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商行不良“爆表”記

引子

開篇的引子，先來說一個我真實採訪過的農商行案例吧，誇張到我瞠目結舌。

山西某小體量農信社，轉製農商行時受困於實際不良率沒法兒看，於是竟發明了全體員工來當通道“買”不良的神奇操作：給員工每人放一筆貸款，集合運作還上行裡的某些大額不良貸款，美其名曰員工“理財”或“入股”，每年支付一筆小收益。

很多員工稀裡糊塗地就在從眾效應下簽了字，錢也不過他們手，因此大部分人沒意識到，在法律上，他們就是債務人本身。

有一名員工，思前想後覺得這事兒不對勁，於是通過筆者的公眾號聯繫上我並要求谘詢我。可是，依然，在當地，能當個銀行員工是件榮耀門楣的事兒，儘管一個月也只有幾千塊錢收入而已。當行長官表示，誰不同意這麽乾，那自己也就別幹了，絕大多數的員工、包括這名爆料人，都乖乖簽字了。

她問我，這事兒反正是行長讓大家都這麽乾的，那麽多人呢，出事了行長總得兜著吧？

我問她，如果你們行長明年就調任了、升遷了、或是自己出什麽問題不幹了呢？

她問我，那這錢反正也是銀行的錢啊，簽字也是銀行讓簽的，不關自己事兒吧？

我問她，所謂的銀行讓你簽字，你是有白紙黑字的證據嗎？銀行是敲了個公章還是做了個抽屜協定，說風險兜底、這錢替你還嗎？另外，銀行自己有錢嗎，銀行的錢難道不就是儲戶們的錢？出了問題，法律說了算還是你們空口無憑說了算？

她沒再回答。但仍然執意請求我不要把事情報導出來，還是那句老話，她不想丟了這金飯碗。

冰山

上頭這個引子，第一次讓我意識到，農信社、農商行等一批小型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的問題是嚴重的。

近日我又再度關心起了此問題。再來說幾家銀行，有數據支撐：

貴陽市人民政府網前不久公布人事任免資訊，原貴陽銀行行長的李忠祥轉任貴陽農商行董事、董事長，免去王大鳴同志所任貴陽農商行董事長、董事職務。此前，貴陽農商行因為19.54%的超高不良率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完爆了上限5%的監管要求。

年報顯示，該行2014、2015、2016年末的不良率分別為2.99%、2.93%和4.13%，到了2017年末，不良貸款率大幅飆升至19.54%，不良貸款餘額增至78.43億元，資本充足率則降至0.91%，並且由於處置不良的過程消耗了大量撥備，該行貸款損失準備缺口達51.75億元，撥備覆蓋率僅為34.15%。

再來。聯合資信報告顯示，2017年末貴州烏當農商行的不良貸款率達14.96%，資本充足率僅為0.07 %，撥備覆蓋率僅為26.62%。

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再如，貴州平塘農商行，截至9月末，不良貸款餘額為2.68億元，較2017年末增長41.8%；不良貸款率為6.49%，較去年末增加1.55個百分點，同樣未達到上限5%的監管要求；撥備覆蓋率為113.53%，較去年末下降3.81個百分點，未達到下限120%的監管要求。

恐怕，這些情況也只是冰山一角。問題的暴露只是農商行整體信貸資產品質下行、不良率上升的一個縮影。

綜合中誠信國際、東方金誠、上海新世紀等多家評級機構的報告來看，今年已至少有14家農商行因不良暴露、資產品質惡化、觸及監管紅線而遭主體信用等級或評級展望下調。

中國共有300多家農村商業銀行。根據銀保監會發布的《商業銀行主要指標分機構類情況表（法人）》，農商行的不良貸款率一直在各類銀行中最高，且從2015年起即處於連續上升狀態，從2.03%一路上升至2018年二季度的4.29%，直到三季度才略有回落。

多米諾

當不良貸款出現，如上文所及，銀行往往會應激反應一樣，想著“掩蓋”掉一部分，使不良率數據不至於太難看。可是，當“植物人”多起來的時候，插的“管子”也會不夠用，於是遲早要暴露一批。（但其實吧，延緩暴露不良是會耽誤清收最佳時期的。）

不良回表、不良率上升，隨之而來壓力山大的就是撥備覆蓋率指標。而如果增加撥備計提會嚴重影響銀行當年利潤的話，據筆者觀察，銀行們首席財務官們一般都選擇犧牲掉撥備覆蓋率，寧可讓它不達標，也能讓利潤摔地上、甚至為負值。

可是環環相扣的，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撥備低於監管要求的缺口部分，要在核心一級資本中全額扣除。於是指標們的多米諾之下，很多小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又開始了斷崖式下跌。

