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中金研究院執行院長）
雖然現在難以準確知曉50年後、100年後氣候變化的影響程度，但是碳排放影響的存續期超長，可能長達數百年。因此，今天推進碳中和，實際上是為後代人“買”一個巨災保險，“保費”就是當前經濟可能會受到的一些拖累。本文認為，碳排放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巨災可比，它具有超時空的外部性，僅靠市場自發力量難以完成這樣一個“投保”過程，需要靠通過公共政策乾預來實現。
來自《自然》的一篇文章表明，與工業革命前相比，目前地球平均氣溫上升了將近1攝氏度。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本世紀末地球平均氣溫可能比工業革命前高出2攝氏度，也有研究認為可能會高出4~5攝氏度。這將對整個地球的生存環境造成衝擊，例如加速海平面上升、極端氣象頻發、疾病傳播風險等，也會給經濟、社會造成損害。不過，社會各界對於這個損害到底有多嚴重，還存在一些分歧，進而對是否應該為碳中和付出短期的經濟代價存在爭議，甚至持懷疑態度。
雖然現在難以準確知曉50年後、100年後氣候變化的影響程度，但是碳排放影響的存續期超長，可能長達數百年。如果氣溫上升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在50年後才顯現，那時再進行減排可能已經來不及了。因此，今天推進碳中和，實際上是為後代人“買”一個巨災保險，“保費”就是當前經濟可能會受到的一些拖累。不過，碳排放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巨災可比，它具有超時空的外部性，僅靠市場自發力量難以完成這樣一個“投保”過程，需要靠通過公共政策乾預來實現。
碳排放的超時空外部性
市場機制之所以無法自發糾正過度的碳排放行為，是因為外部性的存在。外部性是指經濟活動的收益由個體享有，而產生的危害則由社會來承擔。例如，鋼鐵廠、化工廠的生產活動為自身帶來盈利，但造成的空氣汙染、土壤汙染、水汙染由整個社會來承擔；金融機構過度擴張帶來的收益由單個企業享受，但政府不得不乾預金融危機意味著金融機構過度擴張的成本由社會承擔。與之類似的是，碳排放的收益也歸個人所有，但由此造成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卻是全社會共同面對的風險。這種外部性導致企業沒有動力自我約束排放行為，有必要通過公共政策進行乾預。
不過，與金融危機、空氣汙染這類外部性不同，碳排放的外部性具有超時空屬性。從空間維度看，一國碳排放不僅影響本國，也會影響全世界，因為全球氣候變暖的影響是全局性的。從時間維度看，化工廠當期排放的汙染物，其危害一般當期就能體現出來，停止排放通常空氣質量也會隨之改善，但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存續具有很長的時間跨度，當期排放對氣候的影響、對經濟的衝擊可能在幾十年、幾百年後才能充分顯現。
這樣一種超時空的外部性，意味著即便通過公共政策來乾預過度的碳排放，難度依然很大。從空間上的全局性特點看，中美等大國只有合作協同，才能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然而目前的形勢下國際協調存在困難。從時間上的超長跨度看，人類作為一個集體，如何平衡好當代和後代的利益取捨存在巨大爭議。碳的社會成本估算分歧，突出地體現了超時空外部性給政策乾預帶來的困難。
傳統的氣候經濟分析非常重視估算碳的社會成本，即將碳排放對社會造成的未來各期傷害折現到當下來確定碳價。因氣候經濟學貢獻而榮獲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耶魯大學教授Nordhaus，估算碳的社會成本是37美元/噸。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Stern，2006年受英國財政部的委託，作過一篇應對氣候的評估報告，已經成為氣候經濟學研究的經典之作。按照他傾向的貼現率，碳的價格大約是266美元/噸。不只是兩位教授對碳價格的估算差別很大，美國奧巴馬政府時代的估算是42美元/噸，川普政府時代的估算是7美元/噸。因此，川普上台後退出《巴黎協定》並不讓人意外，因為他認為碳排放對美國社會的傷害有限。
利率選擇的差異也是碳的社會成本估算存在巨大差距的重要原因。在折現過程中，利率選擇越高則估算的現值越低，利率越低則估算出來的碳價格就越高。利率的選擇反映的是當代人在多大程度上關心後代人的利益；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利率低，發展中國家利率高，這是利率高低差別的一個最顯著特徵。原因在於，富有人群、生活水準較高的人群有耐心等待未來，他們借錢給其他人要求的回報並不很高；但很多發展中國家仍面臨溫飽問題，對於出借資金的耐心比較低，因此利率較高。利率高意味著碳的價格應該低，利率低意味著碳的價格應該高，這就造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碳價是否應該一致的爭議，也造成了國際氣候治理協同困難。
總之，過去幾十年應對氣候問題面臨的難題，不只是因為碳排放存在外部性，更重要的是因為它的外部性是超時空的，這導致雖然人類幾十年前就發現了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但直到現在治理效果仍不顯著。
降低綠色溢價的綜合治理方式
目前，中國、美國、歐盟等高排放的大型經濟體已經明確碳中和目標。就達峰到中和的時間跨度而言，我國隻給自己預留了30年時間，歐盟是70年的時間，美國也有40余年的時間。相比之下，我國面臨的挑戰尤其巨大，需要審慎思考發展的路徑問題。
過去的路徑分析框架是基於碳的社會成本估算的成本-收益分析，現在是成本-有效性分析，即在給定目標下，如何以最低的社會成本有效實現目標。綠色溢價一詞由比爾·蓋茨在《怎樣避免氣候災難》一書中提出，它並非爭議碳危害的大小，而是關注如何促進人類經濟活動從化石能源轉換向清潔能源。目前清潔能源的成本高於化石能源，經濟主體由化石能源轉為選擇清潔能源的動力不足。因此，要推動碳中和，就要降低綠色溢價，主要路徑有三個。
