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冰：對人工智能的恐懼，本質是對人的恐懼

如果人工智能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人工智能擁有獨立的自由意志；如果人工智發展到足以迫使人類重新架構對整個世界的認識時，人類的未來將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在人工智能和數據時代，這些拷問讓人類回到哲學思考的起點。《人類簡史》作者、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曾指出，我們不僅在經歷技術上的危機，也在經歷哲學上的危機。一直以來，近現代工業文明的思維體系在技術輿論和價值觀佔據主流，面對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區塊鏈、量子計算等新興技術，西方哲學界、倫理界也在重新思考數據和智能時代的基礎價值觀與倫理原則。這時，在中國語境下用中國文明的思想資源探討人工智能問題也正當其時。

北京大學博古睿研究院中國中心歷時一年半，以“人工智能遇見中國哲學家”為主題，組織數次工作坊和研討會，並邀請人工智能科學家從技術視角對哲學家的思考予以回應，集結成《智能與智慧——人工智能遇見中國哲學家》，該書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澎湃新聞專訪新書主編：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長、北大博古睿中心聯席主任宋冰。

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長、北大博古睿中心聯席主任宋冰

在宋冰看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儒釋道”在不同程度上秉持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脈絡。正因為這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中國人普遍沒有如西方那樣產生對超級智能的普遍恐懼，一方面很多中國哲學家並不過高估計人類創造超越性機器智能的理性和能力。

另一方面，即使有超級機器智能的出現，中國的傳統思想資源也有足夠的包容、開放性。

《智能與智慧——人工智能遇見中國哲學家》

【對話】

澎湃新聞：主編這本書時，你如何關注到哲學與人工智能的聯繫？為何選擇從中國哲學的角度來思考和分析人工智能？

宋冰：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等前沿科技的突飛猛進在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同時，也觸發人們思考什麽是機器智能，它和人的智能的異同，機器智能和人的智能如何互相啟發。順藤摸瓜，人們自然會問，那人與機器的本質區別是什麽？人進化的方向又是什麽？在機器智能的時代，我們和機器的關係會是怎樣的？它們會以什麽方式融入我們的個人與社會生活？智能程序的廣泛應用也影響、塑造和引導我們的偏好、價值觀和行動。除了隱私的擔憂，我們曾經引以自豪的自主性、能動性會蕩然無存嗎？人和機器是截然兩分、互為獨立的存在嗎？虛擬現實、擴增實境技術也刺激人們思考現實的本質是什麽？現實世界的本質是數據的呈現嗎？在人工智能和數據時代的這些拷問就自然而然地讓人類回到了哲學思考的起點。

《人類簡史》的作者、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也曾忖思，“我們不僅僅在經歷技術上的危機，也在經歷哲學的危機”。“現代世界是建立在17和18世紀的關於人類能動性和個人自由意志等理念上的，但這些概念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在西方哲學語境中，不少哲學家們開始重新或繼續思考一些重大的哲學概念和命題，包括人格（personhood）、自主性、能動性（agency and autonomy）,現實的本質、自由意志 （free will）、身心 (mind and body)與意識 (consciousness)。

那麽中國儒釋道三大思想傳統面對智能和數據時代的挑戰又會關注並提出什麽樣的問題呢？當代中國是個受混合思想資源影響和塑造的社會。就前沿科技對個人、社會生活的影響、對前沿科技發展的前瞻和期望，既有和西方社會類似，又有與其不同的理解、擔憂和期望。那麽這些不同之處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麽？儒釋道幾大思想資源會如何影響我們對機器智能的理解和期望值？這些思想又會如何影響到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的方向和倫理規則的制定？這些都是以往學界尚未系統關注的議題。

