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後，為了孩子的教育，耶魯博士薇妮斯蒂·馬丁（Wednesday Martin）和丈夫從紐約下城區搬去了上東區。這片4.6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著美國社會金字塔頂尖的人，他們統治著這個國家，掌控著金融命脈。初入上東區，這裡與外界迥異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讓薇妮斯蒂震驚，她覺得自己像是“降落到了一個外星球。”
在找房子的第一天，上東區就給了薇妮斯蒂一個“下馬威”。薇妮斯蒂一身普通裝扮，於是被戴著愛馬仕頭巾的中介認成了客戶的助手，而不是客戶本人！
在購買公寓之前，薇妮斯蒂和丈夫必須填寫一份無比詳細的公寓申請表，從他們上的學校、學校成績、父母的身份，到信用卡號碼和他們的孩子曾經去過的學校的信息，這些信息在這個封閉的精英社區流動，在他們毫無察覺的時候，便奠定了他們在曼哈頓島上的等級位置。
薇妮斯蒂以一個母親的身份進入這個社區，碰壁，受辱，被瘋狂的競爭壓到喘不過氣。這卻讓她看到了這個紙醉金迷的社區裡，一群光鮮亮麗的貴婦們令人同情的生活。 在這個私人飛機和全職保姆都已經司空見慣的社區裡，等級意識讓人窒息。
為了能讓孩子在上東區的食物鏈上向上攀升，這位初來乍到的母親不得不卷入無窮無盡的競爭：為了孩子能上好學校，他們必須提前很早就開始準備；孩子們也要經過層層面試。而孩子們的玩伴，則決定了他們在這個部落裡的社會階層。
一次，薇妮斯蒂在路上被一位背著鉑金包的女士粗魯地逼迫到路邊，她決定反擊，融入這個社區——她讓丈夫在日本為她搶購了一隻愛馬仕鉑金包，這成了她的劍與盾，用來在上東區開疆拓土的武器。
擁有一隻鉑金包，是進入上東區媽媽俱樂部的“門檻”。它透視了上東區令人窒息的性別壓力。上東區的女人必須保持身材完美，生活完美，婚姻完美，也必須養育出完美的孩子。她們必須把所有時間和精力投入養育孩子和雕塑身體上。一個成功的孩子就像是價格高昂的名牌包一般，成了上東區女人立足的基點。
男人們則控制著資源和女人，他們可以決定妻子們在慈善晚宴上捐出多少錢，有人甚至會在每年年末給妻子發放“年終獎”。男人甚至會影響到女人的社交——薇妮斯蒂一直在名流晚宴上尷尬的獨處，直到一位有權有勢的男人跟她攀談了幾句，其他人才開始向薇妮斯蒂示好。
壓力如影隨形，薇妮斯蒂承認，自己在這環環相扣的競爭中，不斷失去了自我，成為了一個“上東區母親”。
她把在上東區的六年經歷寫成了一本書——《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這本書近期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並引起廣泛討論。谷雨郵件採訪了薇妮斯蒂。
在上東區“入鄉隨俗”
谷雨：你還帶著你的鉑金包嗎？會不會在拜訪上東區朋友的時候帶著它？
薇妮斯蒂：對，我還留著它。但它太重了，如果背太長時間，我的胳膊會受不了。但如果要坐飛機，而且不帶太多東西，它是個很好的選擇。日常生活中我不會用它。我是個作家，我可不能有個麻掉的胳膊。
谷雨：是什麽啟發你寫這本書的？你的上東區媽媽朋友對你做的事情感到好奇嗎？她們看了你的這本書嗎？你得到她們的回應了嗎？那個社交女王媽媽呢？根據你最後一章的描述，她似乎對你的書很感興趣。
薇妮斯蒂：當我們從下城區搬到上東區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而上東區媽媽群體是這個上東區世界裡的又一個獨立世界。從她們的穿著打扮、度假地點、健身方式、馴狗的方式和對母親身份的不同理解上，我就清楚地知道，我降落到了另一個星球。我那根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天線立刻啟動了。我覺得，人類學研究方法將會是理解這個世界的極佳方式，尤其是理解這裡的女性、母親的育兒行為和方式。
在我孩子的學校和興趣班裡，我告訴那些女人我正在寫一本關於上東區媽媽的書。那些對書不感興趣的人就不與我交往了。但大部分我遇到的女性，都特別渴望能分享她們的故事，解釋她們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實踐，大部分時候她們都是帶著諷刺的口吻講述她們自己的故事。美國媽媽太習慣被忽視和詆毀了。我們只是嘴上讚頌著母親的偉大，但實際上，全職媽媽根本得不到尊重。 我的書被翻譯出版到其他國家，比如在中國，獲得了很多關注，我覺得這應該是因為同樣的原因。每個人都對頂級富豪的生活充滿了幻想，對育兒方式有自己的觀點，而且每個人都不喜歡讀到光彩照人的萬能媽咪的故事。
