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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第102屆普立茲獎在哥倫比亞大學揭曉，美國 GQ 關於一起槍擊案的長篇報導獲得特稿寫作獎。此前，這篇報導還獲得了第53屆美國國家雜誌獎特稿寫作獎。
2015年6月17日，美國南部的一所黑人教堂發生槍擊事件，最終導致9人死亡。案發後，GQ 記者 Rachel Kaadzi Ghansah 前往南卡羅來納州，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她採訪了凶手迪倫·魯夫的父母、朋友、老師，以及受難者家屬，試圖回答究竟是什麽東西，讓這個男孩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冷酷的殺人犯之一。
“你還是人嗎？”庭審現場，查爾斯頓市伊曼紐爾非裔衛理聖公會教堂（以下簡稱伊曼紐爾教堂）的一位教友質問道。“怎樣喪心病狂的人才會犯下這樣的罪行？......你怎麽了，迪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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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教堂外面，喝了幾口伏特加，他想，他必須走進去，向他們開槍。
這是一間小小的教會——一個正在冉冉升起的牧師，一個年長的執事，八個成年女人，一個年輕男人，還有一個小女孩。但對他而言，他們全都是眼中釘。他認為，美國的黑人正在強暴“我們的婦女，控制我們的國家。”所以，他拿出他的格洛克手槍，在他們正在伊曼紐爾教堂的地下室裡閉眼祈禱的時候，冷靜地，開槍。房間內的人幾乎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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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峻的考驗
2016年12月，法庭裡，兩位幸存者和許多受害者家屬坐在席間，目光朝向迪倫·魯夫的後腦殼，和他的細細的脖子。他剪了一個鍋蓋頭，頭頂有點禿，看起來就像一個去發的僧人，年輕，癡狂。他穿著隨意，正是那種還沒有機會穿正裝的男性的典型穿著，上身一件水手領的舊毛衣，一條厚重的卡其色滌綸褲，垂在一雙似乎很廉價的棕色皮鞋上面。
庭審分為兩個階段，迪倫決定自己為自己辯護。上庭作證的受害者家屬仔細聽他發言，目不轉睛。他虛弱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反駁他們的證詞，低沉的嗓音聽起來很不耐煩，還很含混，就像含著一口玉米糖漿。他很少表示抗議，僅有的幾次，都是因為家屬們長長的證詞讓他感到厭倦。關於死者的故事，他們不能快點說完嗎？每一次，他站起來，又被圍欄阻退回去時，他的嘴巴都會動。一開始，我以為他在歎息，或是深呼吸。其實，每一次都是抽搐，他咬緊牙關，有時還會伸出舌頭，舔一下薄薄的嘴唇。
費莉西亞·桑德斯是僅有的幸存者之一。早前，她對法官說，迪倫·魯夫應該下地獄。幾個月之後，她說，就是因為迪倫·魯夫，她再也沒辦法閉眼祈禱，再也受不了鞭炮聲，甚至受不了橡果落地的啪嗒聲。就是因為迪倫·魯夫，她不得不躺在兒子的血泊中裝死，與此同時把手壓在孫女的嘴巴上，不讓她哭泣。她說她的手壓得太緊了，當時都害怕自己會捂死她 。十八個月後，費莉西亞·桑德斯在法庭上舉起同一隻手，指向迪倫·魯夫，毫無遲疑地說：很簡單，這個人“就是魔鬼”。
受害者和家屬們的言辭尖利是情理之中的，但卻有些出乎意外。因為，在絕大多數媒體報導中，他們的聲音被大大抹除了。在槍擊案的發生地查爾斯頓，我見到的每一個白人幾乎都認為，教會真的非常寬恕，能夠原諒一個槍殺教會成員的白人凶犯。這種寬恕是對一切的赦免。
沒有人提到，這種寬恕是個人行為，不是集體行為。有的受害者和家屬原諒了他，但另外一些人並沒有。沒有人提到，迪倫·魯夫從來沒有表示過歉意、懊悔，或是請求被原諒。沒有人提到，案發至今，迪倫·魯夫有573天來反省自己的罪行，但當他站在陪審團面前時，依然用他的低沉、含混的聲音，毫不遲疑地說：“當時，我認為我必須那麽做。現在，我依然這麽認為。”
費莉西亞·桑德斯出庭作證的第一天上午，我就坐在迪倫·魯夫的母親的正後方。她太瘦了，很明顯能看出來，她很憤怒。她顫抖著身體，膝蓋彎曲，身體無力地滑到了凳子上，嘴巴大張著，幾乎不能動彈。她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對不起。對不起。”她似乎是在對自己的男友講話，但也可能是在對即將出庭作證的費莉西亞·桑德斯講話。所有的母親都明白，自己的孩子對別人的孩子造成不可饒恕的傷害時，她要承受多大的恥辱。無論是什麽行為，都是恐怖的。
迪倫·魯夫的母親暈倒在了法庭上，我和 ABC 的一位記者叫了醫生。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麽，就拿出了一塊濕巾，拍打著她的額頭，給她做冷敷。我能做的只有這些，但我又覺得這麽做不太合適，或者說做得太到位了，畢竟受害者家屬還坐在對面放聲痛哭，我卻對一個白人殺人犯的母親這麽呵護備至。但就是在這種混亂之中，法庭上見者傷心，迪倫卻連頭也不回，一眼都不看自己的母親。
迪倫被定罪之後，他們一個接一個地上台，發表受害者影響陳詞。站在陪審團旁邊，他們失聲痛哭、祈禱、怒罵。有人幾近瘋狂地朝他喊道，“看著我，你這個殺人凶手！”但迪倫不以為然。有人向他施以同情，他也不在乎。還有人表示他們在努力驅趕他體內的惡魔。你感受一下，他們喊道。他看起來什麽都感受不到。
我來到查爾斯頓，本來是想寫九個遇難者的故事。但之後，從一次庭審到另一次庭審，在我聽到幸存者和家屬們提供的證詞時，唯一讓我糾結的事情，唯一害得我整夜睡不著的事情，就是迪倫·魯夫的沉默。巨大的沉默。他根本懶得張嘴回答任何人的問題，他不想解釋，他不想回應。一次又一次地，他不斷提醒我們：他沒有必要回答任何人的任何問題。他沒有必要給受害者家屬回應或者解釋。因為迪倫·魯夫知道，即便他不回答問題，作為美國白人恐怖分子的自己也不會受“水刑”，不會被歪曲。我們永遠無法指認“幕後使者”，也無法強迫他做任何事情。他對一切保持控制，正如他想成為的那樣。
庭審幾周之後，也就是迪倫·魯夫被定刑的前幾天，我下定決心，如果他不肯向我們講述他的故事，那就由我來。所以我離開了事發地查爾斯頓，前往裡奇蘭、哥倫比亞城，找到那些認識他的人們，看看他出生和長大的地方。我試圖理解，是怎樣的環境讓他在那裡浪費了21年的時間，最後變成美利堅合眾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因仇恨罪被判處死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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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迪倫·魯夫向來喜歡查爾斯頓。查爾斯頓有它自己的歷史。它曾是這個國家奴隸最多的地方。它是一座遍布著白人強權痕跡的城市。它能讓他回想起白人無所不能的時代，白人統治管轄的時代，白人無比優勝的時代。不像他自己的家鄉。也不像哥倫比亞城。
