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海昏侯劉賀的巨額財富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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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的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隨葬品令人讚歎不已。由於海昏侯的特殊經歷，下葬前又已遭除國，不再有後嗣繼承侯位，這對其陪葬物品之多，或許也有影響。這些因素，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儘管如此，就目前所見到的情況而言，海昏侯劉賀的從葬物品，終歸是相當豐厚的。這些物品若非朝廷賜予，就只能是在當地取得，或是從昌邑故國帶來。

*文章選自《海昏侯劉賀》（辛德勇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帶走的財富

文 | 辛德勇

海昏侯墓出土的黃金製品、銅錢、玉器、漆器、銅器等各類物品，數額巨大，種類豐富，給人們留下強烈的富豪印象。於是有些學者由這些陪葬品出發，並結合江南其他一些地區出土的西漢文物等，對江南在西漢時期的開發程度和經濟發展水準，得出了不同於歷史文獻記載的看法，以為其地區開發的深度和經濟的富庶程度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

對待這一問題，我認為，還是應當相信《史記》《漢書》等基本傳世文獻的記載。

關於這一點，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曾經做過一個概括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我想，這應該是對西漢中期楚、越等江南地區經濟開發狀況很好的總結，當然也包括西漢豫章郡地區。在司馬遷眼前呈現的這樣一番景象，並不妨礙諸如楚、越等國的王室貴族，會擁有技藝高超的手工業製品，也不影響在個別農業生產條件較好的區域，能夠生產少量高質量的農業產品。這是對一個大區域內總體生產水準和經濟發達程度的評價。

具體到海昏侯墓室陪葬物品的產地，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嚴格地說，我們今天看到的豐富陪葬品，首先是由於這座墓葬基本沒有受到盜掘，從而陪葬物品保存完好使然，並不意味其陪葬物品就一定要比其他西漢列侯墓葬更為豐厚。

同時，由於海昏侯的特殊經歷，下葬前又已遭除國，不再有後嗣繼承侯位，這對其陪葬物品之多，或許也有影響。這些因素，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儘管如此，就目前所見到的情況而言，海昏侯劉賀的從葬物品，終歸是相當豐厚的。這些物品若非朝廷賜予，就只能是在（接上頁）金為麟趾、嫋蹄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對此，東漢應劭釋曰：當地取得，或是從昌邑故國帶來。

就後兩種可能而言，我認為從昌邑國帶來的財富，在海昏侯在世生活的用品和死後陪葬的物品之中，恐怕都佔據著更為重要的位置。原因就是當地的生產水準要比昌邑國低下很多。譬如，關於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黃金，雖然《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豫章出黃金”，但同時也清楚地說明：“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亦即若是特地開採，往往得不償失，因而劉賀恐怕也不大可能從當地采取黃金，墓中的各類黃金製品，主要還是來自昌邑故國。

下面，就從歷史經濟地理角度，分析一下昌邑故國所具有的優勢。

一 天下之中

在司馬遷的《史記》當中，其最後一篇紀事，也就是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內的全書倒數第二篇，名為《貨殖列傳》。

《貨殖列傳》的形式有些特殊，雖然在前面也講了一些發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但更多的篇幅，是講春秋戰國以迄漢武帝時期全國各地區域地理的特徵和重要的經濟都會，而且在記述人物時，同樣非常重視反映這方面的情況。用現代的術語講，這些內容猶如一篇區域地理志。例如，上面剛剛舉述的對江南區域經濟總體水準的概括和描述，就是如此。

在記述范蠡泛舟江湖以貿易通商的情況時，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談到了范蠡居陶的史事：

（范蠡）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上述記載，非常重要。1958年，史念海發表《釋“陶為天下之中”兼論戰國時代的經濟都會》一文，專門闡釋陶這一都邑在戰國時期的經濟地理地位。

這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領域一篇經典性名作。這篇文章主要是從交通地理角度，對陶這一都邑在戰國時期得以繁榮的獨特區位優勢，做了系統的闡發。

首先，陶這個地方，位於戰國時期魏國東遷以後的區域之內，而魏國之所以會放棄富庶的晉西南汾涑流域，把都城轉遷到這一地區的大梁，首先就是因為這一地帶的富庶程度，至少不在河東舊都之下。

