:《沈從文的寂寞》。生前,沈從文曾言被公眾的誤讀:“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但或許正是寂寞造就了沈從文,讓他能夠在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中,安靜地思索美與生命。

沈從文的寂寞

文 | 汪曾祺

1

我覺得沈先生是一個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一個不老的抒情詩人,一個頑強的不知疲倦的語言文字的工藝大師。

這真是一個少見的熱愛家鄉,熱愛土地的人。他經常來往的是家鄉人,說的是家鄉話,談的是家鄉的人和事。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棉花坡的渡船;談起楓樹坳,秋天,滿城飄舞著楓葉。

八一年他回鳳凰一次,帶著他的夫人和友人看了他的小說裡所寫過的景物,都看到了,水車和石碾子也終於看到了,沒有看到的只是那個大型榨油坊。七十九歲的老人,說起這些,還象一個孩子。

他記得的那樣多,知道的那樣多,想過的那樣多,寫了的那樣多,這真是少有的事。他自己說他最滿意的小說是寫一條延長千里的沅水邊上的人和事的。選集中的散文更全部是寫湘西的。這在中國的作家裡不多,在外國的作家裡也不多。這些作品都是有所為而作的。

沈先生非常善於寫風景。他寫風景是有目的的。正如他自己所說:

一首詩或者僅僅二十八個字,一幅畫大小不過一方尺,留給後人的印象,卻永遠是清新壯麗,增加人對於祖國大好河山的感情。(《張八寨二十分鐘》)

風景不殊,時間流動。沈先生常在水邊,逝者如斯,他經常提到的一個名詞是“歷史”。他想的是這塊土地,這個民族的過去和未來。他的散文不是晉人的山水詩,不是要引人消沉出世,而是要人振作進取。

讀沈先生的作品常令人想起魯迅的作品,想起《故鄉》、《社戲》(沈先生最初拿筆,就是受了魯迅以農村回憶的題材的小說的影響,思想上也必然受其影響)。

他們所寫的都是一個貧窮而衰弱的農村。地方是很美的,人民勤勞而樸素,他們的心靈也是那樣高尚美好,然而卻在一種無望的情況中辛苦麻木地生活著。魯迅的心是悲涼的。他的小說就混和著美麗與悲涼。

湘西地方偏僻,被一種更為愚昧的勢力以更為野蠻的方式統治著。那裡的生活是“怕人”的,所出的事情簡直是離奇的。一個從這種生活裡過來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裡,接受了五四以來的民主思想,轉過頭來再看看那裡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

《新與舊》裡表現了這種痛苦,《菜園》裡表現了這種痛苦。《丈夫》、《貴生》裡也表現了這種痛苦。他的散文也到處流露了這種痛苦。

土著軍閥隨便地殺人,一殺就是兩三千。刑名師爺隨便地用紅筆勒那麽一筆,又急忙提著長衫,拿著白銅水煙袋跑到高坡上去欣賞這種不雅觀的遊戲。賣菜的周家兄妹被一個團長搶去了。“小婊子”嫁了個老煙鬼。一個礦工的女兒,十三歲就被駐防軍排長看中,出了兩塊錢引誘破了身,最後咽了三錢煙膏,死掉了。……說起這些,能不叫人痛苦?這都是誰的責任?“浦市地方屠戶也那麽瘦了,是誰的責任?”——這問題看似提得可笑,實可悲。

便是這種詼諧語氣,也是從一種無可奈何的痛苦心境中發出的。這是一種控訴。在小說裡,因為要“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控訴是無言的。在散文中有時就明明白白地說了出來。

“讀書人的同情,專家的調查,對這種人有什麽用?若不能在調查和同情以外有一個‘辦法’,這種人總永遠用血和淚在同樣情形中打發日子。地獄儼然就是為他們而設的。他們的生活,正說明‘生命’在無知與窮困包圍中必然的種種。”(《辰谿的煤》)

沈先生是一個不習慣於大喊大叫的人,但這樣的控訴實不能說是十分“溫柔敦厚”。不知道為什麽他的這些話很少有人注意。

2

沈從文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個人得失事小,國家前途事大。他曾經明確提出:“民族興衰,事在人為。”就在那樣黑暗腐朽(用他的說法是“腐爛”)的時候,他也沒有喪失信心。他總是想激發青年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事業上有以自現,在學術上有以自立。”

他最反對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昆明,他就跟我說過:“千萬不要冷嘲。”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失業,曾想過要自殺,他寫了一封長信把我大罵了一通,說我沒出息,信中又提到“千萬不要冷嘲。”

他在《題記》中說:

“橫在我們面前的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社會還正在變化中,驟然而來的風風雨雨,說不定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鼓勵的!

