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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從遠方走來,抵達寬闊,抑或通往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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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世紀”

抵達寬闊,抑或通往獨特?

從寫作特性上講,無論各個優秀的作家有多麽不同,都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獨特的,一類是寬闊的。一般來說,獨特是青年作家的專利,而寬闊是一個作家在逐漸走向成熟後需要達到的境界。由此帶來的問題是,是否每個作家都得走通往寬闊的路線,他們可否在獨特的層面上,讓自己變得更為獨特?何況,無論獨特,還是寬闊,都需要深入辨析。有的作家從窄門出發,抵達了寬闊,也有的作家從表面上看寫得波瀾壯闊,卻總是脫不了逼仄的精神底色。

有必要指出這一點,是因為青年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在寫作路線上總會碰到這樣的困惑。為了抵達某種寬闊性,弱化性別意識,讓自己的寫作呈現出中性的面貌,或者在寫作中注入強烈的社會關懷,增加文化含量等,往往成為她們不約而同的選擇。作為一種寫作的探索,這無疑值得肯定,但她們的寫作會否由此走向寬闊,或者在技藝上更進一步,卻有待進一步探討。

事實上,這正是近期於北京魯迅文學院舉行的“她世紀——‘窈窕文叢’研討會”上,與會青年評論家聚焦的核心話題。誠如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邱華棟所說,女性寫作,在當代中國乃至世界,都已然是蓬勃發展的一個現象。“我拿到《收獲》雜誌2018年第六期後,瀏覽了全年的目錄,發現刊發的三部長篇小說中有兩部是女作家寫的,中篇小說有九部是女作家寫的,在青年作家專號發表作品的九位作家裡,女作家則佔了七位。”而以《鍾山》雜誌主編賈夢瑋的觀察,《詩經》中女性口吻的書寫,就佔有非常高的比例,更不要說如今女性寫作蔚為大觀,即便從學術角度來講,她們的寫作也提供了新的審美。這句話也道出了何以把曾參加過《鍾山》筆會的周李立、阿微木依蘿、龐羽、朱個、余靜如、池上、孫頻、祁媛八位女性作家的作品集,命名為‘窈窕文叢’的理由所在。

無獨有偶,2008年初春,女作家葉彌搬到一個臨近太湖的鄉鎮結合處,整理院子,種菜種花種樹,幾乎與世隔絕。一年後她開始寫作長篇小說《風流圖卷》,寫江南水鄉的歷史聚散,尋常巷陌間的風流人物,也寫一群思考著的靈魂。十年磨一劍,該作品近期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近日,小說研討會在江蘇南京舉行在由獨特走向遼闊的方向上,葉彌以這部作品證明了自己。“葉彌的中短篇小說自成一格,但這部長篇小說是她創作路線上的突破,代表著她新的起點。”評論家吳義勤指出《風流圖卷》對於葉彌小說創作的意義。他閱讀這部小說的感受是“五味雜陳、悲喜交加”,無疑,這是一部讓人一言難盡的小說,而豐富到所有人都可以對其進行闡釋,恰恰就是小說所應該具備的特質。“這個作品中呈現出思想的、情感的、人性的、藝術的甚至是命運的張力,每個人都在一個大時代裡有各自的命運,每個人物命運之間構成對話關係,這同時也是對時代的一種豐滿的呈現。”

葉 彌

每個作家對時代的理解都不同,如何在文學中表達、書寫出自己理解的時代,是對作家的一種考驗。葉彌的呈現別有不同。正如評論家王彬彬所說,很多文學作品寫作歷史時都差不多,但葉彌提供了一點新鮮感。“小說裡的人物不是政治上的或者道德上的英雄,他們只是在堅持一個人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是他們對於生命的理解,以及與時代的相處方式。”

葉彌在小說後記中寫道:(我)開始尋找這個長篇小說裡具有的思想性,並明確它。

到了2017年下半年,我想通了諸多問題,也很幸運地找到了這部長篇小說應該具有的靈魂。長篇小說的靈魂,就是人物的靈魂。

這部小說人物的靈魂是什麽呢?在評論家劉頲看來,人在歷史的裹挾中向前,也被歷史塑造,但葉彌小說中人物的靈魂恰恰是在歷史大潮中,每一個人都試圖站立起來,試圖確認自我,“她寫出的每一個人物都有自己的意志、品格、獨立性,她的作品讓人們反思人和時代的關係,在時代中人的主體性在哪兒,能動性在哪兒”。

承接關於女性作家在成長中的寫作變化,在“窈窕文叢”的書寫中,譬如,周李立的寫作,在評論家何同彬看來,便是弱化了女性主體意識。這讓她在寫某些作品中獲得了成功,卻有可能對有效介入當下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帶來了一些障礙。以他的觀察,當代女性寫作者普遍缺少強勁,甚至帶點強悍的文學表現力,這與她們有意無意忽視或模糊性別立場是有關係的。