《戰國策》載蘇秦為趙之合縱說魏王語雲：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盧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

在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古代，人是最重要的生產力。多一個人，就意味著增加一分財富。所以，史念海就此論述說，從中“可見魏國的富庶和農業的發展”。這裡與地廣人稀的豫章郡，正形成鮮明對照。

除了優越的農業生產條件之外，在交通地理位置方面，陶還有更為獨特的地理優勢。

古時這一帶有一條很小的河流，稱作“菏水”。“菏水”曾見於《尚書?禹貢》的記載，這就是後世通行本《禹貢》在講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貢道時所講的“浮於淮泗達於河”，其中的“河”字，實際上指的不是今天稱作黃河的“河水”，而應該是在講這條以“菏水”為名的水道。通觀清代以來的各項研究，《禹貢》這句話，實際應該訂正為“浮於淮泗通於菏”。這條菏水，上源承自菏澤，故亦稱“菏澤水”。

菏水上源所出的菏澤，在巨野澤的西南方，臨近定陶。實際上與巨野澤一樣，菏澤也是在濟水（泲水）河道上澭出的湖泊，不過水面較巨野澤要小很多。

菏水從菏澤流出後，向東，注入泗水上遊河段。泗水上遊，有兩條支流：一條是菏水注入的水道，稱作泗水；另一條，是沂水。這兩大上遊河流，在秦漢下邳縣附近，合而為一，匯合後亦稱作泗水。也就是說，泗水是乾流，沂水則是泗水左岸的一大支流。

這樣，我們就能看出這條小小菏水的重大作用和它的性質了：它是溝通黃河（河水）和淮河（淮水）水系的一條人工渠道。據《國語》記載，菏水的具體開鑿時間，應當是春秋末期魯哀公十一年（前 484）。當時吳王夫差為爭霸於中原，遂“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

對於北面的黃河來說，菏水的上源濟水（泲水）是從黃河乾流分出的汊流。連通了濟水，也就等於連接了黃河航道。對於南面的淮水來說，情況更為簡單，因為泗水就是淮河左岸的支流。

作為一條水上航道，菏水的重要性，還遠不止於此。通過黃河水道，不僅能夠和黃河中遊一些地區（諸如洛陽）直接聯繫，而且還可以通過後來戰國時期開鑿的鴻溝，向其兩岸地區以及鴻溝水系內其他水道異塵餘生，溝通中原很大一片富庶的區域。其西南側，甚至可以一直連通汝水航道，進而改行陸路，接通與南陽盆地及其以南的江漢平原等地的交通運輸聯繫。而沿菏水進入淮水之後，不僅直接連通這個淮水流域的各大支流，而且還可以由此進一步南下，接通與長江航道的聯繫。這是因為在春秋末年，吳國就在江淮之間開鑿出了著名的邗溝，長江和淮河兩大水系，業已通航在先。

戰國時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曾描述魏國形勢是“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而上述情況表明，陶至少是四方諸侯之”，國“條達輻輳”於魏地的中心之一。

那麽，陶在地理位置上的這些優越性，又與昌邑國具有什麽關係呢？——陶在西漢稱作定陶，昌邑國就在陶的東面，與之密邇相鄰，而且昌邑國首縣昌邑縣，就設在菏水岸邊，同樣可以利用這條水道的航運，連通四面八方。也就是說，昌邑幾乎可以盡享陶作為天下之中所據有的所有地理優勢，從事商業貿易，流通交換物品。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述當時各種主要產業，每以農、虞、工、商並稱，謂世上生民“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類皆“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謂“虞”的職事，在這裡應該是統指獲取各種自然的物產，或者人工養殖種植農副產品，其中包括各種手工業原料和可以直接用於衣食住行的物產。

在這一方面，像巨野澤這樣的湖澤，在其水域和周邊很大範圍之內，恰恰就是這些物產最為重要，同時也最為集中的產地。例如，漢朝人稱若是擁有“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陂）則“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過上養尊處優的富貴生活。在春秋戰國以至秦漢時期，巨野澤是黃河下遊地區的第一大湖泊。昌邑國境內巨野澤的存在，也是一大地理優勢。

