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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 China邁克爾斯賓塞
我們需要高效的政府，為謀求大眾利益，而不是自我利益的政府，我們需要著眼現實的政府，而不是意識形態主導的政府，現代中國在政府對經濟的治理方面已經成為全球典範。
在不確定的時間點，但一定不會是遙遙無期的時間點，在資本账戶相對開放的前提下，人民幣會成為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幣之一。
我們真的要開始考慮地球所能承受的極限，如果醫學上的突破真的可以讓人類實現永生，將是一個挺可怕的現實。
政治經濟學教授，哈佛學者於澤對話前史丹佛商學院院長，安德魯．邁克爾．斯賓塞 （Andrew Michael Spence）教授
中美債務和基礎設施
問：聯邦政府預測美國國債在2000年底已經達到GDP的106%。 國家可以通過通脹消除債務，或者通過經濟增長消除債務，美國打算如果削減債務？
答：我不知道美國政府是否有明確的計劃。政府的負債率是債務佔名義GDP的百分比。名義GDP可以分解為通貨膨脹和真實GDP增長。所以國家的確可以通過這兩種方式減輕負債。我不認為美國會想通過通脹的方式解決債務問題，所以長久的辦法，美國只能靠經濟增長來解決債務問題。
美國經濟增長的前景還是比較不確定的。全要素生產力在全球都在經歷下滑，對經濟長期增長沒有產生推動作用。數字經濟會提升生產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但是會經歷一個滯後期，這需要政府對人力資本進行大量投資。我們（西方）的機構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做的還很不夠，所以會帶來更長階段的經濟增長的滯後期。中長期經濟增長目前還不是很清晰。
就美國來說，美國今年會看到比較快的經濟復甦，無法達到減輕負債率的水準，但是至少可以回到新冠疫情爆發前的經濟水準。中國由於對於疫情的有效控制，經濟復甦很明顯先於全球經濟復甦。歐洲的經濟復甦應該比美國還慢，因為疫情後經濟受損的程度比美國更重。
就全球債務問題，我真正的擔憂是： 其一、我們確實積累了太多債務。其二、世界的很多中低收入經濟體面臨兩難選擇，或者進行大量舉債以度過經濟難關，或者經濟會承擔不可承受之重。 其三、看起來全球會進入一個超長的低利率周期，這意味我們的經濟會繼續積累更多的債務。私營企業如果預測我們會在5-10年內保持低息的政策環境，他們會繼續增加債務杠杆，除非政府用手段進行乾預。我認為這是一個潛在的嚴重的經濟風險。
問：中國過去20幾年一直沿用了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戰略。為什麽幾十年後，中國似乎政府債務問題比美國控制的要好？
第一、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快。第二，中國的儲蓄率一直很高，意味著國內的投資很多是由自身的儲蓄來提供的。總體上，中國的總體債務杠杆率與美國大體相同。居民杠杆率比較低，這是優勢。包括我在內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債務風險可能集中在企業層面，尤其是民營企業層面。當然我不是在預測中國會發生金融危機，但是我相信中國政府也不希望依靠擴大債務來拉動經濟，政府正在積極的去杠杆。
問：美國急需進行傳統和數字的基礎設施投資，美國本次應對危機的幾輪財政刺激方案裡面都幾乎沒有對於基礎設施的預算。為什麽呢？
答：很好的問題。在疫情的初期，用財政刺激來幫助失業人口，為百姓直接發現金，當時是必須的。但是，到了經濟恢復期，你問的問題就是主要問題。我認為政府會動用財政手段來推動這些帶來經濟長期發展的投資項目，主要是擴大政府的資產項，這與中國的目的是一樣的。美國目前基礎設施的投資是落後於中國的，毫無疑問，但是基礎設施投資應該未來不會繼續被忽視。
創新與經濟
問：在您的著作《The Next Convergence》裡，您提到創新精神不是一種文明所特有的。究竟是什麽原因讓中國在過去20年，擺脫了過去500年的守舊，成為了全球創新的力量源泉？
