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鋒、張宸
中美貿易戰要實行精準反擊
當前，中美貿易戰似已烏雲壓城，美國針對中國全面展開旨在爭取所謂“貿易公平”的各項措施。自2018年初以來，川普政府相繼宣布“對進口大型洗衣機和光伏產品分別采取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並分別徵收最高稅率達30%和50%的關稅”（1月）；“對進口中國的鑄鐵汙水管道配件徵收109.95%的反傾銷關稅”（2月）；“對中國鋁箔產品廠商徵收48.64%至106.09%的反傾銷稅，以及17.14%至80.97%的反補貼稅”（2月27日）；“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關稅”（3月9日）；3月22日，川普政府宣布“因知識產權侵權問題對中國商品徵收500億美元關稅，並實施投資限制”。同時，歐盟、澳大利亞、韓國、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等國已從美國得到期限至18年5月1日的關稅豁免。
美國本次針對中國展開的貿易戰可謂態度堅定、措施果斷而堅決。那麽，中美之間是否會圍繞貿易爭端不斷更新雙方對抗？這無疑考驗著中美兩國政府的智慧及意志。當前在各方資訊充斥、各種聲音紛繁嘈雜的局面下，我們需要厘清中美貿易爭端的源流及真實圖景，以此判斷中美貿易爭端以及中美全面競爭與合作關係的未來走向。
戰略層面中美貿易戰緣何一觸即發
首先，我們需要清楚，中美之間的雙邊關係目前究竟處於何種態勢？
自從中美邦交正常化以來，中美關係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風風雨雨三十九年的中美關係，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主要歷史階段：第一階段，中美兩國走過了1970~80年代兩級格局下的蜜月時期；第二階段，經歷了1990年代至21世紀第一個十年以共贏合作為主線的互補合作時期；第三階段，2012年以來至本世紀中葉，中美進入全面競爭與合作的大國共生期。當前的中美貿易戰，正是在中美關係進入第三階段——大國共生期這樣一個背景下開啟的。
2012年以後，隨著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埋頭苦乾、一代人付出幾代人的血汗，並經承受粗放型發展帶來的顯著外部性，中國進入了改革發展的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當中，中國開始逐步告別過往以低廉要素價格、高汙染、高耗能的資源與環境犧牲換取經濟高增速的歷史。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與建國60多年的積累，中國的科技創新與資本實力也大大增強，對於外界資本與技術等要素的需求從單向承接轉變為有選擇的吸收利用。同時，中國不再甘於屈居全球價值產業鏈的低端地位，而是希望建成一個獨立自主的高品質的經濟體系。以《中國製造2025》為代表，中國以舉國之力，力圖在新一代資訊技術、自動執行功能的上等數控機床和工業機器人、航空航天設備、海洋工程裝備、高技術船舶、新能源裝備、高鐵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和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多領域，實現向世界頂尖水準的邁進。
或許美國人認為，中國人動了自己的奶酪。如果讓中國人在上述行業成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的超然強權地位便岌岌可危。本次美國決然針對中國采取影響廣泛的貿易戰措施，目的絕非只是想糾正幾百上千億美元的逆差，而是全面遏製中國大戰略的一部分。3月22日，在參議院作證時，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列出了對中國徵收關稅可能覆蓋的十大高科技產業，稱它們是中國在《中國製造2025》中計劃主要發展的產業，中國表示要實現科技自主創新，投入巨額資金，使得相關行業達到國際領先水準，如果讓中國如願以償，對美國極為不利。在與美國國會的對話中，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強調，美國政府的行動將盡可能減少對（本國）消費者的影響，並最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美國的既定目標是最大限度阻礙或至少延緩中國向全球產業鏈高端領域進軍的步伐——這才是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真實戰略考量。
