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雙軌制發明權爭議羅生門：華生很早就發生了記憶錯誤

用文獻和邏輯穿透莫乾山“羅生門”

諾貝爾經濟學獎？想多了！

本文作者：鄧新華

本文首發於經濟學家圈

最近，人文經濟學會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分別舉辦了張維迎價格雙軌制論文發表35周年研討會，這兩個正常的學術活動引發了張學軍、邊勇壯寫作《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歷史考證》。張學軍、邊勇壯認為，價格雙軌制理論首創權並不歸屬於張維迎，而是歸屬於莫乾山會議的多位參與者——華生、何家成、蔣躍、高粱、張少傑等。

這事跟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什麽關係呢？早在十年前，華生、高粱、張少傑（已因病去世）等人署名發表《令人遺憾的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爭奪價格雙軌制“發明權”，文中就已提到美國經濟學家、諾獎得主斯蒂格裡茨說價格雙軌制有可能得諾獎。經濟學者張曙光的《中國經濟學風雲史》（第468頁）裡提到，《令人遺憾的雙軌制發明權之爭》這篇文章，病重中的張少傑並沒有看，華生就發表了。張少傑對人說：“華生曾對我說，如果中國人能夠得諾獎，那就是提出了雙軌制，這件事我就像吃了一個蒼蠅，挺對不住哥們的（指張維迎）。”

得諾獎？想多了。價格雙軌制理論確實是重大的理論成果，但是，它基本沒可能得諾獎。

我也從來沒有看到或聽到張維迎把雙軌制與諾獎聯繫起來的文字或談話。他大概有自知之明。

1970、1980、1990年代的經濟學諾獎，確實恆星戰役璀璨，得主有哈耶克、弗裡德曼、科斯等。那時候的諾獎獎勵原創思想，可是近些年的諾獎呢，基本是重術而不重道（奧斯特羅姆、威廉姆森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思想創新上乏善可陳。價格雙軌制理論屬於道，得不了諾獎的。

拋開諾獎不談，價格雙軌制理論首創權歸誰、莫乾山會議上究竟發生了什麽，倒也的確是值得考證的有趣話題。

然而，張學軍、邊勇壯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歷史考證》，雖然題目中有“歷史考證”這個詞，但卻完全沒有遵循歷史考證的基本原則，不是根據文獻，而是根據“記憶”，並且完全偏向華生一方的記憶。

既然是歷史考證，就應該重文獻、講邏輯。下面，我來用文獻、邏輯，重新考證一番。

張維迎的價格雙軌制論文早於莫乾山會議4個月

關於價格雙軌制首創權爭論的“羅生門”，當事人中，華生、高粱、徐景安等人為一方，張維迎為一方，加上張學軍、邊勇壯的“考證”，有好幾萬字，顯然沒多少人願意仔細看完。我也不打算全面回顧各方爭論，隻說一些重點吧。

先看看雙方沒有爭議的地方是什麽。

首先，價格雙軌制在實踐中早已出現，是改革實踐者的發明，這一點雙方都沒有爭議，爭議的是誰先提出價格雙軌制理論。（注）

其次，張維迎1984年4月21日寫成的《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最初刊印於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能源組 “內部資料”《專家建議》（三）（1984年6月出），明確提出“實行雙軌制價格”並進行了全面論述。隨後張維迎把該文投遞給“中青年經濟理論工作者學術討論會”（俗稱“莫乾山會議”），入選會議論文。（注）莫乾山會議9月3日才開。

對此，由於張維迎出示了《專家建議》掃描件，這是硬文獻證據，華生一方，包括“考證者”張學軍、邊勇壯也不否認，但他們說《專家建議》是油印件，其他人沒有讀過，不能算數。

這種說法有點強詞奪理。即便是手寫稿，也是硬證據，何況張維迎提交莫乾山會議的正是這篇論文。至於華生等人沒有讀過張維迎文章的說法，這當然是可信的，但這不能否定張維迎最早提出雙軌制改革思路。

這裡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張維迎論文的主要內容。

張維迎並不是簡單地在論文中提出價格雙軌制這個概念，而是詳細分析了舊的價格體制的弊病，並提出了雙軌制價格改革的8個具體步驟，還從原理上、財政上有針對性地勸說人們解除顧慮。可以說，這篇論文有思想、有實務，是價格雙軌制改革的全面設計書。

