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自幼家貧，酷愛讀書，晚年撰寫自己的生平時，對祖父的回憶隻提及兩部書籍。其中，“手抄《五經》一函，由先父以黃楊木版穿棉帶裹扎，並鐫親書‘手澤尚存’四字”，另一部是“大字刻本《史記》”。這兩部書深深影響了幼年錢穆，“余自知讀書，即愛《史記》，皆由此書啟之”。
1909年，錢穆在常州府中學堂讀三年級時，偶然見同學看《曾文正公家訓》，沒想讀了就放不下。次日一早，錢穆跑到校外書店買書。當時的書店大門是一塊一塊的長木板拚接的，店家剛開門，木板還沒卸完，錢穆從門縫中側身竄入，急問有沒有 《曾文正公家訓》，連家書一起付款購買。此後，這家書店就成了錢穆的私人圖書館，給了他極大的幫助。
1914年，錢穆在無錫縣立第四高等小學任教，將幾年教學的《論語》講稿成書《論語文解》，寄給商務印書館，得以出版，得版權費和稿費100元。不過不是現金，而是商務印書館的百元書券，只能買書（不限於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錢穆用這張百元券補缺了自己的經史子集書籍，他感慨地說：“自此余學問又進。此百元書券實於余大有裨益也。”
錢穆自1930年起分別任教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在北平共生活八年。教書做學問之餘就是到舊書市場淘書，常常有意外驚喜。其中念念不忘的善本有：
其一，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的前八卷，清朝嘉慶年間刻本。錢穆得到後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禹貢》半月刊上。
其二，《章實齋遺書》家傳本。一天下課後，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子水特地到歷史系休息室找錢穆，市面上送來了一部《章實齋遺書》手抄本，不知道是否有價值,想請錢穆鑒定一下。錢穆仔細勘查後發現，這部書確是章氏的家傳本。這個本子幾乎可以說是孤本，極為珍貴。如果回答說沒價值，這個孤本必然回到舊書店，錢穆就可以收為己有。但想到公藏可以給大眾閱覽，於是錢穆告訴毛館長可以收購珍藏。
同時，錢穆讓助教連夜錄出刻本中未見的內容，共20余篇。抗戰南遷時，錢穆將這些手抄本藏在大衣箱底，上面加一木板，以避開檢查（為什麽要檢查這些“故紙堆”，錢穆沒有解釋，現在不甚了了），輾轉香港、長沙、昆明、成都。後托四川省立圖書館館長蒙文通印刷200冊，此書得以流傳。
而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子水並沒有為圖書館購買《章實齋遺書》，此書竟轉歸於胡適家藏，最後不知所蹤。
其三，《竹書紀年義證》，北通州雷學淇著，共40卷。錢穆曾遍訪北平舊書市場而未得，後在北平圖書館得到家傳稿。該書由雷氏家人捐獻，蔡元培校長請北大付印，印刷本流入北平圖書館。錢穆看到後，曬藍本（複製）一部，並將有關內容補入自己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中。1937年，錢穆將曬藍本交書店印刷，此書得以流傳。
錢穆淘書藏書，其目的還是為了研究。他有一部朱石曾的《竹書紀年存真》，以此糾正了王國維校對本的很多錯誤。傅斯年曾囑咐北平各書店為他尋訪此書，幾年無果。最後只好將錢穆的書借去曬藍複製，收藏在中央研究院的書庫中。
錢穆回憶自己在北平的八年：“余前後五年購書逾五萬冊，當在二十萬卷左右。歷年薪水所得,節衣縮食，盡耗在此。”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大等學校南渡。錢穆藏書量大，難以運輸，更難找到藏書的地方，況且每年夏天還要晾曬。思慮再三，錢穆臨時趕製了20個大箱子，將20萬卷藏書裝入箱中，並與房主約定，房子不再租給他人，等和平了再來取書。
抗戰勝利後，錢穆沒有回到北平，而是在家鄉江南大學任教。房主通過錢穆好友湯用彤，催促其將書運走。湯用彤找到錢穆熟悉的一位書估去取，書估願意出價百石米價。而此時錢穆已在廣州，他囑咐湯用彤讓書估妥為保存，等他回北平後仍然以百石米價贖回。
再後來，錢穆流落到香港，老友沈燕謀為新亞研究所購書，得 《資治通鑒》一部。錢穆看後發現竟然是自己大哥錢摯（錢偉長父親）生前的閱讀本，書中有很多大哥的手跡。此書現身香港，其他20萬卷藏書可以想見。這時湯用彤已經去世，錢穆北平藏書的下落自此無從查詢。
收自人間，散在人間。書香不盡，唯有緣者得之。
來源： 文匯報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