川普政府自以為有著充分的理由在貿易領域對中國挑起戰端，以301條款調查這一貿易領域的核武器，對華展開強力施壓，迫使中國滿足美國的利益，表面看是要糾正中美貿易失衡，具體體現為采取措施降低美國對華貿易赤字1000億美元，本次涉及600億美元貿易額的關稅措施就是開戰的第一步。深層次目的在於迫使中國自廢武功。假若能夠使得中國在美國壓力之下，自亂陣腳，科技與技術產業發展阻滯，一如上世紀80年代末美國對日本所做的一切（也是從貿易戰威脅開始），令中國重走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的老路，則是美國夢寐以求的終極目標。但令美國一些人感到遺憾的是，當前中國共產黨集中統一長官下的中國決不是當年的日本。
明確了美國的真實目的，我們就需要以更巨集大的戰略視野審視本次美國主動挑起的中美貿易爭端。
戰術層面：中美貿易戰真實圖景——貿易戰沒有贏家
總體來看，我們認為貿易戰不會有贏家。但美國既然已經開啟了貿易戰的序幕，中國將被迫應對；那麽我們就對貿易戰可能的現實圖景進行一番分析，詳細審視貿易戰對中美兩國可能帶來的影響。
1．中美貿易戰可能聚焦的領域。
如果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目前雙方只是提出了相關計劃，距離正式實施還有大約半個月時間），中美雙方火力會聚焦於哪些領域呢？
首先，我們需要審視中美貿易的產品結構。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產品當中，機電產品（電機、電氣、音像產品及其零附件）居首要地位，佔比達25%。美國向中國出口的首要產品卻是動植物農產品，佔比達13%。中國對美國出口排名第二位的是機械設備（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核反應堆等），佔比達21%，而美國對中國出口排名第二、三位的是機電產品與機械設備品，佔比合計22左右%。
需要指出，由於美國對中國設定了一系列高技術出口禁令，因此中美貿易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畸形現象，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當中有一大部分是農產品，而中國對美出口則主要都是工業製成品。由於農產品附加值較低，從貿易結構上看這是中美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也決定了一旦貿易戰開打，中國若對美國展開貿易反製，則中國將有一大部分反製措施勢必針對美國的農產品出口，那麽相對而言，對美國造成的損失較小，而美國針對中國工業製品所采取的貿易壁壘措施對中國帶來的貿易損失相對較大。
其次，我們需要審視中美逆差結構。據美國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在美國和中國雙邊貿易的31個行業中，有20個行業美國對中國是貿易逆差。我們測算了各行業貿易逆差佔美國貿易總逆差的比重。其中，電腦及電子產品佔比39.65%，居首位。食品及同類產品佔比0.13%，佔比最低。在佔比最高的前十個行業中，電子、電器兩個行業佔比之和達到50.47%，幾乎佔了整個貿易逆差的半壁江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雜項製品、服裝及配件、機械設備、家具、鞋類和皮革製品、金屬製品佔比均在5%以上。
通過上述對於中美貿易結構以及中美貿易逆差結構的分析，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美國本次通過301調查，擬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進攻，火力聚焦於工業製成品、高新技術與機械產品，而中國商務部3月23日擬對美國進行反製的項目清單會聚焦於農產品。
從美國的立場而言，針對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與工業製成品，不但是糾正中美逆差的需要，也是針對中國產業更新不斷邁向全球產業鏈高端的趨勢，具體來說就是瞄準中國製造2025規劃，企圖最大程度延緩中國發展步伐，從知識產權角度入手，盡量遲滯或阻礙中國企業通過接觸世界前沿技術，並通過仿製—吸收—再創造的過程實現技術革命。從中國的立場來說，由於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當中首要就是動植物農產品，而且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許多農業州均是川普的票倉，針對美國對華出口的動植物農產品進行反製，可能顯著影響美國內部對華貿易戰的衝動。2016年總統大選，在美國10個大豆和豬肉生產規模最大的州中，川普在其中8個獲勝；在10個高粱生產規模最大的州中，川普在其中7個州獲勝。