張維迎在論文中提出，當時農村改革的成功並不在於責任承包製的“包”字，而是在於“活”字。張維迎說：“大包乾責任製產生了巨大的威力，但這種威力只有通過放活市場才能充分顯示出來。如果隻包不放，充其量只能使農民吃的好些，穿的好些，不挨餓免寒襲，而絕不可能使農村出現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這樣一個歷史的轉變時期。另一方面，只要放活市場，責任製就是不言而喻的要求。簡單地說，農村改革的機制就是放活市場。”這個觀點，放在今天看也是新穎的、非常有洞見的。張維迎認為，城市改革要學的就是“活”字、“放”字。

當時，儘管改革實踐者早已自發地推行價格雙軌制，但對於價格上的“放”，學界多數人和很多經濟管理官員都是認識不深的。絕大多數人想的還是怎麽把價格“調”得合理。而張維迎此前翻譯過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阿伽瓦拉寫的《價格扭曲與經濟增長》一文，也受到過宋國青等人論文的啟發，對價格上的“放”認識較深。

按當時的思想慣性、體制慣性，全面放開價格顯然是很困難的，所以張維迎基於“放”的思想，提出了價格雙軌制的過渡性改革辦法。

張維迎的論文說：“調整價格並不是價格改革，它只是舊體制解決問題的辦法。價格改革是要解決價格制度的弊病。”他很明確地提出，價格改革不是改價格，而是改價格形成機制。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市場價格體系。“價格體系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後，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與價格調整相比，價格體制的改革是一個連續的逼近過程。”

張維迎說：“問題不在於第一步是否達到合理，問題在於它是不是趨向於合理。”這說明他對於漸進改革的精髓有著非常深刻的認識。

張維迎還說：“價格體制不改，其他體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變。另一方面，只要價格體制松動了，整個市場關係就會發生變化，迫使其他體制也跟著松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價格體制的改革就是整個體制的改革。抓住了價格體制，就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

考慮到張維迎當時不到25歲，還是在讀的研究生，且當時思想環境相對封閉，上面這段話所體現出來的格局和遠見，是令人驚訝的。

張維迎甚至在此文中強調了企業家的重要性，把“缺乏一代企業家”看做是改革的“障礙因素”之一。他說：“企業家是企業的靈魂。企業素質的核心是企業家的素質。伴隨企業的轉型，企業家的功能愈益重要。”這一觀念在當時也是非常超前的。

莫乾山會議“羅生門”

那麽，既然華生等人也不否認張維迎早於莫乾山會議發表了價格雙軌制論文，他們為何還說雙軌制是他們首創的呢？他們的邏輯是：你張維迎在莫乾山會議上沒說雙軌制，只有我們說了雙軌制，所以我們才是雙軌制理論的首創者。

這就進入莫乾山會議的“羅生門”了。

對於1984年9月3召開的莫乾山會議，張維迎和華生、徐景安等人的記憶有重大的歧異。

張維迎參加的是“宏觀經濟組”，此組因為討論的問題主要是價格，後被稱為“價格組”。而華生等人並不是價格組的成員。

張維迎的記憶是，自己攜價格雙軌制論文上山，在價格組田源（主張價格改革以調為主）發言之後，急切地發言，提出以放為主的價格雙軌制觀點，語驚全座。因座中人對放感覺難以接受，張維迎迎戰眾人，並逐漸說服了眾人。

同意這段記憶的，有張維迎、劉佑成。

華生等人的記憶是，調派代表田源發言後，張維迎急切地提出放的觀點，並與眾人辯論，成為放派代表。華生等人聽到爭論，綜合雙方觀點，提出調放結合的價格雙軌制。張維迎在莫乾山會議上主張的是“休克療法”式的放，根本就沒提過價格雙軌制思想。

同意這段記憶的，有華生、高粱、田源、徐景安。

誰的記憶是真的？

記憶的不可靠

《羅生門》是黑澤明導演的日本經典電影，講的是發生在羅生門（地名）的一個殺人案。對這個案件的經過，當事的四個人（包括被殺者的鬼魂）說法各不相同。“羅生門”這個詞，慢慢被人們用來指稱各人說法各異、真相難辨的情況。

說法歧異，倒也不是說一定是有人故意撒謊。很有可能有人記錯了，或者篡改了自己的記憶，而在真誠地說著謊話。

心理學家實驗證明，存在三種“記憶扭曲”：

1、想象性誇張(imagination inflation)；

2、基於要點的關聯性記憶錯誤(gist-based and associative memory error)；

3、事後信息誤傳（post-event misinformation)。

誰都有可能說謊，誰都有可能記憶出錯，公平起見，必須先假設，既有可能是張維迎說謊，也有可能是華生等人說謊。

在此假設下，莫乾山會議的“羅生門”，能否考證出真相？

借助文獻和邏輯，是可以得出真相的。

牛頓和萊布尼茨？NO!