在歐洲和美洲轟轟烈烈經歷前三次工業革命時，中國要麽與之擦肩而過、要麽跌跌撞撞努力地跟上腳步、要麽埋頭苦乾地學習、模仿、趕超。在科技研發行業和倫理規則制定方面，中國一直是國際準則的學習者、追隨者。在當下正在展開的以人工智能、機器人、生物科技、大數據和量子計算等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當中，中國的科研界和實業界正在與美國、歐洲的同仁們形成共同推動人類科技突破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時也逐漸參與到行業和倫理規則制定中。或許這是源於中國文化和實踐的思想資源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一次歷史性機會。我覺得，為解決當下人類面臨的諸多共同挑戰，我們需要東西方的合力，用更豐富的全球思想資源來思考和應對我們面臨的挑戰。在這個視角關照下，促進中國思想家和科學家之間的深度溝通和交流就顯得格外重要。

澎湃新聞：你如何看待儒釋道三大哲學傳統對人工智能的不同闡釋？分別具有哪些不同的特點？

宋冰：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用中國聖賢思想重思科學與技術，以及吸取新科技來豐富中國傳統思想資源是個方興未艾的事業。我們僅僅邁了一小步。我們研究中心也希望聚集更多的思想家，開展這方面的更深入的探討。

每家思想傳統跨度大、內容豐富。即便是受同一傳統影響的思想家，因其視角和側重點不同也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分析。這種視角、分析的多樣化在任何新的領域都是常見的。這也正說明在這一新的哲學與前沿科技融合的思想領域中，大家思想活躍，火花不斷，也沒有形成所謂主流觀點，更沒有什麽正統學說。這正是思想活力的體現。

另外，我得指出，中國思想家在分析探討問題時大都也融入了西方哲學的視角。這又是思想多樣性的一種表現。中華文明本身就重視不斷學習和吸收外來的文化與價值觀。這在我們哲學家群體中表現得十分充分。這也是我早些時候說的，當代中國其實是個受混合思想資源啟發、影響和塑造的社會。

在我編的《智能與智慧：中國哲學家遇見人工智能》一書中，儒家思想家乾春松寫到，“基因編輯技術和人工方式複製人的行為，會造成巨大的倫理困境，以血緣作為基礎的儒家倫理學更是如此。”他十分擔心科技手段會造成血緣角色和社會角色的混亂。也有人擔心社會引入養老護理機器人會削弱中國傳統的孝道，造成更廣泛的對老年人的冷漠等等。

儒家思想家中也有積極擁抱前沿科技的。比方說，安靖如在他的文章中就寫到，或許我們日常生活依賴的各種技術和應用，如果設計時融入了儒家的理念和最佳實踐，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儒家“學以成人”的人文理想。這些應用或許可以幫助人們更好更快地進行品德修持，更好地實現仁、義、禮、智、信，即儒家五大道德追求。

有些儒家學者走得更遠，樂於將高級智能引入新的擴充的社會關係中。姚中秋就認為，人類對待人工智能的態度應該是：“人工智能，吾與也，即就像愛自然萬物一般。人與人工智能，尤其是強人工智能‘相與’，則可以各自發揮優勢，早日成就美善秩序”。而另一位儒家學者李晨陽甚至認為，或許人類應該“關心、愛護人工智能，將其作為道德行為者或者道德行為的施受者來對待。”

參與本書寫作的有一位道家學者和一位道教學者。道家認為變化和不可預測性是生命的組成部分。道家學者王蓉蓉在她的文章中指出，“道家既不拒絕也不全盤接受技術的突飛猛進”。更重要的是技術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促進人與自然的關係，加深對道的認識。道家並不高估機器的“智能”程度。在談到生命的本質時，王蓉蓉指出，“氣是生命的基礎結構和力量……道是通過氣表現出來。生命就是氣的流動。”道家對人的理解是建立在形、氣、神三個元素的協同統一。“神”是統攝人體和生命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力量。人是精氣神的統一體，也是性和命的統一體。從這三個元素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或智能機器也許有道的流動性因為它可以在一個反饋循環中自我調適，但是人工智能缺乏“神”，而“神”才是人不同於人工智能的根本所在。換個角度看，人的智能和人工智能的根本區別或許在於人有所謂的“陰陽智能”。陰陽智能的最大特色就是高度的適應性、開放性和包容性，在此間，事物沒有絕對的對立性、分立性和確定性。事物不斷融合和流轉。王蓉蓉認為，人工智能現階段的發展離陰陽智能的時代還很遙遠。

