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諾獎七年，莫言從“講故事的人”成了“被講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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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吳呈傑 編輯：靳錦

圖片提供：“第一屆呂梁文學季”工作組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將蒞臨汾陽賈家莊的消息，像風刮過這個山西中部小鎮，讀者、媒體、作家，乃至只聽過諾獎名頭的當地村民，人人都在尋找莫言。

蘇童用八個字形容獲獎之後的莫言：“頭頂桂冠，身披枷鎖。”他說他可以預測其他作家的未來，但對莫言只能是“揣度”，因為“他的境遇與我們太不一樣了”。

諾獎後七年，莫言從“講故事的人”成了“被講述的人”。

1.

“莫言在嗎？”

“這怎麽能告訴你啊？”

下午接近兩點，汾陽賈家莊，兩個女孩坐在小吃店外，一人掏出手機錄影，“來演習下等會見到他怎打招呼”。另一人直起身子，來回搓手，過了很久，才對鏡頭說出一句，“Hello？”兩人都大笑起來。她們手裡各攥著一本剛拆封的《白狗秋千架》。端上來的餛飩還沒動筷子，熱氣快要消散。

兩點既到，女孩們趕到一旁的露天廣場。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走上台，開始“自呂梁而下”的主題演講。她們的目光把觀眾席第一排從左到右掃一圈，再從右到左，速度越來越慢，還是沒找到目標。其中一個“白狗秋千架女孩”癟著嘴，轉身離開，邊走邊踢一顆小石子。兩家扛著機器的媒體彎著身子退了場。

“不就是來找莫言的麽？”在蔭涼處休息的保安大哥眼皮都不抬。莫言是首屆“呂梁文學季”的嘉賓，但誰也不清楚他會在哪場活動中率先露面。這個下午，大哥至少回答了十遍“莫言在不在”的問題。

“所以莫言在嗎？”“這怎麽能告訴你啊？”保安大哥向我展示了他的標準答案。

一團團楊絮蚊蟲似的往人臉上撲，沒退場的觀眾用遮陽傘罩著。氣象預報顯示，當天下午，汾陽達到了29度，是過去一周的小小峰值，接下來還會逐日往上攀爬。這像極了在此舉辦的“呂梁文學季”的情形。文學季進行到第七天，近40名作家學者先後出席，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到來無疑是個高潮。

莫言出席演講被證實是一場流言。人們轉而搜尋莫言的其他蹤跡。一面巨大的介紹牆上並置了9位作家的簡介，只有莫言的照片前排起了隊伍。一位戴粉紅絲巾、橙黃沿邊帽的女士站在歐陽江河的照片下，緊挨莫言，要求丈夫蹲下拍攝出角度最佳的照片。排隊的幾個小姑娘翻了翻白眼。

“有莫言的簽名書嗎？”不遠處的書店裡，一個男人背著大行囊，詢問他見到的第三個店員。“格非的書簽了，賈樟柯的簽了，葉兆言的簽了。”店員試圖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其他名家，“莫言沒有簽，這得看你的緣分。”她說，莫言這次沒有簽售會，如果他興之所至要來書店簽書的話，主辦方大概會提前五分鐘通知。

男人還是圍著那一摞《蛙》《生死疲勞》打轉。店員又給出了新的提議：“或者你可以買一本《蛙》，萬一遇上了莫言呢？”男人笑笑，一言不發地走了。

不只是讀者，作家們也在找莫言。前一天，我從“作家村”（主辦方安排讓作家們下榻的別墅區）採訪出來，看到蘇童、梁鴻、歐陽江河等在門口集合，要一塊去吃飯。有人問，莫言呢？

另有人接過話頭，已經有專人接過去啦。

事實上，除了兩個公開活動安排，莫言在汾陽的行程被嚴格保密。在這兒待了兩天，我摸索出了一套精準“捕獲”莫言的方法論：看安保力量。去“作家村”採訪其他學者，我被三名身形健碩的保安攔在了外面，說要“得到領導請示”。工作人員說，明明兩分鐘前都可以隨便進的啊，怎麽保安也從一個變成了三個？然後她像想起了什麽，對我低聲說，剛剛莫言走了進去。

