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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煎餅的雙城記:攤煎餅的手轉得再快也趕不上房價

  一張煎餅的雙城記

  冰點特稿第1091期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程盟超文並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8年03月21日   12 版)

黃友良家的店員正在製作煎餅黃友良家的店員正在製作煎餅
黃友良煎餅鋪的煎餅黃友良煎餅鋪的煎餅
黃衛東家的女孩,正趴在店的一角看影片黃衛東家的女孩,正趴在店的一角看影片
黃友良目前居住的舊宅黃友良目前居住的舊宅
黃友良的煎餅鋪,面積不大黃友良的煎餅鋪,面積不大
一戶油簍村民的煎餅鋪,各色食材碼放整齊一戶油簍村民的煎餅鋪,各色食材碼放整齊

  23年來,山東漢子黃友良在上海的身份始終是“賣煎餅的”。這些年,他雇了員工,給沂蒙煎餅裡加芝士和培根,顧客從街坊阿嬤漸漸變成走路生風的白領。可他的店面依舊在菜場巷道間不起眼的夾縫中遷徙。

  他喜歡這座城市,卻從不敢將它視作歸宿。黃友良剛來上海時,內環高架還孤零零地杵在空中;靜安寺附近遍布低矮老樓,野貓耗子在巷道裡肆無忌憚地追逐。他曾經落腳的野草瘋長的大院,如今建起摩天大樓。

  黃友良比很多“上海人”更熟悉這座城市。如今寸土寸金的靜安寺周邊,他的店鋪被精致的紅磚洋房和掛著英文招牌的乳白色酒吧包圍。十幾平方米的煎餅店是另一個世界:他像23年前一樣,把一杓面糊澆在滾燙的鐵板上。用木杓刮勻後,這攤面滋滋作響,冒出白煙,半分鐘就變成一張煎餅。攤勻一枚雞蛋需要10秒,鏟碎一塊薄脆則只需1秒。這些動作每天在店裡重複1000次甚至更多。

  時間在這裡流淌得緩慢。櫃台上貼著碩大的紅底黑字,“歡迎您到俺家來用餐”。牆兩邊糊滿了老舊海報,上面是他的家鄉——沂蒙山區一座名叫“油簍”的村莊。

  這座小山村被黃友良誇作“中華煎餅第一村”。沒出年關的村子裡,街道幾無人煙。空蕩蕩的樓房下,鼻涕糊了一臉的3歲孩子摔倒在馬路上。3位老人顫抖地抬著一箱水果,在公寓樓的陰影下慢慢地走。1400多口人的油簍村享有盛名的唯一原因,是村裡近千名勞力,幾乎散落在全國各地,用手攤煎餅換來家裡的吃穿用度。

  黃友良家是村莊第一戶走出去的家庭。23年前,當這戶人家背著鋪蓋、筷子和辣椒面登上開往上海的綠皮車時,油簍村和成千上萬個村子一樣,開始尋找與城市融合共生的辦法。

  那時的黃家人沒有想到,自己身處上海和油簍的夾縫間,轉眼便是20多年。

  流離雖苦,卻能賺到真金白銀

  1996年,黃友良一家剛來上海,借住在遠房親戚的棚屋裡。一家人打著地鋪,睜開眼就能瞅見敞開的石棉瓦,誰也睡不著。

  當年年初,黃友良的父親黃守軍承包的農用車出了事故,對方一死多傷,欠下一大筆賠償。試圖東山再起的他去種蕃薯,地窖挖到一半就塌了,又砸死一人。黃守軍跑遍全村都借不到還債用的十幾萬元。

  當時的油簍村,每個人只能勻到三四分地。種地謀生的村民家常年沒油吃,因為地裡種了榨油的花生,主糧就不夠用。有親戚心疼黃家,剛送來一隻羊,立刻被聞風而來的追債者牽走了。