此時，監管就會采取措施：要麽補充資本，要麽大幅降低風險資產規模。那麽OK，最後一張多米諾骨牌就變成了，這些小銀行的業務開展和長期發展受限。躲躲藏藏到頭來，利潤還是會難看。

暴露

總體來說今年的情況，農商行不良率上行大致有三方面原因。

最直接的原因是，銀保監會要求商業銀行在今年6月30日前將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全部列為不良貸款。這導致此前不良偏離度較高的銀行，不良率在短時間內明顯上升。

要說銀行們的實際不良是多少，講真，那將永遠是一個迷。作為監管總是想看見銀行真實的資產品質反映的，這樣也好讓他們發揮監管政策的有效性。可是銀行們則面對著同業之間的競爭和股東們的虎視眈眈，誰都不希望自己的不良貸款情況在同行中排名靠後，影響投資人或是儲戶的信心；在一些銀行內部，還存在著分行向總行上報財務數據時“美化”業績的衝動。

我有一個做信管部老總的朋友，自己私下裡把一堆已經不靈的資產稱為“插著各種管子的植物人”，植物人要靠自己有起色恐是無望了，但之所以還沒掉入不良，是因為有各種“管子”。最常用的“管子”包括各種展期、借新還舊、續貸中的“利息本金化”等技術操作，或是一到時間點就借個AMC或大企業之類的“通道”讓不良資產暫時出表。

這裡說到的90天逾期，也是“管子”的一種。銀行貸款劃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後三類屬於不良貸款。不少銀行將部分不良貸款隱藏在關注類貸款之中。而此次監管要求其充分暴露風險。

以上文所及的貴陽農商行為例，其實早在不良率還處在相對溫和的4.13%的2016年末，該行的逾期貸款佔比就已經達到了逆天的34.01%，其中逾期90天以上貸款佔比為25.75%，只不過由於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貸款未計入不良貸款，所以當時不良貸款餘額沒有暴露出來。

無獨有偶，上文中的貴州烏當農商行，此前也是僅將部分逾期90天以上貸款劃分為不良貸款，偏離度很高。去年以來，該行調整貸款五級分類結構，年末一次性將大部分本息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劃入不良貸款，所以不良率指標就一下彈眼落睛了。

寒流

農商行不良率上行的第二個原因，與整體經濟相對以往處於較低速的發展周期、市場需求疲弱、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巨集觀背景有關，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的經營壓力也在不斷上升，還款能力減弱。而城商行、農商行又天然和民營企業、小微企業“門當戶對”。所以很可能，經濟環境對農商行資產品質的影響最為顯著。

銀保監會數據顯示，2018年三季度末，農商行發放小微企業貸款總額6.74兆元，佔商業銀行發放總量的27%，遠高於農商行資產規模佔商業銀行總資產規模的比重。

第三個原因則是農商行自身的資質和風控能力相對較弱。大部分農商行脫胎於農信社、農村合作銀行，早期股權結構分散且錯綜複雜，難免受限於地域欠發達的經濟結構。

還有就是“人”的問題了。有一批農商行目前風險管理能力還沒跟上，對管理層和員工等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資產品質容易積累風險因素（對此我也已經收集了一些案例，會追蹤觀察）。農商行在業務開展上對當地人脈圈高度依賴，個別案例下，貸款戶和銀行員工也可能有著千絲萬縷的經濟關聯。

此外，農商行貸款投放的區域集中度、行業集中度也較高。正因為農商行的經營發展對地方經濟依賴度更高，農商行的資產狀況也形成了明顯的區域特徵。中信證券銀行業分析師肖斐斐認為，農商行風險暴露集中在環渤海、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並不是全面性爆發。

22個省份中，不良率排名前五的分別是貴州（19.54%）、河南（11.57%）、遼寧（4.95%）、山東（3.45%）和吉林（2.64%），相比之下，北京、重慶、四川、上海和廣東的平均不良率在1.5%以下，遠低於行業水準。

此外，江浙滬一帶的農商行之所以不良率在全國處於較低水準，除了當地民營經濟總算在全國之中算是發展得好的之外，或許也與他們在2013~2015年已經經歷了“慘痛教訓”有關。

2013年之前，不少民營企業盲目擴大融資、加大投資、實業開始空心化，企業間互保聯保盛行，銀行信貸較為寬鬆。而後長三角地區經濟增長承壓，企業經營難度加大、資金流緊張，銀行又“亡羊補牢”緊急抽貸，導致擔保鏈條上的企業風險集中爆發，引發信貸危機。包括給以銀行業重壓的鋼貿危機，也是最早爆發和最早收口於長三角一帶。

想來，這一帶的銀行們也算是lesson learnt吧。有評論稱，他們對企業和行業的評估、風險把控都更加“收放有度”，同時更加注重信貸政策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