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人稱“老佛爺”的時尚設計師卡爾·拉格斐
（Karl Lagerfeld）
去世，享年85歲。一代時尚傳奇離世的消息驚動了世界，即使是平時不關注時尚界動態的人，也能從明星合影、電視與商場廣告中，多少了解一點這位時尚界的“凱撒大帝”，是奢侈品牌“香奈兒”
（Channel）
排在創始人可可·香奈兒之後的二號靈魂人物。
“香奈兒”這個品牌，有太多的標簽——財富、地位、獨立、先鋒……一生未婚的可可·香奈兒，用簡潔化的幹練風格詮釋了現代主義，在解放女性的同時帶動了現代時裝的變革。然而近年來，不少文章開始分析可可·香奈兒的“反猶”傾向，在二戰期間，香奈兒曾與一名納粹高級軍官相戀，人們懷疑她是否是一名納粹間諜。
瞬息萬變的時尚，難以令人聯想到複雜的政治意識形態，然而身處其中的人們無法完全脫身，卡爾·拉格斐也不例外。雖然在西方“反猶”勢力強勢抬頭的背景之下，卡爾·拉格斐並沒有發表過“反猶”言論，但從他過去的言論中可知，他與保守勢力、種族偏見，並非毫不相關。
可可·香奈兒
不被猶太精英接受的“香奈兒”
在很多人心目中，“香奈兒”的名字，意味著時尚與經典的融合，財富和品位的象徵。打著“雙C”logo的經典款式，吸引著慵懶的富裕階層，和對品質生活遙觀以待的人們。但據《耶路撒冷郵報》文章所寫，“香奈兒”沒有受到美國猶太社區的精英階層的喜愛，儘管香奈兒本人及其品牌為現代時尚做出了特殊貢獻，但在他們眼中，香奈兒是一位可憐可恨的“無可救藥的叛徒”。有證據顯示，香奈兒不僅參與納粹事業，還積極地進行納粹間諜活動。
1910年，可可·香奈兒在巴黎開了一家女帽店，開張第一年頗受歡迎。1912年，劇院女演員Gabrielle Dorziat 在演出中佩戴了香奈兒的帽子，香奈兒的女帽生意從那之後以更快的速度節節攀升。
Gabrielle Dorziat佩戴香奈兒的帽子
1914年，香奈兒開設了兩家時裝店，宣告影響後世的奢侈品牌“香奈兒”的正式誕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香奈兒買下了地處巴黎時尚中心的康朋街31號房產，隨後壯大自己的業務，除了服飾、帽子、配飾之外，還提供珠寶和香水。
香奈兒推出的第一款香水，就是今天仍然為人所樂道的“香奈兒5號”。成熟且具有挑逗性的香味，被香奈兒形容為像“打了一記耳光”一樣濃烈。傳說它在全球範圍內每半分鐘就能賣掉一瓶。如此傲人的銷量有多少行銷誇張的成分我們不得而知，經典的“香奈兒5號”也被不少香評人戲稱為“肥皂水味”。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Channel No.5那濃鬱繁複的氣味，但它歷經幾代版本變革後一直守住了自己的流行地位。
然而這款香水，也揭開了可可·香奈兒“反猶”的隱藏標簽。
2011年，美國記者哈爾·沃恩出版了《與敵共眠：可可·香奈兒的暗戰》
（《Sleeping With the Enemy：Coco Chanel's Secret War》）
一書，將這段不為人知的往事，從歷史的幕後，搬到台前。
《與敵共眠：可可·香奈兒的暗戰》，（美）哈爾·沃恩 著，施霽涵 譯，漓江出版社2014年1月版。
香奈兒：是英雄，還是魔鬼？
可可·香奈兒的成功，離不開她出色的交際能力。時代解放給予了她發揮的空間，但她依舊要依靠精英男性和上流階層所把持的資源。