  來到上海,全家就圖兩件事:活下來和還債。14歲的黃友良每天凌晨三四點起床,蹬40多分鐘的三輪車,馱著比他還沉的黑煤爐,五點半趕到菜市場開攤。

  姐姐黃友娥記得,有一年她重感冒,咳嗽了一宿,第二天出早攤時又遇暴風,連人帶車被掀翻在坡路上。不過她沒覺得疼,隻心疼一地的雞蛋、麵粉。

  一家人拚命趕早出攤,除了早市人多,更因為城管9點上街巡邏。那是少年時的黃友良第一次對大城市產生窒息般的恐慌感。母親曾被城管逮住,要沒收全部炊具,怎麽求也沒用。稚氣未脫的黃友良去求饒,城管心疼孩子,才放他們一馬。

  後來流動攤抓得嚴,黃家人租了600元一月的固定攤位。剛換地方時,黃友娥攤煎餅的手不停地抖,就怕銷路不好,回不了本兒。

  在上海的頭兩年,黃友良家只能吃粗糧餅子和鹹菜,攤煎餅剩的面糊都算是“好東西”。同樣滬漂的鄰居看見了,覺得這戶人寒酸,笑話他們。黃家從此鎖門吃飯。

  直到2000年,他們還清了債。父親撕掉最後一張欠條後,去銀行辦了張存折。黃友良記得父親握著紅本本老淚縱橫,“沒想到這輩子還能有這玩意兒。”

  流離雖苦,卻能賺到真金白銀。

  黃家四口人沒把這秘密掖著。黃守軍帶著上海賺得的微薄現金第一次回鄉時,自家的債還沒還清,親戚都湧來借錢。理由包括生病、蓋房、孩子結婚,這些家都窮得拿不出錢。當時村裡有句歌謠,“油簍真奇怪,老到無人管,少到沒人愛。”

  黃守軍回憶,當時他就想著讓村裡的人賺錢,都富了,找自己借錢的人就少了。他開始在村裡宣揚自己在上海的經歷,攛掇鄉鄰外出謀生。結果第一年,就有好幾家同樣背債的男人跟著他來了上海。

  黃守軍的乾兒子李中運就來上海“討生活”。他每天5點出攤,有時7點還賣不出一張餅。走投無路的他買了最便宜的毛筆和墨汁,又從垃圾箱裡翻出塊舊木板,上書“正宗沂蒙山雜糧煎餅,香脆甜,營養豐富,老少皆宜”,擺在攤位旁邊,人氣慢慢聚集。

  李中運的攤位第一次有人排隊那天,他收攤後去隔壁肉店割了幾塊錢的肥肉,回家擱上辣椒爆炒,和同村的兄弟喝了頓酒。兩個大男人喝著喝著,眼淚就流了下來。

  油簍的村民們漸漸扎下了根,開始和城市發展的車輪一同向前。流動車被取締後,大家漸漸搬進了固定攤點。再後來,開始租用早間無人營業的餐館,一些生意好的家庭有了自己的門面。煎餅從1塊5漲到如今5塊起步,經營尚可的夫妻檔,年收入從剛來時的一兩萬元,漸漸穩定到了現在的二三十萬元。少數幾家人還承包了學校食堂,或者開飯店、連鎖,成了“老闆”。

  日子的變化真切地體現在這張薄餅裡:曾經又黑又重的煤爐被統一替換成煤氣罐,再後來只允許用電。黃有良一家剛開始做餅時,裡面夾的油條,很快換成了薄脆和雞蛋。這世紀的頭幾年,人們喜歡加肉;可最近,培根和雞柳又不再流行,豆芽海帶金針菇等各色蔬菜成了新寵。

   也有一成不變的東西,比如攤煎餅

  手藝隻傳給臨近市縣的老鄉。關鍵理由只有一個:唯有老鄉開店,才會商議價格和位置,避免惡性競爭。

  黃友良統計,這幾年,先後有20多位老鄉在他的店裡打工,學會手藝後離開,其中不少人自己開店。無依無靠的大城市裡,攤煎餅的手藝是聯繫鄉情的紐帶,更是安身立命的本錢。

  “我們就像牧民,哪有水草就去哪”

  2000年前後,黃友良家人住的棚戶區開始被拆遷。市中心的大規模建設直到前幾年才停止。父親和黃友良開玩笑說,“房價太貴,終於拆不動了。”至此,他們已經在上海搬了近30次家。

