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員有沒有自己的“專車”？

劉貢父，北宋的大學問家，與兄長劉原父同年中進士，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便是劉貢父當的助手。

大約宋英宗治平年間，經學術界大佬歐陽修舉薦，劉貢父獲任館閣校勘。館閣校勘是宋朝最高學術機構的校勘官，能當上館閣校勘的，基本上都是當時的學術牛人，不過館閣乃清水衙門，薪水不是很高，也不給配備“公車”，為方便上下班，劉貢父便自掏腰包買了一匹很便宜的騍馬（雌馬）代步。

北宋的馬價，便宜者七貫錢一匹，相當於三四千元，一輛電動單車的價錢；貴者一匹一百多貫，相當於六七十萬元，跟今日中上等轎車的價格差不多。以劉貢父的工資收入，只能購買低檔一點的代步工具。

騍馬其實不太適宜用於代步，因為騍馬膽子小，容易受驚奔跑或踢人。同僚見劉貢父買了一匹騍馬代步，就取笑他：“別人開的是奔馳寶馬，你倒好，買了匹騍馬，就不怕它受驚踢人嗎？”

劉貢父說：“我自有法子。”

同僚問：“什麽法子？”

劉貢父說：“我買一幅青布，系在馬屁股上。”

同僚說：“這就更為詭異了。”

劉貢父這麽回答說：“吾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薄，不給桂薪之用，因就廉值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掩言者之口耳。”

從劉貢父的這段經歷，我們可以一窺北宋“公務用車”制度的一些側面：宋朝中央政府的絕大多數官員，是不能享受配備“公車”（官馬）待遇的。你若不想辛苦走路上下班，只能自掏腰包買匹“私家馬”。

有些官員，可能買不起一匹象樣一點的“私家馬”，又不想像劉貢父這樣買匹騍馬充數，那怎麽辦？可以坐“出租馬”。宋代開封府的“出租馬”服務業很是發達，租馬或租馬車都非常方便，即使是夜晚二更時分，市間也有馬出租。《東京夢華錄》記載，東京市民“尋常出街市乾事，稍似路遠倦行，逐坊巷橋市，自有假賃鞍馬者，不過百錢”，開封府的市民平時出個門，習慣租馬代步，租一次只需一百文錢左右。

宋仁宗時，開封府軍巡院（法院）有個叫孫良孺的法官，平日裡很喜歡裝窮，“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即以貧窮為由，家中沒有一匹“私家馬”，出門公乾都是坐“出租馬”。有一次，他押死囚赴刑場處決，開封的法院居然也沒有調派“公車”給他用，還是叫了“出租馬”。馬夫問：“官人準備去哪？”孫良孺說：“到刑場。”馬夫又問：“那還回來嗎？”聽到的人忍不住哄堂大笑。

宋代宰執級別的高官，才配備有專用的官馬（武臣另當別論，中高層武臣均配官馬三匹以上），相當於“專車”；還配給控馬的馬夫，相當於專職的“司機”；工資清單上還有“馬芻粟”一項，相當於“燃油補貼”。王旦當宰相時，有一名馬夫為他的馬車控馬五年，工作期滿，馬夫前來向王旦辭行，王旦驚訝地說：“我怎不認識你？”等那馬夫轉身離去，王旦看著他的背景，感到非常熟悉，這才恍然想起，連忙叫住馬夫：“汝乃某人乎？”贈給馬夫非常豐厚的禮物。

原來馬夫日日控馬，王旦“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我們從這細節可以猜度出，王旦乘坐的馬車與控馬的馬夫，應該都是政府分配給宰相的，不大可能是王旦自己雇傭的，否則，怎麽可能“未嘗視其面”？

不過，宰相一旦退休，即取消“公車待遇”，比如名相富弼、王安石致仕後，都是自己買了頭小毛驢騎。富弼有一次“跨驢出郊”，遇上一個小屁官“水南巡檢”，巡檢的馬前卒吆喝著要富弼下驢讓道。富弼也不計較，默默鞭驢走開。要是富弼坐在掛著宰相牌子的豪華公車上，小小的巡檢哪敢如此放肆？

宰相機構（三省）的公務員（胥吏），雖然行政級別不高，但因為公務繁忙，工作性質重要，也可以乘坐“公務用車”：“三省胥吏歲累優秩，日給肉食，月享厚祿，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待遇很高。

