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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時代婚姻觀念的真實寫照——榜下捉婿

“點狀元、做駙馬”,這是科舉時代常被提及的一大盛事,事實上,自科舉制度誕生以後,不僅徹底打破了門第藩籬,也在婚姻觀念上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榜下捉婿就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真實寫照。

魏晉南北朝時期,朝廷選官遵循的是九品中正製,其選撥的標準主要是靠門第,反映在婚姻上同樣也是注重門第。因為就士人的命運而言,其最為關心的即婚與宦二事。

但是,自科舉制度建立後,隨著“取士不問家世”,從唐代開始,婚姻觀念也悄然從單純重門第逐漸向重功名轉變。財產的豐儉,是傳統觀念中擇偶的重要參考,當然在科舉時代也仍然有著極深的影響。不過,可以看到,從唐代開始,人們的擇偶標準中,首先看重的還是科舉功名。

由於富貴和功名是不可分的,而進士及第就意味著輝煌的仕途,所以進士就成了公卿富豪的東床佳婿。

唐代長安有個風俗,每逢禮部放榜之後,曲江大會期間,新科進士便成為萬眾矚目的中心,也是權勢人家擇婿的主要目標。史載“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床,車馬填空塞,莫可殫述。”

隨著科舉制度的確立和發展,注重功名構成了唐代婚姻風俗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在許多文獻中都有記載,如《中國風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中記載,有一官僚子弟,性落拓不羈,“少孤,依於外家”,舅舅有女,才色雙全,於是向舅舅家求親。舅舅對他說:“汝且勵志求名,名成,吾不違汝”,此子遂發奮苦讀,四年後得中進士,終娶舅女。

在《太平廣記》中也有記載,當時的社會竟然將功名視為選擇婚姻對象的先決條件。功名不僅在擇婿標準方面對婚姻觀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對婚後的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影響,為了榮華富貴,妻子往往極力勸丈夫去考取功名。

唐代傳奇《李娃傳》中的名妓李娃幫助滎陽公子讀書應試取得成功的故事,正是這種社會現象的藝術再現。另有一個故事中說,杜羔妻劉氏善詩,杜羔因屢試不第,落第歸家前,劉氏寄詩曰: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

杜羔見到此詩後,無顏見妻,當即返回長安,刻苦攻讀,最終及第。劉氏得知丈夫及第後,又寫了一首詩,曰:

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蔥蔥佳氣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眼何處樓。

有這樣一個會寫詩的妻子,不知是杜羔的幸運還是不幸。只因科舉不第,而“妾面羞君面”,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功名對婚姻觀念的影響。而丈夫真正及第後,妻子的擔心反而來了,“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眼何處樓”。新科進士是眾多女子追求的目標,劉氏豈能不知。

郎才女貌始終是人們評判佳偶的理想標準。科舉制度的建立與興起,更使這一標準有了新的內容。唐初,擇偶選“才”,不單指文才,當時習武的風俗也是很流行的,有不少類似“比武選親”的故事。如唐高祖李淵就有流傳廣泛的“雀屏中選”的故事,即讚揚李淵以較射而娶了竇皇后。

隨著科舉的發展,科舉功名對世人的影響進一步加深,“郎才”之才也逐漸在世人的心中發生了變化,由原來指文、武各種才藝,而變為專指文才,李白有詩雲“我悅子容豔,子傾我文章”,便是典型的代表。

的確到了唐以後,特別是明清的小說、戲劇中多是這類才子佳人的故事。書生們只要金榜題名,便可輕易掃除各種障礙,與絕代佳人喜結良緣。這也表明,在婚姻觀念中,科第漸重於門第,而郎才女貌漸重於門當戶對。

如果說唐代已經有了婚姻不問門閥的傾向,那麽到了宋代已形成風氣。這是因為科舉官僚政治已完全排除了士族門閥政治,貧富貴賤完全可以隨著科舉的結果而發生變化。所以司馬光主張:

“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家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

宋代擇偶,辨賢與不肖的標準,更注重看是否進士及第。宋人求婚,以得新科進士為貴。唐代,公卿家要等到新進士宴遊之日擇婿,而宋代盛行“榜下捉婿”,即在新科進士張榜之日選擇佳婿,並且成為宋代婚姻習俗的一種表現。北宋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記載:“本朝貴人家選婿於科場年,擇過省試人,不問陰陽吉凶及其家世,謂之‘榜下捉婿’。”

王安石回憶及第時之盛況有詩雲:“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綠衣郎”即身穿綠袍的新科進士。在萬人矚目之中,身處其境的進士們哪一個會不為之心動。

進士如此,狀元則更被官宦人家視為香餑餑。科舉時代的文學作品中有許多是描寫狀元招為駙馬的。歷史上狀元成駙馬者是極少數,僅有唐代有會昌二年(842)壬戌科狀元鄭顥娶宣宗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文學作品之所以大書特書新科狀元招為駙馬,無疑是想表明進士及第者的身份高貴。

儘管歷史狀元成為駙馬的只有一人,但被公卿之家選為婿的卻是不計其數。由於科舉能使寒士一舉成名,因此,不僅金榜題名者成為擇偶的對象。就是那些有望登上“天子堂”的“田舍郎”也會成為擇偶的對象。

比如宋代宰相李沆,認定讀書人王曾不但可以及第,而且可以官至宰相,於是斷然以女嫁之。果然,王曾不久狀元及第,而且是宋代第二個“三元”,後來又官至宰相。再如北宋中期人杜衍,少時貧困,以幫人抄寫文字勉強度日,有富豪認定他日後必定顯貴,於是將女嫁之。其後杜衍應進士考試,以第4名登科。

科舉制度打破了門第對婚姻的阻隔,這在中國古代婚姻史上是個重要的變化。婚姻不問門閥的風氣一直沿至明清,而“郎才女貌”的擇偶標準,助夫成名的賢妻典型,一直為世人所接受、稱頌。

清代時,科舉制度已走向衰敗,批評、指責科舉的議論越來越多。但是只要科舉制度存在一天,婚姻重科舉的習俗就會存在一天。此外,唐宋以來注重功名的婚姻習俗在清代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世人的目光不僅盯向金榜題名者,就是一個生員(秀才)的身份,也會成為擇偶的對象。

科舉時代婚姻觀念的變化,是由科舉制度促成的,比起重門第,強調門當戶對還是進步了不少。但是,也應該看到,重科第不重門第,只是擇偶的眼光看遠了,雖不計較一時之富貴,但始終為的是將來終生的富貴。因此從本質上來說,重門第與重科第其實沒有太多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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