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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二代也抗日?回憶高乾子弟空軍烈士翁心翰

本文作者為煩惱的愛,主編為薩沙,如果轉載請務必注明

大家都知道抗戰中的空軍部隊是一支精英雲集的部隊,這些飛行員中有知名大學的高材生,有留學海外的航空精英,有歸國華僑,有著名的運動員、電影明星,眾多富二代、官二代。比如抗戰中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我國著名教育家、南開系列學校的創辦者張伯苓的四子張錫祜,林徽因的弟弟林恆,舊中國奧運會最佳成績獲得者符保盧,遠東運動會足球冠軍、1936年柏林奧運會中國男足主力左前衛陳鎮和等均是抗戰飛行員;我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的長子顧德昌,時任軍令部次長、陝西省主席熊斌的兒子熊安仁則為空軍機械官。

在空軍眾多精英人才中,有一位最大牌的官二代,他就是我國早期最著名的地質學家,抗戰時任國民政府戰時經濟部部長、後任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的的次子——翁心翰。

1935年初夏的一天,北平城區翁家庭院裡,翁文灝正在讀一張報紙,兒子翁心翰興衝衝地回到家中:“爸爸,我們的軍訓結束了,日本人不允許我們這樣做…不過,我已經在早幾天報名投考中央航空學校了。”他說到這裡把聲音低下來“我的第一步體格檢查已經及格,兩天以後,我們報考航校初步及格的人集合南下,到南京複試。

不過請爸爸別讓母親祖父祖母知道,就說我去考南京中央大學好了。”父親翁文灝猶豫了半響,還是重重地點了點頭,答應了翁心翰。一個月後,翁心翰給家裡寄去了一封信,說已經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學,全家人都異常的高興,但只有翁心翰知道兒子在做什麽,“我們這一帶與上一代的不爭氣,結果把擔子都放在下一代孩子們的身上。孩子們本該活潑的在學校裡去享受教育,結果卻要做一個戰士。現在也沒有什麽可回轉的了,歷史似乎決定了這麽發展的,聽任孩子去罷。”他仍然在笑著,但心中卻有些歉然。

1938年的冬天,翁心翰以他三年多的辛苦學習,終於獲得了前十名的優異成績。在昆明中央航校的閱兵台下,在“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的左右橫幅間,迎來了第八期飛行學員的畢業典禮。

幾天后,翁心翰回到重慶,見到了已有三年未成見面的家中親人們,而他們也第一次知道了原來翁心翰不是去南京中央大學讀書,而是讀了中央航校。母親拉著他的手,心疼的問到:“為什麽要瞞著我去學飛?你如果不學飛,還是有報效國家的途徑,可以學機械、學煉油、學交通,而為什麽偏偏要學飛?”翁心翰緊緊地握著母親的手:“你在北平時,當風聲鶴唳的民國二十四年,是不是也擔心日本人飛機要來轟炸城裡呢?倘若日本人飛機來炸我們,我們沒有飛機就只好挨炸了!

我也不想當兵,但是生在這個年代,眼看這我們要挨炸,若是我能上去抵抗一下,不是可以救些人命嗎?爹爹一生研究學問,現在在政府裡做事,不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嗎?我不過順著家中一脈相傳的意思做下去,而且母親你可以放心,飛行不一定有什麽危險的,跟日本飛機作戰,也不一定就非死不可。”

短暫的相聚後,翁心翰來到蘭州驅逐機總隊作訓,熟悉駕駛蘇製伊—15、伊—16戰機。1939年夏,翁心翰被分配到第三大隊任飛行員,負責成渝上空的防空作戰。1940年7月24日,日軍陸航第60戰隊隊長小川小二郎中佐率領33架97重爆從運城起飛前往成都轟炸,當日我空軍起飛29架伊—15、伊—16及法制D.510戰機攔截,翁心翰此戰表現出色,他是當天唯一一位擊落日軍97重爆的飛行員,該機墜落於成都東南二十公里的稻田裡。(此戰果得到日方承認)