2．貿易戰影響分析。
當前，貿易戰可以說是處於臨戰狀態，但畢竟還未真正開打。那麽假若中美貿易戰真正開始，又會對中美雙方造成怎樣的經濟社會影響呢？這需要我們進行詳細分析，以明確中美雙方因貿易戰可能產生的損益。
我們先來審視貿易戰對美國可能帶來的影響。首先我們來看一個巨集觀的場景模擬。
2016年年底，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依據CGE模型，對川普競選綱領中貿易政策取向可能引起的結果做了很詳細的仿真研究，既可以細分到行業，也可以細分到區域。報告主要考慮了三種基礎情景。
情景一：全面貿易戰情景（FullTradeWar）。
依據川普2016年競選方案的內容，對中國進口非石油產品徵收45%關稅，對從墨西哥進口的非石油產品徵收35%的關稅，而中國和墨西哥做出相應報復。
情景二：不對稱貿易戰（Baseline基礎情景）。
美國政府對中國和墨西哥徵收相同的關稅，但兩國考慮到貿易反製對於國內的負面效應，沒有對美國展開進行報復行動。
情景三：夭折的貿易戰（Aborted Trade War）。
由於雙方在貿易戰過程中均產生了一些國內負面影響，貿易戰大概進行了一年之後就經由雙方協商妥協而終止。
彼得森研究所給出了包括基礎情景（baseline）——不對稱貿易戰在內的三種情景下美國GDP走勢的模擬（圖5）。在全面貿易戰情景下，美國將在2019年出現經濟衰退，失去近480萬私營部門就業，最嚴重的衰退部門是高速驅動器和齒輪製造業，就業下降到10.2%。報告特別強調，損失不見得都發生在貿易部門，而是會發生在許多跟貿易相關的部門，實際上這一點從產業鏈或者投入產出關係看是很容易理解的。由圖5可知，貿易戰各情境下，美國經濟增速最高的實際上是基礎情景，即不對稱貿易戰，也即美國對中國等國展開貿易戰、而中國等受損害國家不展開貿易反製（其實這絕無可能，如何反製以及反製程度才是重點）。對美國經濟造成最大負面衝擊的是全面貿易戰情景，居於中性衝擊的則是是中途夭折的貿易戰情景。
其次，我們來看一個中美貿易戰以往的真實戰例。2009年4月20日，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遞交了一份議案要求針對中國輪胎進行特殊保障措施調查，其總價值達21.68億美元。當時特保措施有三個途徑：一是提高關稅；二是限制配額；三是提高部分關稅+限制部分配額。奧巴馬政府曾經許諾要采取限制配額的手段，依照這項規定中國每年可以對美國出口的輪胎數是前三年的平均數。當時的情況是中國2008年對美國出口了5557萬條輪胎，2008年、2007年、2006年三年的平均數是4200萬條。美國政府隨後將此前輪胎在3.4%~4.0%之間的關稅稅率提升到35%，此舉把當時大多數中國輪胎阻絕在美國國境之外。
2009年9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輪胎實施懲罰性關稅後，第二天中國商務部即表示，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汽車產品和飼料雞產品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審查程式。一開始，特保案的效果很顯著，2010年中國子午線輪胎的進口量暴跌28%，但韓國、泰國、印尼等國迅速填補了市場的缺口，開始開足馬力生產然後出口到美國。
的確，美國本土輪胎製造商從特保案中收獲頗豐，根據橡膠製造商協會的數據，2010年美國本土產汽車和輕型卡車輪胎的數量增長了近14%，扭轉了幾年的下滑趨勢。但從2009年到2010年，進口輪胎的數量還是增加了大約18%。
奧巴馬政府承諾的伴隨關稅而來的就業率的上升並未出現。特保舉措最多保住了1200個輪胎製造業崗位，但考慮到美國的輪胎消費成本上漲，導致美國經濟失去約2500個零售領域工作崗位。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關稅並未扭轉美國輪胎製造業的失業浪潮。美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美國國內輪胎製造業就業人數繼續長期穩步下滑，從2007年的49715人下降到2012年的43197人，這部分反映了美國輪胎產業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總產量在特保案之後的繼續下降。
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壁壘措施，中美兩國均難以從中得到真正利益。真正得利的是對中國產品有替代性的、對美國產品同樣有比較優勢的、要素價格同樣相對偏低的東亞、東南亞國家。
