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俠客夢’，既有入夢時的香甜，也就有夢醒處的苦澀，這點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夢並非‘來無影，去無蹤’，而是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歷史記憶。”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他的關於中國武俠小說的著作，《千古文人俠客夢》中這樣寫道。
一．古代武俠小說
早在先秦，“武俠”便已有端倪。“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那時關於“俠”的形象還是模糊的，一直到西漢《史記》的《遊俠列傳》，“俠”的基本特徵才較為精細地勾勒出來——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敢於犧牲生命去救助他人，卻不自我誇耀。
《燕丹子》是中國武俠小說的第一部作品，旨在頌揚俠客義士報恩復仇、鋤強扶弱、仗義行俠之俠義精神。這一時期可以看作是武俠小說的萌芽期，雖有跡可循，但終究還只是個雛形，有其毛羽，血肉筋骨卻欠缺，尚停留在“史”——實錄的範疇。
唐代的中國，天氣磅礴，是一個充滿著遊俠精神的浪漫時代，豪俠小說便是這遊俠精神的最好注腳。唐代的豪俠小說進入了武俠小說的形成階段，不僅數量豐富，而且藝術性和思想性都達到了較高水準。羅立群對唐代豪俠小說讚譽有加，稱其“是唐代小說中重要一支，是唐代小說藝苑中一朵奪目的鮮花，也是中國武俠小說發展史上至為重要的一環”。
唐傳奇中，“豪俠”作為三大表現題材之一，湧現了諸多佳作，如《謝小娥傳》、《昆侖奴》、《聶隱娘》、《虯髯客傳》、《紅線》等，大體構築了武俠活動的基本場景——江湖，集中塑造了一批俠者形象，難能可貴的是一些女俠形象，如紅拂、聶隱娘、紅線等，這些豪俠小說不僅為唐傳奇添彩，更重要的是給後世的武俠小說創作帶來了靈感。在豪俠小說中，“仗義”“報恩”“比武”成為了三大故事主題，後世的武俠小說也大多如此。
宋人在傳奇創作方面，基本沿襲唐製且稍有發展。元代，關於武俠的創作缺少突破，俠客形象也沒有亮點。
明清是中國武俠小說的繁榮階段，盛行的類型有俠義公案小說、兒女英雄小說、忠義俠盜小說、幻想仙俠小說等。在此之前，有一本英雄傳奇堪稱古代武俠小說中的里程碑，它就是《水滸傳》。
這是一部富有傳奇色彩的俠盜小說，同時也體現著統治階級“忠孝節義”的倫理觀念，後又經文人多次加工，突出其忠義，保存其俠氣，減弱其盜意，從而表現了替天行道、行俠仗義、報恩復仇、保家衛國等傳統主題，因此小說體現出來的俠義觀念與統治階級所倡導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相吻合。
《水滸傳》算得上一部“既能讓大眾喜聞樂見，又能承載中國文化，還能符合中國主流價值觀的優秀作品”，因此它得以“深入人心，播騰人口，街談巷論，流傳不息”。
陳洪綬繪《水滸葉子》
因為《水滸傳》的家喻戶曉和巨大成功，一批忠義俠盜後繼之作應運而生，如《水滸後傳》、《後水滸傳》、《綠牡丹全傳》等。到清代，俠義公案小說成為武俠小說主流，代表作品有《施公案》、《彭公案》、《三俠五義》等。
俠客與清官結合，俠義與公案合流，使之合情合理又合法，既確保了俠客義士個體自由之特立獨行之精神，又突出了其制度補丁的作用，“清官側重於為國為君，而俠客義士側重於打抱不平，為義為民”，人民寄希望於俠客，也寄希望於清官，因此俠義公案小說在封建統治思想濃厚的清代尤為盛行。
明清興起的才子佳人小說也滲透到武俠小說創作中，出現了一些俠情兼備的小說題材樣式——兒女英雄小說，較為出名的有《俠義風月傳》、《兒女英雄傳》，雖然小說充滿了一些道德說教和封建名教氣息，但對以後武俠小說摹寫人情世態（民國舊武俠小說）和闡發人性（港台新武俠小說）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視角。
《兒女英雄傳》
