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將殺死220萬美國人？科研成果為何成“謊言”？

編者按

新冠疫情是當下公眾關注的熱點話題，有關新冠的各類科研成果是媒體的傳播重點，但其中也存在著爭議和誤解。

當所在研究領域成為“顯學”時，科學家應該如何“正確地”發聲？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Sandro Galea教授專門撰寫評論《The COVID Conversation》，刊發於最新出版的獨立國際科學評論季刊《Inference》，收錄在《新型冠狀病毒和新冠肺炎》特別專題。

經授權，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WLF）全文編譯刊發。

作者介紹

圖｜波士頓大學

Sandro Galea是一位醫生、流行病學家和作家，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在2016年被波士頓大學授予了“Robert A. Knox教授”的職位（該職位成立於2012年，旨在表彰在學術、研究、教學以及社會影響方面表現出卓越的波士頓大學教員）。

新冠肺炎中的對話

Sandro Galea

全世界都在經歷著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在第一個有記錄的病例出現後的三個月內，全球幾乎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接受了不同形式的隔離。

圖｜The Atlantic

科學家們努力去理解一種新型的、他們壓根就不甚了解的疾病；而政策的制定者也爭先恐後地搜集可以指導政策的數據。

大概從2020年1月至今，研究新冠肺炎的科學論文過兩周就會翻一番，現在論文綜述已經超過了10萬篇。

由於新冠相關信息的爆炸式增長，與衛生系統相關的科研界轉向預印本出版，即不經詳細的審查就上傳到網絡上的研究成果。

杜克大學分子遺傳學和微生物學博士Ben Mudrak總結的三點預印本的好處：大多數預印本都被分配了一個數字對象標識符（DOI），這使得你的工作成為學術記錄的永久組成部分--在任何關於誰先發現某項成果的爭論中都可以作為參考佐證；更快地收獲到讀者反饋；更多地被引用。圖｜AJE

新冠的大流行點燃了全球媒體的激情，無論是以印刷品、視頻還是音頻的內容輸出方式，它們都在爭相報導。而這種現象是傳媒業最近10年巨變的必然結果。

媒體的疆域曾經被一小部分主流媒體所主導，而現在已經是處處開花。聲音片段、頭條新聞和視頻片段都成為了公共交流的一部分。

新形成的媒體格局並沒有嚴謹地將同行評議的論文、上傳的預印本和評論性的文章區分開來。一項關於加州聖克拉拉縣COVID-19血清流行率的預印本研究在預印本網站medRxiv上發表後，火速被刊登在了頭版頭條上。

medRxiv（發音為 ‘med-archive’）是醫學和健康科學領域預印本的免費在線存檔和分發服務，允許研究人員在學術期刊上進行同行評審和發表之前分享手稿。圖｜HighWire

在流行病學家還沒有來得及評論這篇論文中的許多錯誤前，新聞媒體已經在報導新冠病患的傳播“是確診病例的50至85倍 ”。

當然也不乏報導大肆宣傳羥氯喹等藥物的效果，還有些報導則致力於通過不同傳染病模型做出預測。

有一家新聞網站直接援引倫敦帝國學院發布的一個極具爭議的模型，宣稱：“新冠可能導致220萬美國人死亡。”這些快速但卻碎片化的信息，成為了政治家決策的信息基礎，最終影響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生活。

所有這一切都應該讓我們反思，思考過去幾個月科學是如何運作的，以及科學社區在面對這次疫情時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應對方式。

的確，過去幾個月科學界在很多方面的運行不負眾望。科學界遭遇重大挑戰，全力以赴去應對。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傳統的科學運行方式在這段時間裡的效果如何還難下定論。理解自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科學”出錯的概率並不低。

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美國著名化學家，195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曾經預言了一個三螺旋結構模型是DNA的基礎結構。

Linus Carl Pauling（1901年生）在1952年提出的DNA結構的錯誤三螺旋模型。圖為1976年建立的空間填充模型。圖｜Getty Images

顯然，這個預言是完全錯誤的，但他的論文已經被引用了成千上萬次。出錯並不可恥，同行評議的目的就是為了發現錯誤。

但是，同行的評議者往往是以與作者相同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的，因此還需要其他群體來了解真相。在過去的幾個月裡，這些都是不可能的。

那麽，這個特殊的時期有沒有教會我們什麽有關科學的東西？科學在這個特別的時刻又該扮演什麽角色呢？

我有三點看法：首先，科學是複雜的，它必須包含非常多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也必須歷經一系列漫長的步驟來進行他們的工作。任何特定的科學發現都只是冰山一角，而不是全部。有意義的政策很少能取決於一篇科學論文。

然而即使這一點在科學界內被視為金科玉律，在科學界以外卻很少有人理解。我們做科研的有責任時刻將這一點銘記於心：我們的工作仍然只是難題中的一小部分。遺憾的是，媒體不會說明這個問題。

第二，理解自然仰仗於對現實的“假設”，這些假設與這個混亂、複雜和真實的世界有所區別。例如，科學家假設一個真空環境，以便研究運動和加速度。

傳染病傳播的研究也是如此。幾乎所有在COVID-19早期報導中佔主導地位的傳染病傳播模型都建立在同質混合的假設上，也就是說，攜帶疾病的人會與總體人口的所有部分均等地混合。

但人群的組成遠非同質。這個假設可能對於特定的目的是合理的，但是當實際情況是異質混合時，同樣的假設會導致傳染病預測極度失準。媒體在報導科學發現時，一般不會把假設也放在報導的重要位置，所以只能科學家自己加倍努力了。

媒體作為傳播的有效途徑。圖｜Seameo Cell

第三，處在這個新冠大流行的特別時期，我想我們也都明白了：當遇到麻煩的時候，這個世界也的的確確有在關注科學。

這意味著我們要謹小慎微地對待我們傳達的內容，以及內容的輸出平台，尤其是預印本的模式可以規避掉同行審查的情況下。

這就要求我們對發表的內容進行約束和判斷。它也要求我們對自己的工作擔負起更大的責任。

如果你指望著媒體會對科學家的工作分門別類，做出恰如其分的表達，那你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還不夠好。這應該是我們的責任。

舉例而言，意大利倫巴第大區超過16000例新冠患者的死亡總有源源不斷的報導。

倫巴第大區是意大利新冠疫情最為嚴重的地方。圖｜Evening Standard

但意大利西西裡島上不到300例新冠死亡病例卻罕有人提？

事實上，這兩個數據在了解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上起著不分軒輊、旗鼓相當的重要意義，而隻把焦點對準前者的數據不僅會加劇恐懼、加深憂慮，也會讓大眾一葉障目，忽略目前我們所處境遇的複雜性。

儘管我們羞於承認，但是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除了危機外，也會有新的機遇。

COVID-19教育我們：科學可以迎難而上，這正是科學發展的基礎。

科學家在這個特別的信息爆炸的時刻，正處於一場對抗假新聞、虛假宣傳和荒謬的傳聞的戰爭中。圖｜推特

新冠的大流行還告訴我們：科學為決策，包括快速決策提供了依據。但是，為了使科學恰如其分地發揮作用，我們這些科學家必須以負責的方式行使自己的影響力，我們需要比過去幾個月做的更好。

科學家漫畫。圖｜depositpho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