此外，在手工業生產方面，《漢書?地理志》記載在山陽郡（這也就是昌邑國的境域），設置“有鐵官”，說明這裡是重要的鐵和鐵器的生產加工地點。在當時，這自然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物產。

在冶鐵業之外，這裡還很可能是一處重要的銅器產地。戰國時齊國的貨幣，有著名的刀幣“安陽之法化”。關於“安陽之法化”的產地，眾說紛紜，迄無定論。昌邑國東部有一聚邑名為“安陽”，在巨野澤東側（詳下文），地當交通要衝，曾長期隸屬於齊國，“安陽之法化”也有可能就是在這裡生產的。假如這一點能夠得到進一步確認，那麽，這裡的銅器鑄造，或與冶鐵業同樣發達 ，而鑄造貨幣，更有利於當地的商業貿易。

二 午道上的安陽

史念海在論述“陶為天下之中”這一地位時指出，陶不僅是一個水路交通樞紐，同時也是陸上交通中心。

《釋“陶為天下之中”兼論戰國時代的經濟都會》一文提到，戰國時有一條聞名一時的“午道”，同樣也是從陶這裡通過。

根據《戰國策》和《史記》記載的情況，所謂“午道”，與趙、魏、齊等國都有密切關係，而且東漢人鄭玄曾解釋說，乃一縱一橫謂之“午道”。史念海在分析相關情況後指出：“就當時的情形來研究，這一縱一橫的地方當是指陶而言。因為濟水、菏水分流正是一縱一橫。……由當時的交通情形來說，以陶為午道是可能的。”注意到午道問題，非常重要，但是否可以把“午道”之一縱一橫的交叉點定在陶地，似乎還可以進一步斟酌。

關於鄭玄對“午道”語義的解釋，史念海依據的材料，出自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司馬貞的原話，是說“鄭玄雲‘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我理解，這實際上是就“午”字早期略近於後世“十”字的字形而言，“午道”猶言其平面形態類如十字交叉的通道。

準此衡量，首先，從濟水澭出的湖泊——菏澤所分出的菏水，它與濟水之間所構成的平面形態，略近似於“丁”字形狀，而不是“午”或“十”字。

其次，儘管吳王夫差開通菏水這條人工渠道，可以溝通航運，但在北方中原地區，就其常年各個季節而言，最主要的交通運輸形式，主要還是陸路；特別是大規模軍事行動，在調動軍隊時，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通過路上行軍。

鑒於目前所看到的有關“午道”的記載，涉及的都是軍隊的大規模進發。因此，探討這一問題，還是首先要從陸上交通著眼，這樣做才更為穩妥。

關於這條“午道”的記載，僅見於《戰國策》以及據此寫成的《史記》相關傳記之中。下面，我們就來重新分析一下這些記載。

《戰國策》載蘇秦說趙王合縱，嘗有語曰：

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

另一方面，在張儀為與秦連橫而遊說趙王的說辭中，也提到了這條“午道”：

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皋，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

看上面這兩條記載，知“午道”應與趙、魏、齊三國的安危，具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史記?張儀列傳》迻錄後一段《戰國策》的內容，唐人司馬貞釋之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 這樣的解釋，固然大致不誤，但似乎還不夠清晰。

若謂午道必在趙之東、齊之西，則何以還會特別有“魏塞午道”一說？同時，張儀說趙王時，也只是說秦軍“塞午道”，而不是由趙或齊軍來阻塞這條“午道”。又蘇秦說趙王時所說在秦軍攻齊而“魏塞午道”的同時，趙軍尚且“涉河、漳、博關”，唐人張守節謂此博關在唐博州，位置應與司馬貞所說“午道”非常接近，也就是同屬趙之東、齊之西這一地域範圍之內。由於蘇秦是就大的地理形勢發表議論，因而“午道”的實際位置，似應在更南面一些魏國的境內（例如史念海所說的陶），至少應與魏國更為接近。

