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元春
對於當前形勢，我談三大方面的看法。
第一，前三季度0.7%的正增長和第三季度4.9%的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雖然我們不能簡單把增速由負轉正當成我們驕傲的基礎，但是我認為，我們一定要從戰略的角度看到，在目前這樣的時點上，這個轉正所具有的深度內涵。
1、它的確說明我們的疫情阻擊戰和經濟保衛戰的一些策略和工具組合是成功的，我們必須堅持這樣的政策制度優勢，一定不能含糊。
2、在世界陷入疫情泥潭，出現疫情恢復、經濟恢復不同步的過程中，我們與美國之間的博弈格局，會由於疫情而產生一些戰略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我們估計，今年中國經濟會正增長2.4%左右的水準，而美國可能會負增長5.5%左右的水準，也就是說中美之間的增長速度差在過去幾十年中第一次達到了接近8個百分點。8個百分點的增速之差將導致中國GDP與美國GDP的比值由去年的68%上升到今年底的75%左右。所以，中美之間的博弈將會從嚴重不對稱向相對對稱的方向大踏步地改善。
3、在世界全面停擺，中國經濟一季度停擺、二季度行政性復工複產、三季度全面復甦，第四季度相對常態化，明年步入一個正常增長的預期狀況下，實際是對我們的產業鏈、供應鏈、國際經濟大循環和國內經濟大循環的一次很好的檢閱，一次很好的危機演練。在這個演練過程中我們認識到，必須進行戰略性的調整。同時，全球疫情與經濟恢復的不同步，為我們立足國內經濟大循環、國際國內大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創造了一個戰略時點。
因此，我們要從這些角度來認識目前三季度4.9%正增長的重要意義。我們不是簡單地、空洞地宣傳我們的好，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在這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期、世界經濟調整動蕩期、以及兩個百年的關鍵期和調整的攻堅期，在整個世界經濟低迷狀況下贏得正增長，它所具有的一種戰略意義。我們只有看到這種戰略意義，在政策制度上的一些優勢，才能堅定下一步工作的基本基調。
第二，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在中國經濟短期內具不具備持續復甦的基礎這個問題上，我們團隊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說我們在短期裡經濟復甦的基礎是基本夯實的。雖然我們面臨一系列中期的擔憂和遠期的憂慮，但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運行狀態，我認為在今年前幾個季度特別是二季度以來，我們的一些政策布局已經為其打下了比較良好的基礎。為什麽這麽談？主要有兩個很重要的支撐依據。
1、一攬子政策實施效果好。很多政策剛剛開始展開，未來我們的經濟增長具有良好的政策支撐和政策空間的支撐。原因如下：
（1）一攬子規模化政策在兩會之後才開始展開，大量的大型項目，特別是兩重一新的項目，在過去這四個多月剛剛布局完，還沒有完全上馬。目前地方政府的資金，比如2兆的中央財政資金直達市縣，6月下旬剛剛啟動，8月份直達資金才達到85%，也就是1.7兆。但這1.7兆實施的效果以及進一步實施的推動力還沒有顯化出來。看看財政運行進度就知道，前8個月，財政支出累計15兆，全年完成了這個預算的60.5%，而近四年來平均是66%，也就是說執行進度比以往少了5個點左右，這就意味著，我們在未來這幾個月裡將密集性地支出40%的財政。因此，大家就會看到，未來幾個月裡，財政不進行根本性轉向的話，我們的財政支持力度應該是非常充分的。
（2）按照全國人大所批準的，今年整個債務餘額應該是25兆規模。目前這個債務餘額還有幾兆的空間。因此，我們的資金剛剛到位，財政支出進度剛剛過了60%，大型項目剛剛上馬，能夠預計這些項目、這些資金能夠支撐今年年末的密集支出和明年的增長態勢。再從貨幣角度看，國家所承諾的全年要在金融領域讓利1.5兆，目前已實施8700億左右，也就是說我們還有差不多6300多億的讓利要在未來進行落實。因此，貨幣並不像很多人講的，由於目前經濟增長態勢較好，馬上就會進行全面收緊。我認為，如果按照國家這樣的部署，這個觀點是片面的。當然，政策層面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的戰略轉化，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也就意味著我們在關鍵技術、核心技術上的布局，在核心產業上進行國產替代的布局，在出口轉內銷層面等一系列的布局，這種布局將會使我們的潛力被激發出來。