二．民國舊武俠小說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史不僅是一部中國人民的屈辱史，更是一部英勇的中國人民的抗爭史，同時也是中國人民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探索史。內憂外患的歷史困境，軍閥混戰的現實遭遇，而手無縛雞的知識分子和蒙昧無知的社會大眾卻對此無能為力，但愛國之心、民族大義人皆有之，又適逢“小說界革命”大行其道，因此，充滿著俠義精神的武俠小說風靡神州大地。
例如，向愷然為覓救國之道，留學日本，後根據親身所見所聞寫就數十萬字《留東外史》，“內容涉及日本國度的人情風俗，中國僑民的所作所為，留日學生的異聞豔跡，以及為了鍍金而出洋留學者的言行舉止等。作者要以此書‘與惡黨宣戰’，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這一時期的武俠小說以技擊類為主，平江不肖生（向愷然）於1923年出版的《江湖奇俠傳》引爆了武俠小說的創作狂潮，白羽、鄭證因等都是武俠技擊小說寫作的高手。技擊類武俠小說外，還有以王度廬為代表的俠情小說，以還珠樓主（李壽民）為代表的奇幻仙俠小說。根據創作的先後順序，我們下面簡要論述幾位民國武俠小說大家。
首先登場的是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俠義英雄傳》兩部作品享譽海內，其內容彌漫著俠義精神之風，火燒紅蓮寺、大刀王五、霍元甲等故事婦孺皆知，讀之令人精神大振。
第二位是與向愷然齊名的“南向北趙”中的趙煥亭，其代表作品有《奇俠精忠傳》、《英雄走國記》，他擅長講故事，布局張弛有度，情節緊張刺激，語言詼諧生動，思想卻是俠義公案小說忠孝仁義一路，可以看作是民國武俠小說與古代武俠小說的過渡之作。
第三位是顧明道，其最負盛名的作品是《荒江女俠》，此書打破傳統章回體全知敘事模式，間或採用現代限知敘事，製造懸念和神秘感，收到奇效，為後世所仿效。舊派武俠小說家平江不肖生、趙煥亭、顧明道，時人譽為“武俠三鼎甲”。
第四位是還珠樓主（李壽民），奇幻仙俠類小說一代宗師，也是網絡奇幻小說的來源一極，《蜀山劍俠傳》在業界評價甚高，如台灣學者葉洪生就讚譽有加道：“在過去千余年的中國傳統小說史上，有談儒家忠孝節義者，有談佛家因果報應者，更有談道家神仙、術數及狐鬼修行者；但從未有一名作家或作品將儒釋道三家之思想學說精義共冶於一爐而予以高度藝術化之發揮者——有之，則自還珠樓主始。”
第五位是王度廬，以俠情悲劇小說聞名，代表作品是“鶴—鐵”系列五部曲《鶴驚昆侖》、《寶劍金釵》、《劍氣珠光》、《臥虎藏龍》、《鐵騎銀瓶》，小說以情為主，以武為輔，使人讀之悲中含笑，笑中含淚。
第六、第七位是技擊派大家白羽、鄭證因，其代表作品分別是《十二金錢鏢》、《鷹爪王》，二人對新派武俠作家影響較深。
第八位是朱貞木，說他技壓群雄有些過，但他采擷眾長，自成一家，成為武俠小說史上承先啟後的集大成者，被後人尊為“新派武俠小說之祖”。代表作品有《七殺碑》、《羅刹夫人》、《虎嘯龍吟》等。
三．港台新武俠小說
港台新武俠代表著中國武俠小說創作和影響的巔峰時代，梁羽生、金庸、古龍武俠三大家真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倪匡、溫瑞安、黃易、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柳殘陽等，也都算得上武俠名家了，一時間，群雄畢至，俠士鹹集，將武俠小說推向了歷史最高峰。
梁羽生
之後的大陸新武俠雖然信誓旦旦誇下海口意欲超越前者，但終究只是在梁金古溫黃偉岸身影下過活，而另辟新路、“劍走偏鋒”的網絡奇幻小說雖然質量良莠不齊，也缺乏代表大家，但生機勃勃，作者前赴後繼，層出不窮，前途反而不可限量。
金庸
關於港台新武俠小說，不論是其發展軌跡和流變，還是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大眾都較為熟悉，因此本文不再贅述，隻撿其一二加以論述。