迪倫·魯夫的父親住在哥倫比亞城遠郊的一個死胡同裡，隔著一個巨大又空曠的停車場，就像世界盡頭。停車場後面是一間小公寓，掛著許多鹵素燈，大概是想告訴周圍閑逛的人，不要以為沒人看得見他們乾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街道盡頭除了迪倫一家的小房子外，什麽也沒有了。
房子裝修不錯，房頂不高，黃色工匠風格的平房。周圍環境很好，但還是讓人頓生“只有走投無路，才會來到這裡”的感覺。郵箱上貼著一枚路標：正西方向1號院。門上粘了兩張褪了色的 Ron Jon 衝浪店貼紙，和一張小一點兒的“已投票”貼紙。有人在外面的樹上掛了一面美國國旗。這些貼花，鏽跡斑斑的風鈴，和草坪上有點發霉的家具，讓這個房子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人的快餐店。
我站在街對面等待。等什麽呢？等一個答案，一個理由，一個能夠幫我理清案件來龍去脈的細節。夜黑得看不到月亮，時間還沒到午夜，我敲了敲黃色平房的門，見到一個陌生的黑人女性深夜造訪，班尼特·魯夫有些困惑，尤其是這個黑人女性還想和他談談他兒子的情況。不過，他還是幫我開了門，拿給我一瓶冰啤酒，讓我解渴。
我坐在迪倫·魯夫曾經睡過的沙發上，離他的電腦幾英尺遠，電腦裡記載著迪倫要·魯夫為什麽要殺那九個黑人，旁邊還有一個檔案櫃，裡面保存著他的夾克，夾克上掛著非洲種族隔離國家的旗幟。班尼特人很好，但對我也很警覺。當我俯下身子想摸一摸那條虎斑貓時，他會盯著我。迪倫·魯夫給這隻貓拍了很多照片，但最後還是把貓獨自留在了家裡。我看著班尼特，希望他能告訴我一些和案件有關的事情，但是他根本什麽也說不出來。客廳裡到處掛著弗羅裡達州和鸚鵡的畫，班尼特一遍一遍地說，“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但我知道我的孩子以前不是這個樣子。”
我再三追問，他卻隻重複著一句話，然後搖了搖頭請我離開，他的表情十分難看，估計是受夠了我窮追不捨的問題。自從迪倫·魯夫做了那件事之後，沒有人回到這裡，只有我不請自來，闖入他的生活，因為我想得到一個答案，努力想為他的罪行找到一個理由。在我離開之後，班尼特把家裡兩條巨大的羅威納犬放了出來，確保我是真的走開了，消失在漫長漆黑的街道裡。
班尼特自始至終沒有出席兒子的審判。（後來我們又聯繫了他，班尼特·魯夫拒絕參與這篇報導，稱這是一個“假新聞”。）在迪倫·魯夫的汽車後座上發現了一個破舊的筆電，上面寫著他給父親的告別信，語氣淡漠，毫無對親人的思念，隻說班尼特是一個好父親。四個月前，迪倫·魯夫過21歲生日，他的父親送給他一張卡片，卡片上的話是同樣淡漠的語氣。班尼特告訴自己的兒子，父親為你感到驕傲，然後給了他400美元，說“這是我欠你的”，最終迪倫·魯夫申請到了持槍許可證，買了一支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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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倫·魯夫的教育經歷
迪倫像是人們的生活中刮過的三分鐘熱度，沒有留下任何供人們回憶的線索。一個教過他的老師說，自己的記性很好，但還是很抱歉，自己真的記不起任何有關迪倫的事。唯一有印象的就是迪倫特別愛用洗手液洗手，一大瓶一大瓶的用，洗的多了連同班同學都開他的玩笑，說迪倫在吃午飯之前都必須把雙手消毒才行，好像他手上有別人看不到的汙跡。
謀殺案發生後，迪倫之前的許多同學都接受了採訪。迪倫很生氣，在日記中寫道，“這些聲稱認識我的人，大多數我根本就沒見過，這些所謂的朋友，說的話都是假的。這幾年我根本就沒結交過黑人朋友，而且我從來沒有任何一個親密的黑人朋友。”
我和凱萊布·布朗約在哥倫比亞市中心的一家餐館見面，他走進來的時候，讓我倍感驚訝，一方面，他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作為迪倫小時候最要好的朋友，凱萊布竟然是個混血，而且看起來是個黑人。
我問他迪倫知道他是黑人嗎，他笑了笑。
“答案很顯然啊，你見了我之後也肯定不會覺得我是個白人。”
凱萊布和迪倫是同班同學，兩人的母親小時候就是朋友，在得知他們在一個班的時候就介紹兩個孩子互相認識，自此兩人就成了好朋友。當然，迪倫知道凱萊布是黑人，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的友誼。迪倫也像其他小朋友一樣，問過凱萊布為什麽有棕色的皮膚。兩人趣味相投，都喜歡滑板、摔跤、打電子遊戲。所以放學之後，他們經常一起出去玩，儘管凱萊布發現迪倫有點呆呆的。
“我隻記得迪倫在學校布置的一些簡單任務上做的不是很好，不光是讀書，他在所有事情的處理上都有有點兒呆頭呆腦。比方說，我們去公園玩，玩到必須要走的時候，他還是慢吞吞的，但我們早晚要走的，所以我就覺得他在生活上有點幼稚，不太聰明。”隨著年齡的增長，兩人的興趣也發生了變化，迪倫並非那種你可以帶在身邊的小孩兒，因為“他並不是那種走心的人”。
凱萊布是一位說唱歌手，身材瘦高。我們見過兩次，第一次他穿了紅金綠三色的阿迪達斯貝殼鞋、朋克T恤、緊身牛仔褲和一件大號的短夾克。他把頭髮編成了很厚實的長髮綹，垂在肩上。第二次見面時，他鑲了大金牙，看起來特別酷。所以我明白，青春期成了兩人的分界點，由於興趣不同他們開始逐漸疏遠，自此之後很多年也沒有聯繫過了。
讀完迪倫寫的日記後，凱萊布第一次對迪倫感到如此的生疏。讓他感到震驚的不僅是迪倫心中的仇恨，還有在他看來有些愚鈍的迪倫竟然能有這麽多心思：“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覺得迪倫是讀了別人的作品或者上了寫作補習班，因為我認識的迪倫根本不可能寫出這種東西，甚至都不可能有這麽思維縝密的想法。”
我告訴迪倫的老師，我和他的部分同學取得了聯繫。提到凱萊布時，老師很高興。許多人都為此感到開心，包括迪倫的母親。除了凱萊布，只有她證實兩個孩子曾是朋友。老師說:”也許迪倫的母親想讓迪倫多和凱萊布玩，但我沒見兩人有什麽接觸。”
泰德·瓦克泰是迪倫和凱萊布小學的校長，曾管理紫檀鎮小學三年。在那之前，他在皇后區長大。雖然在南卡羅來納州生活了30年，但這沒能改掉他一口地道的紐約腔。他坐在高高的椅子上，這讓他看起來特別威嚴，但誇張的手勢又透露出文科教授的招搖。他言談大方，語速極快。他們夫婦遞給我一碗開心果和一杯白葡萄酒，泰德問我想不想聽聽他對迪倫事件的看法。於是，他從知道這件事的那天說起。那時他在收音機裡聽到“查爾斯頓的悲劇”和“迪倫·魯夫"這個名字， 他想，“天，我知道這個名字。”
