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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殺害的天使們:日本池田小學無差別殺童案

大家好,在系列的第二篇裡,我將給大家帶來兩個案子:附屬池田小學無差別殺童案,以及 628上海小學生被殺案。

1963年,宅間守誕生於與大阪府臨近的伊丹市,一個地方公務員的家庭裡。宅間家的家系,可以追溯到江戶時期的薩摩藩(現今九州南部鹿兒島縣附近),代代武士。在明治維新之後,宅間家搬到了關西地區,並且順理成章地從舊時代的武士,過渡成為了地方政府公務員。

由於家中有世代習武的風氣,因此宅間家中很多親戚,都在警察、檢察院等等系統中工作。然而,宅間守的家庭卻並不富裕。在宅間守的父親剛剛17歲時,宅間守的祖父便因為急病,在壯年而去世,家道由此中落。因此父親只得選擇退學後,靠著當體力工人來養活全家人。

與收入豐厚的中央政府高級公務員不同,地方的低層公務員的待遇其實相當低下,甚至可以看做是地方政府所雇傭的“臨時工”。他們大多擔任市營公共交通的工作人員、政府部門的安保、清潔工等等。儘管如此,但這畢竟是一份穩定的工作,所以宅間守的父親還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以及親戚們的提攜,最終成為了一名地方公務員。

宅間守誕生的時候,是家中的次子,此時宅間家的狀況已經稍稍改善了。然而,長期辛勞所導致的結果,使得宅間守父親的脾氣越來越差。自幼接受了祖父的武士道教育的父親,在家中也徹底實行了“體罰主義”,對宅間守兄弟兩人經常非打即罵。母親在父親的壓迫下,也逐漸出現了抑鬱症的情況,整日閉門不出,甚至躺倒在床鋪上全天不起床。

也許是遭遇了過多童年時的暴力,宅間守從小學時,便出現了一定的暴力和精神異常傾向:他將抓到的野貓用報紙裹起來,潑上油後活活燒死;在學校裡被大孩子欺負後,他會加倍凶狠地找更弱小的同學進行報復;上中學後,對自己喜歡的班上的女孩子,他不但會各種惡作劇去捉弄對方,甚至會通過手淫,將精液留在女孩子的便當盒裡。

對於惹事不斷的兒子宅間守,母親也曾經多次說過:

“當初要是沒把你生下來就好了。”

在學校中,宅間守反而是個表面上認真的學生,沉默寡言。他在上小學時,偶然看到了自衛隊招兵的廣告,便立志長大後要加入自衛隊。上體育課時,他會一邊高唱著軍歌,一邊拚命地跑圈。而這種行為,使他很快便成為了同學們眼中的“異類”。

儘管努力,然而宅間守的學習成績並不好,這也讓他逐漸意識到,自己只有加入自衛隊,當上軍官,才能成為別人眼中所敬仰的“精英階層”。在上高中時,他經常對同學們說:“我以後是要去自衛隊當大官的,所以你們現在最好對我好點兒。”

在當時的同學們看起來,他這無異於威脅的口氣,實在令人反感。而對於宅間守來說,他的這種“虛張聲勢”的話語,更像是他對於那些來自高收入、高學歷家庭的同學們的一種“反抗”。

宅間守的父親回憶起自己的兒子,曾經說過他非常倔強,對於自己認定的目標便一定要拚命去做。然而,在努力之後反而面對失敗的結果時,宅間守卻不能勇於承認自己的不足,而是將問題怪罪於其他人或者客觀條件。

黃一川,1989年誕生於湖南邵陽市綏寧縣的一個公務員家庭中,父母都是當地政府工作人員。11歲時,父母因為感情不合而離婚,自此黃一川便跟著母親一起生活,由母親來安排他的一切生活起居。在母親看起來,黃一川的性格非常要強倔強,平時也少言寡語。