  身處上海的油簍村民並不關注城市規劃,可只要一起吃飯聊天,就能摸清哪裡在大拆大建。

  除了拿賣煎餅的錢在老家換出嶄新的房產,這些村民很少有能稱之為“家”的地方。多年前的某天清早,黃友良像往常一樣準備開攤,卻發現自己租的門面被水泥堵死了。

  改變生計的變故有很多,比如飯店嫌棄煎餅太雜亂,不願再出租檔口;居民覺得汙染環境從而舉報。2015年底,一家媒體為了博人眼球,給油簍寫了篇“家家開跑車、住別墅,收入秒殺上海土著”的網文。過完年後,很多攤主都收到了通知——你們這麽有錢,我們要漲房租。

  “我們就像牧民,哪有水草就去哪。”黃友娥總結說,自己對上海有著親切感,除了戀舊的感情,也因為這裡生意好做。

  李中運在上海發展幾年後,毫不猶豫地去了江蘇南通的大學城。他堅信,擴招的大學裡有著更好的生意。李中運在校外租下一個餐廳,準備大乾一場。可很快,有當地人給他傳話,“餐廳的位置我們看上了,趕緊滾蛋,不然揍你。”

  他最終請幾個“混社會”的人解決了這場衝突。可類似經歷讓他愈發感覺到,自己還是個夾縫裡求生的異鄉人。飯館處在學校門口,會有來路不明的混混在他的店裡吃飯賴账,甚至砸玻璃。報警後他擔心被報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枕頭下都藏著一把磨好的菜刀。

  他攤煎餅的手藝日漸精湛,壓力卻越來越大

  黃友良家的店雖然不大,但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找到固定門面,他有些自豪。

  這裡距離靜安寺不出幾百米,步行到遍布奢侈品的恆隆廣場也只需10分鐘。平日從他家叮叮當當的鏊子前走過的,不乏滿身香氣的白領麗人和一臉好奇的外國人。黃友良為此特意做了塊紅底金字的招牌,下面寫著一行小字,“pancakes huang restaurant”。

  這個80後的終極夢想一度是“讓沂蒙煎餅走向世界”。2014年1月,他在QQ太空莊重地公布自己的“新年計劃”:讓兒子上寄宿製學校、開五家直營店、申請“煎餅黃”商標。

  遺憾的是,這些目標至今無一實現。

  剛來上海,父親就告誡黃友良,煎餅攤得越薄越好,最好入口即化。20多年過去了,他努力抓住每一次機會,壓力卻越來越大。

  5年前外賣興起,他親自送餐,提著十幾袋食物衝進迷宮似的辦公大樓,最終繞了空中停車場,怎麽都出不去。褲兜裡的手機還不停響著催單電話,急得他想哭。

  後來幾家大平台開始有自己的外賣專員,黃友良又發現,平台拿走20%的抽成,還要拿30%的成本搞促銷優惠。即使把自家小吃漲價、減量,錢最後還是被外賣平台賺走。

  他的堂弟黃衛東在松江大學城開店。黃衛東說,兩代四口人每天清晨6點起床,凌晨入睡,經營一家店鋪,除去飛漲的房租和其他成本,二三十萬元的年收入平攤到每個人頭上,其實不如打工的收益。

  他記得十幾年前剛來大學城時,店鋪的年租才1.8萬元。如今房租漲了10倍,競爭遠比過去激烈。

  他們一家人也想過開分店增加收益,可浦東一處位置尚可的門面,年租大概三十萬元,算上裝修成本和啟動資金,需要一次性投入六七十萬元。一般的農村家庭根本承擔不起這樣的風險。

  這也恰恰是油簍村民遭遇的窘境。油簍村60多歲的村委書記皺著眉頭告訴記者,“煎餅的黃金時代過去了”。很多村民小本經營,拿不出營業執照和食品經營許可證,不得不另謀出路。大城市對店面規模和配套設備的要求越來越高,煎餅這種小本生意越來越難做。

  這兩年,黃友良很多做餐飲的朋友回鄉,臨走時臉上掛著無奈的笑。聽說上海到2035年隻增加85萬常住人口時,他既擔憂,又不意外。過去即使在靜安區中心,也有衣著稍顯邋遢的民工來買煎餅,這兩年已經看不到了。

