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歲的前吊車司機李雲雷沒有想到，他所在的已有上百人的“病友維權群”中，在2020年以後，還不斷有新病友加入。
他一度認為，自己應該是“最後一批”受害者。
他們和李雲雷一樣，都是在使用了一種名為“神經節苷脂”藥物後，確診為吉蘭·巴雷綜合征的患者。這種罕見的脊神經和周圍神經的脫髓鞘疾病，會讓危重者出現四肢完全性癱瘓，呼吸肌和吞咽肌麻痹，生命受到威脅。這種疾病可能是自然發生，也可能是藥物誘發。
這種病症無法徹底治愈，只能做康復治療，患有此病的病人嚴重者神經受損、癱瘓，已有病友表示，確診不到一年，已投入百萬醫療費。
李雲雷在2016年6月因腦出血入院手術，在注射了247支“營養神經”的神經節苷脂後，忽然血氧下降為零，四肢嚴重肌無力，隨後被確診為吉蘭·巴雷綜合征。此後，他的手再也沒有伸直過——他曾經熟練操縱方向盤的手再也握不成拳頭，連睡覺和吃飯都需要家人協助。
那一年，“吉蘭·巴雷綜合征”作為嚴重的不良反應，還沒有被寫在“神經節苷脂”的藥物說明書上。因此，李雲雷在確診後，總價達6400元的89支神經節苷脂依舊被陸續注射到他體內。
神經節苷脂，主要成分為從動物大腦中提取製得的一種鞘糖脂，這類鞘糖脂在神經系統特別是神經末梢中含量豐富，種類很多。
上世紀90年代，因療效成疑、用藥風險等原因，這種藥在國外被撤市。
與此同時，神經節苷脂在中國開始風靡起來，中國市場的產品最初來自巴西進口，在臨床上的適應證範圍極其廣泛，在醫院使用量大，銷量增長速度驚人，引發國內數 10 家企業仿製。這種被中國神經內科、甚至胸外科醫生大量使用的萬金油“營養藥”，每年銷售額高達到幾十億，是醫藥代表口中利潤滾滾的“大藥”。
但無數個像李雲雷一樣服用此藥後產生嚴重不良反應患者的出現，迫使中國生產企業在2016年11月修改藥品說明書，增加關於“吉蘭-巴雷綜合征”的警示語。
這也是李雲雷臥床的第五個月。從此，他踏上了對醫院的訴訟和申請救助基金的漫漫長路。
3年後，2019年7月1日，它又進入了國家衛健委《第一批重點監控合理用藥目錄》中。
李雲雷一度以為說明書的警示作用，以“重點監控目錄”，應該能讓更多人免於他的悲劇。此時的他，已臥床五年，在維權路上也已走了四年，全家負債累累。
他沒有想到的是，這種藥在2019年納入重點監控目錄近兩年內，他所在的維權群裡又新加入了將近20位病友——他們仍是在使用大量神經節苷脂後，被確診的吉蘭·巴雷綜合征患者。
李雲雷開始到處搜集信息，他發現，為了逃避醫院內的重點監控，這類有效性和安全性都沒有得到驗證的“神藥”開辟了新的銷售渠道——院外連鎖藥店，並進一步下沉到到基層市場，通過醫生的處方，依舊源源不斷地注射到病人的體內。
逃避院內重點監控 “神藥”的新銷路
2020年5月，悲劇降臨到了馮路一家。馮路的父親因感到頭暈，伴有嘔吐感，來到廣東省肇慶市高要區中醫院治療。他被確診為輕度腦中風，在神經內科住了幾天院後，頭還有點暈。5月28日，主治醫生開了一張處方單給馮路，讓他去醫院對面的藥房買藥，買完再送到醫生辦公室。
主治醫生對馮路的解釋是，這個藥醫院沒有了，去醫院對面的連鎖藥房才能買到。
處方單上寫著的藥品名稱，正是“神經節苷脂鈉，2盒”。
當時買藥時有些不同尋常。藥房的工作人員不僅仔細看處方單，而且還拍了照片。拿藥後，他的處方單也被藥房收走。
這兩盒藥全部自費。268元一盒，兩盒藥花了馮路532元。“這個藥有些貴。”他心想。