黃一川自幼便是個上進努力的學生,在綏寧一中的成績也相當不錯。然而,由於綏寧縣地處偏僻,教育資源明顯落後於較發達地區。升入高三後,很多同學都在家長的安排下,紛紛前往教育資源更好的外地讀書,然而在黃一川向母親提出也想去外地的時候,卻遭到了母親的反對。

在高考時,由於發揮失常的緣故,黃一川沒能考上自己一直向往的一本院校,而隻考上了湖南科技大學的建築系。進入大學後,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早早出人頭地,便在大一時參選了班幹部,然而並沒有當選。落選失望之餘,黃一川認為是自己遭到了班裡同學們的針對,於是便選擇了用QQ,向班裡同學發送威脅性的資訊。

升入大三後,黃一川開始積極準備考研。在他看來,既然高考失利,那麽必須在考研這條路上爆發,考上全國頂尖的院校,自己才會有翻身之日。儘管自己的成績在班中僅僅是中等,但他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東南大學的建築系進行報考。連續兩年的考研結果,最終都以落榜結束,這令黃一川遭遇了不小的心理打擊。然而,在他看起來,考研落榜的原因並不在自己,而是“因為不認識人,沒有後門關係”。

2012年,黃一川以“去大城市找工作”為由,拒絕了母親提出的為他在地方安排一份離家近的工作,而是隻身前往了上海、廣州等等城市,頻繁地往各大建築院投遞簡歷。

由於成績不佳,宅間守並沒有升入普通高中就讀,而是進入了一所工業高校(相當於我國的職業高中)。在就讀到高二時,他因為與同學發生口角後毆打了對方,於是被學校停學。就這樣,他乾脆從學校退學,開始了打零工的生活。在他年滿18歲的1981年,他便志願參加了航空自衛隊,想要成為一名戰鬥機駕駛員。

然而,由於學歷太低,宅間守並沒能被選中參加駕駛員的培訓,而是被任命為航空基地的一名維修工。因為目標與實際的落差,使宅間守對於自己的工作並不滿意,勞動態度也很成問題,在自衛隊中的評價很低。1983年1月,他因為容留一名離家出走的未成年少女在宿舍中留宿,並且向對方提出了性要求,被航空自衛隊宣布開除。

離開自衛隊,對於宅間守來說幾乎相當於夢想的破滅。於是在心灰意冷的這段時間裡,他開始四處尋找工作,但是卻無法在任何一個職位上安心工作。在短短的2年時間裡,他曾經從事過卡車司機、加油站加油工、搬家工、便利店店員等等,多達18份工作,但是每份工作的持續時間,也大多是僅僅維持幾周,之後就辭職離開。

談到他辭職的原因,大多數都是因為“與同事相處不好”,“上司不夠尊重人”,“客人的態度很差”等等。總之,這似乎與宅間守一貫的處世態度相關:出現問題後,眼中看到的都是別人的問題。

1984年10月,在他擔任公寓管理員的時候,他以“收房租”為名,強行進入了一名女性的公寓,並且對該女性實施了強奸。1984年12月,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他提出自己的精神上出現了問題,使他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於是法庭安排了精神司法鑒定,並要求他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1985年1月,尚在精神病院中接受觀察的宅間守,從5層病房的視窗跳樓,摔斷了一條腿。3月,宅間守被診斷為具有相當的精神分裂症傾向。

1985年5月,鑒於宅間守系限制行為能力責任人,且為初犯,法庭判處他三年有期徒刑。

1989年年初,宅間守出獄。由於沒有可以落腳的地方,父母只得暫時收留了宅間守。然而在監獄期間,宅間守並沒有得到任何的悔改,而是將自己在求學、工作中的失敗,全部歸罪於父母和社會。在家中,他開始對已經初老的父母拳打腳踢,甚至揚言要找黑社會到家裡,殺掉自己的父母。

與宅間守相對的是年長他兩歲的哥哥。儘管與宅間守生長於完全相同的環境裡,但當時29歲的哥哥已經順利地在社會上立足,成為了一家家電行業大企業的正式職員,搬離了父母家,甚至購買了一輛BMW轎車。