圖片提供：“第一屆呂梁文學季”工作組

5月14日晚上，我在街上溜達，看到關帝廟廣場搭起了臨時戲台。保安並排站成一堵牆，四周拉起警戒線。我有些疑惑，繞到舞台邊，果真在第一排正中間，見到一人穿紫紅色polo衫，抱臂端坐著，有一張熟悉的圓臉——正是莫言。這出晉劇《打金枝》原計劃在第二天上午演出，但因那時莫言沒空，他又點名要看，就挪動了時間。

儘管只在台上遠遠地看到了莫言，參與表演的演員武小珍還是為此連發了兩條快手動態。鏡頭前，她畫好了全套妝容：“我們感覺到非常的幸福，能有這麽大的名人看我們山西的晉劇，我想是一種正能量，我們山西晉劇院一團也做了好幾次動員，一定要把這場戲演好……”身後有人附和：“對，莫言！”評論送出了好幾個“66666”。

廣場上湧進了幾百名鄉親。一位中年男子奮力擠到前排，卻將手機鏡頭對向了觀眾席。“中間坐著莫言，”他操著方言，在家族群裡直播。透過他放大到5.2倍的高糊取景框，莫言直直地望向前方，看不清作家的表情。在2個半小時的表演裡，莫言沒有和旁邊人說話，沒有掏出手機看一眼，甚至沒有變換過姿勢。

2.

“他的境遇與我們太不一樣了”

來汾陽之前，我向主辦方提出想採訪莫言。對接的工作人員說，莫言的採訪一家都還沒答覆。十天后，她給我發來信息：“我們又溝通了好幾輪，莫言可能確實無法接受採訪了。”甚至連旁聽關於莫言的研討會都要搶票，我取消了對有70來人的活動媒體群的屏蔽，一有新消息通知，就慌張地舉起手機。

“呂梁文學季”最後一天，有一個主題為“諾獎之後的莫言”的研討會。距離莫言獲得諾獎已經七年，前五年莫言沒有新作問世，這兩年則陸續發表了短篇小說、戲曲劇本和詩歌。禮堂的長桌上坐滿了與會者，從蘇童、歐陽江河到李敬澤、陳曉明，都是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

莫言坐在第一個，開場就聲明：“想說什麽說什麽，別光說好話。”之後的1小時45分鐘裡，討論大抵仍是好話，有人提到了新作“文體的多元”，有人看出他更“平靜”了，也有人說，莫言依然能對當下中國的複雜經驗保持敏感。

不約而同地，發言者們都談到了“諾獎之重”。蘇童用八個字形容：“頭頂桂冠，身披枷鎖。”他說，他可以預測其他作家的未來，但對莫言只能是“揣度”，因為“他的境遇與我們太不一樣了”。

作家梁曉聲回憶了1980年代和莫言的一段往事。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業已成名的梁曉聲見到了三十歲出頭的莫言。那時梁曉聲只看過《紅高粱》《透明的紅蘿卜》，就直接對這位文壇後輩說：“你像中國文壇的梵高。”

其他人講話時，莫言一直在紙上記錄，動作幅度很大，像是寫書法。他最後一個發言，山東口音，字和字黏在一塊，考驗與會者的聽力功夫。莫言先評價自己“收獲很大”，再對梁曉聲記憶力之好表示吃驚，接著誇讚了梁的新小說。最後，以“將來我們還可以私下交流探討”作結。

會後，我找到研討會主持人張清華教授，讓他說說莫言這些年的變化。他講以前請莫言來做活動，“每句話都可以讓你們笑翻全場”，但現在，對著這麽多攝影機，“就感覺到他沒有自由，他講話甚至有時候覺得沒有原來那麽有趣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這些年，莫言沉迷於書法。評論家王堯是莫言的好友，微信上，王堯經常能收到莫言發來的書法作品。一開始，王堯說的全是肯定的話，“布局和結構有突破”之類；但莫言堅持要他提意見，王堯就會具體指出：“XXX這三個字還可以更好。”莫言很高興，這次在汾陽給別人題字的時候，說王堯是他的“場外指導”。

但書法也讓莫言背上了“人情債”。常有朋友托王堯去要莫言的題字，王堯覺得為難，硬著頭皮給莫言發微信。莫言會及時回復，視情況決定是否寫字。今年年初，莫言甚至“被代言”了：他受所住小區收發室職工之托，抄寫了一首與陶瓷有關的詠物詩，結果卻被安在了一部陶瓷企業的宣傳片中，旁白給莫言配音：“用了XXXX養生鍋，炒菜味道就是不一樣。”