出院的費用清單上，沒有這個藥的記錄。只在長期醫囑單中，5月29日到6月2日，記錄了這兩盒藥被分次注射進了父親體內。在“醫囑”一欄，藥物名稱“單唾液酸酸四己糖神經節苷脂鈉”的下方，還特別標注了藥品為“自備”。
在注射神經節苷脂鈉10天后，6月8日，馮路的父親開始肌無力，隨後轉院到當地最大的醫院後確診為吉蘭·巴雷綜合征。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陳衛新身上。陳衛新的父親因為交通事故入院。住院後，通過主治醫生的處方，他在醫院內的一家連鎖藥房，為父親購買了33支規格為5ml的腦苷肌肽注射液（含有神經節苷脂），共花費了6138元。當時醫生告訴他，這是營養神經的藥，兩周一個療程，至少要打一個療程。醫生補充道，這種藥對於治療腦部血腫很有幫助。
陳衛新沒有任何疑惑，他想，“營養類的藥物，肯定都是好東西，打進去不會有壞處的。”
但在每天注射3支，用藥第八天后，陳衛新父親也突然出現了肌無力的癱瘓症狀，之後也被確診為吉蘭·巴雷綜合征。
在病友維權群裡，李雲雷發現，2020年以後，很多病友都和馮路、陳衛新一樣，通過醫生處方，在指定的連鎖藥店購買了神經節苷脂類藥物。
他開始搜集相關信息，在某個短視頻社交平台上，今年1月發布的一則視頻讓他感到很震驚。
視頻裡，上海嘉定一名男子在醫生的要求下，在醫院外的藥房購買了一支5ml的“單唾液酸酸四己糖神經節苷脂鈉”，這一支藥標價高達1215元。
高昂的藥費背後，是巨大的經濟利益。
李雲雷從多方了解到的信息是，神經節苷脂類藥物，在納入重點監控目錄後，院內使用受限，很多大醫院藥房拒絕銷售此類藥物。一些醫生只能通過院外處方給病人開藥——藥物的回扣越來越高，“每支藥醫生拿40%左右的提成”。
據裁判文書網的訴訟案件披露，2010年，某種神經節苷脂類產品，一支銷售百餘元，給付的回扣就高達35元。2010年起，某醫院外一科共購入單唾液四己酸神經節苷脂4510支，藥企合計給付回扣157850元。
大城市大醫院禁用後，向基層市場下沉
在被納入《第一批國家重點監控合理用藥藥品目錄》之前，包括神經節苷脂在內的多個營養神經類藥物，都是醫院神經內科、神經外科的銷售大品種。
據八點健聞了解，患者遭受頭部外傷，有顱腦、中樞神經、周圍神經損傷，或者腦血管疾病，只要和神經損害相關，手術前後加入一種者多種神經營養類藥物，仍然是目前國內一些醫院的普遍做法。
病友群裡甚至有病友因為“腰椎管狹窄”手術，手術前後使用了大量“神經營養藥”。
除了神經科，兒科也是此類藥物濫用的一大科室。相當一部分營養神經藥物用在了被判定為發育遲緩的早產寶寶身上。最近，病友群有一個寶媽入群，她五個月的寶寶，被注射了上百支神經節苷脂類藥物。
如此廣泛使用的“早產寶寶神藥”，但其藥品說明書上“兒童用藥”一欄卻標明：“兒童使用該產品的安全性研究數據尚不充分。”
在社交媒體上，著名兒科專家鮑秀蘭教授在2020年就多次回復提醒家長，“鼠神經生長因子、腦蛋白水解物、神經節苷脂，這些藥物是沒有治療作用的，因為這些藥物無法通過血腦屏障，也就是說進不到腦子裡。國外很早就禁用了。門診經常遇到這樣治療的孩子，所以需要提醒一下。”
她還透露，“協和（醫院）很早就不用此類藥物了。”
不僅是知名大三甲醫院協和醫院，陳衛新從舟山當地的醫院轉到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後，曾詢問該院的醫生，是不是用了腦苷肌肽注射液誘發吉蘭·巴雷綜合征？醫生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但他說，在浙大一院，不會用這個藥。”