  這座城市近來唯一一次給予他極大的信心,是本地一家電視台前來拍美食紀錄片。播出後,門市前排隊的人數足足增加了一倍。

  不過幾天后,同樣看了紀錄片的衛生主管部門也聞風而來。當時還沒有食品經營許可證的黃友良不得不再花20萬元,重新整修店鋪。

  曾經帶來希望的煎餅鏊,是不是頑固的宿命

  家門前那幾座流光溢彩的百貨商城,黃友良帶著家人進去幾次,什麽都沒買。看著動輒標價過萬的奢侈品,他覺得自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新鮮過了便是驚恐。

  即使在城裡待了20多年,幼時形成的消費觀根深蒂固地留在村民身上——李中運每天在東方明珠下穿行,卻從未想上去看一眼。他覺得上百元的門票太貴了。

  “大城市賺錢容易,存錢難。”如今回到油簍,開農家樂的李中運總結,在大城市的日子就是要拚命,攢夠下半輩子養老的錢。

  2003年,黃友良在靜安區看中兩套房子。一套是公寓,每平方米大約5000元,總價30多萬元;另一套是臨街的商鋪,1萬一平方米,20萬元就能拿下。黃家存了3年積蓄,幾乎能全款買下一套,可老爹黃守軍喝斷了他的念頭:“就算買得起,你住得起嗎?”

  當時的黃守軍能列出一大堆上海的缺點:天總是陰霾;米飯不如面食好吃;上海老人有優越感,喊他“鄉寧”(上海話“鄉下人”的意思——記者注)。相比之下,在外賺到錢的家庭紛紛回村建起洋房和公寓,草房和瓦房被推倒,整個村子煥然一新。

  這位帶著村民走出大山的男人盤算著,等存下足夠的錢,家鄉也已發展起來

  回家種地打點零工,正好頤養天年。

  他沒有想到的是,如今已經68歲,還在上海漂泊。老人這幾年回村,也試圖尋找謀生的路子,跟著他回老家的孫子孫女壓根記不清“油簍”的名號,把老家喚作“醬油村”。他們不滿地嘟囔:“什麽地方,白天還不如上海的晚上亮堂。”

  按村支書的描述,這片土地上有兩個油簍:一個是平時的村子,街上空無一人,到了晚上,老人小孩用智能手機,和遠方的親人影片;另一個是春節假期的油簍,返鄉的私家車把村裡堵得水泄不通。村裡的喜事基本都集中在這時,煙花爆竹整日響個不停。

  夾縫中首當其衝受影響的是老人。比如李中運,他今年55歲了,80多歲的老父親臥床不起,必須回鄉照顧。

  很多油簍的老人到了晚年,不得不被接去大城市,蝸居在狹窄的棚戶房中。

  同樣面臨選擇的還有年輕人。黃友良五叔家的孩子黃剛是90後,父母都在上海做煎餅。他上小學時也跟來,進了一所小學。父母每天忙,顧不上管他學習。他上網、輟學,六年級開始打工。可搬運類的體力活太累,技術工種又做不了——最終能讓他安身立命的,也只有那張熟悉的鏊子。

  黃守軍日益感到,曾經帶來希望的煎餅鏊,如今成了頑固的宿命。他回不到家鄉,只能繼續騎著三輪車,馱著數百斤的大蔥和香菜,穿梭在老上海的巷道裡。

  一些改變在鄉村發生。這幾年,油簍所在的縣大力發展服務業,在油簍村附近的山上辦梨花節,打算建星級酒店和美術寫生基地,還要在附近開發景區,這成了許多村民的最大盼頭。

  據說梨花盛開時,山谷飄滿清香,油簍村被梨花和遊客環繞。李中運回村開了農家樂,他發現政府這幾年擴寬公路,交通變得方便,遊客也開始增多。村裡經營和生活成本低,農家樂不需要每天開張,就能維持日常的生活。