圖片提供：“第一屆呂梁文學季”工作組

在賈家莊，莫言從賈樟柯手裡接過了一個叫做“呂梁文學季年度作家獎”的獎杯。頒獎台下坐著很多中小學生，像組織春遊一樣，帶隊老師每半分鐘就回頭看一眼學生們。莫言對這類活動並不陌生，有媒體統計，在得獎後的1500天裡，莫言來到至少34個城市，進行18次講座、26次會議，題過10次字。2013年末的一場演講上，被問及有何新書推薦給讀者時，莫言說：“2013年我不是一個讀書人，很慚愧地告訴大家，這一年我幾乎沒讀一本書。”

“人說山西好風光，杏花村外賈家莊，朋友來了喝美酒，喝完美酒寫文章。”莫言用這四句順口溜作為獲獎感言的開篇。還沒說完，第一排的嘉賓們就帶頭鼓起了掌。

頒獎的間隙，舞台兩側的螢幕在循環播放讚助商廣告。林志玲舉起一盒護膚品貼近臉頰，朝鏡頭俏皮地眨眼。在經過六位領導的致辭和一段音樂表演之後，頒獎典禮有了超時的跡象。太陽已經西沉，小朋友們在老師的帶領下踏上了返程，而幾位獲獎者的座談才剛剛開始。本次文學季的文學總監歐陽江河介紹莫言，語氣澎湃：“……因為很多人獲諾獎之後文學生命就終止了，那麽莫言老師還是作為一個文學家，而且寫得更為從容，更為開放。”

莫言起身向觀眾致意，話筒從左手傳至右手，又傳回到左手。“……我獲得諾獎之後沉寂了一段時間，確實是各種各樣的原因……”他的面色和音調沒有起伏，“……以山西的呂梁文學季的這麽一個獎作為一種起點，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寫出讓大家滿意的作品來，謝謝。”

以“諾獎後沉寂”開場，以“寫出好作品”結尾，這已經成了莫言在不少場合的慣用表達。

典禮接近尾聲的時候，主辦方在媒體群裡通知：“首屆呂梁文學季獲獎者們將會集體接受媒體群訪。”一連發了五次。因之前從未通知有採訪，幾家電視台臨時把機子架去了採訪區。這是整場文學季中莫言唯一和媒體對話的時刻，僅限三個問題。等莫言走到採訪區，像是晚高峰的北京地鐵即將關門的刹那，人潮洶湧而上，我被不知哪位同行結實地踩了一腳。

沒有主持人，莫言自己熟練地掌控流程：“第一個問題！”同時傳來了五個長度、音量、方向迥異的提問。莫言聽完，挑了“怎麽評價呂梁文學季”“對目前鄉土文學的發展如何看”“鄉村與城市對於你的創作意味著什麽”作答。現場實在是太吵了，他的回答被淹沒在了攝影老師們一聲又一聲“看這裡，莫言老師！”的呼喚裡。或者，回答了什麽也並不重要——群訪共持續了1分56秒。

像指揮家揮手收拍，莫言舉起右手向內側劃了一個弧圈，群訪結束了。

第二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莫言的訪談：《面對媒體和文學愛好者 莫言打開了話匣子》。點進去看，“XX晚報記者：……；莫言：……”儼然一副專訪的樣子。正打算去問下是怎麽搞定採訪的，卻發現莫言的回答有些眼熟——包括了群訪、莫言的獲獎感言和其他公開講話。這是一篇由回答“倒逼”出提問的“專訪”。

3.

莫言走進了大雪裡

5月16號上午9點半，汾陽中學本應在上第二堂課，但高一高二的教學樓裡空無一人。同學們套在寬大的藍灰色校服裡，來到校園小徑兩側等候，還不忘捎上生物試卷或英語單詞本。人流從校門口拐過三道彎，沿著一路的古槐和松柏，蜿蜒至紅牆綠瓦的二禮堂。

莫言下車，首先看到的是學校主樓頂端的大屏，打上了“致敬莫言”四個紅字，這裡原本是一個用來提醒同學們爭分奪秒的時鐘。我站在隊伍的末端，從聲音就能判斷莫言行至何處：突然爆發出的巨大掌聲，那是莫言抵達了拐角，又有一批同學看到他了；然後掌聲漸熄，莫言在直行道上和兩邊揮手，一個毛茸茸的吊杆麥克頂在他的腦袋之上；最後，他邁過兩步台階，登上禮堂門口，轉身，分貝攀至最高值。