首先，港台新武俠的繁榮與成功詮釋了武俠小說的旺盛生命力。“武俠小說因其扎根於民間，承繼著中國的道德和文化傳統，凝聚著中華民族思想意識之結晶，既源遠流長，又適應大眾的情感、趣味，是中國廣大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一種文學樣式，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極強的。”從梁羽生到金庸到古龍，武俠小說從古典主義走向現代主義，家國敘事與自我表達達到統一，是了解和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想文化的一把金鑰匙。
古龍
其次，金庸以深厚功力終結了古典武俠小說，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古龍以不世才情開啟了現代武俠小說，開創了武俠創作的另一片天地。在金庸筆下，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俠之小者行俠仗義、濟人困厄，俠義精神符合傳統文化道德；而古龍之於武俠，正在於求新求變，俠義與江湖同在，情感與人性共存，俠義精神上更多的是現代觀念，比如愛與寬容。若比較來看，古代武俠小說注重的俠義精神是義，民國舊武俠是情，而港台新武俠是人性。
倪匡
再次，80年代中旬後，武俠小說發生了些微的變化。金庸封筆古龍逝，時無英雄承其志，又逢影視網絡起，紛紛跳水為“名利”。以梁羽生金庸古龍為代表的港台新武俠後是“後金庸時代”，溫瑞安、黃易 勇挑大旗，捉刀奏筆書寫江湖，怎奈時代發展太快，後現代消解與顛覆著古典與現代模式，而唯一不變的是這個社會一直在變，武俠小說也在經歷著這場“突變”與“裂變”之路，結構框架，敘事語言，價值取向，一切都還處在解構與重構之中。
溫瑞安
現代武俠小說出現於民國時期，這一時期的武俠被稱為“民國舊武俠”，代表人物有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等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武俠文學曾一度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直至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才開始復甦。30年間，當代新派武俠小說在港台地區發揚光大，梁羽生、金庸、古龍三家鼎立，各顯神奇。到了1980年代中期，梁羽生、金庸封筆，古龍逝世後，武俠小說的創作便進入了“後金庸時代”，並一直持續到今天。
黃易
港台武俠文學的輝煌與現狀
1952年，梁羽生寫下了“新武俠開山之作”的《龍虎鬥京華》，並由此揭開了港台武俠小說從1950年代發展至今的序幕。
直至1984年封筆時，梁羽生共出書35部，是新舊武俠小說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他奉行“寧可無武，不可無俠”的道德觀念，追求“文心俠骨，統攬孤懷”的精神境界。他筆下的主角多為俠派正統角色，是時代精神的代表和人民的化身。《龍虎鬥京華》中，丁派太極門的高手柳劍吟堅持“反清滅洋”，卻被“保清派”殺害，最終其女柳夢蝶為他報仇雪恨；不過，梁羽生作品在大氣的一面下，也常被詬病主題思想的單一化和人物形象的符號化，難免令讀者感到“乏味”。從上世紀60年代起，他開始創作《大唐遊俠傳》等野史型作品，儘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始終不及早期創作的水準。
梁羽生曾評價自己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風氣者，是金庸將其發揚光大。作為上世紀60年代武俠小說界的“武林盟主”，金庸以曲折動人的故事，懲惡揚善的主題收獲了一大批讀者的同時，還善用反諷使故事增添了詼諧幽默的氣息。不同於梁羽生一直致力於描寫人間正道，金庸在《鹿鼎記》等作品中，用韋小寶等背離儒教正統和俠義精神的人物揭示了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並進行批判。
