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年入上百萬的代購們 現在都去哪裡了？

新《電商法》頒布，哀鴻遍野，但通過抬高市場準入門檻和市場經營成本，也把那些沒有資質、依靠出售三無產品或假冒偽劣的經營者擠出市場。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徐碩

編輯｜徐曇

頭圖來源 |視覺中國

“新規頒布後，代購前路未卜，新規未知，像日本本土的產品基本會全部下架。”即便是從事代購多年，且已在日本本土開了貿易公司的季萌也不能幸免於難。從2018年雙十一大促開始，以及黑色星期五、雙十二等購物節，大多數中小型店鋪的代購商家，都用比以往更大的優惠力度來吸引用戶持續性消費，以便更好的清理庫存。

自2019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商法”）正式生效，不僅對電子商務的範圍進行了明確的定義，還規定通過互聯網等資訊網絡從事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要依法辦理市場主體登記並納稅，同時將代購和微商明確納入電商法的監管範疇。但由於尚不清楚電商法具體如何落地實施，很多代購、微商們仍在觀望中，“不過一些有規模的店家已經注冊了國內公司，並開始獨立運營。”某商貿公司從業者劉然對《中國企業家》表示，這些“吃螃蟹的人”如果能成功轉型的話，接下來的路會好走很多。

但對更多代購們來說，這個新年過的並不痛快。2018年12月31號，做了兩年澳大利亞代購的劉爽直接刪除了微信朋友圈所有的代購產品，並將朋友圈設定成三天可見，代購群裡也暫停了直播。劉爽直言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暫時規避一些風險，同時也在考慮是否轉型還是放棄代購。“一方面海關查控收緊，不管是直郵還是人肉帶回國，風險都比原來大太多；其次如果成立正規公司，稅太高賺不到錢，還費力不討好。”

《電商法》的頒布，讓那些年入上百萬的代購們，一下子亂了方寸。

“代購們”該何去何從？

最讓代購、微商們頭疼的不僅僅是依法納稅後利潤空間變少，更亟需解決的是如何辦理營業執照，銷售資質的確認等一系列問題。根據《電商法》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從事經營活動，除從事個人農副產品銷售、零星小額交易等活動之外，電商經營者應“在其首頁顯著位置，持續公示營業執照資訊和與其經營業務有關的行政許可資訊”。也就是說海外的代購們，如果想在電商平台開店，不僅需要在工商局進行工商登記，並擁有中國和採購國雙方的營業執照，還需要獲得相應行政管理部門的許可資格或是銷售資質。否則，平台方可以報送相關部門進行處罰。

更何況從2017年開始，季萌就明顯感覺到，隨著一些大的資本方進入了代購行業，很多店鋪都交給了專業的運營公司進行管理，不僅產品價格被壓的很低，利潤也被壓榨的所剩無幾。對小型代購而言，既沒有系統對接各個部門業務的經驗，後續運營也是問題，“即便沒有《電商法》，小型代購由於價格太高，也很難生存下去，很多之前銷量很高的店鋪也都關店不做了。”

另外在發貨方式上，代購們若想合規化，只能通過保稅區或直郵進行發貨，或者轉型做一般貿易進口的產品，但季萌對《中國企業家》記者表示，三種辦法各有弊端，“一方面保稅倉運費、倉儲費、打包費都價格高，另一方面對產品有數量方面的要求，對於SKU多的產品就很不利；直郵則是郵費非常高，消費者一般接受不了；而一般貿易，可選擇的產品又太少，任何一個護膚品想正規進口，需要各種檢疫報告及活體動物測試，有些品牌根本申請不下來。”

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劉燕南副教授看來，雖然電商法的頒布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市場準入的門檻和市場經營的成本，但是對於抑製電商平台假貨泛濫，經營者資質不全，消費者維權無門的情形非常有效。“那些沒有資質、依靠出售三無產品或借低價推銷劣質產品的經營者要麽放棄經營退出市場，要麽放棄上述不良行為進行規範經營。”

2017年中旬，季萌為了壓低採購成本，拓展新的進貨管道，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貿易公司，與日本化妝品品牌的中國代理商進行合作，簽約產品的代理權，“有了更多和廠家、品牌直接接觸的管道，就可以支撐起店裡銷量高的一些爆款，數量越多價格越便宜。在採購價格和採購數量上，是私人代購時期不能比的。”但季萌也坦言為了吸引流量，有些爆款基本上是在虧錢做，“當很多人來買虧錢的單品，順便帶一些有正常利潤的東西，就有可能收回成本。”

對劉爽這樣的海外留學黨來說，代購只是其獲取零用錢的管道之一，“回國辦理營業執照比在國外（澳大利亞）辦理更難，也沒有找到具體的操作辦法，還不如不做了。”劉爽說，她曾給自己的家鄉山東工商局打電話谘詢如何辦理電商營業執照，但工作人員也不太清楚。

對此，劉燕南教授表示，雖然法律的制定有著非常嚴格的程式，一旦制定出來就要生效實施。但在辦證上，並不是所有的賣家都需要辦理營業執照，對於此前提到的“零星小額交易”的定義，也還有待具體細則的頒布。

可即便是《電商法》的很多細則還未落地，但納稅已成為不可爭議的事實。不僅中國境內的代購要如實報稅、納稅，跨境電商也需要在採購國和中國兩次繳稅。“雖然還不清楚稅費具體收取多少，但產品價格一定會大幅度上漲。”劉然解釋說，2019年是個轉折點，代購行業一定會進入洗牌期，可能會出現良幣驅逐劣幣的情況。