回到文獻和邏輯，事情就比較簡單了。

首先，張維迎提供了早於莫乾山會議發表的原始論文的掃描件，這一文獻證據連華生這一方也無法否認。隨後，張維迎把這篇論文提交給莫乾山會議。張維迎回憶，他在會前的8月30日已完成論文第二稿，並由同住一間房的郭凡生拿去發表在《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4期上，有關雙軌制價格改革步驟部分與初稿基本相同，這有《內蒙古經濟研究》掃描件為證。

而華生這一方並沒有“張維迎沒在莫乾山會議提到價格雙軌制”的文獻，他們能強調的，只有記憶。

當然，張維迎一方也沒有自己在會議上講了價格雙軌制的文獻證明。所以，究竟張維迎在會上講沒講雙軌制，還得求助於邏輯。

那就看看行為邏輯。

大家不妨先假定張維迎當年沒有參加莫乾山會議，或者即使參加了莫乾山會議，但沒有參加價格小組的討論，那會怎麽樣？

很顯然，即使張維迎沒參加莫乾山會議，僅憑他早於莫乾山會議4個月寫作、發表的全面論述價格雙軌制的論文，他也是毫無爭議的價格雙軌制理論的首創者，而且是唯一首創者，這有強硬的文獻證據，華生這一方否認不了。

當然，事實上，張維迎不僅參加了莫乾山會議，而且是參加了莫乾山會議價格改革的爭論。但，難道僅僅因為參加了莫乾山會議的爭論，他就失去了文獻支持的價格雙軌制理論的首創權？華生等人就可以爭一爭價格雙軌制理論的首創權了？

假設100年後的後人研究這一公案，難道會有後人認可這一怪異邏輯嗎？

邏輯是幫助記憶的。堅持怪異邏輯的華生這一方，記憶的真實性自然成疑。

那麽，有沒有可能張維迎雖然發表了價格雙軌制的論文，但在莫乾山會議上確實沒有提雙軌制呢？華生等人是不是並沒有受到張維迎的啟發，獨立地提出了價格雙軌制呢，類似於牛頓和萊布尼茨各自獨立地發明了微積分？

張維迎4個月前寫作、發表了全面論述價格雙軌制的論文，並向莫乾山會議提交了這一論文，莫乾山會議之前8月30日完成的第二稿堅持與第一稿相同的雙軌制改革思路。然而，在9月3日參會的這一天，他卻莫名其妙地絕口不提雙軌制思想，突然變成了狂熱的“休克療法”者——

就為成就華生等人做萊布尼茨？可能嗎？

華生等人說他們發明了雙軌制，但他們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華生等人從來沒有出示自己會前研究價格改革的論文，他們向莫乾山會議提交的論文，也基本可確定和價格改革無關。（注）

華生等人事先不是研究價格改革的，會議中也不是價格組的，（注）聽到張維迎和田源等人爭論時才過來旁聽——

然後他們突然就靈光閃現，成了萊布尼茨？

可能嗎？

張學軍、邊勇壯的“考證”，講述的是一個沒有文獻支持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邏輯。

考證，不是這樣做的。

現在的人受利益驅使可能篡改記憶，但，假定100年後有人研究這段公案，誰會拋開種種文獻證據，相信張維迎會突然不講自己已經系統論述的價格雙軌制，只為成就華生等人做萊布尼茨？

在假定張維迎、華生等人均可能記憶出錯的情況下，後世的歷史研究者只會根據文獻和行為邏輯，認定張維迎的記憶才是真相。

畢竟，張維迎提供的是文獻證據，而華生等人提供的始終是“記憶”。證據+邏輯可以否定記憶，記憶不能否定證據。

假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真要發給價格雙軌制的首創者，諾獎評委也不大可能接受華生這方的“記憶”邏輯。