因此，我認為，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政策支撐的空間有，項目的支撐空間也有，經濟增長的動能應該會基本形成。
2、目前供需還不是很平衡，但需求端在加速提升，供求區域相對平衡；同時，我們也看到國民經濟循環開始基本暢通，經濟增長的一些內生動力也開始顯現，最為明顯的就是，消費需求實際上揚還比較快，GDP平減指數從二季度的負轉正了，這點可能很多人沒有注意。
更重要的是，隨著三季度GDP名義增速達到5.54%，這直接導致我們的財政收入連續三個月轉正，居民可支配收入連續兩個季度轉正，規模以上企業利潤也連續幾個月轉正，8月同比增長19.1%，營業收入利潤率從2月的3.5%上升到5.75%。企業有利潤、老百姓收入正增長、財政收入有支撐，我們經濟循環的內生動力自然就會發生變化，就會從政策性的互助向自發性的增長來進行轉變。因此，從這些角度，我認為，倒不必對未來有多麽的悲觀，持續復甦的基礎基本形成，有政策支撐，有內生動力。我們認為，全年的經濟增長應該能夠達到2%-2.5%的區間。
但在亮麗數據下，我們依然要保持審慎樂觀，我們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依然是比較嚴峻的，有六大問題需要保持高度重視。
第一，需求依然是非常疲軟的，擴大內需依然是當前和未來的一個戰略基點，這是毫無疑問的。首先是消費領域存在的問題。於澤的報告裡也專門談到了消費的問題。當前消費的支撐點主要來源於汽車消費和高端消費。剔除這些消費，整個消費的持續性看起來仍有疑慮。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反思汽車消費在未來的可持續性問題。最近消費上揚較快的，一是煙酒，二是貴金屬，三是化妝品。為什麽中高端消費上揚這麽快呢？為什麽海南奢侈品在國慶期間一個店四天能銷售1億呢？很重要的是，疫情期間，高收入群體受到的衝擊是非常小的，他們的消費能力依然存在，而海外代購已經停止，只能內部消化。因此，目前消費並不如我們所想象的，是由中產階級通過消費潛力的激發來提供支撐的。
投資和出口也存在可持續性問題。目前投資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體是房地產，而房地產目前公布的三大紅線，對於下一步房地產投資的可持續性也帶來很大的問題。所以，消費本身有問題，投資也面臨著不確定性。更大的問題是出口，出口超預期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疫情的不同步和經濟復甦的不同步。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出口增長主體：抗疫物資、宅經濟、數字經濟發力和相關設備。而中國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機電產品實際還在負增長。前9個月45%的商品出現正增長，去年同期是70%。因此，我們最近出口持續提升的態勢實際上和疫情形成了不對稱性密切聯繫。那疫情對稱了怎麽辦？更重要的是，全球疫情消失之後，得到有效控制之後，我們的出口外需會面臨極大的壓力。
第二，目前我們政策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微觀主體的積極性、活躍程度並不是很高，集中體現在民間投資依然沒有轉正，表明我們民營企業家的投資信心還不是很充分，中小企業的虧損壓力還很大，中小企業的一些預期還比較低迷。地方的基建進展速度比較緩慢，很多基層政府有錢也不花，官員這種不作為的現象依然存在。因此，在這上面，怎麽來激發我們主觀主體的積極性和活躍程度，使我們整體上走出信心不足的局面，依然是我們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的一個重點。
第三，我們最近要高度關注中產階級在疫情期間收入受到全面衝擊的現實。只要看到目前幾個數據大家就會明白：1、中位數收入增速低於可支配平均增速0.7個百分點，表明中位數收入增長比較緩慢。2、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3.6%，經營性收入下降2.0%，而財產性收入增長7.2%，轉移支付性收入增長8.9%。我們發現，在疫情過程中，政策對低收入群體有了有效的補充，同時由於我們對金融市場的寬鬆導致高收入階層沒有受損，但中產階級受損很嚴重。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字是，整個財政預算收入全年同比下降7.5%，而個人所得稅逆勢上漲5.8%，其中8月份達到了17.4%。個稅是由誰承擔呢？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我們收入支撐的一個核心，也是消費支撐的一個核心。我們下一步的政策對於中產階層收入的變化、高收入群體的變化應該高度關注。當然，低收入群體在脫貧攻堅和相對貧困時期還應該進一步地關注，但是中產階級與高收入階層之間進一步地分化，是我們要高度關注的一件事情。