季萌也打算在國內成立公司，並將代購納入正軌。除了日本化妝品的品牌授權外，她還在嘗試做韓國、泰國等相關產品的授權，想要從日本代購店轉型為沒有特定國家產品的美妝店。

跨境電商的圍攻

除了來自《電商法》的種種限制，代購間的競爭外，隨著天貓國際、小紅書等跨境電商平台的興起，代購們的生存壓力可想而知，“在加上品牌方在國內的電商平台開設旗艦店，很多產品的流量被稀釋的接近於零，很多代購也就放棄了。”做了6年韓國代購的張妍說。

相比張妍，季萌就樂觀的多了。在她看來，旗艦店或者是大平台的產品除非是大促或者做活動，日常的價格會比普通代購貴得多，所以無論是什麽類型的代購店、旗艦店甚至是微商，也都還有其生存空間。而據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監測數據顯示，2018上半年中國網絡購物用戶規模為5.69億人，較2017年上半年中國網購用戶的5.16億人，同比增長了10.2%。“中國人實在太多了，重點是要想清楚要做哪個消費層的生意，在這個基礎上合理安排產品就可以了。”季萌說。

但對一些從事奢侈品的代購來說，情況並非如此。自2017年起，京東就推出旗下奢侈品電商品牌Toplife，並對英國奢侈品電商平台Farfetch投資3.97億美元，成為其最大股東之一；2018年11月，阿里在已經推出天貓奢侈品平台Luxury Pavilion的情況下，與Farfetch的強勁對手之一Yoox Net-A-Porte（簡稱：YNPA）成立合資公司，以獲得更好的品牌資源。據悉YNAP 共有近 1000 個奢侈品品牌及設計師品牌。

“很多品牌方跟他們（阿里、京東等）簽訂了獨家授權，我們很難拿到貨，再加上很多奢侈品的包、手錶本來就是限量款，即便排隊拿號，都不一定能搶得到。”從事3年歐洲代購的米芠表示，奢侈品價值本身就比較高，可代替性低，品牌管道被壟斷後，海外奢侈品代購步履維艱。

再加上自2015年起，中國在進口商品方面的關稅逐年下降，覆蓋了近300種日用消費品，並從2019年1月1日起對香港、澳門的商品全面實施0關稅政策。據悉，中國在四年間六降關稅，平均關稅（算術關稅）已降至7.5%，逐步滿足了國內市場和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的消費需求。

仿佛關稅的下調、《電商法》的頒布都對跨境電商、海淘平台有利好的趨勢，那它們是不是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儘管現階段，跨境電商的布局者中不乏阿里、京東等電商巨頭，以及小紅書、蜜芽寶貝等創業公司，但整個行業尚屬藍海，且並未出現領頭者。在劉然看來，跨境電商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且假貨不斷，未來必然會出現大面積的淘汰。“當線上流量紅利失之殆盡，市場增速放緩，跨境電商及海淘平台需要思考新的轉型方向。”

“而國內經濟形勢不太好時，一些經營者往往為了擴大銷量，完成銷售任務，更容易采取各種不正當競爭的手段。”劉燕南稱，因此，規範經營者的行為就變得尤為重要，《電商法》的作用也在於此。

外資限購令

2018年10月，法國奢侈品集團LVMH公布了2018財年第三季度的業績報告，其首席財務官Jean-Jacques Guiony在該項會議中公開表態支持中國政府打擊代購的舉動，並認為這對於集團旗下品牌來說是一件好事情。

“打擊代購並不會阻止中國遊客在國外購買奢侈品，反而他們能從逐漸縮小的海內外差價中獲益，因此我們能在第三季度報告中看到，曾經在港澳購買奢侈品的消費者也在中國大陸進行購買。”Guiony說。

同時Guiony表示，LVMH集團為了打擊代購早已開展店鋪限購等一系列嘗試。在他看來，代購從來就不是集團倡導的事情，“尤其是在巴黎的店鋪，就在嚴格限制顧客能購買的商品數量，目的就是為了不在歐洲出現平行市場。”

實際上，不光是奢侈品，像韓國的樂天百貨、東京的銀座都有很多上等品牌的專櫃，雖然不少品牌依靠代購們打入中國市場，但官方層面卻很難承認其價值。“對美妝、化妝品來說，產品的代替性非常高，品牌方不讓做，那就做其他功效和價位接近的品牌。”季萌表示，這些產品的更新速度很快，自主選擇性比較強。

而在中國宣布即將實行《電商法》後，部分中高端日韓專櫃美妝品牌均出現了股價波動。據相關數據顯示，韓國最大的化妝品生產商愛茉莉太平洋集團（Amore Pacific）的股價10月以來跌幅近30%。同時韓國第二大航空公司韓亞航空於2018年10月22日表示，出於安全原因將不再為飛往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乘客提供“以商業為目的”的行李托運服務。也就是說這部分代購即便是按照《電商法》規定，辦理相關運營資質，也仍要面臨隨之而來的物流成本的變化，及匯率變動等問題。

雖然《電商法》的諸多細則還尚未落實，但顯然，無論代購從業者想要轉型或是繼續原有業務，都要面臨陣痛期，才有可能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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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編輯：武昭含審校：高歡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