  這種改變及時且必要,尤其對於“滬漂”黃守軍這類老人。去年年底的某個清晨,他試圖搬起一筐上百斤的土豆時,突然腳底發軟,癱了下去。

  攤煎餅的手轉得再快,也趕不上房價飛漲的速度了

  匆忙趕來的黃友良將父親送進了上海的醫院,診斷結果是腦梗,所幸發現及時。黃守軍對此非常不滿。他堅信自己只是有點累,壓根沒病。在醫院住10天院,花了上萬塊錢,還耽誤全家做生意,他心疼不已。

  這位老爺子想的是努力賺錢,幫兒子在上海買房。依照黃家目前的經濟狀況,如果房價企穩,黃守軍不吃不喝乾到85歲,就買得起15年前本能買下的那套公寓了。

  黃守軍對曾經不讓孩子買房深感歉疚。兒子看好的那套門面房,第二年就漲了10萬元。當時經營攤位,他從清早乾到正午,每分鐘賣一份煎餅,全年無休,才能補上這一年間的差價。

  20年間,上海的煎餅售價大致翻了3倍;房價則翻了15倍——攤煎餅的手轉得再快,也趕不上房價飛漲的速度了。

  如今的黃友良夫妻和兩個孩子住在店鋪附近的老樓,屋子十幾平方米,一樓,背光,見不到太陽,白天也要開燈。一進門是兩個孩子的書桌,旁邊緊巴巴地塞著冰箱。

  這間月租3500元的房子沒有廚房,和其他街坊共用樓道裡的洗手間。所謂“臥室”是孩子們書桌頂上隔出的一小片“閣樓”。全家四口擠在一起睡覺,平時在上面站不起來,只能坐著移動。

  長期住著這樣的房子,黃友良承認,歸屬感逐漸消磨。

  他漸漸對一些事情敏感:曾經居住的棚戶區拆遷後建起了明亮的大廈,幾年後去送外賣,穿著西服的保安面無表情地攔住他,“閑雜人等不得入內。”

  對於未來規劃、身份認同這些問題,90後的黃剛倒不願像上一代人一樣想那麽多。他早早結了婚,已有兩個兒子。煎餅攤有時7點才開,哪天累了就索性不來。下午送外賣補貼家用,晚上就在家打遊戲、看影片。

  他在上海讀小學時,很少有上海孩子願意和一口魯西口音的他講話。時間長了,他覺得理所應當。畢業後大家很快杳無音信,都跟著父母漂泊去其他省市打工,這讓黃剛覺得,留在上海做煎餅已經不錯了。

  他在上海的時間遠比老家長,卻說攢夠了在老家縣城買房子和開店的錢就回去,可如今的收入,也只夠一家四口勉強溫飽,存不下錢。

  相比之下,黃友良和黃友娥等人對城市的感情更為複雜——有說不出的苦,

  歸根到底是留戀。他們說上海的老人們愛佔小便宜,做煎餅時拚命催著加薄脆和蔬菜,平時聊天會順其自然地鄙視一把外地人的家鄉。可也同樣是他們,會給窮苦的外地人端來熱乎的冰糖紅燒肉,打包送來整齊的舊衣服,幫著小攤販們去機構申請證件,遇到檢查和糾紛時幫他們據理力爭。

  不久前的某天,黃友良遇到一位熟悉的阿嬤,說自己或許呆不了幾年了。

  阿嬤嚴肅地安慰他:“不會的,不會讓你們這些老實人走的。你們要是走了,我們吃什麽呢?”

  “考上大學,日子就變了。”

  黃友良一家在上海沒有歸屬感,是因為缺一套房子。黃友娥嚴肅地反駁了他們。

  她和愛人這十幾年經營成功,在上海、浙江烏鎮和老家縣城都有房產,幾乎是油簍村致富之路上的巔峰。可她依舊覺得無奈。她和愛人沒戶口,積分不夠,孩子快上高中,必須和父母分開,回老家念書。

  孩子離開時,眼淚汪汪地問,自己在上海的朋友怎麽辦?她一句話都答不上。剛分開的第一個月,她連電話都不敢打,生怕接起來落淚。

  她和愛人也考慮過讓孩子在上海讀高職。可孩子在上海能考班裡前十,十幾歲的孩子咬著牙說,寧可回家吃苦,也不放過讀大學的機會。為了湊夠積分,黃友娥甚至去報了電腦系的成人高考,雖然老師講的一句都聽不懂,可這屬於“高端稀缺行業”,混出學歷就能加分。