對此,宅間守表現得相當氣惱。在哥哥開著車回到父母家探望父母時,宅間守卻拎著一根鐵管,來到了哥哥的新車邊上,大喊著“你區區一個小職員,開什麽外國車!”用鐵管將車窗玻璃全部打碎。

由於惹出的麻煩不斷,父母和哥哥只得求助於警方和醫院。就這樣,在出獄後的幾年時間裡,宅間守反而成為了警察局羈押室的常客。在這段時間裡,宅間守也接受過幾次精神病院的檢查,醫生通過宅間守的行為表現,提出宅間守有著相當程度的躁狂抑鬱症的症狀。然而,對於進一步接受藥物治療的提議,宅間守堅決予以了拒絕。

1990年6月,宅間守謊稱自己是一名醫生,與一名比自己大18歲的45歲女性結婚。然而婚後僅僅過了三個月,宅間守的身份便暴露了,於是只得離婚。

1990年10月,宅間守在同學會時,遇到了自己小學時老師。在對老師吐露了心中的苦惱後,深深被他感動的老師決定與他結婚。這位老師比宅間守年長19歲。然而,這段婚姻由於宅間守的暴力傾向,也在4年後迎來了離婚的結果。

1993年,年滿30歲的宅間守與父親進行了一次長談。為了幫助宅間守自立,父親向工作的政府機構提出自己提前退職,不要退職金,而是讓自己的兒子來接替自己的工作。就這樣,在父親的一片苦心之下,宅間守搖身一變,成為了伊丹市的一名地方公務員。

黃一川自2012年畢業後,三年時間之中一直沒有回家。母親通過簡訊向他問候時,他也總是含糊其辭地說自己在公司裡找到了工作,找機會繼續考研進修。對於母親提出的,向他匯一些生活費的提議,黃一川也總是回絕掉。

2015年11月,黃一川在時隔大學畢業三年多後,第一次回到了家中。根據他母親的回憶,黃一川此時的精神狀態往往是鬱鬱寡歡的。從這時起,黃一川開始頻繁地離家,隔一段時間後再回到家中。當母親問起來他的去向時,他總是說去大城市裡工作。然而,從他如此頻繁的往返日程裡,我們也可以了解到他的工作並不順利,無法在一家公司裡長期工作,而是不停地更換工作甚至是職業。

每次返家,黃一川也幾乎把自己和家人隔絕開。母親偶爾會從他的房間中,聽到他獨自一人在屋裡大吼大叫。

從2018年開始,黃一川的經濟狀況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問題。從他留下的諸多資訊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從2018年春節之後起,便開始來往於上海、廣州、珠海等地,其間也通過小額貸款借過兩筆錢。春節前後,在外漂泊的黃一川向母親提出交了女朋友,在徐家匯買了房子,需要裝修。於是生活本不寬裕的母親,便先後總共給他匯出了2萬餘元。

當然,在事後我們才會得知,黃一川一無女友,二無房產。他說提出的買房,其實僅僅是他在生活費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向母親編造的謊言。

儘管身份上成為了“地方公務員”,但宅間守的工作卻並不風光。他做過政府大樓的垃圾整理工,小學的警衛,也乾過市營巴士的巴士司機。在擔任巴士司機期間,他對一名女乘客抱怨,她身上的香水味太嗆了,結果導致了與該乘客發生了嚴重的口角,之後被停職處理。1999年1月,他在市屬小學中擔任工作人員。由於工作中的摩擦,他萌生了想要對老師們進行報復的想法,便向四名老師的茶杯中放入了大量的安眠藥,但是被及時發現。因為這件事情的關係,宅間守被政府正式解雇,父親希望他自力更生的期望付諸東流。

