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及“二王”，往往講的是王羲之，很少涉及王獻之。關於王羲之與王獻之藝術創作的研究、其後價值評論的消長，這兩個方面的問題既與藝術本體的認知有關，也與不同時期政治、社會和藝術發展有關。
晉 王獻之 中秋帖 原大（27×11.9cm） 紙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東晉末至晚唐400年間
對二王評價的消長
什麽是二王評價的消長？評價好壞分三個時期：一是王羲之死後，東晉末至南朝宋齊近百年間，王獻之名聲高於乃父。二是自梁武帝至唐太宗的初唐約200年間，褒大王貶小王。三是盛唐至晚唐一百年間，雖大王已為書聖，但對二王各有褒貶。
南朝士人皆崇尚王獻之，南朝虞和講“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這是一個總的背景。
到梁代陶弘景時：“比世（宋齊兩朝）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鍾繇）貴斯式略，海內非惟不複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海內已經不知道鍾繇，甚至不知道王羲之了，而只知道王獻之。此時追隨獻之書風的有羊欣、阮研等一大批書法家。所以在那個時候王獻之聲名更高。
初唐時情形發生變化。二王在書法上各有優劣。唐李嗣真《書後品》“其（羲之）飛白也，猶夫霧繫卷舒，煙空照灼，長劍耿介而倚天，勁矢超騰而無地，可謂飛白之仙也。”草書王羲之是仙。而後面說“子敬草書逸氣過父”，他認為草書來說王獻之超過王羲之：“如丹穴風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知所自，或蹴海移山，翻濤簸嶽。故謝安石謂公當勝右軍，誠有害名教，亦非徒語耳。”
梁武帝、唐太宗是晉唐時代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帝王，他們對“二王”有近乎相同的看法。梁武帝《古今書人優劣評》說：“王羲之書字勢雄強，人中之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唐太宗說得更絕對，他以一個帝王之尊為王羲之做傳論，空前絕後。《王羲之傳論》雲：“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惟王逸少乎！”唐太宗一錘定音：王羲之是盡善盡美，是真正的書聖。
他們對王獻之如何評價？這些評價引起後世對王獻之的忽視。梁武帝《古今書人優劣評》：“王獻之絕眾超群，無人可擬。”這是說王獻之的厲害之處，但“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遝拖而不可耐。”他以“河朔少年”比喻王獻之書法不成熟。唐太宗《王羲之傳論》則有更進一步的貶低，他認為王獻之的毛病太多：“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搓擠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
盛唐以後儒家思想教條在消退，人們的觀點又發生變化了，重新看到王獻之的重要性，發出與唐太宗不同的聲音。張懷瓘《書議》雲：“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
晉 王獻之 小楷 洛神賦十三行玉版刻本26x92北京故宮
王獻之確立了新書體大草
大草書王羲之不如王獻之。
王羲之的草書，張懷瓘《書議》雲：“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運動及險峻，或少波勢及縱逸，學者宜自損益也。異能殊美，莫不備矣。然道合者，千載比肩，若死而有知，豈無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王羲之的草書和王獻之的比較，可以看出“女郎材”和“丈夫氣”。王羲之《行穰帖》少於運動及險峻是“女郞材”，王獻之《中秋帖》一筆寫完，一行到底，多波勢及縱逸是“丈夫氣”。這是王羲之草書到王獻之草書的最大的變化。
王羲之可以說是創造了今草，但是今草還沒進入大草，王獻之創立了大草。王羲之今草尚有章草的痕跡，其《初月帖》、《姨母帖》，都是王羲之草書的主流形態。王羲之今草是行草，沒有完全的大草。《七月帖》、《上虞帖》都是在行書中加了草書，是行草。這個時候王獻之提出了一個建議。張懷瓘《書斷》論中寫道：獻之嘗白父雲：“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
王獻之 東山松帖
王獻之向父親提了一個重要的建議：小草、章草要改變，改成獨立的大草。少年王獻之給王羲之的這個建議如當頭棒喝。直到王羲之去世，王獻之才18歲，如此年少就提了對父親非常重要的、關於書體完善的意見，但是王羲之沒有完全接受。在改體中間是存在困難的：“今窮偽略之理，於往法固殊。”要改的話會跟古代書體有不同，這個不同就可能會“不合六書”，被認為造了很多錯別字。王獻之《鵝群帖》中“姊”“當”“歸”“獻”“須”“彼”這6個字，用西漢許慎《說文解字》的字法來看都是不合六書的。王羲之在變新體的過程中，還要更多考慮遵守六書。王獻之表示要創作新的書體，從而表達我們情感的藝術意境，就必然和六書有昩，要犧牲文字方面的一些規定，創造大草。這就是王獻之最後突破了今草的局限，創造了大草的要點。
張懷瓘雲：“草書者，張芝造也。”又雲：“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為嗣。”草書王羲之、王獻之是繼承者，大草方面王獻之是創造者，所以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說“王獻之能為一筆書。”就是我們後面見到這個大草。
如果說大草、狂草確是“窮偽略之理，極草蹤之致”，不合六書的另一套文字與書法系統的話，從宋代以來的書法史著作基本忽略了中國書法的這一條被熊秉明、韓玉濤先生所稱道的浪漫主義的主線。
王獻之 思戀帖
如果說這條主線張芝、王羲之是開創者和發展者，王獻之則是完成者。如果說王羲之的楷書、行書，其偉大的繼承者是顏真卿、蘇東坡、米芾和趙孟頫，那麽王獻之大草書體的偉大繼承者就是張旭、懷素、黃庭堅和徐渭。
我認為：魏晉六朝是中國文學藝術的自覺時期，同時也是西漢以來儒學道統松馳時期，所以有近百年尊崇王獻之浪漫主義和表現主義的書風潮流。
隋唐建立如同漢代一樣大一統的國家，儒學政治社會觀念自然回歸，作為一代英明統治者唐太宗尊崇在繼承和創新之間至為中庸的王羲之，是完全合乎歷史發展邏輯的。
到了盛唐，特別是天寶年間唐玄宗時代，可以請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到朝堂賦詩，所以繼承王獻之大草精神的張旭、懷素起來了，創造從大草到狂草的浪漫主義藝術高峰。這個藝術高峰就是張旭、懷素秉承王獻之傳統而創立的，其後有黃庭堅、徐渭這一系列的狂草書家是另外一個草書的高峰。（本文根據作者《王羲之的前世與今生》講座錄音整理，有刪減，來源《美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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