但是，我的朋友們以及所有讀過我的書的人都知道，我並不是只想描述這個世界，或者用它做噱頭，而是想要真正理解它。嘲諷和輕視女性已經被說濫了。我是個女權主義者，絕不會貶低女性。我不知道社交女王們是怎麽看待我的書的，但是我希望她們能通過這本書，對女性內部的競爭和等級有更好的理解。
谷雨：當你在上東區“入鄉隨俗”做田野調查的時候，你自己是否也感受到同樣的焦慮或欲望呢？你的下城區朋友會覺得你被上東區同化了嗎？
薇妮斯蒂：我的下城區的朋友很多是同性戀、單身人士或藝術家，我覺得他們曾經一度懷疑我已經被上東區同化了。他們那時看到的我是一個壓力很大，並開始屈服於傳統價值的女人。那時我改變了我的著裝、我的髮型、我最在意的事情，等等。我總在跟我的下城區朋友們說我在上東區經歷的一切——刻薄的媽媽小團體，擔心孩子表現不好之類的。是他們幫助我靜下心來，提醒我，在這個我正在努力適應融入的世界之外，還有著許許多多的精彩。
但是，真的，上東區的確控制了我。就像是一棵樹被絞殺榕纏住了，要不了多久，你就無法把樹跟絞殺榕分開。我變成了一個上東區媽媽，我身上其他的特質都消失了，再也不見了。
谷雨：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你是怎麽處理自己的主觀情緒的呢？你試圖保持客觀中立嗎？
薇妮斯蒂：當我決定寫一本關於上東區媽媽的書的時候，我的態度就改變了。當一個觀察者會極大減輕我的壓力，參加那些媽媽們的活動也變成田野調查，所以當其他女性告訴我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上東區媽媽，向我解釋她們的文化時，我也就沒那麽不好意思了。
我對於理解這個地區的文化很感興趣，我很想知道是什麽促使這些媽媽們如此行動。我寫書的方法都是一樣的：我做沉浸式調查，看很多研究，採訪專家。這本書也一樣。但跟《繼母》（Stepmother）和《非真相》（Untrue）那兩本相比，這本更加個人化，有更多的敘事。當然試圖融入另一個文化本身就是一種敘事了。
每個上東區女性都是梅拉妮婭·川普
谷雨：據你觀察，上東區媽媽們形成了一個共同體嗎？如果是，你覺得這個共同體會不會幫助女性對抗男權？或者她們只是合作育兒？
薇妮斯蒂：上東區優雅，但是個父權籠罩的無情社會。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女性被要求留在家裡，不然會被視為“壞媽媽”。這讓男性在經濟上、婚姻上以及其他方面有了更大的權力。我把上東區比作是波光粼粼，充滿金錢氣味的一潭死水，這不是在開玩笑。在這種環境中的女性非常清楚自己最好的選擇，是與有權勢的男性結盟，而不是其他女性。
谷雨：上東區為什麽會有這麽明顯的性別區隔？美國女性一直都站在爭取性別平等和女性解放的前列，為什麽這個曼哈頓小王國卻沒有被這些理念滲透和影響呢？
薇妮斯蒂：上東區的性別區隔是公然存在的。有時候我去參加晚宴，男人和女人分別坐在桌子兩端，甚至坐在不同的房間裡。對我而言，上東區的性別區隔是性別不平等的重要標誌——男人們擁有外面的世界，而女人呢，就得整天待在與世隔絕的閨房裡，相夫教子，打扮得漂亮以取悅男性。
在這種父權社會中，性別區隔也被女性所利用。在上東區，如果男性掌握所有資源，而女性被迫在家照顧年幼的孩子而不是出去工作，那麽這個女性唯一的武器就是她丈夫的寵愛，而其他女性，對她而言，更多是威脅而不是同盟。另一個女人可能會與你爭奪你的丈夫，甚至取代你，你為什麽要冒這個險呢？那就不如把男人和女人分開吧。
與此同時，和其他國家一樣，美國的女性有效工作參與率和有效政治參與率都低得可憐。很多女性死於槍支暴力。還有很多女性，在試圖離開男朋友或是丈夫時，成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美國並不是女權主義者的天堂，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尤其是從2016年，我們那位被花瓶娃娃們包圍的總統上台之後。即便是通過婚姻獲取權力的女性——比如跟一個有錢有勢的男人結婚——和那些自己手握大權的女性也不是一碼事。她們的權力建立在男性一時的慷慨之上。他才是擁有絕對決定權的人。
就這一點來說，我研究的所有上東區媽媽們都是梅拉妮婭·川普。雖然我敢打賭，梅拉妮婭通過跟川普結婚，給自己做了一筆很值的生意，但我研究的女性中，並不是所有人都通過婚姻獲利太多。
谷雨：對上東區媽媽而言，孩子意味著什麽？丈夫又意味著什麽呢？
