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記者 張明麗
編輯|王延春
疫情之前，四五線城市的消費在升級，但一線城市消費乏力。疫情之後，一線城市人均消費還在增長，四五線城市（包括農村）的人均消費在快速下跌。低收入人群的消費情況不如高收入人群的趨勢引起業內人士關注。
“新冠肺炎大流行加劇全球財富不均情況，沒有社會安全網的窮國人民受到最大打擊，發達國家央行買債刺激經濟則對富人有利。” 7月2日，世界銀行行長戴維·馬爾帕斯公開表示。
8月20日，馬爾帕斯再發警告稱，新冠肺炎疫情或令1億人重新陷入極端貧困，根據5月世界銀行的預估，這一數字為6000萬人。馬爾帕斯說，如果疫情惡化或持續下去，這個數字可能會更高。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實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疫情屬於外來衝擊，在不同時期、不同背景下，外來衝擊對貧富差距產生的影響可能不同。一般來講，經濟會率先受影響。一些國家在出現金融危機後貧富差距可能縮小，因為企業老闆、金融機構投資者等高收入群體受挫更嚴重。“但就中國而言，疫情之下收入差距擴大的可能性則更大。” 李實說。
京東數科研究院院長沈建光也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近十年第一次出現農村收入增長慢於城鎮的情況，這值得關注。”
此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呈現縮小態勢。《財經》記者通過梳理公開數據發現，自2010年以後，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提速。2010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為14.9%、11.3%、10.3%；自1989年來首次全面反超城鎮居民收入增速和經濟增速。2011年，三者增長率分別為17.9%、14.1%、9.2%，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的態勢進一步顯現。2019年，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繼續縮小。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增長9.6%，比上年加快0.8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增長7.9%，加快0.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平均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1.7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比值由上年的2.69縮小至2.64。
然而疫情之後，這一態勢有所變化，這一變化是否成為趨勢，仍有待進一步跟蹤觀察。
沈建光對《財經》記者表示，疫情之下貧富差距擴大，一方面將對中國經濟復甦的可持續性帶來較大挑戰。儘管當前復工複產已經基本恢復到疫情之前水準，但較之工業生產、投資等重要經濟指標的反彈，居民消費反彈仍然緩慢，分析京東線上消費的大數據發現：目前製約消費反彈回暖的重要因素就是收入差距擴大，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復甦程度遠低於高收入群體。
“毋庸置疑，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一定社會風險”，李實說，中國還沒出現西方國家的嚴重社會衝突，這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中國居民收入增幅大。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中國“收入差距擴大”主要體現為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速不及高收入群體，“但大家收入都在增長，因此產生的不滿情緒不會那麽強烈。”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還面臨著一定風險及不確定性，如果經濟增長下滑，收入差距帶來的風險就會集中顯現。“歐洲每年經濟增長率維持在1%-2%的較低水準，此時如果大部分經濟增長成果被高收入群體拿走，社會不滿情緒就會迅速上升。”李實表示，一旦社會差距轉化為財富差距，人群分化為窮人和富人，不同收入群體及社會階層就會形成不同的文化觀念及世界觀。利益格局形成後，再改變會十分困難。“防患於未然，我們還不能盲目樂觀。”
四五線城市與一線城市對調
儘管宏觀數據顯示四五線城市居民消費在增長，客源增速也高於一二線城市，但沈建光認為，這是由於四五線城市客源在增加，而非個體收入上升，實際上，用大數據分析得知：四五線城市居民人均消費在下降。
“這與疫情之前情況相反。”沈建光表示，疫情之前，四五線城市的消費在升級，但一線城市消費乏力。疫情之後，一線城市人均消費還在增長，四五線城市（包括農村）的人均消費在快速下跌。
從人口遷移趨勢可以看出四五線城市客源增加原因及人口收入降低現狀。京東物流數據顯示，疫情期間，不少人收貨地址從一線城市轉移至四五線城市，其中超過50%為低收入的農民工群體。“疫情導致就業機會減少，低收入群體就業受衝擊明顯。”沈建光對《財經》記者表示，餐飲、酒店、家政、維修、影院等高接觸性服務業受影響最大，不少企業倒閉、停業，而這恰恰是低收入群體，特別是進城務工人員集中的就業崗位。疫情之後，他們可能會繼續留在農村，相較於一線城市，這部分人的收入不可避免地降低。