1999年3月,宅間守的哥哥在家中割脈自殺。

從1999年2月起,宅間守再次進入了不斷打零工、不斷更換工作的循環之中。隨著年齡的增長,宅間守所面臨的精神和社會壓力也與日俱增,行為也愈發怪異。2000年10月,他在大阪市內開計程車期間,由於與一家飯店的門童發生了爭執,便對對方揮拳相向,導致了他被計程車公司辭退。2000年11月,他找到了一份開卡車的工作。然而半個月後,因為在路口等紅燈時,他聲稱旁邊車的女性“白了自己一眼”,於是便把車橫在對方前面,對該女性吐痰後,將對方車的擋風玻璃砸爛。

就在這樣荒唐而毫無前景的生活中,宅間守逐漸誕生了“報復社會”的念頭。

2001年6月7日晚22時,宅間守從電話本上,查到了離自己住處最近的大阪教育大學附屬池田小學的電話。通過車上的導航軟體,他定好了第二天前往該小學的路線。

2001年6月8日上午9時,宅間守從池田市的一家工具店中,購買了兩把刃長22cm的菜刀。

當天10點12分,他把車停在了池田小學的東門外。由於正門已經上鎖,所以他繞到了並未上鎖的機動車入口,懷揣菜刀潛入了校園。

在操場上,他與副校長擦肩而過。在被副校長詢問時,他假稱自己是學生家長,蒙混過關。

上午10點22分,宅間守進入了教學樓。當天二年級的學生恰巧在上體育課,教室中只有幾名臨休見習的學生。他走入第一間教室,掏出懷中的菜刀,砍向了教師中五名無辜的女生。之後,他從陽台翻入了隔壁的教室,卻發現該教室空無一人。

此時,第一間教室中幸存的孩子,已經跑到了其他教室求救。在走廊另一端的教室中,幾名二年級男生嚇得躲在教室前門後,大氣也不敢出。宅間守從教室門上方的玻璃裡,發現了躲在門後的這幾名孩子,於是便從後門闖入教室,對著男生們也揮舞起了屠刀。

頃刻間,學校的樓道便化身為地獄一般的光景。

恰好在現場附近的兩名女教師,勇敢地將其他孩子們攔在身後,卻被宅間守一刀捅在胸口。女老師死死拽住撲向孩子們的宅間守,竭盡全力喊道:“快跑!跑到操場去!”

之後聞訊趕來的校長和男老師們一擁而上,將宅間守死死地壓在了身下。在倒下的一刻,宅間守似乎是鬆了一口氣,小聲地念叨著:

“好累啊。”

短短的五分鐘裡,宅間守造成了8名兒童死亡,其中一年級學生1名,二年級學生7名。同時,還有13名學生和2名教師負了輕重傷。總計死傷人數達到了23名。

森脅綾乃

山下玲奈

本鄉優希

在事件中不幸遇害的孩子們。

2018年6月7日,黃一川最後一次來到上海,入住了浦東新區東明路的一家廉價旅館,開始投遞簡歷找工作。然而幾周下來,他還是一無所獲。

2018年6月28日上午11時31分,黃一川攜帶早已購置好的菜刀,來到了住處10公里外的浦北路的世界外國語小學門口。這一天,是該小學放暑假前的最後一天上課,六年級的學生舉辦了畢業典禮。中午時分,學校放學。由於學校門口有保安巡邏,因此黃一川並沒有在校門口動手,而是開始尾隨幾名步行回家的孩子。

在離開校門130米後,黃一川掏出了準備好的刀具,砍向了身邊的兩名小學生。之後,他撲向了另一名小學生,和一位接到孩子準備回家的母親,將刀砍向了他們。

正在路邊巡邏的四名城管隊員,以及周圍群眾迅速圍攏上來。黃一川在行凶之後,卻也並不逃跑,而是站在原地,呆呆地看著倒在血泊之中的受害者們。人們上前,迅速製服了黃一川,奪去凶器後將他按倒在地,並拿來了繩子將他捆住。在人們氣憤地質問他,為何要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情時,黃一川只是簡單地說了句:

“因為心裡不平衡。”

警方在接到通報後,立即趕到了現場,將黃一川逮捕。

黃一川的行凶造成了兩名兒童傷勢過重死亡,一名學生家長和一名小學生受傷。

2018年6月29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對黃一川依法正式進行逮捕。

事件之後,宅間守被警察以殺人現行犯當場予以逮捕。

被捕後,宅間守曾多次對警方提出自己患有精神病,並且提出自己在行凶當天,由於病情惡化的緣故,曾吃下了十份精神安定劑,由此產生了幻覺。

而警方通過對他家的強製搜查,確實發現了大量的精神類藥物的處方,以及200片以上的精神藥劑。然而,根據警方詳細比對處方的開具時間,以及宅間守的藥物購入時間等等,發現這些藥物均系事件發生前一周之內購買,並且宅間守聲稱自己所服用的數量,與殘留的藥物量無法對應上。

同時,根據其自身聲稱的服藥情況,警方對被捕後的宅間守安排了尿檢和血檢。在尿液和血液中,警方都沒有發現相應的藥物殘留。在這些證據面前,宅間守只得承認自己在行凶時並未服藥。

另一方面,經歷了喪子之痛的學生家長們,也紛紛來到了大阪府的檢察院和警察署,要求嚴懲凶手。負責此案公訴的大阪府檢察官早川幸延,在6月10日夜間,來到了等候在地方檢察院門外的學生家屬面前,含著眼淚對他們說:

“就算拚上我這條命,也一定要判他死刑。”

檢察官早川幸延,17年後的今天已經升任宮崎縣檢察長

對宅間守的公審,於2001年12月27日開始。

在公審開始後,宅間守曾多次聲稱自己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無法分清幻覺和真實,因此不應當作為完全行為責任人受審。法庭根據他的證詞,先後安排了兩次精神鑒定,然而這兩次的精神鑒定結果都顯示,宅間守具有一定的反社會人格障礙和妄想型人格障礙症狀,但是不具備確診精神分裂症的條件,因此不適用於“減免行為責任能力”。

同時,根據宅間守在羈押期間,面對警察的審訊時曾多次用謊言狡辯自己的行為,法庭認定宅間守對於自己所犯罪行,其實具有完全清晰的認識,只是想通過謊言來逃避罪責。

然而,宅間守的“表演”,其實才剛剛開始。

在法庭上,當檢察官早川幸延問到:“被告目前是否對所犯罪行進行悔過?”宅間守卻說:

“我沒什麽可悔過的,只是為自己被抓感到後悔。”

當檢方提出他殺害了8名無辜的小學生時,宅間守卻狡辯到:“每天因為交通事故還會死好幾十人呢,我這個事兒跟交通事故沒兩樣。”

面對旁聽席的學生家長不斷對他發出的指責,他反而回過頭對家長們說:

“你們這八個孩子的命加在一起,才換了我一條命,值了。我自己都認了死刑了,你們應該感謝我!”

檢察官問及宅間守的犯罪動機時,他的回答是:

“反正說不說,都是死路一條。我寧願把這個秘密帶到絞刑架上去,讓你們琢磨一輩子。”

2003年8月28日,在最終宣判結果之前,法官問宅間守還有什麽想說的,於是他做了最後的一段發言:

“我這輩子,過的都不怎麽痛快。家裡又窮,還沒地位,所以才做出了這樣的事兒。當初如果要是去幼稚園就好了,說不定能殺更多的小崽子。這樣也不錯,有這麽多孩子給我墊背。趕快給我判死刑吧。”

他這樣畜生不如的發言,立即讓旁聽席上的民眾們怒不可遏,很多人都想要衝上前去揍他。為了維護法庭秩序,法官命令法警將其帶離了法庭,關入了影片審訊室中。

在被告不在庭上的情況下,法官方宣傳布了本案的最終宣判結果:

“死刑。”

此時,在旁聽席上,對宅間守爆發出了“去死吧!”的呼聲。

被關入看守所,等待死刑執行的宅間守,其實內心並不平靜。他多次向法庭提出,判處死刑之後卻不執行,給他自己帶來了嚴重的精神痛苦。2003年12月,他甚至以“等待死刑執行是一種折磨”的原因,想要對司法機構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而宅間守在法庭上的瘋狂表現,其實意圖也在於盡早為自己爭取死刑。因為在獄中被長期關押後再執行死刑,他認為是更加痛苦的。

在關押期間,一名基督教女性信徒開始與宅間守進行通信。2004年4月,這名女信徒與宅間守登記結婚。在日本的在押死囚之中,登記結婚雖然不是個例,但與這樣一名殺害兒童的惡魔結婚,這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2004年9月14日8點16分,在關押了約1年之後,宅間守在大阪看守所內被執行絞刑。從被關押之日起,直到死刑執行,宅間守從未對殺害兒童表露出任何的悔意,也從未向受害兒童的家人表達過歉意。

儘管遭受了頗多的非議,但與宅間守在獄中結婚的那位女性,在死刑執行後還是出面,對媒體說明了真相:她希望能夠通過自己與宅間守的接觸,逐漸感化這名殺人狂魔,讓他在死前對自己所犯罪行做出謝罪。然而,這一願望並沒有達成。

2006年,在池田小學的慘案發生5年之後,池田小學在六年級學生的畢業典禮上,為在此事件中不幸遇難的學生們,授予了《小學畢業證書》,作為對他們的懷念。

而對事件負有管理責任的日本文部科學省(相當於我國的教育部),也對8名遇難兒童的家屬,發放了總額4億日元(約2400萬人民幣)的賠償金。

由此事件開始,日本的中小學校、幼稚園、托兒所等設施,都列入了警察日常巡邏的範圍之內。同時,所有的教育設施都開始明令禁止除學生和教職員工以外,任何人等進入校園。為了防止兒童在上下學路上遭遇危險,大部分地區都開始自發地組織起來,在上學和放學時間段,由志願者組成巡邏隊伍,護送兒童上下學。

在此案中,被告宅間守呈現出了一定的精神問題,並由此導致了犯罪。儘管在本案的審理中,宅間守並未被認定為受到精神問題的限定行為能力責任人,但很多團體組織,仍然對精神病患者可能導致的惡性犯罪,表示出了很高的憂慮。

因此,在2003年5月,日本制定了《對於在神志喪失等狀態下 進行重大的危害行為的犯罪者 實施醫療及觀察等等相關法律》。在本法律中,規定了對於曾經因為精神疾病,而進行過殺人、故意傷害、搶劫、強奸、放火、投毒等等犯罪,但由於精神問題而免於刑事責任的犯罪者,政府要依據本法案,對其進行強製關入精神病院的管制措施。

通過這一法律,可以在精神病人早期出現過犯罪行為後,防止其回到社會繼續危害安全。

在上海世界外國語小學的牆外,市民們自發的悼念活動,依然在進行著。

在2016年,記者們又再次聯繫了池田小學事件中,那幾名被宅間守砍傷後,僥幸逃過一劫的重傷孩子們。在她們的口中,我們可以再次理解到,從那一天起,孩子們所經歷的恐怖和痛苦,究竟給她們的人生帶來了怎樣的衝擊。

岩藤愛,當天被凶手用菜刀砍傷了肋部。等凶手離開教室後,她與另外一名女孩躲進了教壇下面,兩個渾身是血的女孩子縮成一團,聽著隔壁教室的凶手的聲音,覺得時間第一次過得是如此之慢。

“在事件之後,我經常一個人發呆。哭也哭不出來,笑也笑不出來,整個人變得對感情非常麻木。已經過去了15年,但我還是時常想起在教壇下,那個瑟瑟發抖的自己。

無論何時提到那一天的事情,我還是會很難受,無法向別人說清我自己真實的感受。只有在和其他幸存者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才能放開心情。”