通過碳交易、碳稅形成碳價格，以提高化石能源成本
與碳的社會成本估算不同，在綠色溢價框架下，通過碳稅、碳交易確定碳的價格，目的是在操作層面讓化石能源的成本高於清潔能源。綠色溢價還可以同排放佔比結合起來分析，有助於更好地思考行業層面的碳定價機制選擇問題。綜合來看，碳稅和碳交易各有優劣，不可偏廢。
比方說，對於高排放、低溢價的電力、鋼鐵而言，在經濟層面看，它們的碳中和生產技術已經相對成熟，更多需要採用碳市場機制來實現量的確定減排。對於低排放、高溢價的建材、交運、化工行業，它們的排放佔比總和僅約20%，但較高的綠色溢價意味著它們的碳中和技術還不夠成熟，迫切需要推動技術創新。因此，這三個行業更適合采取碳稅的定價機制。至於有色、石化、造紙這三個低溢價、低排放的行業，從降低碳中和的交易成本角度來看，似乎也應可以更多地考慮采取碳稅的定價方式。
加快技術進步，降低清潔能源成本
清潔能源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儲量大，中國的石油儲量86億吉焦，風能儲量2919億吉焦，太陽能796800億吉焦。更直觀地看，整個地球的全人類一年所用的能量總和，相當於太陽照射地球2分鐘的能量。因此，太陽能具有巨大潛力，關鍵在於是否具備低成本使用太陽能的技術手段。
清潔能源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在於製造業屬性。化石能源是一種自然稟賦，中國缺油富煤，難以改變。清潔能源作為一種製造業，具有規模效應，隨著光伏、風電裝機容量的增加，我國光伏、風電技術進步加快、造價大幅下降。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經濟體，這是中國的顯著優勢，預計十年、二十年後，中國可能變為世界能源“出口”國，只不過出口的不是石油、煤炭，而是利用太陽能、風能的清潔發電設備。
此外，技術進步的重要性還可以用綠色溢價進行量化展示，中國的綠色溢價從2015年到現在快速下降，主要是光伏、電動汽車等技術進步帶來的影響。綠色溢價對行業技術成熟度的刻畫，有助於更有針對性di 制定碳中和政策。電力行業的排放佔比最高、未來十年碳減排潛力最大，與此同時電力行業綠色溢價相對較低，因此實現碳中和的主要技術路徑是清潔電+電氣化。水泥、航空燃油等行業無法完全電氣化，則需依靠碳匯、碳捕捉等其他技術手段實現碳中和。
加強社會治理，實現生活理念的轉變
實現碳中和是一個社會綜合治理工程，如果僅靠短期的行政乾預，會對經濟帶來很大的滯脹衝擊，最近鋼材等原材料價格的快速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經濟衝擊。雖然碳中和意味著經濟難免面臨成本上升的壓力，但這並非需要將所有的轉型壓力集中在短期消化，而應更多考慮中長期的長效機制。
由於很多時候是生活習慣、文化理念、社會價值觀決定了我們的消費行為、影響我們的經濟活動，所以碳中和中長期長效機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是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入手，從倡導節能節約的個人生活習慣，到城市的規劃、基礎設施的設計，再到綠色標準的制定等。
綠色金融空間巨大，關鍵在於加速發展綠色資本市場
根據中金行業研究團隊的分析，清潔電氣化、節能減排以及氫能、碳捕捉是實現碳中和的主要技術路徑，這將會產生三個方面的投資需求，即：光伏等成熟零碳技術投資、燃煤發電等高碳技術節能減排投資，以及氫能、碳捕捉等尚不成熟的零碳技術研發、投資。據此測算，未來40年的綠色投資需求將達到140兆元，年化來看約佔每年GDP的2%。
其中，在2021—2030年的碳達峰階段，綠色投資年化需求約2.2兆元/年；2031—2060年的碳中和階段，綠色投資年化需求約為3.9兆元/年。分行業看，未來40年電力的綠色投資需求最大，總需求達到67兆元，其次為交通運輸和建築，總需求分別為37兆元和22兆元。需要說明的是，140兆元可以看成是未來40年綠色投資需求的下限，還有些難以明確量化的投資沒有考慮在內，例如碳排放監測設備、數字碳中和以及部分小規模碳排行業的綠色投資需求等。
龐大的綠色投資規模，需要綠色金融大發展與之配套。目前看，這兩者之間的匹配度並不高。例如，2019年信貸在中國綠色融資中的佔比高達約90%，綠色債券和綠色股權僅佔7%和3%。對於電力行業而言，它的綠色溢價比較低，可以采取風險偏好較低的信貸作為主要的金融支持方式。但對於交運、建築等行業而言，它們所依賴的氫能、碳捕捉等碳中和技術尚不成熟，更適合採用風險偏好較高的股權融資方式。
結合前面的測算，預計未來40年，綠色資本市場融資增速將會遠高於信貸，佔未來綠色金融的比重有望從當前的10%上升至約40%。因此，加速綠色金融發展，除了追求規模進一步做大外，更重要的是要加速綠色權益市場的發展，以增強氫能、碳捕捉等不成熟技術的研發力度。
總體來看，我們對碳中和的未來抱有謹慎樂觀態度。人類社會總能找到足夠的技術，改變生活方式，應對各種各樣的困難挑戰。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面臨重大的、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即綠色能源是製造業，中國是製造業大國，這是一個新的、重大的長期發展因素。這可能會改變我國能源安全、經濟安全形勢，也可能會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綠色金融將在其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文章來源於中國經濟報告
(本文作者介紹：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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