李雲雷還發現，2020以後入群的病友，雖然來自全國各地，境遇各不相同，但是在從用藥到確診吉蘭·巴雷綜合征的過程中，有很多相似的經歷。
一個顯著的趨勢是，神經節苷脂類藥物開始向基層市場下沉。
一位中型城市三甲醫院的神經內科醫生告訴八點健聞，在2019年神經節苷脂類藥品進入國家藥品重點監控目錄後，他所在的醫院已經不再使用。“醫生們也看過相關文章，得知神經節苷脂類藥品會產生嚴重副作用，不會給病人開。”
但對神經節苷脂類藥品疑似副作用的認知，卻沒有傳達給縣級及以下基層醫院用藥的醫生們。
進入維權群的病友表示，診治他們的醫生對此藥物的不良反應一無所知。在患者注射神經節苷脂後出現吉蘭·巴雷綜合征症狀後，他們也大多未能找到患者病情急轉直下的原因，而是通過轉到上一級醫院才最終確診。
陳衛新的父親確診後，他始終沒有懷疑是用藥誘發了疾病。後來經人提醒，他上網查詢，查看藥品說明書後才發現，腦苷肌肽注射液說明書最前面，就提示，國內外藥品上市後監測中發現可能與使用神經節苷脂產品相關的吉蘭-巴雷綜合征病例。
但是當他把說明書上的內容告知就診醫院的醫生時，“他們都不相信，說不可能的，神經內科主任也告訴我，沒有這麽嚴重的不良反應。”陳衛新只能無奈地告訴他，自己好好去看一下說明書。
“如果他知道（不良反應），他會做出反應，緊急停藥治療，因為說明書上已經寫的很清楚了。”陳衛新說。
腦苷肌肽注射液的說明書中明確寫道，若患者在用藥期間（一般在用藥後 5-10 天內）出現持物不能、四肢無力、弛緩性癱瘓等症狀，應立即就診。
但是父親在出現症狀後，當地醫院不僅並沒有停藥，仍然繼續注射了2天。
為何在被重點監控後 濫用仍然普遍？
在浙江舟山當地的醫院，納入重點監控目錄，似乎對腦苷肌肽注射液的臨床使用並無太大影響：陳衛新父親入院後，一天注射3支，注射了10天；同神經外科的一個病房，共四張病床，三張病床的患者都在用這個藥。
大家在一起交流，抱怨藥物比較貴的時候才發現，他們買藥，都是醫生開處方，然後拿著處方單到同一個藥店裡購藥。
一位相關人士告訴八點健聞，背後的邏輯很清楚，“有些醫生不知道這個藥有這麽嚴重的不良反應；有些知道，但是因為高額的回扣，還是有很強的動力用這個藥，畢竟誘發吉蘭·巴雷綜合征，致癱致殘的概率很小。”
但是這些心存僥幸的醫生忽視的是，雖然藥物致殘致癱的概率很小，但是如果不幸“中獎了”，毀的卻是患者的一生。
確診後“跌入地獄”，呼籲此類藥品撤市
71歲的北京老太太鄭和美，她的老伴2018年12月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心醫院住院，使用神經節苷脂後，確診吉蘭·巴雷綜合征。
從此，一家人從“天堂跌入地獄”。
2019年，鄭和美加入病友維權群，成為群裡年齡最大的病友家屬。
出事前，從公職機關退休的鄭和美和老伴一起安享平靜的退休生活，他們剛從雲南，貴州和廣西旅遊回來。為照顧兩位90歲高齡的父母，她回到吉林梅河口的老家，因為老伴需要做胸腹水引流，在吉林當地醫院就診。
沒想到一個“胸腹水引流”手術，醫生給他使用了神經節苷脂。老伴確診吉蘭·巴雷綜合征後三年，她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她有家難回——因為北京的房子在四樓，沒有電梯，老伴癱瘓後，根本上不去；而北京請護工又太貴，經濟條件也不允許她回家。