參加本書寫作項目的道教學者蓋菲的想法或許有些異想天開，天馬行空。但是她提出的道教對超級智能的一種可能的解讀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超級智能不至於引起生存級別恐懼的大眾心理。她大膽的推測，超級智能出現的可能性或許會給幾千年追求長生不老的道教新啟發：或許人工智能可以啟發人類通過這一特殊的數字“方術”，終於達到“與道合一”的境界。

劉豐河則從大智慧和佛家的視角分析、研判，認為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感知能力、計算能力和分析能力僅僅是人的相應功能的延伸。人工智能只是人的意識中的概念，人的意識之外不存在這樣的概念。劉豐河進一步認為，我們應該超越世俗層面的討論與爭辯，通過思考人工智能與人的問題，進而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那才是人的生命的終極價值所在。

澎湃新聞：你覺得是什麽造成東西方對人工智能的風險理解產生區別？

宋冰：“天地人”是中國固有哲學傳統理解人與自然、人與物的基本思想框架。人存在於天地之間，人道與天道相互貫通融合，人居中可參讚化育。對中國正統社會影響最深刻的儒家思想強調從人的社會性、關係性來認識人，理解人。由此可見，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中，沒有一個抽象的獨立於環境與各種關係的假設中的“人”，我們無法脫離天道、地道、人的社會關係來討論人。這種“關係理性”就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基本底色。

融入了中國本土文化的佛家思想則在根本的層面上，把人作為形而上本源的作用的體現，在本源作用的層面上，人與動植物是沒有根本區別的，都是本源作用的示現，萬物一體。在世俗理解的層面上，人不過是眾生的一種。由此可見，儒釋道在不同程度上秉持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脈絡。

雖然儒釋道對人生宇宙的本質看法不一、對社會倫理規範各有側重，但都沒有把人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也沒有把人與自然和其他存在放到一個相互分離、二元對立、征服與零和競爭的結構中。正因為這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一方面很多中國哲學家並不過高估計人類創造超越性機器智能的理性和能力；另一方面，即使有超級機器智能的出現，中國的傳統思想資源也有足夠的包容、開放性。和超級機器智能共處有何不可？這或許是中國人普遍沒有如西方人那樣產生對超級人工智能的生存級別的恐懼感的原因之一吧。

另外中國人普遍沒有對超級智能出現生存級別的恐懼或許也是得益於融入中國人血液中的對“變”的認識以及與之相關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趙玲玲指出，《周易》的行上概念強調，宇宙最終的存在不是靜態的某種物質，而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的“動”的狀態。“動”就是變化、不確定性。《周易》的與時偕行、變通趨時的思想沁入了諸子百家，幾千年來中國人耳濡目染，也成就了中國人對“變”和不確定性的接受，以及開放的人文態度。這種對變的接受、應變與順變的處世態度，或許是中國人對無法預測的前沿科技發展軌跡不至於惶恐不安的另一個原因吧。

澎湃新聞：你覺得結合中國哲學，將對人工智能的發展提供哪些思想幫助？

宋冰：我們在促進科學家和哲學家之間的深度溝通、相互啟發、合作等方面剛剛起步，也算是開了風氣之先。評判這種大學科融通的試探性的探討對這兩個以前“風馬牛不相及”的領域有怎樣的推動和影響還為時過早。

我現階段可以想到的一點，對人工智能研究的啟發或許是對“智能”的理解。現有的人工智能的研究十分關注意識，科學家們密切關注腦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希望在揭示人腦運行奧秘的基礎上得到啟發，促進機器智能的發展。腦科學對人工智能研發的啟發和推動，更是得到人工智能企業DeepMind的創始人與科學家們的極力認可。最新例子是DeepMind受到腦科學在動物記憶重現上的研究成果而研發了深度Q網絡。他們積極呼籲並推動腦科學與人工智能研究團隊的融合。