薇妮斯蒂：上東區的媽媽們當然都很愛自己的孩子，我也看到了不少幸福的婚姻。但在我看來，幸福的婚姻只是例外。經濟不獨立很難帶來長久的幸福和相伴。而且現實是，你幾乎得為孩子的發展和成功全權負責，這給母親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在這種生態下，孩子是你的地位和你自己的延伸，就如同鉑金包。
谷雨：我們能說上東區媽媽的工作就是努力變得完美，以及把自己奉獻給孩子嗎？
薇妮斯蒂：是的。她們的身體、孩子和家務就是她們的全職工作，直到孩子長大了，她們才會重新進入職場。有些我的訪談對象就回去工作了。社會學家莎朗·海耶斯（Sharon Hayes）也是一位女權主義者，她提出一個概念“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hood），而這正是上東區那些媽媽們的日常。
當育兒壓力全部落在母親身上，焦慮不可避免
谷雨：你覺得在上東區生活的這段經歷給你的生活和寫作帶來了什麽影響？這段經歷改變了你對這群人的看法嗎？
薇妮斯蒂：說實話，那段時間真的是我生命中很奇怪的一段時光，我也不怎麽開心。我沒有處理好那些壓力和競爭，我一直為了社會地位不斷改變自己。幸好寫作幫助我緩解了壓力。
在這本書出版並大獲成功後，我的生活又向好的方向發展了。我們搬離了上東區，我的孩子們也不去那裡上學了。我們居住在一個更加輕鬆休閑的社區，人們穿得都很隨便，也不那麽正式，更不會看重外表和階層。但我還有一些上東區的好朋友，我跟她們保持著聯繫。不過我確實很懷念上東區的完美和整潔。有時候我跟我的孩子們說，不如哪天我們搬回上東區吧。他們就會大喊：“千萬別呀！媽媽！那裡太正經了！”他們是真正的紐約人。在我們一家人看來，紐約的每個社區都是個小世界。
谷雨：你為什麽把這些媽媽跟猿猴做比較？為什麽你會用“公園路上的靈長類動物”作為標題？你真的認為猿猴和人類在育兒方面有共同點嗎？
薇妮斯蒂：我有人類學和靈長類動物學的背景，而且人類就屬於靈長類啊。為什麽我不做這種類比呢？為什麽我不從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研究這種有錢的智人呢？他們也沒什麽特別的。我們都是猩猩。就是這樣。
谷雨：這本書已經在中國翻譯出版了，有很多中國讀者說，她們也正在經歷同樣的育兒焦慮，尤其是那些新興中產階級。她們擔心自己的孩子會在競爭中失敗，或者未來會從父輩現在的社會階層上跌落下去。即便在美國，亞裔父母也同樣以對孩子嚴格要求著稱，比如有名的虎媽。你怎麽看待這兩個群體的育兒焦慮？有什麽相似和不同點嗎？
薇妮斯蒂：我有一次在海南待了幾周，親眼看到了中國父母如何帶孩子。我覺得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讓孩子成了非常珍貴的資源，就像在上東區一樣，而這極大地影響了育兒和對童年的理解。對童年的敘述是不斷演化與改變的。最開始，是大一點的孩子照顧小一點的孩子。從全球的民族志數據來看，母親承擔最主要的育兒工作是不常見的，更多的是由其他孩子來承擔。
在美國和中國，當我們開始控制生育，家庭部門從大家庭逐漸縮小為核心家庭、並把育兒的壓力全部推給母親時，焦慮是不可避免的結局。我是個非常美國式的家長，我認為孩子們必須要勤勉，必須要對整個家庭做出貢獻，但他們也必須擁有大量玩耍的時間。當然，我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美國式家長，我不認同壓榨式的訓練和死記硬背會對孩子未來的成長有好處。在很多中國家長眼裡，可能我的孩子們都被慣壞了。
谷雨：上東區的孩子們呢？他們幸福嗎？父母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資源，他們也被期待能取得成功。你覺得他們也跟自己的媽媽一樣，承受著很大壓力嗎？
薇妮斯蒂：在上東區，我遇到很多根本就不知道玩耍為何物的孩子！他們每一天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滿滿的，根本沒有時間玩，他們甚至都不知道怎麽玩。他們說話也是那種很物質的風格。比如，有一次一個孩子來我家玩，他走進我兒子的房間，那裡有一些書，很多玩具和一些拚圖遊戲。他問道：“玩具在哪兒？！”跟上東區的很多孩子一樣，他太習慣於物質過盛了。假如你從小到大都覺得有私人飛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你的標準就扭曲了，你的期待也會跟著扭曲。
撰文 | 許曄
編輯 | 柯黎
統籌 | 迦沐梓 運營 | 楊麗菲
來源 | 谷雨計劃（guyu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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