華生等人說張維迎隻講了放，沒有講雙軌制，這一“記憶”和他們對雙軌制的理解有關，但不符合邏輯。

首先，張維迎兩版論文都反覆強調“雙軌制的核心是放”，管住計劃內，放開計劃外，就形成了價格雙軌制，然後再分批分步放開計劃內部分，最後走向完全的市場價格體制。

其次，在當時的認識水準下，價格改革的突破就在於把思路從調轉向放，最難說服人的是為什麽必須是放而不是調。因為放是一種全新的思路，要讓現場中滿腦子調的人很快完全理解放的思路，並不容易，所以張維迎與人辯論，肯定在放上費口舌較多、姿態激烈，這很容易給人一種較深的印象，那就是張維迎隻講激進的放。

也許張維迎在會上沒有不斷重複“雙軌制”這個詞，但他努力推動與會者接受放的思路，其實就是推動與會者接受雙軌制，這就像宣傳日心說需要講行星如何圍繞太陽轉，而不是重複“日心說”三個字一樣。張維迎之前發表的論文，同樣是花大篇幅努力論述放的意義。因為人們理解了放，也就理解了雙軌制。單純理解調，是沒法理解價格雙軌制的。所以張維迎在會議上就放與他人激烈辯論，以此推動人們接受雙軌制，這和他的論文思路是一致的，也是合乎價格雙軌制的內在邏輯的。

從華生等人的回憶來看，他們心目中的價格雙軌制始終是著重於調的雙軌制，這說明他們從參會時開始，就一直沒有真正理解雙軌制的核心。儘管放才是雙軌制的精髓，但華生等人始終比較排斥著重於放的雙軌制。直到2008年，他們仍然在貶低張維迎的著重於放的原始論文，並把放與雙軌制說成兩種不同的思路。

理解和記憶往往是緊密聯繫的。對雙軌制理解上的缺陷，很容易誤導華生等人的記憶。他們很容易記憶成張維迎會上隻講了放，是“休克療法”，而他們自己才是價格雙軌制首創者。

而最後代表會議向國務院領導匯報，華生也參加了，這更容易讓人記憶成華生等人提出了價格雙軌制。

從文獻上看，華生等人會後寫成並發在《經濟研究》上的文章，連“雙軌制”三個字都找不到，這和張維迎會前的論文相比，也是明顯缺乏對價格雙軌制的自覺認識的。

華生很早就發生了記憶錯誤

如前，心理學家揭示的記憶扭曲的第三條是：“緊隨一個事件編碼後提供的錯誤信息，會在人們之後的回憶中得到確認(endorse)，因而謠傳會被追憶為真實發生過的事情。”

莫乾山會議結束不久，就發生了編碼錯誤。華生在1985年初接受《中國青年》雜誌記者樊平採訪，樊平的報導這樣寫道：“九月的莫乾山……一位年輕人和他的幾位同學作了他們合作的論文講演——《用自覺的雙軌制平穩地完成價格改革》，接著就是滾滾而來的質詢和提問。答辯完了，沒有掌聲，台下倒是有幾處驚訝的目光，這是一位研究生嗎？是的，他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財經系研究生華生。”（見《中國青年》1985年第四期）

這個記憶編碼現在已經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首先，莫乾山會議根本就不宣讀論文。

其次，華生根本就沒有向會議提交這樣一篇論文。

再次，接受“滾滾而來的質詢和提問”的恰恰是張維迎，而不是華生。因為華生根本就不是價格組的。在張維迎力戰價格組群雄、引發其他組的關注之後，華生才來到價格組旁聽的。

時間才過去幾個月，華生的記憶就變了樣，可見，人的記憶是多麽容易扭曲。

在這次採訪裡，華生還聲情並茂地描述了向國務院領導匯報時的場景，這一緊隨莫乾山會議的“信息”不斷被華生等人重複，很容易逐漸演化為一種流行的說法，成為許多人的一種“記憶”，而被當作事實本身。

連經濟學者張曙光都受了這段記憶編碼的影響。他說，如果張維迎在會議上提了價格雙軌制，那華生等人的雙軌制發言就不可能出現。所以，他認為張維迎否認華生等人獨立提出價格雙軌制也有不對。張曙光這麽說，是因為他不懂記憶的規律，也忽略了對文獻進行邏輯分析。他把華生等人的說法當作事實本身，自然就得出張維迎會上可能沒有講雙軌制的推論。