涉及“午道”的戰國史事，尚有《史記?楚世家》載楚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在楚頃襄王十八年（前 281），應答頃襄王的詢問，乃分別以“朝射東莒，夕發氵貝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來表示齊國的四境。

即墨在齊國東北，東莒則是表示齊國東南。氵貝丘，南朝劉宋時人徐廣以為“在清河”，《漢書?地理志》記載清河郡下轄有貝丘縣，為都尉治所，顯示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西漢的貝丘，位於河水西岸，距離黃河不遠，而在楚頃襄王與好弱弓微繳者對答之前三年，燕將樂毅率燕、秦、韓、趙、魏五國之兵，合縱伐齊，剛剛使得齊國失去了在河水西岸的土地，此前則齊在黃河西岸“摧三晉於觀津”，觀津為西漢信都國屬縣 ，即與貝丘附近地區一樣，屬於齊國當時在西北的邊界地帶。故《楚世家》所記 丘當與貝丘同屬一地，這位楚人不過是出於習慣，使用三年前剛剛易主的原齊國西北地區的代表性地點，來指稱齊國的疆域。這樣一來，所謂“午道”，最有可能通過位於齊國西南部的邊界地帶。

如前所述，在戰國時，陶曾一度成為“天下之中”。因而，經由函谷關而東西方向橫亙的交通大乾道，必然要從洛陽向東延伸，途經大梁，而抵達於陶。過了陶，再向東稍行，就是後來昌邑國的首縣昌邑縣。

若是由此昌邑進一步向東，受魯中山地高低起伏變化的影響，而且山間河流如泗水、沂水及其支流，都是由北向南流淌，山谷呈南北縱向分布，道路自然已經無法像平地一樣通暢。

這條東西向大乾道，在經過西漢昌邑縣治所之後，與一條略近於南北向的大乾道相連接。這條乾道，南端來自彭城方向，大致循泗水、菏水水道西北行，在西漢昌邑縣東側不遠的地方，轉而北上。再經巨野澤東側，繼續向北，則可抵達黃河下遊的重要津渡平原津。

秦始皇最後一次巡行天下，從會稽返回時，在長江口下海，乘船北上，至今山東半島北部的之罘登陸上岸後，一路西行，就是通過平原津西渡黃河的。這顯示出當時存在著這樣一條東西向乾道，也顯示出經由彭城北上至此的道路，同樣是一條重要通道。

秦末巨鹿之戰時，宋義、項羽率楚軍從彭城出發，北上救趙，走的就是這條道路。在通過後來西漢時期的昌邑縣以後不久，宋義讓軍隊駐扎在一個叫“安陽”的地方。前文提到，戰國時齊國的刀幣“安陽之法化”，很有可能就是在這裡鑄造的。宋義不僅在此駐足不前，而且一停就長達四十六天之久：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鼔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鬥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

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禝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懾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宋義停軍於安陽，坐觀秦、趙兩軍相鬥，是因為他心懷異志，想要取楚懷王而代之。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在戰事如此危急的時刻，遣送其子宋襄入齊為相。這顯然是聯絡齊國，作為奧援。

巨鹿城下的軍情，危急萬分，而宋義的圖謀，又是如此微妙，他統率著楚方除了劉邦帶走的那一支偏師之外近乎全數的作戰部隊，選擇安陽這個地方停留四十六天之久，自然是經過周詳的思慮，這裡也一定會有充足的地理優勢。

審視相關記載，不難看出，在由彭城至平原津之間的南北向乾道上，從安陽歧分，向東北方向行進，另有一條大道，大致沿今大汶河谷地，直達齊都臨淄，亦即安陽是這兩條道路的交結點。

安陽在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還不止於此，更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通過西漢昌邑縣的東西向乾道，在受到魯中山地的阻礙後，只能向東北方向轉折，而這條轉向東北的道路，正是沿大汶河谷地通往臨淄的那一條大道。

這個安陽的具體地點，過去不易確定，但在今山東巨野縣境內，出土過帶有“安陽市”三字的秦朝陶片。從而可以推定，它應該在西漢昌邑縣東北不遠的地方。這樣一來，就不難看出，這個安陽，位於兩個全國性大乾道的交叉路口上——橫向的乾道，是從鹹陽（或長安）方向，經過洛陽、大梁、陶，安陽，再向東北轉折，直至臨淄；縱向的乾道，則是從彭城北上，經過安陽，直至平原津。