圖片提供：“第一屆呂梁文學季”工作組

我注意到身旁一個踮起腳尖的女孩。她被前面的高個男生擋住了視線，只能從夾縫中看到莫言一閃而過的側影。她戴厚厚的粉紅框架眼鏡，抱了一本和她鏡片同樣厚實的《紅高粱家族》。

我問，你喜歡莫言嗎？“是啊！”她咧開嘴，露出牙套和一個羞澀的笑容。

這個高二女生讀過莫言的不少著作，《紅高粱家族》是她最常翻閱的一部。她來自農村，小時候家裡沒裝電腦，村裡還時常斷電，讀書是一種和外圍世界建立連接的方式。升初一的暑假，她去市裡的新華書店，看到了這本橫臥著擺在門口的《紅高粱家族》——那時莫言得諾獎不久，屢有作品破銷量紀錄的新聞。

她並不能完全讀懂這本書在講什麽，但記得書裡“我奶奶”的那個燒酒作坊，院子裡擺著十幾隻大甕，甕裡滿裝白酒。她所在的村莊也釀酒，“我看書的時候就會想，這書裡的酒和我聞到的是不是一樣？”

前一天晚上，小鎮恰好放映了4K修複版的電影《紅高粱》，莫言和賈樟柯來到了現場。觀眾都是當地居民，很多人捧著爆米花和可樂。站在大銀幕前，莫言提到了前兩年在互聯網流傳甚廣的《紅高粱》劇組合影。照片裡，莫言、張藝謀、薑文都光著膀子，鞏俐則身穿戲服。與之相關的一個段子是：“你將來拿坎城獎，你將來拿威尼斯獎，你拿金熊獎，至於你，諾貝爾文學獎。”莫言歷數了前三人的成就，但沒講自己。

在一本名為《盛典——諾獎之行》的文集裡，莫言又寫到了這段往事：“現在我們都有名了，但可惜我們老了。如果讓我拋棄所得的所有的獎項和榮譽回到當時的青春歲月，我會毫不猶豫地回去。”

有評論家說：汾陽之於賈樟柯，正如高密東北鄉之於莫言。兩個小城也有頗多相似之處：同樣熱衷掛紅燈籠，同樣在秋末收獲血海般的高粱，也同樣奉行野性的、和現代社會雙軌並行的鄉土倫理。賈樟柯成名之後，以舉辦文化活動的方式回饋故鄉，比如“平遙電影展”和“呂梁文學季”。而首屆“呂梁文學季”的獲獎作家，就是以書寫故鄉著稱的莫言。

此時此刻，讓“酒香飄遍全村”的作家就站在汾陽中學的禮堂前。莫言發言時說，夾道歡迎的盛況，他還是第一次遇到。他在路上問同行的校長，這樣搞會不會耽誤了孩子的上學？校長說，是他們自己要跑來的。和希望評論家“別光說好話”一樣，莫言再度表現出對真實反饋的渴望。

“這句話是真還是假呢？”他問底下的同學們。

“真的！”一致的響亮回答。

有個男生輕聲補充了句：“不用上課了嘛。”

研討會就在歡迎儀式之後。會上，張清華說，有一種得諾獎後擺脫困境的辦法，就是重返故鄉。莫言的近兩年新作，依然是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2017年，莫言在《收獲》上發表了一組短篇，以《故鄉人事》為題。故鄉還在持續地為他提供創作的養料。

2016年的深秋，因為一部紀錄片的拍攝，張清華跟著莫言一塊回到了高密。他們穿過莫言童年割草和放牛的荒野，來到了一片落葉遍地的楊樹林。莫言一個人在前頭走，攝影在後頭跟著。張清華晃了下神，突然產生了前方一片白茫茫的幻覺。

第二天，居然真的下起了雪。導演請莫言重走了一遍昨天的線路。成片裡，兩天的景色被剪到了一起。莫言戴鴨舌帽，套了件棉布夾克，搖著老年人體態的慢步子。深一腳淺一腳，他從荒草起伏的溝坎上，獨自走進了一場大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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