沈建光分析，疫情之下貧富差距擴大還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
一是疫情下中小企業運行困難，京東數科研究院對萬家上市企業的經營數據研究顯示，疫情最嚴重的一季度，A股民營上市公司淨利潤下降30%，營收下降10%，廣大中小微企業的經營壓力更大，使得降薪、績效工資下滑以及隱性失業的現象大量存在。
二是線上化程度高的行業受衝擊小，但主要是高收入群體從事的行業。疫情之下，在線娛樂、在線教育、在線辦公、遠程醫療、線上生鮮銷售等新模式對衝疫情作用明顯。分行業來看，計算機服務和軟體業、金融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行業線上化程度更高，這些行業往往是高收入群體集中的行業。
貧富差距擴大影響國內大循環
數月來，中央多次重申，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李實表示，以往國內循環過度依賴投資和對外貿易，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是短板，打通國內循環，就要提振內需、促進消費、注重公平分配，有消費才有內需，繼而拉動投資，促進國內市場做大做強，構建國內經濟良性循環新格局。
李實認為，中低收入群體可根據收入水準再細分為兩類。一類是剛脫貧或仍處於貧困狀態的群體，據測算，中國還有3億多人月收入低於1000元。他們的消費率接近100%，個別年份甚至超過100%，意味著要靠借債消費。對於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刺激消費。
另一類月收入在1000元-3000元之間，在中國大約有5億-6億人。他們的消費率大概在60%-80%之間，具有潛在消費能力，但實際消費可能低於預期。一則因為購房、教育等剛性儲蓄很難轉化為消費；二則養老、醫療等現實問題也會“逼迫”家庭選擇儲蓄。“除非政策調整，政府承擔更多養老負擔，他們可能會調整儲蓄行為，減少儲蓄。”李實表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提升消費還應做更多研究，更要觀察哪些群體還有消費潛力，政策的制定也應該更能針對特殊群體。
具體提高收入上，李實認為，疫情期間對困難群體提供救助屬於救急之策，而從長期來看應從宏觀政策層面考慮問題。具體而言，首先要在國民收入分配的基礎上做出調整，盡可能多增加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相應減少政府、企業和資本收入。其次要調整個人收入分配關係，例如適當增加高收入人群的稅收，以及給低收入人群增加轉移支付，提高他們的收入，以此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此外，調整政府支出結構是關鍵，行政管理支出、投資項目支出可以適度減少；民生福利、公共服務支出可以提高，讓老百姓得到更多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他們自然會減少儲蓄、增加消費。
沈建光認為，縮小貧富差距是雙循環格局的必然要求。雙循環的本質就是要解決發展中的不均衡問題，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中，供需失衡、區域失衡、行業失衡、企業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劇，成為困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難點，而這些在居民端的體現便是收入差距的擴大。中國是擁有14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場，平均收入達到1萬美元，未來通過優化經濟結構，縮小收入差距，持續釋放內需潛力，緩解結構性失衡，是立足雙循環格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宏觀政策托底補救
在“中低收入階層消費增長與國內經濟大循環”月度研判會上，李實提出，如果中低收入階層消費上不去，會影響全社會消費，並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陷入惡性循環：消費水準低導致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增長緩慢又反過來影響他們的消費水準。
如何對衝新冠肺炎疫情給經濟帶來的深遠影響？如何確保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
李實認為，初次分配方面，要盡可能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要素市場是否完善、各種生產要素能否形成公平合理有競爭性的機制，會對初次分配產生重要影響。目前勞動力市場存在分割嚴重的問題，例如戶籍制度造成的就業機會的不公平，城鄉收入差距大；農民工遲遲不能市民化，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務，帶來城市內部收入差距擴大。且迄今為止資本市場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大資本與小資本受到不同的對待，享有不同的政策優惠，獲得不同的收益率，土地市場更是不堪一提。如果生產要素市場沒有得到有效的發育和發展，分配關係、要素報酬的決定機制就不能很好地建立起來，進而出現分配結果不合理、分配機制扭曲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擴大收入差距，也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再分配方面，應進一步強化政府作用。