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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評馮鞏《幸福馬上來》:久違的馮氏“百姓喜劇”

可以說,當下中國喜劇電影創作呈現出了多元化、多樣化的態勢,滿足了觀眾對喜劇電影多樣化、差異化的觀影需求。開心麻花團隊、大鵬、陳思成喜劇電影的強勢崛起,打破了傳統上馮小剛的諷刺喜劇,馮鞏的百姓喜劇兩支“馮氏喜劇”力量並行不悖的格局。“馮氏喜劇”的創作一定程度上有著類似的主題,都是以語言幽默演繹市井百姓的悲歡。但同馮小剛喜劇相比,馮鞏的電影則顯得較為溫和,其幽默風趣也承載了一定的道德批判和文化批評,但更為接地氣,反映百姓生活,講述百姓故事,從街頭巷尾的家長裡短中以小見大,幽默又溫情,智慧又淳樸。更重要的是,馮鞏創造出了一種與觀眾直接對話溝通的喜劇方式,不僅可以有效“代入”觀眾,而且一句俏皮話、一個生動表情、一個滑稽動作的瞬間就讓觀眾產生“參與感”“對話感”,因此也獲得了一種只有馮鞏才有的獨特的喜劇效果。從《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到《沒事兒偷著樂》、《別拿自己不當幹部》,馮鞏塑造了談吐幽默,質樸善良,在現實困境中保持樂觀的市民形象。他塑造的喜劇人物形象往往能令觀眾會心一笑,從中體味百態人生,感悟人間滋味,酸甜苦辣、悲歡離合一樣也不少。

近期上映的喜劇電影《幸福馬上來》也是馮鞏這樣一種喜劇創作理念的延續、深化和拓展。作為馮鞏間隔十年重回大銀幕的新作,影片不僅在喜劇班底上秉持了“黃建新+馮鞏”的監製導演組合,在影片中馮鞏角色與其過往的電影人設也高度一致,延續了具有人格魅力的市民形象,以平民化的視角,幽默的語言,小中見大的精神,樸實憨厚的表演,在溫情的故事中帶領觀眾體驗百姓人生況味。

影片較為成功的地方仍體現在語言幽默上。相聲演員的出身,奠定了馮鞏電影語言的通俗性、幽默性以及獨一無二的“對話感”“代入感”,排斥書面化和文學化從而形成了一套真實自然的喜劇話語,使其電影具備了一種天然的“相聲電影”風格。馮鞏在本片中也成功地借用了天津相聲的藝術表現手法,一方面將與老搭檔的影片對話進行穿插形成全片章節的結構,另一方面又將觀眾已經習慣的馮氏相聲風格化用在插科打諢的台詞中,從獨特的語言視角入手,讓觀眾在捧腹大笑的同時,體會到了基層百姓、市井小人物身上的辛酸苦辣。

與此同時,影片基於重慶原型人物拍攝,馮鞏在其中進行了大膽的方言嘗試,將喜劇語言從以往的純北方方言轉向重慶方言的演繹。電影中不太標準的“重慶普”,都是由北方喜劇明星來演繹。儘管以一個土生土長的重慶人的角度看,馮鞏以及《幸福馬上來》的其他演員,說的“重慶話”都不太地道,聽著也不過癮,但這種“重慶普”能夠讓更多地域、更大層面的觀眾第一時間聽懂並發笑,也產生了一種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喜劇效果。喜劇電影的第一功能就是第一時間逗人發笑,不可能留給觀眾時間去進行語言轉換或者說想一想,那樣的話肯定會導致喜劇電影創作的失敗。這也是影片為重慶話、“重慶普”“走出去”而作的努力,借此擴展重慶文化傳播的新路徑;而將重慶俚語以“北京話,天津話,廣東話”所作的類比,也能看出這種推廣的用心良苦。言為心聲,影片中的重慶方言集中展示出不同人物的身份特徵和生活態度,各色人等的重慶方言表演成為一種塑造人物形象最直接有力的敘事手法,俏皮幽默,通俗生動,又貼近生活,使一眾熱辣可愛的重慶角色在銀幕上鮮活了起來。事實上,方言的運用往往包含了地域文化要素的輸出,這種“北方明星+重慶普”的設定就是將重慶文化和重慶性格與觀眾熟知的北方喜劇明星大膽結合,使得重慶方言也有可能成為極具地方特色的喜劇化語言,並結合重慶地標和重慶美食,形成一定的重慶景觀展示和較濃鬱的重慶風格。

另一方面,《幸福馬上來》憑借馮鞏的個人魅力和號召力組建了全明星的喜劇團隊,順應了當前商業喜劇創作的潮流,以及為市場化所做的努力。在語言幽默的基礎上融入了多類型元素,則是馮鞏喜劇在當下新電影創作環境下的思考和創新。尤其是其中動作元素的穿插,馮鞏化身“成龍”,親歷驚險動作場景,讓觀眾擔憂、揪心,其敬業態度乃至“拚命三郎”精神亦可見一斑。這種創新思考也體現在敘事結構上:影片多線並進,一是家庭危機,二是事業危機,三是工作危機,分別對應了家庭矛盾,價值衝突和社會問題。三者之間有各自獨立的故事框架和人物線索,相對獨立卻又互動交叉。三條線索采取了多種喜劇手法來區分結構,體現了馮鞏喜劇電影創作的與時俱進。比如家庭危機是以傳統的誤會法來結構矛盾,而事業危機則多發揮了語言幽默的優勢,工作危機即具體調解的事件則采取以恐怖、警匪、動作、甚至歌舞的類型元素來複合新的喜劇體驗。雖然三條線索各自獨立,但其敘事核心精神是統一的,都是通過喜劇橋段塑造出樂觀、堅韌、善良又不乏幽默的百姓角色,並以此折射人性的寬容與溫暖。

《幸福馬上來》是基於重慶基層金牌調解員馬善祥的真實事跡改編。雖然喜劇創作在手法上強調誇張,但貫穿笑聲的核心依然是調解工作的實質:溝通、包容、和解、和諧。這也是馮鞏喜劇一貫秉持的溫暖現實主義及溫情精神。馮鞏在表演和精神層面演活了真心實乾,為基層百姓服務,化解社會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的調解員,再塑了全社會調解員“形象”。前述三條線索對應的家庭矛盾、價值衝突以及社會問題,在影片中均通過包容理解與真誠溝通得到解決。影片中涉及的碰瓷、飆車、離婚、拆遷等涉及社會熱點的矛盾事件,都是以調節的努力來化解。這些溫情的串珠故事,從價值取向的角度看,都彰顯著一種健康、向上、積極的和諧精神,從而也強化出調解員人格的力量和普通百姓生命的溫度。這也使得影片作為熱辣火鍋和溫情雞湯勾兌呈現出“重慶美食效應”的同時,響應了習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創作理念的號召。

如今正值中國電影繁榮發展的關鍵時期,必須加大力度解決中國電影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多樣化、差異化的觀影需求。近年來陸續迸發的《戰狼》和《紅海行動》等主流大片,講述著大國故事的巨集偉巨製;但同時我們也需要《幸福馬上來》這樣以小見大的高品質喜劇電影,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傳遞現實主義的溫暖和向上向善的力量。《幸福馬上來》這樣的喜劇電影有如一面鏡子,不僅要能惹人笑,而且要能正衣冠,“出出汗”,在笑聲中思考社會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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