迪倫在紫檀鎮讀小學時，社會關係逐漸開始“階級化”，人們也“自我歸類”。泰德有著社會學背景，看到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關係逐漸瓦解，種族關係破裂，他十分難過。“我想沒有人想看見這樣的結果，但是社會壓力實在太大了。”
泰德說：“ 迪倫剛來時，我就記住了他，因為他很安靜。我一直都記得‘他是個英俊帥氣的小男孩’。待會給你看年鑒上給他的照片，英俊、可愛，又很安靜，從來沒因惹麻煩而被抓進我的辦公室。他很安靜，不和同學們嘰嘰喳喳，像是高知家庭出來的孩子。但他不是，他身邊都是工人階級的孩子們。
“要想了解迪倫，你就得讀讀《種族隱傷》，”泰德說，這本書刻畫了“那些生活在波士頓，特別是在南波士頓的白人工薪階層，對他們採訪越深入，尤其是幾杯酒下肚後，你會發現他們很自卑，自覺不如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泰德看來，迪倫並不愚蠢，只是沒有歸屬感。這就是階級仇恨的反應。“說來可笑，如果我們的宴會上只有白人博士，任何對非裔、西班牙裔或穆斯林的歧視都不被社會接受，但如果我諷刺一個窮困的白人為鄉巴佬…”
“或者窮酸白人或者白人垃圾，”我插嘴道，說出了他不想說出的那幾個詞。
他神色一動，但默認了我的話。
“這樣說卻幾乎不會受到什麽譴責。這個例子只是說明貧窮的白人工薪階層是多麽被社會疏遠。而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看到了嗎？也許迪倫的家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的社會地位正在下降。川普告訴我們，我們忽視了白人工薪階層，低估了他們的脆弱和動搖的自尊。他們眼睜睜的看著白人精英，和……”
“他們看到我們，黑人，從後面跑來，超過他們。”
說到這裡，泰德倚在椅背上，看著我，等我說出這後半句。聽罷，他聳了聳肩，長長的手臂也跟著擺動。他接著問。“他們說，這些人在那兒幹什麽？我這是怎麽了？”
這個問題我們都沒有答案，但他還是問了出來。
在我離開之前，我跟著泰德進了他的書房。他的妻子揚拿出一本年鑒。他們翻了一遍，找到了他們這張照片。我們三個人擠在一起，凝視著這張班級照。這個小而多元的班級，每個面孔都很年輕。黑人學生滿臉笑容，還有幾個白人學生也面帶微笑。學生們聚在一塊，手臂勾著旁邊的同學，感情清澈美好，笑得輕鬆隨意。然後我找到了迪倫。他不在照片的中心，很用力地微笑，悲傷卻從眼角跑出來。他站得很邊緣，身著整潔的紅色夾克，頂著齊瀏海，和周圍的同學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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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夫家族的純正血統
“我的血統大部分來自不列顛群島，但我也有德國血統和德國姓氏，” 迪倫寫道。“這樣的血統是美國的代表。”迪倫堅信自己血統純正。他在網上粗略地研究了自己的家族。我很想知道他發現了什麽，因此我呆在哥倫比亞市的檔案館裡，嘗試了解他的祖先。
十九世紀時，沒有人會用“名聲顯赫”來形容魯夫家族，但他們都是勤勞的教徒和良好市民，這在哥倫比亞的當地歷史記載中有跡可循。迪倫的曾曾曾祖父曾參與內戰，有點小作為：傑西·馬裡恩·魯夫原打算當一位牧師，但內戰打斷了他的研究。1859年，他娶了一名叫塔爾西的女人，三年後，他加入了同盟軍，成為一名下士。他被派上了船，從水路來到莫裡斯島。莫裡斯島是聯盟軍第一批黑人成員的戰敗地，並以此聞名。這些生活稱不上精彩。如果一定要有所描述，只能說這樣的生活足夠典型。我在當地的檔案館閱讀他們的家族史，唯一能吸引我眼球的，是當年傑西·馬裡恩和塔爾西·魯夫一家參與人口普查時，家中還有一個小小的“白黑混血兒”。
“我曾滿懷熱情地希望，黑人在整個歷史中都受到迫害，每一個白種人的祖先都有奴隸。”地理在他的網站 TheLastRhodesian.com 上寫道。儘管所有的美國白人都受益於前幾個世紀的黑人勞工，但事實上，大多數南方白人卻並不富裕，沒有幾件值錢的東西，也沒有奴隸。迪倫·魯夫的祖先擁有一個奴隸女孩。她只有8歲，名字沒被記載，隻寫著姓氏：Roof。
那幾個星期，我一直在法庭上盯著他，心裡對這個女孩有很多疑問。如果她是被買進魯夫一家，這個女孩幾乎做不了任何事，家裡也沒有別的奴隸，為什麽只有她一人？她母親是誰？父親是誰？或者她的母親是一個被強奸的女奴隸？若是這樣，那麽很可能，她就是迪倫·魯夫的祖先。迪倫自認為自己很了解種族，但卻不知道她的存在。他對自己的家族進行詳盡的調查，他對所有的歷史有著自己的解讀，他發出反對種族融合的聲音，但他的認知出現了失調：在任何一個地方，尤其是在這個國家，沒有什麽種族是完全純正的。
班尼特·魯夫遇見艾米莉亞時才二十出頭。艾米莉亞，昵稱艾米，在“銀狐”酒吧上班。她29歲，離了婚，看上去很柔弱，一頭金發特別長，有人說能拖到腳踝處。沒那麽誇張，但她一定看起來像鄉村歌手克莉絲朵·蓋爾，只是看上去更蒼白。班尼特是否也感覺到艾米來自一個沒落的家族？還是他們感覺到了社會的衰落，生活都陷入了困境，所以一起面對。艾米莉亞·魯夫來自一個著名的美國家庭，19世紀初南遷到卡羅萊納州，但她並沒享受到家族的教育、財富、頭銜。迪倫祖父母的人生充滿希望（祖父現在是房地產律師，受人尊敬，穩定的中產階級，生活在哥倫比亞；祖母不工作），他們受到良好教育，社會階級和膚色就意味著他們的人生很有保障。而他們的孫輩就沒那麽幸運了。
迪倫的出生並沒有登報通知。事實上，他的出生證明上甚至沒有父親的名字。祖母給他取名為迪倫·斯托姆·魯夫，她喜歡這個名字，因為聽起來像肥皂劇《總醫院》裡的一個角色名。
在“自白”中，迪倫說道，父母離婚，就意味著孩子要過艱難的生活，這種說法很荒謬，因為很多人都來自離婚家庭。但其實迪倫不是，他出生時父母就已經分開；要麽就是意外懷孕有的他，要麽他就是私生子。可惜父母的結合沒有持續多久。對艾米來說，一年會搬四五次家，次數多到幾乎讓人難以相信。這也正好解釋了，為什麽沒人記得童年的迪倫·魯夫。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鎮上，他就像是一個沒人記得的鬼魂。直到事件發生，人們才將目光放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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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
迪倫·魯夫走進這座教堂，把暴力帶入聖所，這讓南卡羅來納州大多數白人感到不安。教堂中黑人佔大多數，作為白人，他站在他們一旁。在教堂裡傷害任何人都是你不會做的事。他們告訴我，教會是人的道德教育的中心和生命的基礎。因此，某個周日的早上，我醒來後，去了迪倫父親和祖父母朝拜的教堂做禮拜。