  直到後來,才有人告訴她,加分必須是全日製學歷,半工半讀的不行。

  更令她揪心的是,油簍村很多返鄉的孩子,因為父母不在身邊,高中就輟學,然後早戀、結婚,外出打工。還有個沒成年的孩子,回家一個月就逃學,自己坐上火車,回上海找父母了。

  留在上海倒也不一定是好選擇。黃衛東家9歲的小女孩,3月4日那天,坐在小店的牆角,看著手機裡的動畫哈哈大笑。父母忙得焦頭爛額,沒時間管她。她的晚飯是辣條、肉丸、飲料和三根冰棒。

  黃衛東家也一度把年幼的女孩留在老家,交給村裡的老人看管。直到回鄉,發現孩子“像乞丐一樣”,滿臉黑灰,衣服都爛了。

  黃友良覺得,“出來做煎餅,確實顧不得孩子”。山東的教育似乎更適應他的家庭,可他不敢把孩子送回去。

  在上海,學校下午早早放學,其他家庭的孩子要不由家長接回去輔導,要不送去輔導班。他和愛人每晚11點收攤,只能讓孩子自己步行回家,等他們回去時,孩子已入睡。他的收入不足以讓孩子在上海參加輔導,自己的文化水準也只有小學,結果上初中的女兒沉溺手機,成績在班裡倒數。

  今年32歲的黃凱是黃友良的侄子,也是油簍村走出的大學生。他的父母在他初一時就來了上海,整個中學階段,他都獨自在老家的學校寄宿。這個如今已在上海定居、年薪逾30萬元的年輕人回憶,初中時,學校周末安排回家,周三則有父母探望。每當同學衝向大門,奔向父母懷抱時,他就一個人躲在餐廳吃飯,眼裡憋著淚,心裡想著母親臨走時和他說的話,“出去賺錢就是為了供你讀書,考上大學,日子就變了。”

  等到他大學畢業選擇工作時,全家意見出奇一致——一定要來上海。家人終於實現了團聚。

  如今的黃凱身為城市規劃設計師,經常參與舊城改造,把老路擴寬,增加綠地面積,為原本破舊的老城設定公共太空。他時不時在工作時回憶起兒時假期來上海,住的也是破破爛爛的屋子。可也正是那時,他第一次見識了大城市,第一次嘗到巧克力和可樂。這又讓他在老家的學校成為被羨慕的對象,給了他學習的動力。

  “如果父輩沒來上海,那我們的眼界可能永遠局限在村裡。”黃凱說。

  他擔心的是,自己讀書時,很多同學選擇考學。可最近幾年,村裡九成的“90後”在外打工。他偶爾回村,聽到人們說:“讀書有什麽好?出來後也比攤煎餅多不了幾塊錢。”

  村裡也試圖改變這些狀況。近兩年,油簍村建起了嶄新的鋪著綠色塑膠的幼稚園。村支書還說,要為油簍的孩子申請建一所小學,讓村民對教育更加上心。

  在他的規劃裡,攤煎餅的生意給一代人帶來了希望,可下一代不能照搬。他想著在油簍建煎餅文化館和體驗店,為旅遊產業錦上添花。

  每張煎餅背後,都有油簍村民對好日子的期待。黃友娥夫婦盼望的,是孩子能考回上海,找到工作。如果孩子真的去了其他城市,兩口子就打算把上海的房子賣掉,跟著孩子遷徙。在他們心中,上海不能代表家,孩子才能。

  黃友良也期盼著女兒能考上上海本地的高職,不用父女分離。他的夢想是把煎餅在上海做成知名品牌,然後回到油簍,大規模種植有機蔬菜,再借著煎餅品牌的知名度返銷回上海。

  但眼下,他能做的就是死死守住菜市場旁那個夾縫裡的煎餅店,和女兒一起奮力抓住這個城市留給他們的慷慨的機會。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程盟超文並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8年03月21日 12 版)

責任編輯:謝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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