總而言之，中國依然相對（美國）為低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的勞工技能熟練度（強於一般要素價格低廉的第三世界國家），都是中國製造物美價廉的基礎。中國製造的優勢並不是所謂的“傾銷”和“經濟侵略”。美國從貿易戰當中收獲的，只能是一般消費價格的上漲（通脹）以及得不償失的失業率上升，尤其在中下遊零售銷售環節。這也是為何沃爾瑪等美國本土零售商大力反對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貿易戰措施的原因。
對於中國而言，貿易戰又意味著什麽呢？
誠然，由於中美當前的貿易結構，一旦川普政府對中國展開貿易戰，利用301條款調查對中國新一代資訊技術、自動執行功能的上等數控機床和工業機器人、航空航天設備、海洋工程裝備、高技術船舶、新能源裝備、高鐵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和高性能醫療器械等行業豎立高關稅壁壘，同時利用IP（Intellectual Property），也就是知識產權保護措施對中國上述高新技術行業、高端製造業產業設定技術進步壁壘，無疑對中國上述相關行業的發展會帶來負面影響。根據商業周期理論，新興行業逐漸成熟以後，一個廣闊的市場就成為產業繼續成長壯大的必要條件，國際市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麽，中國是否進行反擊呢？當然要反擊，根據彼得森研究所的兵棋推演，如果中國不進行貿易反製，美國就會收獲非對稱貿易戰的碩果——美國經濟增長獲得助力。而只有進行精準且必要的反擊，中國才能阻止美國通過貿易戰損害中國利益的目的。
但我們同時應該注意，通過模擬貿易戰結果可知，如果用盡一切力量與美國玉石俱焚，則對中國不是最好的結果。那固然會導致美國通脹與失業率上升，但也同時會導致我國國內通脹上升，使得本就在防風險與穩增長之間求平衡的貨幣政策陷入更加艱難的境地。此時，假若因為與美國全面開打貿易戰而造成貨物進口價格的大幅上升，必然增加我國輸入性通脹的壓力。
舉例來說，在美國出口中國的動植物農產品項目當中，大豆是佔有很重要地位的產品之一。2016~2017年度中國消費大豆是10811萬噸，進口大豆9349萬噸，其中美國大豆3417萬噸，佔總進口量36.55%，佔總消費量31.61%。在世界範圍內，美國、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共有超過7億畝的土地正在為我國生產大豆。
那麽面對美國的貿易戰，我國是否可以選取大豆這一產品對美國展開反製呢？是否可以從巴西、阿根廷與波蘭等安排替代貨源？我們算一筆账，以2016~2017年度為例，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3417.09萬噸，總價值137.66億美元。同年從巴西進口大豆3820.54萬噸，總價值155.52億美元。從巴西進口大豆單價407.06美元/噸，從美國進口大豆單價402.85美元/噸，巴西大豆單價比美國大豆高4.21美元/噸，假設將美國大豆年進口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約1127萬噸轉由巴西進口，我們每年多開支4744.67萬美元。美國會因此減少大豆出口45.40億美元。看似我們的損失要遠小於對美國造成的損害，但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
除了直接消費和榨油之外，作為養殖業飼料也是大豆的重要用途之一。大豆提取豆油後會得到一種副產品——豆粕。豆粕中含有豐富蛋白質等高營養物質，可以大大縮短養殖時間。養雞飼料若使用豆粕，則5周即可成熟；但如果採用傳統飼料，長成的時間跨度則需半年。所以，使用傳統飼料進行養殖，存欄量需要提升3倍才能滿足現在的需求。
更關鍵的是，豆粕目前已經成為國內生豬養殖業的重要飼料，而豬肉價格會顯著影響到我國CPI統計當中的食品分項，而食品分項（佔CPI籃子25%左右）又會顯著影響CPI波動。一旦因為貿易戰反製措施，中國進口大豆價格上升，極有可能傳導至豬肉價格進而推升我國通脹水準。
當前，我國CPI同比的月度高點已經在2月出現，雖然預計該數值是全年高點的峰值，之後二季度與四季度CPI高點也難以超越3%，但若因為豬肉價格因素致使CPI額外上行，疊加今年石油價格可能的上行，CPI月度同比有超越3%的可能。歷史上，CPI月度同比超越3.5%時，央行啟動基準利率加息的可能性便大大上升。好在今年我國PPI預計處於回落通道當中，但另一方面這也說明今年我國經濟運行有一定壓力，考慮到2017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出口，今年因為貿易戰因素大概率受到衝擊，加之投資增速（房地產與基建投資）大概率下行，今年經濟增長得依靠國內消費予以支撐。假若通脹壓力上升，央行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的壓力也就額外增加，彼時利率的上行會對經濟運行與金融市場帶來較大衝擊。各國歷次房地產價格泡沫的破滅均與貨幣信貸條件大幅收緊導致的利率上行有直接因果關係。因此，在選擇針對美國的貿易反製措施之前，必須謹慎思量，精準選擇反製項目。