若把安陽所在的這個大路交叉口，姑且擬定為所謂“午道”，則對《戰國策》和《史記》的相關記載，都能夠做出更為允洽的解釋。

蘇秦說趙王時所雲“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就是講魏、趙兩國，分別從南北兩側，控制住齊國的西境；而張儀說趙王時所雲“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是講秦派兵控制住齊國西境上的戰略要地“午道”，以脅迫齊國出兵攻趙。至於《史記?楚世家》以“即墨”和“午道”對舉，以體現齊國的疆域，則兩地一在其國東北，一在其國西南，明此地理方位關係，太史公的文句愈加順暢。

因而，我想有理由推定：所謂“午道”，其最基本的語義，就是指安陽所在的這個十字路口。實際使用時，當然還可以由這一點稍向外延，指距離十字路口一定範圍之內的道路。只不過當時不是用“十”字來表示，而是以“午”字相稱而已。

假如沒有項羽的反抗，宋義駐軍於這一十字路口，靜觀秦、趙雙方軍隊在巨鹿城下攻守的勝敗，時機成熟時，繼續北上，可以坐收漁人之利；東聯齊軍，可以進一步增大自己的聲勢；必要時向西進兵，則能夠迅速攻入關中，直搗秦都鹹陽；至於回師南下，徹底製伏楚懷王，以身代之，那更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這一陸上交通樞紐地位表明，在昌邑，不僅可以利用陶所佔據的所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實際上在陸上交通方面，它還具有某些比陶更為便利的優勢，或許更有利於同其他地區的人員交往以及貿易往來。

三昌邑其地與楚漢勝負

秦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彭越（字仲），家鄉就在昌邑縣。

史載彭越在起事造反之前，“常漁巨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鬥，且待之。’”在當時，巨野澤是中原腹地第一大湖沼。彭越得以率眾聚嘯於此，靜待天下形勢進一步明朗之後，再決定進退取捨，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巨野澤既在中原腹地、四通八達，同時又有豐富的生存資源，得以從容藏身其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理優勢。

《史記?魏豹彭越列傳》中如下一段記載，最能體現昌邑國地區農業經濟的重要地位：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複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遊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複為楚。越將其兵北走谷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複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谷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

這裡記述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遊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是講漢王劉邦在彭城戰敗之後，退據滎陽，依托敖倉之粟補給軍需，與追擊而來的項羽相對峙時期，彭越配合漢王，在楚軍後方展開的遊擊騷擾。

《史記?項羽本紀》對彭越的破壞活動，也有相同的記載，而且項羽正是由於被彭越此舉弄得窘迫不堪，無可奈何之際，才產生了要把彭城之戰時俘獲的劉邦老爹烹製成肉湯就飯吃的想法：

漢王則引兵渡河，複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

劉邦固然無賴至極，但項羽這一徒勞無益的做法也充分顯示出，彭越在包括後來的昌邑國境域在內的魏國故地往來遊擊，不斷破壞楚軍的糧食補給，已經使項羽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

《史記?魏豹彭越列傳》所謂“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雲雲，則是指漢高祖五年，經過幾年對峙之後，劉邦和項羽商定以鴻溝為界而中分天下之事。《史記?高祖本紀》記同一史事雲：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兩相對照，愈加可知，彭越將兵在包括昌邑國境域在內的“梁地”亦即魏國故地，有效地阻斷楚軍糧食供應，是迫使項羽不得不與劉邦中分天下以退軍的關鍵因素。這一事件，突出顯示了昌邑國及其附近區域在經濟地理上的優勢地位。

昌邑國境域經濟地理優勢對楚漢戰爭進程及其結局的影響，不止直接導致項羽退兵後撤這麽簡單。

正是在項羽率楚軍向東南方向後撤至陽夏的時候，彭越趁機攻奪“昌邑旁二十餘城”，也就是一舉佔領自己老家昌邑縣臨近區域的二十多座城邑。與此同時，本來已經打算如約西撤的劉邦，又聽從張良、陳平的謀劃，背信棄義，出兵追擊楚軍，試圖利用楚軍因“兵疲食盡”而不得不撤軍後退這一天賜良機，一舉滅掉西楚霸王項羽。