答：毫無疑問，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創新的力量源泉，而且我期待中國會持續成為更加創新的國家。我認為其一、中國自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所採用的經濟模式很有效實用，整合了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優勢。其二、在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以後，國家開始大筆的進行科技開發的投資，包括人力資源的投資，對技術教育的投資等，這很重要。我不認為中國在文化上是不重視創新的，比如在明代的時候，中國是富有創新精神的。但是政治環境是可以遏製民間創新的，包括政府對於創新的投資不足。現代中國，對於創新的投資已經不成為問題。所以中國總體上有政府對於創新的高度支持和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但我並不認為中國的創新只是由民營企業來完成的，因為政府對創新領域進行了龐大的投資，教育了大量的創新人才。美國的創新同樣也是政府和民間的合作機制所帶來的。
全球數字治理
我們目前有全球核武器、生物武器等的全球治理機制，我們要致力於制定全球的數字化治理的合作機制。中國、美國、歐洲的互聯網治理規則，包括對社交媒體、互聯網內容和數據的管理手段不同，結果是全球的互聯網之間的銜接出現很多裂痕。當數字經濟成為全球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模式的時候，我們必須要解決這些治理問題。
羅漢堂的研究證明如果對數據進行負責任的分享，可以促進數字經濟的包容性發展，所以全球的數字化合作對經濟包容性發展非常重要。
中國模式：
問：您認為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如果平衡才是最佳狀態？
答：這是很重要的問題。首先，政府是經濟的監管者。市場任由自身的發展會失控。其次、政府負責保證宏觀經濟和金融的穩定，這個工作只能有政府來完成。再次、政府是經濟的重要投資者，包括基礎設施和教育等等。在這點上，我認為現代中國是政府作為經濟管理者和投資者的典範。這些是無可爭議的政府角色。
同時，市場需要發揮對經濟的主導作用，經濟需要蓬勃的金融市場對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其余的政府在經濟中所擔任的角色，是可調整的。
中國模式，也就是中國的政府對於經濟的參與和調控模式，沒有人可以說這種模式是不對的，因為很顯然，它的經濟效果非常卓越。在其他經濟體，政府與市場的整合的模式可能會不一樣，也很有效。所以核心在於政府一定要高效、有能力、從實際出發、為公共利益服務。
問：您認為中國應該如何面對國企改革？
答：如果我來決定的話，我可能不會加大國企在經濟中的佔比。在中國目前的政策中，很突出的一點就是使企業的發展與中國的民生和社會的總體發展相結合，包括黨對於企業的領導和採用派駐企業黨員代表的方式等等。我認為這個方式看起來比較合理，這種方式可能比單純對國企進行競爭的保護更加可取。應該讓國企參與市場競爭，在競爭中生存和保持高效。
問：中國的平均收入已經接近中等收入國家的上線。中國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答：我認為風險很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決策出現的一系例錯誤，在中國都沒有出現，包括經濟模式不能與時俱進、政府投資力度不足等。所以我認為能阻礙中國成為經濟繁榮國家的可能性非常小。
問：美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自2019年以來一直在下滑。不管西方是否接受，是中國在對發展中國家加大技術和直接投資。美國今天是否正在錯過世界經濟的未來？
我認為是這樣的。美國目前正在集中精力解決國內面臨的一系列挑戰，目前很難看到美國對世界發展中國家進行有計劃性的包容性投資。中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投資人、技術的提供者，和龐大的市場。
但是世界經濟的發展不應該是零和博弈。美國應該參與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會促進世界的共同繁榮，我認為中美之間不應該秉承零和的發展理念。
(本文作者介紹：哈佛大學政府學碩士，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全球化事務中心及Firoz Lalji非洲中心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艾什中心研究員，IE商學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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