事情真奇怪,沈先生這些話是一九四二年說的,聽起來卻好象是針對“文化大革命”而說的。我們都經過那十年“痛苦怕人”的生活,國家暫時還有許多困難,有許多問題待解決。有一些青年,包括一些青年作家,不免產生冷嘲情緒,覺得世事一無可取,也一無可為。你們是不是可以聽聽一個老作家四十年前所說的這些很迂執的話呢?

我說這些話好象有點岔了題。不過也還不是離題萬裡。我的目的只是想說說沈先生的以民族興亡為己任的愛國熱情。

沈先生關心的是人,人的變化,人的前途。他幾次提家鄉人的品德性格被一種“大力”所扭曲、壓扁。

“去鄉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麽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的一種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的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捨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沒了。”(《題記》)

他並沒有想把時間拉回去,回到封建宗法社會,歸真返樸。他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希望能在一種新的條件下,使民族的熱情、品德,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能夠得到新的發展。

他希望青年人能活得“莊嚴一點,合理一點”,這當然也只是“近乎荒唐的理想”。不過他總是希望著。

他把希望寄托在幾個明慧溫柔,天真純粹的小兒女身上。寄托在翠翠身上,寄托在《長河》裡的三姊妹身上,也寄托在“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身上。——這是一篇寫得很美的散文。

牛保和那個不知名字的婦人的愛,是一種不正常的愛(這種不正常不該由他們負責),然而是一種非常淳樸真摯,非常美的愛。這種愛裡閃耀著一種悠久的民族品德的光。

沈先生在《長河題記》中說:

“在《邊城》題記上,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麽地方著手。《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陳跡了,應當還保留些本質在年輕人的血裡或夢裡,相宜環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輕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提起《邊城》和沈先生的許多其它作品,人們往往願意和“牧歌”這個詞聯在一起。這有一半是誤解。沈先生的文章有一點牧歌的調子。所寫的多涉及自然美和愛情,這也有點近似牧歌。

電影《邊城》中的翠翠

但就本質來說,和中世紀的田園詩不是一回事,不是那樣恬靜無為。有人說《邊城》寫的是一個世外桃源,更全部是誤解(沈先生在《桃源與沅州》中就把來到桃源縣訪幽探勝的“風雅”人狠狠地嘲笑了一下)。《邊城》(和沈先生的其他作品)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民族品德會回來麽?

3

沈先生的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不知道為什麽,多年來不被理解。“我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於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寄意寒星荃不察”,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他的散文裡一再提到屈原,不是偶然的。

寂寞不是壞事。從某個意義上,可以說寂寞造就了沈從文。寂寞有助於深思,有助於想象。“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可以說是皆從孤獨中得來的。我的教育,也是從孤獨中得來的。”

他的四十本小說,是在寂寞中完成的。他所希望的讀者,也是“在多種事業裡低頭努力,很寂寞的從事於民族複興大業的人。”(《題記》)安於寂寞是一種美德。寂寞的人是充實的。

寂寞是一種境界,一種很美的境界。沈先生筆下的湘西,總是那麽安安靜靜的。邊城是這樣,長河是這樣,鴨案圍、楊家岨也是這樣。靜中有動,靜中有人。沈先生善長用一些顏色、一些聲音來描繪這種安靜的詩境。在這方面,他在近代散文作家中可稱聖手。