過去受發展階段限制，為了兼顧公平與效率，政府在再分配中發揮作用不大。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及居民收入水準提高，政府職能應予以強化。一是通過稅收手段；二是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進行更大力度的收入再分配，從而縮小收入差距，例如低保、社會救濟、對特殊人群的現金補貼等。“近幾年，中國在分配制度上有所改善，但還遠遠不夠。之後我們可能會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相應的再分配政策還沒跟上。”李實說。
沈建光認為，考慮到低收入群體受到疫情衝擊更大，接下來政策應更大程度傾斜這類群體。近年來，中國一直致力於脫貧攻堅、推動農村土地改革、落實房住不炒、加大反腐力度等有助於縮小收入差距的工作。具體來看，“十九大”以來，中國圍繞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出一系列安排，2019年全國1109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連續七年脫貧人數在1000萬人以上。財政支持增速較快，2019年中央財政安排補助地方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超過1200億元，同比增長近20%；此外，針對房地產市場價格快速上漲，中央近年來堅持房住不炒措施，也有助於降低財富效應下的收入差距擴大。展望未來，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進一步完善與改進社會保障制度，將有助於改善低收入群體生存壓力，提高財產性收入，縮小收入差距。
針對疫情導致的收入差距擴大，他建議，短期來看，宏觀政策可以在個體、企業、行業三個層面綜合發力；並集中發力於精準扶貧、產業扶貧、提升行業數字化水準等，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提振內需。
從個體層面來看，應精準識別貧困群體，通過“就業扶貧”與“消費扶貧”聯動效應確保“脫真貧”、“不返貧”，達成2020年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目標。應加大就業扶貧力度，針對疫情衝擊下城市就業機會銳減而返鄉的群體提供就地就業機會，打通工作堵點；加快完善社會安全網，支持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提升就業核心力；建立消費扶貧協作機制，鼓勵地方政府、線上平台、貧困農戶三方協作，疏通貧困地區農產品供銷關係、提升商貿流動效率；動態監測不穩定脫貧戶、邊緣戶，對易返貧人群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
從企業層面來看，應加大援企穩崗扶持力度，落實紓困惠企的產業扶貧政策以確保產業扶貧取得實效，穩定低收入群體就業基本面。以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作為穩內需、穩消費的重要抓手，積極發揮龍頭企業產業引領作用，並培育能夠帶動低收入群體增收的市場主體；持續落實定點幫扶政策，如減免、降低或延期支付稅費、完善公積金制度等；注重貨幣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強調貨幣政策穩定市場流動性與降低實體企業成本，金融信貸政策做好撥備的同時鼓勵金融機構特殊時期不抽貸、斷貸、壓貸，財政政策兼顧企業減負與加大政策性融資擔保、金融風險處置、為銀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緩衝的平衡。
從行業層面來看，應提升產業數字化水準，讓更廣泛行業享受技術紅利。疫情之下危與機共生並存，疫情為中國經濟帶來前所未有衝擊的同時，也為培育產業數字化的經濟新業態提供了廣闊空間。未來應大力鼓勵和推進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通過發展線上與線下業務融合的商業模式助力更多行業形成數字經濟新實體；應注重激發數據要素流通，通過數據資源安全共享開放，推動創新生產要素供給方式；同時，應加大對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加快促進產業升級，擴大有效需求，保障基本民生。
李實表示，國際社會提倡“包容性發展”，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讓低收入群體也能參與發展過程、分享發展成果。在這樣的理念引領下，國家頒布宏觀政策應盡可能考慮可能對低收入群體就業和收入造成的影響。例如，正像很多國家投資之前，要做環保評估一樣，國家在實施一些新的宏觀政策或調整現有政策，如調整銀行利率、增加貨幣供給量、進行大型項目投資之前，也要考慮這些政策變動在多大程度上惠及低收入群體，是否會對他們產生傷害，也需要做這方面的評估。如果高鐵建成後隻對富裕者有好處，忽略了大多數中低收入群體的，那麽項目本身是否要實施，要打一個問號。因此，我們也要引進相應的評估手段，對宏觀政策和公共投資項目在惠及面上進行合理評估，讓它們更能惠及低收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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