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龍應台《百年思索——1999年5月15日在台大法學院的演講》文字記錄，原文包括“文學——白楊樹的湖中倒影”、“哲學——迷宮中望見星光”、“歷史——沙漠玫瑰的開放”三部分，本文節錄的是“歷史——沙漠玫瑰的開放”這一部分。
歷史對於價值判斷的影響，好像非常清楚。鑒往知來，認識過去才能以測未來，這話都已經說爛了。我不太用成語，所以試試另外一個說法。
一個朋友從以色列來，給我帶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裡沒有玻瑰，但是這個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裡，是一蓬乾草，枯萎的、乾的、死掉的草，這樣一把，很難看。
但是他要我看說明書。說明書告訴我，這個沙漠玫瑰其實是一種地衣，針葉型，有點像松枝的形狀。你把它整個泡在水裡，第八天它會完全復活，把水拿掉的話，它又會漸漸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個一年兩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裡，它又會復活。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這團枯乾的草，用一個大玻璃碗盛著，注滿了清水，放在那兒。從那一天開始，我跟我兩個寶貝兒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樣了。
第一天去看它，沒有動靜，還是一把枯草浸在水裡頭，第二天去看的時候發現，它有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已經從裡頭往外頭，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點綠的感覺，還不是顏色。
第三天再去看，那個綠的模糊的感覺已經實實在在是一種綠的顏色，松枝的綠色，散發出潮濕青苔的氣味，雖然邊緣還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張開，已經讓我們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圖案。
每一天，它核心的綠意就往外擴展一寸。我們每天給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個綠色已經漸漸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層層舒展開來。
第八天，當我們去看沙漠玫瑰的時候，剛好我們鄰居也在，他就跟著我們一起到廚房裡去看。這一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完整的、豐潤飽滿、復活了的沙漠玫瑰！我們三個瘋狂大叫出聲，因為太快樂了，我們看到一朵盡情開放的濃綠的沙漠玫瑰。
這個鄰居在旁邊很奇怪地說，“這一把雜草，你們幹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說，地衣再美，美到哪裡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難看、氣味潮濕的低等植物，擱在一個大碗裡；也就是說，他看到的是現象的本身定在那一個時刻，是孤立的，而我們所看到的是現象和現象背後，一點一滴的線索，輾轉曲折、千絲萬縷的來歷。
於是，這個東西在我們的價值判斷裡，它的美是驚天動地的，它的復活過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驚駭演出。我們能夠對它欣賞，只有一個原因——我們知道它的起點在哪裡。知不知道這個起點，就形成我們和鄰居之間價值判斷的南轅北轍。
不必說鑒往知來，我只想告訴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罷了。對於任何東西、現象、目題、人、事件、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現在到底代表什麽意義？不理解它的現在，又何從判斷它的未來？
對於歷史我是一個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學生。四十歲之後，才發覺自己的不足。寫“野火”的時候，我只看孤立的現象，就是說，沙漠玫瑰放在這裡，很醜，我要改變你，因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
四十歲之後，發現了歷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過來的，我的興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評，而在於：你給我一個東西、一個事件、一個現象，我希望知道這個事件在更大的坐標裡頭，橫的跟縱的，它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上，在我不知道這個橫的跟縱的坐標之前，對不起，我不敢對這個事情批判。
了解這一點之後，對這個社會的教育系統和傳播媒體所給你的許許多多所謂的知識，你發現，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從小就認為所謂西方文化就是開放的、民主的、講究個人價值反抗權威的文化，都說西方是自由主義的文化。用自己的腦子去研究一下歐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驚：哪有這回事啊？西方文藝複興之前是一回事，文藝複興之後是一回事；啟蒙主義之前是一回事，啟蒙主義之後又是一回事。
對歷史的探索勢必要迫使你回頭去重讀原典，用你現在比較成熟的、參考系比較廣闊的眼光。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但是對於過去的路有所認識，至少是一個追求。重讀原典使我對自己變得苛刻起來。
有一個大陸作家在歐洲某個國家的餐廳吃飯，一群朋友高高興興地吃飯，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離開餐館很遠了，服務生追出來說：“對不起，你們忘了付帳。”作家就寫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讚美歐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沒有人懷疑他們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們中國的話，吃飯忘了付錢人家可能要拿著菜刀出來追你的。
我寫了篇文章帶點反駁的意思，就是說，對不起，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準或文化差異的問題。這恐怕根本還是一個經濟問題。比如說如果作家去的歐洲正好是二次大戰後糧食嚴重不足的德國，德國待者恐怕也要拿著菜刀追出來的。這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體 製結構的問題。
寫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覺得自己很有見解。好了，有一天重讀原典的時候，翻到一個暢銷作家兩千多年前寫的文章，讓我差點從椅子上一跤摔下來。我發現，我的“了不起”的見解，人家兩千年前就寫過了，而且寫得比我還好——韓非子的《五蠹篇》。
韓非子要解釋的是：我們中國人老是讚美堯舜禪讓是一個多麽道德高尚的一個事情，但是堯舜“王天下”的時候，他們住的是茅屋，他們穿的是粗布衣服，他們吃的東西也很差，也就是說，他們的享受跟最低級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當國王的時候，他的勞苦跟“臣虜之勞”也差不多。
所以，堯舜禹做政 治領導人的時候，他們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層的老百姓差別不大，“以是言之”，那個時候他們很容易禪讓，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能享受的東西很少，放棄了也沒有什麽了不起。
“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實異也”，實際利益，經濟問題，體制結構，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樣的行為。
看了韓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兩千年之後，你還在寫一樣的東西，而且自以為見解獨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這種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認為其實應該是一個基本條件。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但是對於過去的路有所認識，至少是一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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