但以訛傳訛傳的畢竟只是“記憶”，不是事實。不管華生等人提供的錯誤信息多麽強大，它得不到文獻和邏輯的支持。

科學的態度，只能認文獻和邏輯。

王小魯在新出版的《改革之路——我們的40年》一書中，講到這段歷史，最初也是根據“流行的說法”，但在重讀張維迎提供的原始文獻後，在重印時做了適當的更正。

張學軍、邊勇壯說張維迎逼王小魯修改，王小魯發文澄清，說事實根本不是這樣，是自己本著學者的基本的公正原則修改的。這個例子也可見張學軍、邊勇壯的“歷史考證”有太多的偏向、記憶和想象。（注）

改革實踐、學術邏輯也支持張維迎

在莫乾山會議之前，雙軌制的改革實踐並不僅僅體現在價格領域，它其實早已在多個領域浮現。例如1980年設立的深圳特區，就是一種雙軌制。很難想象深圳實行的經濟體制，當時可以在全國推廣，所以先搞特區的雙軌制，是一種改革智慧。當深圳等新力量成長起來，就很自然地導向了全國學深圳。

無論哪個領域的雙軌制改革實踐，儘管當時是自發演化的，但最終都是指向放。沒有放，就沒有雙軌制的實踐。誰能想象出一個調的雙軌制改革實踐來嗎？

與此相適應的，理論上也只有強調放的雙軌制，才是與中國改革實踐相契合的。

今天很多學者早已明了雙軌制思維的精髓，是在具體的改革局限條件下，推動新體制、新力量的成長，當新體制、新力量佔比越來越大時，舊的體制自然就可以平穩退出了。

從學術邏輯上看，張維迎在1984年就準確地把握到了雙軌制的精髓是放，沒有放就沒有雙軌制，雙軌制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市場體系。

1985年5月，張維迎和李劍閣合寫的《關於實行人民幣貶值和開放外匯調劑市場的建議和設想》，又提出了匯率雙軌制的思路，這又是一個文獻證據，證明張維迎對雙軌制精髓理解之深。

而莫乾山會議之後，華生、何家成、蔣躍、高梁、張少傑合作完成了《論具有中國特色的價格改革道路》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85年第2期。文中說：“我們認為，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基礎上，新的價格管理體制應以有彈性的計劃價格為主體。”也就是說，華生等人主張的並不是通過雙軌制走向市場價格體制。

這，很顯然沒有理解到雙軌制的思想精髓，從張維迎論文的認識水準上退步了，而且也不是中國價格改革的實踐的方向。

直到2008年，華生等人寫作的《令人遺憾的雙軌制發明權之爭》，仍然在從調的角度爭奪雙軌制的首創權，這真是令人遺憾的。

這麽多年來，華生等人對雙軌制的理解始終隔著一層，這種理解上的缺位很容易就會導向記憶的失真。

當然，因為當時人們的認識水準問題，當時華生等人在莫乾山上強調調的作用，很可能代表著多數人的認識水準，更適合向領導匯報。會議報告的起草小組中，有張維迎，但張維迎記得自己主要是講自己的思路，執筆的是徐景安等人。另一方面，華生等人會後也確實宣傳推廣了價格雙軌制。

從學術邏輯上看，“改革實踐者發明雙軌制——張維迎首次全面論述價格雙軌制改革理論——莫乾山會議推動雙軌制成為自覺的價格改革道路”，這樣一條邏輯主線是清晰的。

華生等人一再強調價格雙軌制理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如果說莫乾山會議的報告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華生等偏重調的人對報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確實沒有問題。莫乾山會議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重要歷史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但畢竟，莫乾山會議的報告完全不等於價格雙軌制理論首創權。以“集體智慧的結晶”為名，爭奪有文獻支持的張維迎的首創權，顯然是不符合學術邏輯的。

如果華生等人要爭奪價格雙軌制理論首創權，則需要拿出文獻證據，證明自己在莫乾山會議之前，就有價格雙軌制的思路，而不能光憑“記憶”說自己突然就成了“萊布尼茨”，甚至還貶低“牛頓”的功勞。