應對策略：以靜製動、精準反擊
那麽，中國到底應該如何應對美國的貿易戰企圖呢？
首先，一個總的原則是在戰略上要以靜製動。以靜製動並不是靜止不動，毫不作為，挺立原地讓美國肆意損害中國的利益，而是假若與美國真的開啟貿易戰，應該主動有意識地控制貿易戰的烈度，不可銖錙必較，太過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中國可將對美博弈的重點置於如何在總體上最有利於中國國內經濟平穩運行，有利於經濟結構轉型更新、有利於防控金融風險、有利於豎立中國全球化長官國地位、有利於增強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方面加以綜合把握，不要計較經常項目順差多少的一城一地得失。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經濟運行本就不應依賴貿易順差來獨立支撐，雖然出口對於我國經濟增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出口增速的大幅下行我們曾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時也面臨過，從戰略上講，只要中國國內經濟運行不發生系統性風險，我們就不必因為經常項目下的增減變動與美國玉石俱焚。
其次，精心選擇反製措施，做到精準反擊。基於前文分析，我們了解到動植物農產品雖然作為美國向中國出口的首要項目，但在此項目下進行反製，需要十分謹慎，謹防因貿易戰過快推動我國國內通脹上行。我們要做的是選擇那些實實在在增加美國國內產業成本，增加美國消費者消費支出，從而抑製美國消費需求，對美國中下遊產業特別是零售消費產業進行打擊，衝擊美國國內需求，進而推動美國失業率上行，對衝川普政府貿易戰政策所企圖增加的就業率。比如，汽車和飛機行業對美國的就業影響很大，也是中國大量進口美國產品的領域，中國可以針對此類項目采取貿易反製措施。農產品領域，可避開大豆等會推升我國國內通脹的項目，比如高粱、肉類製品項目進行反製。
再次，擴大開放政策力度，但對美國資本予以國別歧視直至美國政府放棄貿易戰。中國有著無與倫比的人口品質優勢，這主要體現在廣泛的受高等教育群體，以及熟練程度很高的城市產業工人，以及最大且最富有潛力的消費市場。面對上述機遇，全球各國資本都想參與到中國的發展進程中來分得利益。在此背景下，我們就要立足於打開國門，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政策，但在美國放棄對華蠻橫態度之前，精準對美國資本采取實質上的國別歧視政策，逼迫美國利益集團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終結美國當前的政策措施。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必須立足於深化改革，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我們民族百多年來孜孜以求的執著，無疑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我們要在黨中央的堅強長官下在2035年基本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2050年完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目標。當前，我們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嚴控資產價格泡沫，以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把改革開放的偉大革命推向更高水準。
當下，我們需要的是冷靜，因為如果只是一場戰鬥，我們需要的是熱血義勇，而一場曠日持久的競爭或曰戰爭，需要的則是耐心和智慧。我們必須明白，貿易戰沒有贏家。我們需要區分戰略和戰術層面，以不同的策略進行應對。在戰略上，我們要保持冷靜，立足辦好國內我們自己的事，積極應對但不主動更新貿易戰，以靜製動，等待美國國內積極變化的出現。在戰術層面，精細考量得失，在不主動更新貿易戰烈度的情況下，精準選擇貿易反製具體項目，實現精準反擊，最終的目的是“以打促談、談談打打”，最終目的是要與美國達成貿易規則和經濟關係在當前新形勢下的妥協。
（劉鋒系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張宸系中國銀河證券巨集觀研究員）
責任編輯：帥可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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