“我就是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我看一切,卻並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我不願問價錢上的多少來為萬物作一個好壞批評,卻願意考查他在我官覺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遠不厭倦的是“看”一切。宇宙萬匯在動作中,在靜止中,在我印象裡,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麗與最調和的風度,但我的愛好顯然卻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類生活相聯結時的美惡,另外一句話來說,就是我不大領會倫理的美。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卻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自傳·女難》)

沈先生五十年前所作的這個“自我鑒定”是相當準確的。他的這種詩人氣質,從小就有,至今不衰。

沈先生是個感情豐富的人,非常容易動情,非常容易受感動(一個藝術家若不比常人更為善感,是不成的)。他對生活,對人,對祖國的山河草木都充滿感情,對什麽都愛著,用一顆藹然仁者之心愛著。

山頭一抹淡淡的午後陽光感動我,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萬匯百物,對拉船人與小小船隻,一切都那麽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因為充滿感情,才使《湘行散記》和《湘西》流溢著動人的光采。這裡有些篇章可以說是遊記,或報告文學,但不同於一般的遊記或報告文學,它不是那樣冷靜,那樣客觀。

仁者壽。因為這種抒情氣質,從不大計較個人得失榮辱,沈先生才能經受了各種打擊磨難,依舊還好好地活了下來。八十歲了,還是精力充沛,興致勃勃。他後來“改行”搞文物研究,樂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幾個小時,也跟這點詩人氣質有關。

他搞的那些東西,陶瓷、漆器、絲綢、服飾,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聰明,人的創造,人的藝術愛美心和堅持不懈的勞動。他說起這些東西時那樣興奮激動,讚歎不已,樣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給它起一個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學”。

4

沈先生的語言文字功力,是舉世公認的。

所以有這樣的功力,一方面是由於讀書多。“由《楚辭》、《史記》、曹植詩到 ‘桂枝兒’曲,什麽我都歡喜看看”。另外一方面,是從生活學,向群眾學習。“我文字風格,假若還有些值得注意處,那只因為我記得水上人的言語太多了。”(《我的寫作與水的關係》)

他所用的字有好些是直接從生活來,書上沒有的。比如:“我一個人坐在灌滿冷氣的小小船艙中”的“灌”字(《箱子岩》),“把鞋脫了還不即睡,便鑲到水手身旁去看牌”的“鑲”字(《鴨案圍的夜》)。

這就同魯迅在《高老夫子》裡“我輩正經人犯不上醬在一起”的“醬”字一樣,是用得非常準確的。這樣的字,在生活裡,群眾是用著的,但在知識分子口中,在許多作家的筆下,已經消失了。我們應當在生活裡多找找這種字。還有一方面,是不斷地實踐。

沈先生說:“本人學習用筆還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筆,也只能說正逐漸在成熟中,慢慢脫去矜持、浮誇、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從文自傳·附記》)沈先生寫作,共三十年。

頭一個十年,是試驗階段,學習使用文字階段。當中十年,是成熟期。這些散文正是成熟期所寫。成熟的標誌,是脫去“矜持、浮誇、生硬、做作”。

沈先生說他的作品是一些“習作”,他要試驗用各種不同方法來組織鋪陳。這幾十篇散文所用的敘事方法就沒有一篇是雷同的!

“一切作品都需要個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達到這個目的,寫作時要獨斷,徹底的獨斷!(文學在這時代雖不免被當作商品之一種,便是商品,也有精粗,且即在同一物品上,製作者還可匠心獨運,不落窠臼,社會上流行的風格,流行的款式,盡可置之不問。)(《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

這在今天,對許多青年作家,也不失為一種忠告。一個作家,要有自己的風格,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必需耐得住寂寞,不要趕時髦,不要追求“票房價值”。

“雖然如此,我還預備繼續我這個工作,且永遠不放下我一點狂妄的想象,以為在另外一時,你們少數的少數,會越過那條間隔城鄉的深溝,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於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讚頌,以及對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這種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們,引起你們對人生向上的憧憬,對當前一切的懷疑。先生,這打算在目前近於一個鄉下人的打算,是不是。然而到另外一時,我相信有這種事。”(《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

莫非這“另外一時”已經到了麽?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寫完

本文原載《讀書》1984年第8期,有刪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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