我的黑色皮膚讓我無法做到隱秘，它讓我無法融入人群，無法做到在別人注意到我之前仔細觀察別人。到了迪倫·魯夫的教堂，一位年輕的白人女子和一名中年白人男子熱情地在門口迎接我。但當我走進教堂，坐在後排，許多目光都注視著我，讓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小偷，試圖從他們的神這裡偷點東西。是因為我不會唱聖歌？因為我沒有領受聖餐？還是因為我是黑人？ 我不知道。
禮拜結束後，我和迪倫的牧師托尼·梅澤說，在這裡我很不舒服。即使他沒有太多時間，但還是同意了和我聊幾分鐘。只要迪倫還被拘留在艾爾卡儂拘留中心，托尼就一直去看他。後來幾天，我們在哥倫比亞市採訪時，托尼也與迪倫的祖父母一起參加了審判。謀殺事件發生後，律師們找到托尼並讓他去問問那些認識迪倫的孩子誰還記得迪倫，結果他們沒人記得多少。
“在我看來：他是個非常聰明的小孩，一直都很內向，他所發生的事情都是你們察覺不到的”。托尼說，迪倫很聰明，但就是沒能上學。“而且， 他和其他孩子們沒有太多互動。”
大家都認為，迪倫和他祖父約瑟夫·魯夫最親，托尼說，“他是不會放棄迪倫的。迪倫平日沉默寡言，我覺得他祖父盡到了一個祖父的責任：他花時間陪伴迪倫，他希望並祈禱我能對他多加培養，讓他意志堅定，能把他身上的一些東西驅逐出去。”在當地審判後，約瑟夫告訴法庭，他和他的妻子每天都為受害者家屬禱告。他表示非常抱歉，但他也懇求人們記住，“沒有什麽東西是壞透了的，迪倫也是。 沒有辦法，我們無法感受到他們所感受到的是什麽，失去了什麽，就像沒有人能夠理解我們所經歷的一樣”。
當我終於得到機會問托尼，在他的教會裡，為什麽我會有種對處理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無能為力的感覺時，他指著窗外的一個韓國教堂說，他不知道為什麽人們喜歡去自己的民族教堂裡做禮拜。接著他告訴我，有一個黑人教區信徒來做早禮拜。
他說完，像是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肩膀一下垂了下來，他承認自己可能錯了，但他覺得自打他還是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小孩時，時代就變了。 “我不知道迪倫發生了什麽，但我知道世界有邪惡的一面。 如非必要，我是不會和它們建立聯繫的。只是有些事情我不明白，為什麽要涉險進入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領域。你怎麽理解這種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
我問他們是否和遇害者取得了（精神層面上的）聯繫。
他告訴我，他們不確定這個時間來聖母伊曼紐爾大教堂是否合適。他告訴我，教會寄給受害者家屬一些有關如何哀悼的卡片和書籍。我沒有告訴他，我覺得這有點侮辱。也許我不應該指責他的回答。
“犯罪後，迪倫有變化嗎？ ”我問托尼，“你有注意到區別嗎？ ”我正在尋找他身上的一絲人性，我本以為托尼看到了，因為要告訴我答案時，他看起來有些失望。
“說實話？”
“實話。”
“沒有。”
托尼慢慢站起來。他有事要忙，我告訴他我自己能找到出去的路。我沿著進來的路走出去，但門都鎖了。燈也已經關掉了。窗台上有個閃閃發光的東西，是一個塑料層粘合的活頁夾，上面寫著“聖保羅安全與保障計劃”，我打開了它。上面寫著迎賓員（也就是在門口迎接我的那些人）的指示。我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麽，我開始讀道：“媒體報導震驚事件後，我們可能需要立即采取行動應對緊急安全問題，但應對緊急事件的規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一個可疑的未知訪客到來，要禮貌地交談，引導他/她坐到一個後排位置，在那裡你可以派一個引導員來監視他/她……威脅的形式很多……你的眼睛和耳朵都要為聖保羅的安全計劃服務”。我翻了一遍，但活頁夾裡的計劃始終沒有說明，如果射手是自己人，他們該怎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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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車、孩子們和陌生人
2014至2015年，迪倫在伊爾莫克拉克的白蟻和害蟲控制中心工作了兩個月。他的老闆和同事都注意到，迪倫在工作時要麽和同事“隔開一段距離”，要麽就“開小差”，他會“自己坐在其它地方，儘管其餘人都坐在一起”，而且他幾乎一停下來就會睡著。
一位同事告訴迪倫的律師，一天早上，迪倫“離開他們正在工作的房子，去另外的三間屋子工作”。同事們很難讓迪倫注意力集中，不得不走到迪倫面前讓他返回崗位。另一位同事表示自己曾問過迪倫的愛好，迪倫說他“什麽都不做; 他會回家，然後坐在他的房間裡。”當同事問迪倫玩不玩影片遊戲時，迪倫說，“不，我只會盯著牆看”。他接受了在線教育，但九年級就退學了，他的懶惰可是出了名的。
2015年2月，案發前四個月，一則附帶一名年輕男子照片的廣告出現在 Craigslist 網站上。迪倫在匿名尋找同伴一起遊覽查爾斯頓，他要求這個同伴只要不是“猶太人、同性戀者或黑鬼”就可以。廣告中的歧視和偏見引起了一名退休的心理學家——托馬斯·海爾斯博士——的注意。他試圖幫助迪倫，但在他們的交流中，迪倫繼續使用著同樣可惡、貶損的語言。海爾斯建議迪倫多看看 TED 演講，因為他覺得迪倫需要擴展世界觀，或者就像他後來向迪倫的律師解釋的那樣：“用不同方式看世界”。迪倫向海爾斯道謝，並說他是個很好的人，但他拒絕了海爾斯的幫助，他說：“我躺在床上，不能下床，我非常沮喪。我的生命已經荒廢了。即使我很酷，但還是沒有朋友。我要回去睡覺了。”
謀殺案發生的第二天，在與聯邦調查局探員談話時，迪倫描述了自己的懶散生活。和同事們所說的一樣，模模糊糊。哪一天看了電影，哪一天發生了什麽事情，他都記不清了。迪倫告訴他們，他沒有手機，他僅有的幾個“朋友”還是他在案發前幾個月又重新聯繫的幾個孩子，當時他去了當地的圖書館，在那兒用電腦創建了一個 Facebook 账號。他加了88個好友，其中大多數是和他一起上高中的黑人孩子。88，因為“H”是英文的第八個字母，兩個則“H”是納粹希特勒的縮寫。
那個夏天重新聯繫的朋友裡，其中一位就是約瑟夫·米克，他在中學時期就認識了迪倫。米克是一位年輕的白人男子，臉頰有些浮腫，有嚴重的服大麻習慣，他的母親很寬容，很多年前就一直鼓勵兩人多出去一塊兒玩玩。當迪倫再次找到他時，米克和他的母親、女朋友和兩個弟弟，住在哥倫比亞市外的一輛租來的拖車裡。夏天過後，迪倫開始有些崩潰。後來，喬伊在採訪中描述了他和迪倫的友誼，解釋了為什麽會讓一個多年未見的朋友住在本就很擁擠的拖車裡，一點也不奇怪。他就是這樣的人，會幫助那些情緒低落的人。
米克一家租的拖車被周圍的一圈活動房屋圍得水泄不通。當我進入度假公園的開發園區時，天正在下雨，一個男人從陰影裡走了出來。我看不見他的臉，只見他身穿一件超大的連帽衫，懷裡抱著隻小比特犬。走在路上，他一句話也不說，直到我問他是否知道米克一家。前院裡有一個兒童玩具廚房，包圍在一灘髒水和一片狼藉中，還有一輛白色汽車，車頭已被刮花，還有深深的凹痕。