1941年,翁心翰到仰光接收新機返回國內後,被調入空軍第十一大隊四十一中隊任職。第十一驅逐大隊在抗戰空軍中是一支很特別的部隊。該大隊成立於1940年12月16日,飛行員主要由空軍軍士學校的畢業生擔任,因此第十一大隊也被戲稱為軍士大隊。飛行員是空軍的直接戰鬥人員,培養一名飛行員的費用很高,所以飛行員一般都由軍官擔任。陸海空三軍中軍官與士兵的比例,通常空軍比陸海軍要高,這在世界各國幾乎都是如此。而日本則率先開辦了陸軍航空隊士官學校,由軍士(空曹)充任飛行員,以縮小航空部隊軍官與士兵的比例。而我國由於開戰初期飛行員損失過大,1937年底則效仿日本,開辦了空軍軍士學校,培養飛行軍士,以充實空軍基層戰鬥人員。

與空軍軍官學校面向大學畢業生、歸國華僑、最低學歷高中的招生條件不同,軍士學校招生要求的最低學歷僅為初中。然而當學員畢業參戰後,卻發現他們與空軍軍官學校畢業的學員做同樣的工作,擔負同樣的任務,但卻只能享受士官待遇。因此空軍軍士學校畢業的學員們紛紛表示抗議,要求與空軍軍官學校畢業學員享受同等待遇。最後空軍司令部被迫將空軍軍士學校改為空軍軍官學校分校,已畢業學員由部隊加以深造提高,然後升任軍官,這才解決了問題。第十一驅逐大隊與第三、四、五,三個王牌大隊相比,戰鬥力差的太多,不光是人員素質方面——軍士與軍官的對比,在裝備上也相差甚遠。三個王牌大隊普遍裝備P-40,P-51戰機,最差也是P-43戰機,而第十一大隊則大部分裝備最垃圾的美製P-66戰機,因此在抗戰中,第十一大隊的戰績並不如三個王牌大隊顯赫,導致很多人都不知道抗戰中還有這樣一支驅逐大隊,此為後話。

1943年春,翁心翰第一次前往印度接受新機的訓練,回國後因功升任第四十一中隊副隊長,協助張唐天隊長率領部隊作戰。1943年8月23日,日軍轟炸機54架在20多架驅逐機掩護下分兩批襲擊四川萬縣、重慶等地,我空軍第四大隊、十一大隊先後起飛P-43戰機8架,P-40戰機10架及P-66戰機11架與敵激戰,擊落日軍轟炸機兩架,其中翁心翰擊落一架,我軍分隊長蘇任貴、飛行員段克恢陣亡。

1944年初夏,翁心翰再次來到印度接受作戰訓練,結果卻患了盲腸炎,按照醫院的規定,盲腸手術後需要一個月的休養,但是翁心翰擔心國內的戰局,特別是衡陽保衛戰正打得吃緊,高又新、劉尊、吳國棟等同學都在衡陽外圍拚命,他急於要趕回國參戰。第14天時,他就對美國軍醫說:“我已經好了,打算出院。”美國軍醫搖搖頭:“不行的,你必須住三個星期,然後才可以出院。出院以後你還得休養一個月。”翁心翰實在是等不急了,接連三天都向軍醫提出出院申請。最後軍醫說道:“你讓我試一試你的腹部創口是否疼痛。”於是軍醫把他腹部去用手掌輕按著問道:“你感到痛嗎?”翁心翰感到有點不舒適,但是他答道:“沒有什麽。”軍醫用手指骨節敲打著他的腹部創口上的手背,由輕而重的敲打,問道:“如何?”“沒有什麽”…“如何?”“不痛。”

…其實軍醫敲打時,他是痛的,但是他忍耐著,因為他決心要早日出院回國參戰,所以老是說:“Nothing!”最後那位美國軍醫不再敲打了,看了他好久,說:“我知道你下了決心了,你明明是痛,你頭額上的汗珠就告訴了我,但你一定要出院,你們中國人就愛這種忍受苦痛的行為,我有什麽辦法。孩子,我允許你出院返隊好了!”