最艱難的時候，是2019年老伴在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的重症病房住院的37天，她就在重症病房外的走廊裡睡了37天。“一些病友看我是個70歲的老太太，他們也挺同情我的，就幫我搶佔地方，拿個泡沫墊著睡覺。”
治療費像無底洞，每天一千多塊的花費已經成了常態。神經受損導致老伴眼睛和耳朵頻發失明失聰，一個用藥療程14天，29塊5一支的藥物，一天要用四支；長期臥床導致的深層靜脈血栓，也需要吃藥治療，治療效果好的進口藥一片就要70塊錢。
在吉林，請護工比北京便宜，但一個月3000塊錢，也佔用了鄭和美大半退休工資；康復治療，一次100塊錢。將近三年時間，鄭和美已經花了將近一百多萬——這幾乎是她一生的積蓄。
治病的花費，讓一個原本的富足之家因此致貧，“以前很多人都羨慕我們，現在我成貧困戶了。”
陳衛新還沒有體驗到這些，他現在面對的最直接的困境是：父親確診5個多月，呼吸機還拿不掉。他只能將父親從務工地浙江轉到自己老家江西南昌的醫院繼續治療。短短5個月，花了六七十萬後，農村務工家庭出生的他，不得不考慮一個現實：“如果過一段時間仍然治不好，我們可能就放棄了。”
作為病友群裡的“老人”，見多了這樣的悲劇後，31歲的李雲雷，成為了最堅定的科普者。一年前，他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現有很多人在院外花大價錢買藥，但卻不知道藥物可能存在的不良反應後，他注冊了一個名為“神經節苷脂嚴重副作用致殘”的账號，搬運一些相關新聞報導和科普視頻，和購藥的患者互動交流。
在他看來，多一個人了解這個藥品的不良反應，可能就少一個致癱的悲劇。
但他及其病友的權益卻很難爭取。
大部分患者即使如藥品說明書所述，在用藥5-10天出現四肢無力、弛緩性癱瘓等症狀，但是在司法鑒定過程中，是否由神經節苷脂引發吉蘭·巴雷綜合征，鑒定結果多為“無法排除可能性”，但也“無法證明因果關係”。
在多起訴訟案件中，患者只是起訴醫院。醫院大多只因用藥不當，承擔部分責任。而相關藥企，卻未被波及。
李雲雷也不知道，出現了這麽多“無法排除由藥物誘發吉蘭·巴雷綜合征可能性”的病例後，藥廠有沒有對背後的相關機制做深入的研究，什麽時候才能明確兩者的因果關係？
他明確的是，早在上個世紀，1989年，因為醫生報告了6例用藥後患上吉蘭-巴雷綜合征的病例，德國就做出了神經節苷脂藥物撤市的決定；1993年，意大利藥品委員會也決定對神經節苷脂藥物“撤市”。
2017年6月，中國90年代末引進的巴西進口神經節苷脂藥，已被要求停止銷售。
他只能繼續給監管部門寫信，信中他援引2019年修訂的《藥品管理法》第81條：對已確認發生嚴重不良反應的藥品，由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停止生產、銷售、使用等緊急控制措施。
但是，他希望停止神經節苷脂類藥品銷售的訴求，已不能幫助自己再次站起來。
*注：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雲雷、馮路、陳衛新、鄭和美均為化名
朱雪琦丨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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