住在這兒的那段時間裡，迪倫常常會開車載米克和他的朋友們去游泳，但是到了地方就轉身離開，因為他抱怨說自己受不了南卡羅來納州的高溫。即使在拖車上，迪倫也從不與人交際。米克的母親注意到迪倫有時會變得躁動不安，然後回到自己的車裡，用古典音樂和歌劇來平息他的神經。但是，是什麽讓他如此不安仍然未知。
迪倫大多數朋友的社交媒體账號上都掛著不容爭辯的事實：那年夏天，他們都在酗酒抽煙。一年前，迪倫還因私藏三級管制藥物被逮捕。他還尾隨哥倫比亞購物中心的職員，問他們一些“不正常的問題”。警察接到報警電話後，從他身上搜出個沒標簽的白色小瓶，裝著橙色的長條藥片——丁丙諾啡。這種藥主要用於類鴉片藥物戒癮，但也會使服藥者精神興奮，伴有強烈的惡心感。
迪倫在獄中寫道，“我討厭人們曲解或者杜撰文字裡的意思，討厭人們臆測我說過的話有什麽深意。槍擊事件發生後，我有時感覺到這些人粘在我的一詞一句上，好像一筆一劃都很重要，都能反映出我的內心想法。但是他們都猜錯了。比如之前我說過，我吃藥不是為了‘止痛’或者‘自我治療’，只是為了自嗨而已。那就是單純的字面意思，沒什麽別的含義。”
有位和迪倫在拖車公園玩過的匿名人士願意和我聊聊，前提是我不公開他/她的名字。我問他/她對迪倫最深的印象是什麽，回答是這樣的：“他很安靜，安靜得讓人不自在，安靜得古怪，特別古怪，真的。”不過，在這片空地上，迪倫會和這群無精打采的朋友談很多事，比如掃射整個大學、揮舞手槍、罵些種族侮辱的髒話。朋友都覺得沒什麽大不了，當成酒後閑聊，聽後就忘。他們意識不到迪倫話裡的嚴重性，還說：“他會說起殺人什麽的，不過我們都沒當回事。”
也許這群人的一些話可以歸類到年少無知，但是槍殺事件發生後，迪倫的室友米克竟然自作主張，讓朋友們跟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撒謊。於是，米克因隱瞞證據被起訴，經審判後判處27個月監禁。迪倫的槍殺事件震驚了所有美國人，可就在一個月後，米克的女朋友在網上曬了一張自拍，她伸著猩紅的舌頭，上面扎著聯盟國國旗圖案的舌釘。
在鐵路旁邊的停車場裡，迪倫的朋友們匿名跟我聊他們的事，這些年輕人緊張得發抖，跟我說他們不是種族主義者，也沒聽迪倫說過什麽偏執的話。槍殺事件之前，他們是過著瘋狂假期的孩子，可現在，一切都結束了。米克的媽媽、兄弟都不再和他一起住，他們要搬走了。
就在迪倫被捕後不久，有條新聞開始流傳，說之前有個白人女孩拒絕了迪倫的追求，因為她愛上了一個黑人男孩，迪倫因此心情低落。但在法庭上，迪倫否認了這個傳言，說根本沒有這麽個女孩。事實上，朋友都不記得迪倫約過會，隻說他有時候會去脫衣俱樂部。米克的女朋友接受《夏洛特觀察報》的採訪時，爆料說迪倫更喜歡黑人脫衣舞娘。
一天晚上，我心血來潮，給米克的兩個哥哥賈斯汀和雅各布發了幾條簡訊。
我問了他倆很多平時不會注意到的事。
但是我問雅各布，迪倫·魯夫是不是處男時，我看到手機上顯示對方正在輸入文字。
最後，他的回答是：是的。
之後我又收到了一條長消息，字裡行間充斥著他在這段時間的幼稚無知和矛盾心理。
他說，“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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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
4月11日，迪倫·魯夫21歲生日剛剛過去八天，此時的他已經可以在南卡羅來納州合法購買槍械了。他拿著父親在生日那天給他的錢，去了西哥倫比亞一家名為“射手優選”的槍店，買了一把.45英寸（11.43毫米）口徑的格洛克手槍。
因為迪倫前一年有非法持有毒品被捕的案底，他是不能合法持槍的。但是他在填寫持槍證申請時撒了慌，在“你是否曾非法使用或對大麻或可卡因製品以及其他管制藥品成癮”的選項下填了“否”。
像他這樣有案底的人，在申請持槍證時是應該被 FBI 的背景調查系統拒絕申請的。FBI 的“即時犯罪記錄查詢系統”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槍落入壞人手中”，比方說鴉片吸食者。FBI 有三天的審核期來查明申請者案底並拒絕其申請。如果 FBI 的系統沒有拒絕購買者的申請，按“射手優選”老闆的說法，“法律允許店主把槍賣給潛在客戶。這就是行規。”4月16日，在 FBI 沒有做出任何答覆的情況下，迪倫從射手優選買到了他想要的手槍以及五個裝滿子彈的彈匣。
距迪倫購槍兩個月，也就是槍擊案12天之後，那個留著大鬍子戴著老式眼鏡的店主接到了 FBI 的電話。FBI 在電話中說他們的工作出現了失誤。他們本該拒絕迪倫的購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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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手的養成
為了給自己的犯罪做準備，迪倫跑到了很遠的地方。他開著那輛黑顏色的車在州裡來來回回，以至於 FBI 回看他的 GPS 記錄時，看到的歷史路徑就像惡魔手中翻轉的花繩一樣密集。
驅使他的是他心中的怒火。他到過的地方全是和奴隸製以及南方邦聯有關的歷史遺跡，以及各種規劃好的到教堂的路線。他曾驅車去過約翰之島，看過島上四百多歲的天使橡樹；去過格林威爾，拜訪了當地的南方邦聯歷史博物館；去過他家鄉的南方軍墓地，以及幾處出名的種植園。他還在蘇利文島上住了一晚，這裡曾是過去美國最大的奴隸貿易集散地。
在他幾次往返於這些曾經種植著棉花和櫆藍的陰冷濕地後，他內心一定會有一種高中肄業生應有的滿足感。他下載了幾本介紹 3K 黨的書籍。他羅列了幾個適合槍擊的黑人教堂。他還比較了襲擊教堂或黑人文化節這兩個選項各自的優劣。在列表時他還會單獨標記出白人的教堂，注明這個教堂只需“看一看”。他會在他的筆記中隨意畫上納粹十字和 3K 黨標記。他也會選擇南北戰爭前與奴隸製有關的地點發個定位。他還會發布自拍，記錄行程中的自己，借助網絡的力量來彰顯自己的孤獨。
迪倫罪行的成因，不過是平日裡人們覺得無傷大雅的種族思想，慢慢惡化成了連南方人都無法接受的極端行為。人們說他殺人是因為他就是個垃圾。但是庭審期間，哥倫比亞流傳著的謠言才是讓人覺得難受和心寒的東西。這些謠言正是由那些認識迪倫一家的人傳出的，代表著他們對迪倫罪行的真實想法。
他們說有一夥黑人強奸了迪倫親近的人，在沒有聲張的情況下，迪倫很可能是選擇了最懦弱的方式來進行報復。這就是他不停地說“我必須動手”的原因。這也能解釋為什麽他會對以女性為主的九名受害人說“黑人強奸了我們的白人婦女”。
一個又一個的百姓表示他們必須告訴我這些，讓真實的迪倫·魯夫展現在我的眼前。他們覺得查爾斯頓的居民應該知道真相。如果這個真實的故事——迪倫家中的女性被黑人強奸，所以他殺了九個無辜的黑人進行復仇——那這可真是個老套而無知的借口。這種扭曲的邏輯很早以前就出現在了我們的國家，幫助欺壓無辜的白人消解他們心中的負罪感。