第四，我們要關注目前債務高企的問題，因為今年前三個季度，我們宏觀杠杆率提升了二十多個百分點，這麽快的宏觀杠杆率、債務率上升，肯定會導致我們的一些金融運轉出現問題，我們必須要認識到高杠杆率、高債務率所帶來的國民經濟運行在未來的這種阻力。因此，我們必須要重視。
第五，財政政策效率面臨著一系列挑戰。我梳理了四大挑戰：一是目前進度緩慢的問題；二是直達基層的2兆財政資金的效率問題；三是一哄而上的新基建布局問題；四是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布局上，我們怎麽來進行有效布局、財政如何有效跟進，都會使財政政策效率在下一步面臨很大的挑戰。
第六，我們現在采取了很多特別舉措，大家一定要認識到“是藥三分毒”。這個“毒”在金融問題上就表現在風險累積和風險延後，未來我們如何來應對這個風險延後和風險加速累積所帶來的問題，可能是我們要高度重視的。
因此，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基本面應該問題不大，但我們所面臨的一系列結構性和戰略性的問題、政策常態化過程中的問題，依然會對我們形成強烈的挑戰。在目前全面報喜的狀況下，依然要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能夠扎實地抓住目前所給予我們的戰略時機，利用好這個窗口期，把中國經濟搞好。
關於下一階段宏觀經濟政策的著重點應該關注的方面及宏觀經濟政策背後的邏輯問題，實際剛才的發言已經談到，問題本身是政策調整最基本的基點。
我認為，目前的形勢還很嚴峻，同時也面臨著一些不確定性。因此，總體相對寬鬆的政策，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組合，在總量上的定位不應該發生變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目前遠沒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全面退出的時點，即使到了今年年底，我們也認為，政策不應該進行根本性的變化。
原因很簡單：第一，如果今年的經濟形勢不考慮疫情，不考慮世界經濟這樣的基本背景，就會發現目前0.7%的正增長在常態狀況下一定是處於超級低迷的狀況，而不是像現在很多人所解讀的前三季度增長0.7%、三季度增長4.9%就意味著中國經濟走上了康莊大道。宏觀政策目前還不能夠做出總體性、方向性的調整。
第二，上半年主要以疫情防控和復工複產作為主要問題和主要矛盾，而到了三季度，在國民經濟循環基本暢通、供需相對平衡的狀況下，四季度步入到穩定復甦階段，我們的主要矛盾就會發生變化。這個變化就會由過去疫情防控、復工複產轉向全面復甦，同時轉向我們的戰略調整，戰略著力點、政策著力點的調整。因此，我的第二個判斷，中國政策結構性組合模式和政策的著力點要配合五中全會所提出的新戰略，要配合疫情，也就是經濟穩定復甦態勢的鞏固來做出調整。
第三，財政層面。我們必須要進行一系列有效調整來提高它的效率。1、對於四季度密集實施剩餘預算，這個進度怎麽來進行落實。2、對於前期疫情抗擊的財政結構性投放，在一些方面可能需做出調整。比如現在有很多資金下達到基層，如果完成了“保基層運轉”這個目標之後，一些資金可以適度往上進行調整，進行集中歸攏，向一些大型項目、一些重點改革任務和領域向戰略調整領域進行靠攏。特別是地方上一窩蜂一擁而上的廣義的新基建，要進行審核，不僅要有積極性，同時還要講科學性，講它技術的有效性。財政在結構上應該有重新的審視，要有一些著力點、布局點的變化。
第四，金融層面。對於下一步的風險積累和風險轉移要進行高度的關注，要在一些中小商業銀行融資能力提振上、壞账處理上有一些前期的準備，而不能等這些問題爆發之後再來滯後清理。因為明年是中國經濟尤其關鍵的一年，也即後疫情時代的第一年，中國經濟能不能夠真正地常態化，能不能在大國衝擊的窗口期穩住陣腳，保住基本盤，我們內部不能在金融上出現較大的震蕩，依然很重要。
第五，刺激內需，挖掘內需潛力，需要有一攬子方案。這個方案一定不能夠簡單地等同於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因為我們擴張內需是個戰略，這個戰略必須要從制度層面、機制層面、戰略層面和政策層面來進行多維調整，要有中長期的改革方案、中期的戰略調整方案和短期的政策方案相配合。所以，我們在擴大內需，激發內需潛力，實行以內循環為主的戰略上，的確要有一攬子的考慮，這裡重點是中產階層的倍增計劃，在數量倍增、收入倍增上要有著重點。
第六，目前關於民營企業的投資，對於整個微觀主體積極性問題需繼續高度關注，特別是目前地方政府一些官員依然存在著為官不為、能力不足等問題。如何在這上面做足文章，如何能夠使民營企業家的投資信心、投資空間進一步提升，依然是我們在未來所面臨的最為重要的幾個微觀結構性問題。
因此，我認為未來政策應當在以上這幾個方面給予關注。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