1923年，香奈兒結識了富可敵國的英國威斯敏斯特公爵休·理查德·阿瑟·格羅夫納，後者當時身處英國最高的精英圈層，社交圈包括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皇室成員。時年44歲的威斯敏斯特公爵當時剛剛離婚，對時年40歲的香奈兒一見傾心並為她慷慨解囊，送給了她大概一輩子都戴不完的項鏈。
香奈兒與威斯敏斯特公爵
香奈兒與威斯敏斯特公爵的關係維持了十年，二人並沒有結婚，最終他們因為威斯敏斯特公爵的不忠而分道揚鑣。公爵是一位直言不諱的“反猶主義”者和“恐同”者，而與公爵的交往可能也加劇了香奈兒對猶太人和同性戀者的反感。1946年，香奈兒的好友保羅·莫蘭德曾轉述香奈兒的話：“同性戀？年輕女性正在被這幫同性戀者毀了：毒品、醜聞、離婚。”
香奈兒認為猶太人的存在威脅到了歐洲，她的反猶傾向，在“香奈兒5號”的利益之爭中有所體現。1922年，香奈兒結識了猶太商人皮埃爾·韋特海默
（Pierre Wertheimer）
，1924年，她與韋特海默達成協議，雙方與巴黎老佛爺百貨的創始人Théophile Bader一起，建立公司生產“香奈兒5號”。韋特海默佔70%的股份，Bader佔20%。香奈兒佔10%，而且不參與香水的生產和商業運營活動。
後來，香奈兒不滿於當初的安排，她試圖回收對“香奈兒5號”的控制權未果，韋特海默企業甚至有一位專門的律師應對香奈兒的訴訟。
二戰期間納粹入侵，韋特海默逃到了紐約。納粹法律禁止猶太人擁有財產，1941年，香奈兒寫信給處理猶太人資產的政府官員，利用她自己“雅利安人”的身份，希望德國能夠幫助她擁有獨家所有權。她說公司資產已經被原來的所有者合法地“拋棄”，她本人擁有無可置疑的優先權。但香奈兒的努力沒有成功。後來韋特海默的股份被一名法國基督徒商人掌握著，這名商人在戰爭期間向納粹出售武器。
香奈兒本人，在二戰期間與德國諜報人員丁克拉格
（Hans Gunther von Dincklage）
有過一段地下戀情。《與敵共眠》一書揭露，香奈兒不是一名被動的情人，相反她是一名積極的間諜。二戰開始後，香奈兒關閉了店鋪，說現在不是“時尚的時候”。1940年法國陷落後不久，香奈兒入住巴黎麗茲酒店
（Hotel Ritz）
，與丁克拉格在一起。麗茲酒店是德國空軍在法國的大本營，而丁克拉格是納粹重要的情報人員，可直接向戈培爾傳遞情報。
2016年，法國情報部門披露了一批戰時秘密文件，其中便有與香奈兒有關的內容。文件中寫道：“根據來自馬德裡的情報，香奈兒女士在1942至1943年期間是丁克拉格的情人和特務。”這些文件說明香奈兒是德國情報部門的代理人，負責向丘吉爾示好，證明納粹內部有人試圖與盟軍友好相處。
法國情報部門公開的檔案
令歷史學家遺憾的是，這批檔案資料是不完整的，有部分文件被清除。
1944年，香奈兒被法國方面審訊，因為沒有書面證據而被釋放。但根據香奈兒侄女的說法，香奈兒回到家後，說：“丘吉爾讓我自由。”丘吉爾如何乾預香奈兒的審訊，一直以來都議論紛紛。有歷史學家猜測，可能是因為香奈兒會在審訊中披露英國高級官員和皇室成員曾經與納粹有過交往。沃恩在《與敵共眠》中寫道，丘吉爾當時指派英國駐法國臨時政府大使Duff Cooper保護香奈兒。後來，香奈兒否認所有指控，並稱Duff Cooper可以為她發表聲明。
香奈兒與丘吉爾的交集，始於與威斯敏斯特公爵交往之時。而最終在丘吉爾的乾預之下，香奈兒逃脫了間諜罪指控，保住了財產。
丘吉爾（右）與香奈兒（中）
被遺忘的往事：人們寧願忘記
時尚業的滾輪，在戰後又開始運轉。流離失所與饑餓的記憶，炮彈轟炸中散發的絕望，逐漸走進歷史，化身塵埃。“香奈兒5號”背後的公司產權，在戰後還給了韋特海默，雙方重新談判重新定立契約，共同重建“香奈兒”。此後韋特海默還答應了香奈兒一個不同尋常的要求，為她的日常生活提供開支。