當劉邦進軍至陽夏以南時，暫停追擊，派人召集齊地的韓信和梁地的彭越，一同前來聚殲楚軍。

當時，韓信和彭越兩人對劉邦都心懷不滿：韓信是感覺自己強行索來的齊王身份很不穩固，並且更想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做楚王；彭越則本想在自己舍命攻打下來的魏國故地受封為王，可劉邦僅僅讓他給魏王豹做了個相國。因而兩人都借故推脫，並沒有馬上聽命出兵。但如上引《史記?魏豹彭越列傳》所述，彭越還是動用自己在“昌邑旁二十餘城”所獲得的十餘萬斛谷米，供給漢王軍食，幫助劉邦的軍隊，保持基本的作戰能力。

稍後，待劉邦分別封授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之後，彭、韓兩人立即統兵加入會戰，並且配合劉邦最終全殲項羽之軍於垓下。韓信軍此時系從齊地遠道緊急赴命，參戰軍糧的保障，同樣不易。故彭越在昌邑附近獲取的十幾萬斛谷米，在繼續供給漢王軍需的同時，還可以調配一部分，供給大致在同一方向上加入這場戰役的齊軍，以及其他參戰軍隊。

明此可知，昌邑地區出產的糧食，對楚漢雙方的戰略總決戰——垓下之戰的形成及其勝負，曾發生過至關重要的影響，這是昌邑地區糧食生產豐盛情況的一個很具體的反映。

（取自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

以上論述表明，昌邑國具有很多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劉髆的封國被漢武帝選定在昌邑，實際上充分體現了劉徹對李夫人的寵愛，用以充分保障其子劉髆能夠在此享受富豪的生活。這樣看來，今天我們在海昏侯墓中看到的大量精美文物，其中有很多，應是來自富庶的昌邑故國。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老昌邑王劉髆，在位十一年，時間僅稍短於劉賀的十二年，所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器物，有一部分，或許應屬老昌邑王故物。根據到目前為止考古工作者所披露的很少一部分情況，可知在所有帶有昌邑王年款的銅器和漆器中，其最長的年數，即為昌邑十一年。因而，這些標記年數在十一年以下的昌邑國器物，還不能完全排除其製作於老昌邑王劉髆之手的可能，不一定都是劉賀置備。

劉髆在昌邑稱王十一年，再加上劉賀的十二年多，兩代昌邑王在位的時間，已經超過二十三年，而劉賀從元康三年四月受封為海昏侯，至神爵三年去世，不過短短四年而已，驟然之間，實在很難在豫章海昏這樣荒僻的地方，聚斂出我們今天在其墓葬中所看到的巨額財富。除了這些明確帶有昌邑王年款的器物之外，海昏侯墓葬中的財富，還有很多，應同樣來自中原腹地的昌邑國。

海昏侯劉賀（精裝版）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學術熱點，一則它位列 “2015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但更重要的是墓主人劉賀的傳奇經歷與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隨葬品。本書是第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作者以文獻記載的劉賀生平為縱線，結合出土的文物，將漢武帝晚年至漢宣帝時期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詳細解說；又通過分析劉賀的經歷與行事，揭示其個人的生活環境與性格特徵，指出劉賀的戲劇化人生，既是時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海昏侯新論

辛德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即刊）

《海昏侯新論》是《海昏侯劉賀》的姊妹篇，也是它的進階讀物。

結合不斷刊布的海昏侯墓文獻、文物，作者依據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對《海昏侯劉賀》中未及詳論的內容以及存在爭議或者新思考的問題，諸如“海昏”名稱的涵義、劉賀墓園的平面布局形態及其與漢長安城平面布局的關係、墓室出土《論語》殘簡的文獻學價值、所謂“馬蹄金”的政治文化意義及其與秦漢間金幣形製的關係等進行深入探究，希望在社會文化和學術研究兩方面都能夠對海昏侯相關問題的研究有實質性意義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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