湖南的戰爭在9月已由衡陽外圍戰演變為廣西境內空軍基地與交通線的大爭奪戰了,翁心翰奉命率領第十一大隊一部參加湘桂戰役。出征後,翁心翰給他的夫人周勁培女士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我們分別是為了叫全中國因受敵人壓境而流難的人們早日得以重聚。一旦他們可以返回鄉土過聚合的親切日子,我們也就可以用不再分開而與我們的祖父母父母親兄弟姊妹在一個屋子裡廝守著。我相信我們全中國人們的聚合是可以實現的,我們一家人的聚合也跟著要來到!”

1944年9月14日,翁心翰率隊出擊全縣,炸縣城,掃射三裡橋,斃敵兩百餘名,同日再次出擊轟炸龍王橋,掃射范家祖山 一帶敵陣。9月15日再次出擊兩次。9月16日,當日氣象不佳,不是出擊的氣候。但是地面作戰形勢太惡劣,空軍若不出動,情形只有更壞。翁心翰再次率隊前往興安到桂林的沿線作戰,在興安縣城附近的公路上,翁心翰發現了日軍部隊,當即率隊進行掃射轟炸。日軍的防空火力擊中了他的戰機,羅盤和無線電均被打壞,腿部也被擊傷。在返航途中,由於戰機油盡、人受傷、加之迫降地面不平,造成了迫降失事,翁心翰的胸部在迫降時也被撞破,終因失血過來,沒能等到救援,壯烈殉國。

根據中央社披露翁心翰的戰績為:“3.4架敵機,其掃射敵人兵馬以及轟炸敵陣等戰績,亦甚輝煌。”其他烈士家屬在看到“翁文灝的兒子作戰而死”,都很感動,說翁部長的兒子也是犧牲在戰場上的。翁心翰犧牲後,被國民政府追授為少校軍銜,遺體被安葬在重慶空軍墳,抗戰勝利後遷往南京航空烈士墓安葬。

翁心翰的以身許國,告訴了當時的國人,為了抗戰的勝利,沒有什麽是不能做出犧牲的,他的死詮釋了什麽叫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取得抗戰勝利的精神。

翁心翰的父親翁文灝,是民國赫赫有名的一位人物,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地質學博士,是中國地質學、地震學、地理學的奠基者,同時還擔任國際地質學會和國際地震學會的副會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81位院士中的一員,他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學問做到院士,做官做到總理(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人物。而翁心翰在部隊中卻從沒有因為有這樣一位大人物的父親,而處處要求特殊。

1945年,中國的空軍雜誌社記者朱民威向熟悉翁心翰的八期同學和戰友進行了一次採訪,結果發現他們對翁心翰的印象非常深刻,總結翁心翰的特點是:1.當兵時,處處吃苦耐勞,比別人總要守法些。他要做到忘掉他是要人子弟這一觀念。2.十年同學同飛同戰同生死中,沒有人說過“你,部長少爺”這句輕視的話。人人感到愉快,因為農家與部長子弟在一起並不感受部長子弟氣焰的壓迫。3.始終戰鬥在一線,並未因為戰鬥的危險而請求改調學校教官,或者地面勤務,或者二線任務…

翁心翰,生長在這樣優越的家庭環境中,他本可以成為一位大學中的博士教授,也可以成為一位優秀的工程師,甚至可以在父親的提攜下進入官場發展,然後在國難當頭之際,他毅然選擇了從軍之路,成為了最危險的軍種——空軍中的一份子,以自己的生命燃亮了中國黯淡的局面,像一盞不滅的燈,點在大道上,激勵著無數的後來者,前仆後繼的投身到抗戰的大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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