1971年，香奈兒逝世。她的棺材上覆滿了白色的山茶花、梔子花、蘭花，和一些玫瑰。失去靈魂人物的“香奈兒”品牌萎靡不振，直到1983年，在香奈兒逝世12周年之際，卡爾·拉格斐成為“香奈兒”的首席設計師，延續了香奈兒打造的商業傳奇。卡爾·拉格斐重現了香奈兒成衣的神韻，在他的執掌之下，香奈兒秀場的門票，成為巴黎時裝周上最搶手的入場券之一。他的設計老少鹹宜，沉穩時尚，將上世紀的經典融入當下的潮流之中。
卡爾·拉格斐的時裝秀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圖為以冰山為背景的時裝秀。
《耶路撒冷郵報》評論，卡爾·拉格斐過人的天才和魅力，消除了香奈兒間諜事件給香奈兒品牌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對品牌審美和精神的貢獻，已經與創始人比肩，他讓香奈兒品牌產品具有更強大的包容性，讓人們遺忘了二戰期間發生的前塵舊事。
也許人們真的只是遺忘了，“老佛爺”帶來了豐富的新話題——他的設計，他的情人，他的毒舌，他的貓
（他的貓繼承了他所有的遺產）
——人們沉醉在時尚的鮮豔明媚之中，忘記了紙堆裡的往事。《與敵共眠：可可·香奈兒的暗戰》於2011年出版後，作者沃恩受到了香奈兒公司的駁斥。香奈兒公司稱香奈兒只是在不適宜的時候開始了一段感情，兩個人戰前便已經相識。
沃恩在美聯社的採訪中提道，他看到了不下數十份檔案資料證明香奈兒是納粹間諜，而人們的不適也能夠理解。沒有人願意看到法國最知名的文化偶像被摧毀，人們寧願放棄、忘記，寧願繼續圍著珠寶、香水和“低奢高定”打轉。
卡爾·拉格斐，種族主義者？
也許卡爾·拉格斐的存在真的挽救了香奈兒品牌的名聲，而這不能代表他本人沒有偏見立場。卡爾本人非常毒舌，他曾在1982年告訴《紐約時報》“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笨蛋”，他寧願被人形容為“膚淺”也不願意當一個知識分子。而2017年卡爾·拉格斐批評德國對穆斯林難民開放邊境的政策時所發表的毒舌評論，則引來了數百起投訴。
卡爾·拉格斐
2017年，卡爾·拉格斐在法國某脫口秀節目中批評德國總理默克爾：“你們不能殺死數百萬猶太人後，再把他們最壞的敵人放進來，即便這兩件事相隔了數十年。”
“我在德國認識一個人，他收留了一個會說一點英語的年輕的敘利亞人，你知道這個人說什麽了嗎？德國最好的發明是‘大屠殺’。”卡爾·拉格斐在節目中繼續說，默克爾需要這些移民來抵消她在希臘債務危機中建立起來的“邪惡繼母”的形象。此番言論受到了大量投訴，觀眾譴責卡爾·拉格斐是種族主義者和恐“伊斯蘭”者。
自從2015年德國對中東難民開放邊境以來，數百萬難民湧入德國境內。德國本土極右排外聲浪日益高漲，並導致數起暴力事件。德國外長馬斯曾呼籲國民為此發聲：“如果今天在我們的街頭再度出現納粹禮，那就是我們國家的冤罪殺機。”然而東西德歷史遺留問題導致的經濟發展差距，尤其令處於經濟劣勢的東德人無法接受政府所倡導的“歡迎文化”：憑什麽讓外來的難民，佔據本來就已經有限的社會資源呢？我們幫助改善難民的生活，誰來改善我們的生活呢？
德國東部正在面臨的危機助推了極右勢力的發展，生活在東部的人們感受不到經濟的發展，只看到東西德差距日益拉大，而與此同時，湧入的難民成為東德人發泄情緒的對象。
卡爾·拉格斐事件發生之後，有外媒撰文建議與其合作的各大品牌更換設計師。然而“老佛爺”巨大的聲望讓他擺脫了這起政治爭議，數百封投訴帶來的負面影響，幾乎不值一提了。
作者 呂婉婷
編輯 安也 校對 盧茜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