為了治療自己的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岩藤愛在大學學習了心理學專業。

渡邊憐奈,腹部被凶手用菜刀扎穿,身負重傷。在事件中不幸喪生的森脅綾乃,是她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我和綾乃從幼稚園起,就一起上下學,休息的時間也一直在一起玩。在那天,我看到了倒在身邊的綾乃,想哭卻怎麽也哭不出來,想要去抓住她,可是卻連伸出手的勇氣都沒有。從那天起,我再也沒有能夠一起上下學的朋友了。15年了,我一天也沒有忘記過她。”

“對我來說,在那之後的日子,就好像綾乃一直在我身邊一樣。如果我難過的話,她也會難過。所以我要更加樂觀,把她那份人生也活出來。”

在2006年的小學畢業典禮上,渡邊憐奈替森脅綾乃領回了畢業證書。

2001年秋,大阪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大阪Gamba”,為了讓池田小學的小朋友們能夠忘記痛苦的回憶,於是特意組織了足球教室,並且每一場比賽都會免費邀請孩子們去觀看。就這樣,渡邊憐奈開始重新恢復了精神,並對足球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現在的憐奈,在大阪Gamba足球俱樂部,擔任球迷俱樂部的聯絡人。

“在最悲傷的時候,我在大家的感染下,找回了自己的笑容。所以我現在,也想成為帶給別人笑容的人。”

村田洋子,後背從左肩到右邊肋下,有一道幾乎危及生命的刀傷。

“被砍中的那一刻,我本來想著趕快逃跑,但是卻立刻沒了力氣。倒在地上,已經幾乎感覺不到疼痛了,只有脈搏在一跳一跳地鼓動著。因為擔架不夠,我被用門板抬到了醫院。到了醫院,看到了媽媽,我問她:媽媽,我今天會死嗎?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敢一個人待在房間裡。”

升入大學後,村田洋子選擇了兒童福利專業,目前在一家幼兒教育的機構中工作。

村田洋子的母親,在這一天留下的日記中寫到:

“洋子在那天早晨,突然對我說:媽媽,我今天不想上學了,可以讓我休息一天嗎。但是我還是逼著她去了學校。出事之後,我跑到醫院,看到了小小的洋子躺在門板上,小聲地問我:媽媽,我會死嗎?我覺得無論怎樣做,也無法表達我對她的歉意。

我所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只要我還活在這個世界上,無論發生了什麽事,我也要保護我的孩子。”

小島千晶,在事件中被凶手用刀捅在胃部,倒在了血泊中。

“那時候對我來說,最害怕的就是放學的路。每到下課後,別的孩子都興高采烈地跑回家,而我卻總是不敢回家,生怕打開門,看到的是父母和弟弟被人殺死的屍體。最難過的是,這件事只能自己深深埋在心裡,對誰也不能說,因為沒有人會理解我。”

“傷好之後我回到學校。到現在都讓我記憶深刻的是,負責分發午飯的阿姨,每次都會特意遞給我一塊糖,或是一個橘子。這樣一點一滴小小的關懷,讓我開始敢於面對他人,在別人面前露出笑容。”

在每年的6月8日這一天,池田小學都會舉行悼念儀式,以懷念在事件中不幸喪生的孩子們,同時也時刻提醒著這個社會,不要輕易地將這起慘劇忘記。

而這個活動,也已經逐漸擴展到日本全國,成為了關注兒童安全,防止犯罪和意外事故的一個裡程碑。

希望我們的市民,我們的社會,能夠在悼念之餘,也能夠切實地為在事件中受到傷害、受到刺激的孩子們,以及隨時可能暴露在犯罪風險下的孩子們做些什麽。

鮮花和蠟燭所能夠承載的,只是我們的悼念哀思。而還有千千萬萬的孩子們,在期盼著我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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