畢竟，萊布尼茨發明微積分之前沒有聽過牛頓講微積分。

但，華生等人確確實實先聽了張維迎的發言，然後才有了自己對價格體制改革的觀點。

而張維迎在獨自一人寫成雙軌制價格改革論文的時候，對華生等人聞所未聞。

注：經濟觀察報發表的《張維迎：我的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中，張維迎說：“儘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並系統論證了雙軌制的改革思路，但雙軌制本身不是我發明的，而是隨著1980年代初經濟結構調整、地方分權及鄉鎮企業的出現而自發形成的。我的貢獻在兩點：第一，明確把市場價格制度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第二，把自發產生的雙軌制價格從理論上提升為自覺的價格改革道路。”

注：1984年9月29日《經濟日報》摘登了三篇有關價格改革的莫乾山會議文章，張維迎的文章完全是摘錄自4月21日完成的原文，而且前面引用的有關雙軌制的那段文字完整保留著，證明張維迎向莫乾山會議提交的，的確是價格雙軌制的文章。在今天的莫乾山上，紀念莫乾山會議的展板上，也列明張維迎提交的論文是《價格體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

注：經濟日報會後選登的莫乾山會議論文價格改革專版共三篇文章，有田源和陳德尊的，有周小川、樓繼偉和李劍閣的，有張維迎的，但沒有華生等人的，這基本上可以證明華生等人提交莫乾山會議論文不是價格改革方面的。考慮到當時他們都是即將完成學業的碩士研究生，可以合理推斷，他們提交的論文應該與其碩士論文主題相關。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博士碩士論文選-1985年》中，有華生的碩士論文《論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何家成的碩士論文《試論我國職工的工資補償》，張少傑的碩士論文《經濟調結體系的比較》。此書沒有收入高梁和蔣躍的碩士論文，從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資料室可以查明，高梁的碩士論文是《模式轉換中的宏觀經濟控制》，蔣躍的碩士論文沒有出現在《中國人民大學一九八五年研究生碩士論文摘要集》，也沒有在其他數據庫查找到。這也足以證明，華山等人提交莫乾山會議的論文與價格改革無關。華生等人也沒有披露他們提交莫乾山會議的論文是什麽。

注：莫乾山會議後，以理論組為主同浙江人民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的《青年經濟學叢書》，其編委名單證明，何家成、張少傑、高梁和蔣躍是理論組的。華生屬於什麽組沒有查到。但據會議組織者之一劉佑成回憶，華生應該分在企業組（這和華生的碩士論文《論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相對應），可以肯定不是價格組的。

注：在莫乾山會議之前完成的兩個版本中，張維迎講的都是逐步的放，而不是一次性全部放開。他強調“價格改革是一個連續的逼近過程”（兩稿），不應求“畢其工於一時”（第二稿），主張對計劃內部分的價格改革，“牌價與市場議價相差過大的產品可以實行分階段放，或者先調後放”。

注：張學軍、邊勇壯《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上）——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歷史考證》中說：“最近一位被‘做工作’的莫乾山會議重要參加者是王曉魯。王曉魯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寫了一本書。前一陣原體改所老人聚會，據知情人說：張維迎劈頭蓋臉給王曉魯來了一頓說，說王曉魯的書把莫乾山和雙軌制歷史寫錯了，逼著王曉魯修改。性情溫和的王曉魯只好當眾說，你把你說的新材料和掃描文章給我，如果確實，我下次再版時修改。”

王小魯發表《關於價格雙軌制之爭及其他》說：“第一，不存在文中說的這樣一次“體改所老人聚會”；更不存在張維迎衝我‘劈頭蓋臉來了一頓說’、逼我修改書裡內容的事。文中說的‘知情人’是誰？語焉不詳，如果確有其人其事，兩位文章作者不妨如實指明。真實情況是，張維迎讀到我的書後，微信發給我他寫於和印發於1984年莫乾山會之前、後投寄給莫乾山會議參會的文章影印件，只是供我參考。”“在重讀了張維迎文章後，我發現原來的敘述不全面，張維迎的文章早於會上的‘調放結合’派提出了價格雙軌制改革。”“我認為既然有明確證據張維迎的文章在先，應當在敘述莫乾山會議貢獻的同時，實事求是地承認他這一更早的貢獻，因此在書裡作了修改補充。這是為了尊重事實，是一個持公正立場的學者應采取的態度，完全不存在所謂被逼的情況。兩位作者想象我‘被做工作’，被‘逼著’，‘只好’修改自己的說法，似乎是要證明‘逼迫者’行為不端，而我的修改也不值得相信。看起來兩位作者在這場爭論中似乎在以不恰當的方式支一派、壓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