受到東方哲學的“關係理性”的啟發，我在想，與其從人的智能和對人的大腦的規律揭示來思考人機關係，是否可以從中國“關係理性”的視角切入人機關係的思考呢？也就是說，以人工智能和機器人融入社會關係的不同程度來判斷機器智能的高下，思考人應該如何接納和對待超級人工智能。這個想法或許和機器人大專家Rodney Brooks提出的家庭護理機器人測試法有異曲同工之效。不過Brooks的關注點更多的是功能，我在此的關注則是機器人與人的關係以及被人感受到的“情商”，當然二者是不可分的。

這種關係性的思路或許也可以幫助糾正一些思想上的偏差。比方說，這種關係性的方法論也會讓人意識到，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用和人的意識、人提供的應用場景、人給予機器學習的數據、人對應用和機器的調試完全不可分。這也是說，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無非是，用劉豐河的話，“人的意識的延伸和嫁接”。我們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恐懼本質上是人對人的恐懼。這一方面，我們可以排除對人工智能本身不切實際的幻想或恐懼，另一方面，人們應該意識到人和人的意識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那麽發展人工智能的科學家的思想深度、高度、自覺和智慧程度就成了很關鍵的問題。我們呼籲人工智能科學家和哲學家、倫理學家溝通對話和互動，也是希望科學家們意識到，他們的工作不僅僅只是技術，而把哲學思維、倫理交給他人。他們應該認識到，科技是哲學理念和人的意識的外在化。

澎湃新聞：你強調和諧與慈悲是前沿科技時代的基礎價值觀，你覺得人工智能是否應該以人類價值觀為基本的框架？

宋冰：我認為借前沿科技對人類深刻的影響之際，我們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一個重思人類基礎價值觀的機會，可謂天賜良機。當下我們看到的大部分與前沿科技有關的哲學與倫理反思，其底層思維還是近代以來西方佔主流地位的人類中心主義、人的主體性、能動性以及主客體的分離等思想。

我提出和諧與慈悲為前沿科技的基礎價值觀是希望突破人類中心主義，強調萬事萬物的相關、相連。這個價值觀體系是開放性的，可以對不同形式的存在予以包容與吸納，甚至可以包括未來的超級智能。最重要的是，在這些新的價值觀指導下，我也希望人類可以反省自身進化發展中的經驗與教訓，包容不同文化和價值觀念，擯棄零和競爭、你死我活的心態，真正貫徹自救救人的慈悲觀。萬事萬物問題的根兒（症結）在於我們人類。通過人類的自省、自覺，我們才能讓我們的“意識延伸和嫁接”，也就是日益發達進步的科技，也變得慈悲、和善。

澎湃新聞：請介紹一下博古睿研究院中國中心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哪些方面？最近有哪些新的研究計劃？

宋冰：博古睿研究院關注當下人類變革時代的新思想、新理念，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前沿科技與哲學、前沿科技與藝術、數字時代的社會治理、全球治理的新框架和理論體系。我們中國中心的研究尤其注重哲學與文化的視角，並積極促進中西思想家在這些重大全球性議題上的溝通、交流與碰撞。

除了人工智能與哲學相關的項目，中國中心主持的歷時兩年的“天下是什麽”的項目也接近尾聲。源於中國歷史與哲學思想的“天下”理念，以整個世界為思考、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部門，強調廣泛包容性、互為依存與關係性。中心組織了一系列的工作坊，探討融入了當代性的“天下”觀是否可以為當今世界秩序和國際治理帶來新的方法論與國際實踐。中心已和中信出版社簽約，預計今年下半年出版《什麽是天下：東亞語境》一書。

中國中心還在進行的項目包括“數據與智能時代下隱私與社會效益的平衡”、“文學、藝術、歷史與媒體中的機械智能敘事”“人工智能與當代藝術”“人工智能與決策理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