在他們眼中，這個虛假的復仇故事將迪倫擺在了一個正義的位置。他和那些白人男性一起，覺得讓黑人鮮血橫流，奪走黑人的性命能夠從某種程度上拯救白人女子，確保白人的地位。以迪倫為代表的這些白人並不是他們口中的受害者，也不是戰爭中體面的騎士。他們不過是為自己的不滿和墮落尋找替罪羊的謀殺犯和雇傭兵。
互聯網不過是改變了種族歧視的表現形式。庭審期間辯方所提出的觀點就是迪倫的憤怒源自他獨特的反社會心理。人們發現他的智商很高，但是“在他處理和分析資訊的能力與他的記憶力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失衡”。正是他的強迫症讓他帶著88發子彈去教堂，也讓他將自己的朋友數量穩定在88人，因為他認為88這個數字和希特勒有關。這種強迫症也導致了他後來的種族暴力行為。法庭指定的心理學家詹姆士·C·拜倫格認為，迪倫社交圈的缺失和他的快速激進化，再加上他沒有和任何人深入交往的能力（哪怕是和他常去的那些白人至上主義者的聊天室裡的人產生關係），造成了他“人格失調、濫用藥物、精神病史，可能患有自閉症”。根據提供給陪審團的證據來看，迪倫的確患有自閉症，但是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有自閉症的症狀，區別在於這些人並不會使用暴力傷害他人。而且這些都不能改變的一個事實就是他根本沒有精神失常——他被證實能夠受審兩次而非一次——這也是為什麽在沒有法務團隊幫助的情況下，迪倫被允許獨自處理有關他部分謀殺罪行的審判。可能迪倫真的患有一些沒有診斷的心理疾病。他的確成長於一個種族主義溫床。也可能是強奸的謠言刺激到了他。但是毫無疑問的是他是受到了網絡的影響，才選擇了使用槍擊的方式進行回應。
迪倫很可能進入了互聯網的陰暗太空，按他自己的說法，“聽信了一個又一個種族仇恨團體的錯誤資訊，吸收了一個又一個有關黑人對白人犯罪以及其他種族問題的虛假數據”，正如哥倫比亞報紙 The State 所寫，這正是讓海蒂·貝利克斯所震驚的部分。海蒂是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長官人，主要負責研究種族仇恨組織。她告訴記者，“大部分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殺手都花費大量時間灌輸仇恨思想。他們沉浸在這種思想中。他們都是各自組織的一員。他們都會與人交流。他們都會參加集會。以上這些事情迪倫都沒做過。”海蒂之後告訴查爾斯頓都市報，“如果說迪倫像誰的話，他更像是字母國的人。年輕人關注字母國的推文，被它們的理念吸引，接著就要麽去敘利亞打仗，要麽就在國內發動恐怖襲擊。他並不是你們認為的那種典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殺手，更像是一個在自己房間上了兩三年網就完成極端化的非典型殺手。”如果說兩年前這種情況還屬於非典型，那現在就很常見了。如果你認為迪倫需要一個導師來培養他的極端思想，那你就是低估了網絡灌輸和培育年輕白人至上主義者的能力了。
今日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在推特封禁的情況下，紛紛轉戰 Instagram，在這裡他們能以一種古怪的方式和他們的反對者們道別：晚安，左派。他們這樣的人數以千計。他們正如迪倫，和典型的字母國應征者不同，他們沒有上級導師或是一個長官明確的組織。相反，他們聚在一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發現了能夠讓個人社交困難和狹隘眼界自洽的東西。
他們都很年輕，他們都是白人，而且他們常常炫耀自己持有槍械，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槍是他們在馬上就要來臨的種族戰爭中的救命稻草。他們武裝到了牙齒，而且很多時候，他們要麽是沒受過教育，要麽就是受過教育卻無法與人交流。這種社交的缺失直到他們發現他們能夠在白人至上主義者中找到朋友時才會改變。這些年輕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把這種轉變稱為“武裝起來的自閉症”。曾經讓他們無法融入人群的特質現在讓他們找到了夥伴——像迪倫這樣的人，他們都渴望發起一場種族戰爭。
這些新一代的人使用著一種亞文化語言——語言中的小暗示，名叫 Pepe 的卡通青蛙的圖片，因為翻轉而不會被人看出的納粹萬字。他們將這些暗示的傳播視作他們對敵人的攻擊。這就像在老師背後傳紙條一樣。迪倫在上庭時穿的鞋子上甚至有新納粹的口號和 3K 黨的符文。他認為自己是一場關乎未來命運的秘密戰爭中的一員，他甚至寫道有朝一日一位心懷慈悲的總統會赦免他。
第一個將迪倫與川普聯繫起來的公眾人物是尼基·哈利，時任南卡羅萊納州州長，她認為川普式的“分裂言論”驅使了“迪倫殺害九名無辜教民”。
在競選期間，Politicod 的J·M·伯傑發現川普經常“發錶帶有或強或弱的種族思想暗示的言論，並在之後矢口否認，而白人種族主義者社團則會應機而動，將這些暗示視作武裝起來的呼號”。 儘管川普矢口否認自己有任何過失，但是數月後他還是兩次轉發账戶@WhiteGenocideTMg 攻擊傑布·布什的推文。伯傑快速瀏覽了一下原推的主頁，發現其中“充斥著反猶言論以及經過粉飾的希特勒傳記。”白人種族主義者網站 Stormfronts 上，迪倫經常能看到資訊表示“川普是故意轉發推文的。他是為了提醒我們所處的困境。他替我們做了宣傳。我們應該感激他。”
迪倫是白人至上主義、互聯網還有他所處的大環境的共同產物。他成長起來的州，經濟靠的是改造成結婚典禮場所的種植園。當我前往布恩大廳種植園想看看迪倫照片中的展覽和黑奴假人時，他們告訴我，除非我提交一份採訪申請，否則我無法入內，因為我可能會對種植園做出不好的評價。
我是一個黑人女性，奴隸的後代，所以我還是去重走了迪倫走過的路，那裡的路上明目張膽地標著“奴隸街”。我站在那些想要表現黑人不體面的假人前，發現那裡並沒有擺著代表種植園男主人和女主人的假人。我在橡樹嶺聽到一群年輕白人女子的歎息，那裡緊挨著奴隸街，她們感慨道，“這裡美到照片都沒法如實表現啊”。
南卡羅來納是什麽樣的地方呢？我晚上去哥倫比亞吃飯，坐下幾分鐘後，就有六個帶著女兒外出的中上層白人醉酒婦女和我搭訕。在指向我的方向之後，她們中的一人過來坐下，紅著眼睛大著舌頭問我是不是她的優步司機，並命令我把她送到一個地方，“黑女人”。
政治記者卡西·坤蘭說，迪倫是在一個自2011年起就充斥著以“奴隸主視角”和為“奴隸製合法性”等辯護課程的州裡接受的教育。直到一位名為布裡·紐瑟姆的黑人婦女爬上旗杆之前，這個州裡一直刮著南方邦聯旗。首府哥倫比亞的市政廳裡依然矗立著本傑明·蒂爾曼的銅像。蒂爾曼曾經說過，“黑鬼剛要惹起麻煩的時候，我們白人應該盡可能多的殺死他們，讓他們感到恐懼，也體現我們白人的優越，這是天經地義的......把南卡羅來納從外國人、叛徒和野蠻的黑鬼手中拯救出來。”