因此，他的創作跳脫了前人的精神框架，使武俠更接近人性的本質，人物和故事也都更貼近現實。藝術成就方面，金庸筆下人物的性格鮮明飽滿，故事恢弘大氣，熔歷史與詩情於一爐，構思巧妙又富有新意，留下了一部部武俠經典。1972年，金庸宣布封筆，但時至當下，“金庸熱”仍未褪去——他的作品仍受廣大讀者青睞，並多次被改編成膾炙人口的影視作品。
港台武俠文學輝煌的30年中，古龍是唯一能與梁羽生、金庸相提並論的武俠文學大家。晚於梁金兩人，古龍在上世紀60年代才憑借處女座《蒼穹神劍》進入文壇，並在上世紀70年代達到創作高峰。他借鑒西方的偵探小說和間諜小說，創作出《楚留香》、《白玉老虎》等情節詭譎奇異的作品，帶有濃烈的懸疑氣息。
同時，古龍善用短詩、短句，營造出幽遠飄渺的意向，使小說具有詩化、散文化的特點，筆下的俠客，如西門吹雪更有著現代人的內心矛盾和精神痛苦，而不是以往那種超脫世俗的大俠。在創作後期時，他更偏愛寫短篇小說，用短幅的故事去表現他的奇詭、多變的風格。古龍的創作不僅催生出丁情、溫瑞安等“古派”作家，更是開了現代武俠小說的先河。
如何在前人的輝煌中走出一新路，是“後金庸時代”的創作者面臨的困境和挑戰。其中，新派武俠五大家的溫瑞安，黃易脫穎而出。從1970年代至今，溫瑞安的創作沿襲了古龍的現代武俠主義：不注重故事的時代背景，而是著筆於人物和個體；語言玄乎飄渺，情節詭異。黃易則擅長將歷史、科幻結合，獨創的“靈幻小說”帶有強烈的哲學思考，自成一家。
小說之外，“武俠”也有新發展。杜琪峰的黑社會武俠，徐克、王家衛的武俠電影，都為香港的武俠文學注入了新內容。網絡的發展、女性作家的增加及奇幻等新元素的加入，讓港台的武俠文學一直處於變化中。
《一代宗師》中，宮二和葉問在切磋武藝
“後金庸時代”武俠小說何去何從
相較於上世紀50-80年代，“後金庸時代”的武俠文學雖有發展，但總體還是呈衰落之勢。個中原因，除了梁羽生、金庸的封筆，古龍的逝世之外，也與武俠文學創作的社會環境、讀者閱讀偏好和作者創作水準有著莫大的關係。
“後金庸”時代的港台地區，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消費社會。影視、電字傳媒的發達，對小說等文字傳媒造成極大擠壓；大量武俠及動作漫畫的興起，取代了武俠小說文字的功能。網絡在為武俠文學創作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消極影響。沒有了出版社、雜誌社的專業把關，一大批低級庸俗的作品充斥在讀者眼前，經典之作卻少有。
在消費社會的影響下，讀者的閱讀偏好，文學審美也發生了變化。“快餐式”文化橫行使部分讀者更追求簡單、刺激的閱讀快感，而放棄了慢慢品味文學經典裡的智慧與內涵。相比作家著力描寫的“俠義”和龐大、精細的武俠世界，在亞文化背景下，讀者的獵奇心理的使他們更喜歡毫無意義的爭鬥和充滿血腥、殺戮的畫面。這也進一步影響了武俠文學的創作，刺激了劣質作品的產生。
在大眾文化的視覺化，娛樂化和人們閱讀偏好、審美趣味的改變的情況下，武俠小說及其他大眾文學的作者逐漸向純娛樂和藝術快感傾斜，故事情節也多有雷同。作家的創作失去個人特色，創作態度也越來越不嚴謹，作品的總體質量也不如以前。
例如，溫瑞安被認為更注重形式的革新而非內容的創造，藝術成就也就難以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徐淵在《金庸小說與“大陸新武俠”創作》中指出，金庸的小說之所以大獲成功，其原因在於金庸的創新性、對人物的把握以及對文化展示與傳播的促進作用。這是現今大多武俠小說創作者沒有做好的。
吳秀明、陳潔在《論“後金庸時代”的武俠小說》中表示，武俠小說是一個永遠開放的體系，它需要創新，即使這種文體和觀念革新很難。但惟其如此，它才有意義值得讀者不斷去探索、去實踐。
“後金庸時代”裡，港台武俠文學是否能走得更遠，還是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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