而阿微木依蘿寫作的主要關切點,就像評論家嶽雯說的,不在性別立場上,而在虛構死亡上。她最大的創造性,是把生和死融匯成一個混沌的空間,讓亡魂在迷霧一樣的空間遊蕩,最後回到自己的應許之地。在嶽雯看來,不管是主題的設定,還是結構文本的方式,從她的寫作裡都能看到先鋒小說家的影響,這使她的小說依然帶有習作的性質。而過分依賴直覺和感性,刻意讓小說支離破碎,如果沒有內在的邏輯作為支撐,也會堵死通往別處的路線。

龐羽則試圖讓自己的寫作,擁有某種中和的天氣。但在評論家方岩看來,這樣的嘗試還有不小的上升空間。以他的閱讀觀感,龐羽對京劇獨有情鍾,在寫作上也受京劇影響。“她有一部小說叫《我是夢露》,裡面有一個男主人公,名字就叫劉邦。那問題就來了,夢露和劉邦的名字本身,就攜帶了巨大的歷史資訊,龐羽強行用一些資訊強化作品所要表現的意圖,也會讓讀者對小說如何體現出虛構能力打個問號。包括在《爭吵千字文》這樣的短篇小說中,她借助帶有隱喻性的一些物來加強小說的表現力,但這些物能否承擔起她要描述的情節和故事,是值得商榷的。”與此同時,方岩注意到,龐羽在小說裡寫到社會重大歷史事件,卻沒能在這些事件和個人情緒、經驗建立起有效的關聯。如此,對諸如此類的重大事件做隱形處理,反倒會起到更好的表達效果。

與此相仿,朱個的小說,如青年評論家韓松剛所說,包含了一個更深廣、更闊大的空間。“她進行的是一種非常有創意的寫作。在《火星一號》裡,她要表達的空間不僅僅包括物質空間,還包括精神空間,而在物質空間裡,又包括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物質,朱個對這種物質存在有獨到的體現。”韓松剛還從她的小說裡讀到了一種公共意識。“朱個在寫作中,通常把自己與他者聯繫在一起作為共同體來考量,並通過這種共同的聯繫,來確定一種共同的規則。所以,在她的小說裡,很少有破壞性的戾氣,很少有一個人歇斯底裡的情緒爆發,即便是憤怒,也是非常理性,非常有度的,體現出了一種均衡的美感。這種秩序意識和均衡的美感,在‘80後’的作家當中是比較稀缺,她的寫作可以說給青年作家提供了審視廣闊世界和複雜人性的更大的一種可能性。”

話雖如此,這樣的均衡,也讓朱個無論在想象的滑翔,還是在對現實生活的挖掘上,都欠缺極致的表現。以評論家黃德海的理解,朱個對一些想象中的東西投入更多的熱情,有時候倒是把對現實生活秩序的認識壓製住了。由此,他建議朱個的寫作,無論在飛升還是降低的過程中都再調試一下。而余靜如的小說,在黃德海看來,從寫作風格上說沉穩不炫耀,在人性的觀察上,則有時候劍走偏鋒,主人公經常是有障礙的,有一點偏執、自閉,反覆犯同樣的錯誤。這會給人想象空間有點狹窄的感覺,與寬廣的生活樣貌不太相符。

相比而言,池上的寫作與生活樣貌本身有更高的契合度。評論家劉頲表示,池上一般會寫人物在較長生命階段裡命運的轉折與變化,而這些人物通常都是被忽略的小人物,但他們又不甘心被忽略,正是在被忽略和不甘心被忽略之間,人物的性格張力得以凸顯。“從整體上來說,池上比較擅長在種種衝突中呈現人物命運的偶然和必然。在她筆下,每個卑微的生命都在爭取自己卑微的幸福。儘管很多時候他們找不到真正的入口,或者說找不到突圍的出口。”

祁媛

余靜如

如果說面對當下複雜、多元的現實世界,池上選擇了較為緩和的敘述角度,孫頻則如評論家郭豔所說,采取了一個比較突兀的視角,由此她的作品中呈現出更多人性的幽暗、晦澀、扭曲和變態,以及由此帶來的銳利和深刻,而這種深刻是建立在人物偏執的性格之上的。在郭豔看來,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孫頻的寫作策略。“可能有的讀者會認為她的視角比較單一,畢竟現實生活遠比這個視角更為闊大。但無論如何,孫頻的刀鋒敘事是值得肯定的。”

問題是在我們這樣一個資訊時代裡,要求每一個作家都有那種闊大的視角是否就那麽理所應當?在評論家何平看來,每一個獨特的作家進行的其實都是實驗室的寫作。以祁媛的寫作為例,收入集子《眩暈》裡的六篇小說都跟出租屋生活有關,而且她所寫的都是青年藝術家的生活,可謂局限中的局限。“但有別於努力把寫作拓寬到不同領域的很多作家,祁媛把她小說裡的人和世界隔離到一個舞台上來,讓出租屋這樣的空間,成為她的藝術實驗室。正是在這樣的實驗室裡,祁媛反而可能觸碰到像我一個學生在公眾號裡寫的‘生活中被忽視的真實’,包括那些被世俗禁錮的部分,並把世界的某種本質表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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