我們隻願參觀粉飾過的景點，而非進行真正的種族教育，迪倫就是這種模式結下的惡果。像川普的共和黨這種極右翼群體的崛起，讓迪倫這樣的人走向了地上，明目張膽地表現著他們自己。但在南卡羅來納，這樣的人從來不會消失，他們一直蟄伏在那裡等待機會。迪倫很可能並不是一個個例，而是一場即將到來的風暴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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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與土
迪倫執意認為自己也屬於弱勢群體，想借此尋求慰藉。他內心充滿怨恨，認為身處21世紀的白人難有好出路。他能切身體會到對未來的擔憂和恐慌，於是在獄中寫下了這段話：“你們有什麽資格抱怨白人青年不求上進？他們一無所有！你們口中的弱智沒有資源，看不到希望！你們嘲笑的傻子心裡清楚得很，未來沒給他們放著好日子！”
在這種危險謬論的浸淫下，迪倫用了7個月的時間來醞釀槍殺動機、策劃具體行動。2014年12月22日，他頭一次去了聖母伊曼紐爾大教堂。兩個月後，他在母親家裡給教堂打了個電話，當時他身穿的夾克上有兩面旗幟，一面是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時期的旗幟，另一面是津巴布韋的前身羅德西亞被殖民期間的旗幟。
沒人知道迪倫的種族歧視有多嚴重，之前，他瀏覽過保守公民理事會的官網，該組織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崇尚白人至上主義、支持種族隔離、反對一切種族融合行動。上次美國大選時，理事會極度活躍，發言人賈裡德·泰勒還給川普打了無數通自動電話，高調宣傳他們的信條。泰勒在接受 This Alt-Right Life（《另類右翼的生活》）採訪時說道，“倘若川普當選總統，和我們持相同理念的有識之士將會積極加入美國政府，他們可能是政府職員、競選助手，也可能是政治顧問，對川普、對我們，都無疑是如虎添翼。”
多年來，保守公民理事會的官網和報紙都由電腦工程師凱爾·羅傑斯運營，羅傑斯本科就讀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在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極端右翼分子”監控名單上排名前30。這位奉行白人至上的高產作家主要報導黑人犯罪行為，早期還組織過茶黨運動，他堅信那些被帶到美國的黑奴簡直是“走了大運”。
羅傑斯還經營著一家名為“愛國旗幟”的旗幟公司，社交媒體上有很多用戶會發攻擊白人的言論，他為了尋找志同道合的盟友，總混跡於這些人的留言區，一旦時機合適，他就把自家公司的鏈接發出來，點進去能看到很多國家和組織的旗幟，有美利堅聯盟國國旗、納粹旗、種族隔離時期的旗幟等，其中包括縫在夾克上的那兩面。羅傑斯得知迪倫瀏覽過保守公民理事會官網的文章後，表示很“震驚”，並聲明自己從未見過迪倫，外界那些把他倆拴在一起的新聞都是誹謗。由於羅傑斯也住在南加州，不少人猜測兩人可能有聯繫，但羅傑斯堅決否認。事實上，羅傑斯的住所離查爾斯頓僅20英裡，據說他在那兒管理著保守公民理事會裡最激進的部門。有趣的是，他有個鄰居用陶瓷做的小鹿斑比和一群黑人小孩雕像裝飾自家的院子。
這都是我親眼所見。之前羅傑斯拒接我的電話，所以我親自去了一趟。敲門之後，沒有人來開門。這時，那位留著寸頭、身材魁梧的白人鄰居下車了，只見他在車道上來回徘徊，還一臉嫌棄地衝我做鬼臉。現在已經12月了，他仍穿著無袖上衣，胳膊上曬得黝黑。我猜他剛喝完啤酒，不過也不確定，他可能只是看起來愛喝酒而已。為了打破尷尬，我上前問他是不是有個叫羅傑斯的人住在這裡。
他猛地看向我身後的房子，假笑了一聲。
“羅傑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這個名字。”
“好吧，那你聽說過這裡有個姓凱爾的先生嗎？”
話音剛落，他的表情就變了，可能是想到了我來這兒的原因。我猜這位鄰居可能認識羅傑斯，欣賞他，不想讓外人、尤其是我這樣的黑人來打擾他。
所以他隻說了一句，“我覺得他要是在的話，他會給你開門的。”於是我轉身往回走，又敲了敲門。
就在這時，我看到屋裡的百葉窗閃了一下，說明羅傑斯就在裡面，只是不想出來見我。沒辦法，我只好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的名字和電話。我離開的時候還回頭看了看，不過一點動靜也沒有，看似凱爾·羅傑斯根本不住在這裡。可是我看到了他金棕色的卡車，上面貼著川普的圖片，我們的新總統舉著啤酒，激情澎湃地高呼，“我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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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脫
6月17日的哥倫比亞炎熱潮濕，空氣像條濕乎乎的熱毛巾，讓人喘不過氣。迪倫·魯夫連著幾天沒日沒夜地吃喝玩樂，晚上困了就在自己車裡眯一會兒，有時候待在朋友喬伊·米克的拖車上。當天他在網上匆匆發了最後一條消息：“我現在的狀態就是一個字——急。”
晚上7點48分，迪倫到了查爾斯頓。就在幾周前，他在沃爾瑪買了88顆凹頭子彈。這種子彈射入人體後會造成大面積創傷，殺傷力極強。大約8點15分，他把車開到了聖母伊曼紐爾大教堂的停車場，隨後走進地下室，聖經研究會的12名成員正在那裡祈禱。
據目擊者回憶，最先被射殺的是教士克萊門塔·平克尼，他是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也是位睿智的牧師，布道時宣揚黑人解放神學。克萊門塔被三顆子彈射中身亡，可憐他一開始還給槍手拿了把椅子。克萊門塔離開了，給這個世界留下了沉重的損失。可迪倫不為所動，伴著禱告者驚恐的哭喊聲，他的槍瞄準了下一個受害者，砰！
丹尼爾·西蒙斯是最年長的男性受害者。這位退伍老兵平時隨身帶槍，可那天卻落在了車座上。儘管手無寸鐵，他仍試圖製服迪倫。迪倫朝他開了4槍，最後出門的時候從他屍體上跨了過去。
蘇西·傑克森是最年長的女性受害者，她已經87歲了，被打了11槍。泰萬扎·桑德斯是最年輕的男性受害者，他嘗試著勸服迪倫，但是沒用。為了保護母親費莉西亞·桑德斯、姑姑蘇西和侄女，他就站在迪倫面前，擋著槍口。桑德斯是位詩人兼理發師，還是個居家好男人。他照顧著家裡的女人們，尤其關心姑姑蘇西，直到生命的最後一秒，他還盡力伸手去護著她。
遇難者還有夏洛蒂·科爾曼-辛格爾頓和德佩尼·米德爾頓-德科特爾。兩人都是牧師兼教育家，也是小孩子的媽媽。夏洛蒂·科爾曼-辛格爾頓的三個孩子都很像媽媽，我在法庭上見到他們的時候，仿佛可以看到媽媽的模樣。德佩尼·米德爾頓-德科特爾有四個女兒，她們不管去哪兒都會五個人一起，常常按個頭站成一排。當晚四個孩子本來也要去禱告會，可是臨出門的時候媽媽突然決定讓她們待在家裡。
當天下午，米拉.湯普森剛拿到布道證書，她學了好幾周，晚上要第一次帶大家學習《聖經》。她經歷過很多磨難，但是現在一切都好起來了，她有信仰，有品位，和丈夫安東尼. 湯普森牧師的再婚生活幸福美滿，這些都是她堅持奮鬥的源泉。
辛西婭·赫德是位圖書館館長，孩子們都喜歡她，每天領了借書卡才肯回家。那天晚上，辛西婭本來要回家，可費莉西亞·桑德斯邀請她留下來參加禱告會。費莉西亞跟她開玩笑說，愛我就留下來吧。辛西婭留了下來。那夜的教堂充滿仇恨，可不朽的大愛也鑄成了永恆。
扣動格洛克手槍的扳機要用6磅的力，迪倫射殺埃塞爾·蘭斯時竟然扣了7次扳機。埃塞爾和迪倫不一樣，這個世界需要她。她有個聽不到聲音的兒子，還有個需要人照顧的女兒。她總是把教堂打掃得乾乾淨淨，給木器塗上蠟油，再擺上鮮花。她本不該離開，卻被惡魔奪去了性命。
退休護士波莉·謝潑德親眼目睹了這一切。雖然是位72歲的老人，但依舊目光如炬，和她對視時，能感到自己仿佛被神秘堅定的力量控制、無法動彈。她顴骨很高，棕色皮膚，神采奕奕，看起來自信高貴、睿智精明。那天晚上，波莉蜷在桌子下，眼睜睜看著槍手在面前來回走動，只有開槍的時候才停下腳步。她茫然無助，大聲喊著禱告詞，只見那個“乾瘦的白人”踩著她朋友們的鮮血，跨過地上的碎玻璃朝她走來，惡狠狠地讓她閉嘴。迪倫問她想不想挨槍子，她搖搖頭。逝者沒有瞑目，個個都盯著他。波莉聽到自己問他，“你要殺我嗎？”他說，“不，我不殺你，我留你一條命，出去好好跟人講今晚的事。”
波莉打電話報警時，迪倫·魯夫就站在在她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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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伊曼紐爾大教堂
聖母伊曼紐爾大教堂坐落在查爾斯頓市區的大街上，赫然矗立，令人止步。教堂外形古樸壯觀，由白色泥灰和磚塊築成。清晨時分，白牆光潔，分堂高聳，仿佛要刺穿炫目的陽光。
教堂始建於1816年，但是早期的教眾質疑國家法律，爭取宗教信仰自由，認為《聖經》壓迫人類，為懲戒這些人，教堂被燒成灰燼。黑人設計師丹馬克·維齊是教堂的創建者之一，他妻子是位黑奴。1822年，丹馬克因組織大規模的黑奴起義遭到控告。他和追隨者宣稱，他們計劃屠殺查爾斯頓所有的奴隸主，解放黑奴，勝利後一起逃往新成立的黑人國家海地共和國。結果丹馬克被告密者舉報，處以絞刑。在查爾斯頓人眼中，丹馬克是恥辱的化身，也是本地的恐怖分子。然而，這裡的商人和奴隸販子為了城市發展，曾虐待甚至殺害了幾百萬名非洲黑奴，如今經濟衰退，白人卻閉口不提自己的惡行。1892年，幾位人身自由、受人尊敬的黑人重建教堂，也就是現在人們見到的聖母伊曼紐爾大教堂，可幾乎沒人了解它的過往。就在教堂前廳一個幽僻的角落，門後擺著教堂前創建者的黃銅畫，用來紀念丹馬克等人。但是有一個人了解丹馬克的故事，他就是迪倫·魯夫。據說有人為了激怒獄中的迪倫，曾以丹馬克的名義給他寫信。
我最近一次去聖母伊曼紐爾大教堂是在聖誕節前一周。因為跟訪迪倫的審訊，我已經在查爾斯頓住了好幾個星期，從乾洗店出來往旅店走的路上，突然下雨了。氣象潮熱，我還裹在羊毛毛衣裡，很不舒服。這時我剛好路過大教堂，它在影影綽綽的夜色中閃著白瑩瑩的光，周邊山茶花開得正茂盛，襯著教堂像副浮雕剪影。這時，教堂門口有個男人衝我喊了一聲，“姑娘，你怎麽在雨裡傻站著？快進來吧！”他說話之前我都沒注意到那兒有人。放在平時，我肯定會拒絕他的邀請，可是我正處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孤獨、無助、想家，再加上身體難受，我想進去，想和熟悉的人、和我膚色一樣的黑人待在一起。喊我的男人笑眯眯地指著門讓我進去。我知道，6月17日夜裡，那個槍手也是從這裡走進去，殘殺了我的黑人同胞，即便如此，這扇門仍向全世界敞開。我走了進去，裡邊有位老太太過來拍了拍我的手說，“今晚，你既是普通人蕾切爾，也是我們的先知以利亞。我們教堂永遠歡迎陌生人。”
但是迪倫走進教堂的那一刻，他並不知道美國黑人頑強生活的能力，也不清楚我們與不幸作鬥爭的天性。他研究過的“黑人歷史”從未告訴他，在黑人逃亡、悲痛、殘酷的過往裡，也能開出善良的花。我們現在是這樣的民族，永遠是這樣的民族。這扇門，會一直敞開。
在查爾斯頓，我見識到了白人思想扭曲、喪失歷史感的後果。槍手是個為所欲為的白人，他殺了一位87歲的黑人老太太，可是老太太的孫子卻要想盡辦法在法庭上證明祖母是個好人。這就是悲劇。可是我也看到了美好的一面，受害者的家人依舊富有想象力、行為體面、不願變成充滿憎惡和恐懼的人。他們教給我們如何脫離枷鎖、擁抱自由。我永遠銘記這些活著的人，不只銘記那深切的悲慟，更銘記他們迎難而上的堅強。就算一代代黑人得不到公正的審判，就算身處長期的暴力之中，我們依然堅信，勝利終會到來。之前，我以為自己想聽到復仇或街頭審判的故事，但是我錯了。我不用人們講迪倫的事，我想聽聽他們對黑人的看法。我們拒絕仇恨，我們會用行動告訴世人：黑人不怕被歷史淘汰，我們會抵抗，我們會變強。
離開查爾斯頓的前一天，我去了蘇利文島，落日餘光斑駁，潮汐漫過沙灘。迪倫就是蹲在這裡寫下了“1488”（新納粹主義的口號，14代表十四字真言，88代表希特勒萬歲），還畫了新納粹主義的符號。這片沙灘上立著一塊致敬黑人的紀念碑，我們的先輩被販賣到這個國家，迎接他們的，是長達幾百年痛苦的奴隸生活。碑上的內容是這樣的：
這裡是蘇利文島。非洲黑人被帶到這裡，在極度惡劣的條件下，過著屈辱的奴役生活。從1700到1775年，有幾萬名黑奴離開西非，來到島上。生活在美國的非裔美國人裡，很大一部分都是當年留在查爾斯頓或者從這裡踏上美國土地的黑人。他們有上帝護佑，渴望公平正義，敢於向不平等宣戰。正因如此，他們才能在美國人支配的社會中爭得一席之地......這塊紀念碑不僅要喚醒美國歷史上的陰暗歲月，還要警示黑人種族：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你們得不到公正對待，你們遭到排斥，卻仍然保持著黑人特有的價值觀、能力和潛質。這就是西非的文化，你們的祖先橫渡大西洋來到美國，你們的文化同樣不褪色。
我確信會有黑奴後人來到庭審現場。幾百年來，一代代黑人像種子一樣散到了全國各地，他們是誰？他們從哪裡來？他們的過往被時間抹得一乾二淨。那麽多黑人，有的病死了，有的被殺害，就地埋進了水邊潮濕的墓穴。可是，幾百萬後人活了下來，他們克服了重重險阻，他們勝利了。
發表結束聲明時，迪倫對陪審團說道，“有人說我內心充滿了仇恨，他們不知道什麽才是真正的仇恨，他們根本不了解我。”
但是，我了解迪倫，他的內心確實充滿仇恨，我也知道他為什麽妄想自己無所不能、妄想戰勝上帝。可他做不到，沒人能做到。
就在這片紀錄了迪倫仇恨的沙灘上，我親手寫下了九位受害者的名字，他們是：克萊門塔·平克尼，泰萬扎·桑德斯，辛西婭·赫德，夏洛蒂·科爾曼-辛格爾頓，米拉.湯普森，埃塞爾·蘭斯，丹尼爾·西蒙斯，德佩尼·米德爾頓-德科特爾，蘇西·傑克森。
編輯：Rocco Liu
撰文：Rachel Kaadzi Ghansah
翻譯：邵思源、胡琬瀅、郝馨、張家歡、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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