除此之外，一般的官員就不配備“公務車”了。我們若以為宋朝一個芝麻大的官兒都能夠佔輛“公車”用用，那就想錯啦。不過文臣自六品官（相當於副廳）以上，均發給“公務用車補貼”，宋人叫做“馬芻粟”。依宋製，“給馬芻粟者，自二十匹至一匹，凡七等”，即“公務用車補貼”分為七個等級，最高補貼二十匹馬的用料，最低補貼一匹馬的用料。

或許還有朋友會問：古人不是都乘坐轎子嗎？你怎麽不提宋朝官員坐的轎子？其實，北宋士大夫是很少坐轎子的。南宋的朱熹回憶說，“記得京師全盛時，百官皆隻乘馬，雖侍從亦乘馬。”轎子通常只是女性、出嫁的新娘子與年邁之人才乘坐。

宋真宗朝的宰相王旦，有一回下班回家，被一書生堵在半路上，書生指著他大罵：“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罵著罵著，還將手中的書本擲過去，正中王旦的腦袋。可以看出來，宰相王旦下班並沒有乘坐轎子，否則那本書不可能扔中他的腦袋。王宰相也真大度，說：“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交待左右侍衛不要為難那書生，放他走。

宋神宗時，王安石辭去宰相職位後，隱居於金陵，出入“惟乘驢”。親朋好友念及他年事漸高，勸他乘坐轎子，王安石正色說：“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

王安石的政敵司馬光，也“不喜肩輿（轎子），山中亦乘馬”。他乘坐馬車出門，不用隨從張開傘蓋，自己舉著一把扇子遮太陽。朋友程頤說他：“司馬公出門連個跟隨的差人都沒有，太低調，民間百姓都不知道您是司馬大人，恐怕不大方便。”司馬光說：“某惟求人不識耳。”

程頤也是“自少時未嘗乘轎”，有一次他與兩位官員遊蜀道，山路崎嶇難行，作陪的官員提出要坐轎子，程頤堅決反對，說道：“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當時計程車大夫，多以乘坐轎子為恥，認為那是“以人代畜”，不合人道。有些士大夫“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即使不得已要坐轎子，也是再三推辭。

如果宋朝官員因公要出遠門呢，有沒有“公車”接送？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劉貢父的朋友歐陽修，因參與政爭，由館閣校勘被貶為夷陵縣令。從京師到夷陵，有水陸兩途，陸路近一些，水路遠一些，但歐陽修家中沒有良馬，只好舍近求遠，雇船走水路：“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

宋朝設有發達的遞鋪與驛站系統。遞鋪負責快馬傳遞，驛站負責公務接待。根據制度，官員若“差出勾當公事”，即因公出差，比如被委派到外地鞫治獄案、撫恤災民、巡視地方，或者入朝奏事等，可以向樞密院、戶部或地方的轉運司申請一份“走馬頭子”和一份“驛券”——憑“走馬頭子”可以調用驛站與遞鋪的官馬；憑“驛券”則可在各地驛站免費食宿。

但宋朝政府對遞鋪官馬與驛站食宿的管理甚嚴，只有緊急公務或急程赴任，才可以動用乘驛，如宋真宗時的一項立法規定：“今後除急程赴任及勾當緊切公事，即得乞乘馬，余不得更乞支借。如違犯並勘罪嚴斷。”歐陽修被貶到夷陵當個小小的縣令，並不是什麽重大、急切的事情，當然動用不了遞鋪與驛站的資源，只能自己雇船。

如果官員違反制度擅自動用驛站與遞鋪的官馬呢？按照宋朝的立法，“諸詐乘驛馬者，加役流；驛關等知情，與同罪”；“其未應乘驛馬而輒乘者，徒一年”；“（私自）即借驛馬，及借之者，杖一百，五日徒一年”。詐乘驛馬，判流刑；未取得憑證而擅乘驛馬，判徒刑一年；私借驛馬，杖一百，若驛馬借出五天，即判徒刑一年。宋真宗年間，荊湖北路轉運使梅詢，擅自將驛站官馬借與廣州知州邵曄的兒子，以便他趕往廣州看望病危的父親，導致驛馬累死於途上。梅詢用心雖善，無奈觸反了驛馬制度，只能領受降職的行政處分，被貶為襄州通判。

北宋的“公務用車”制度，大致便是這個樣子：宰相級別的高官配備專用的“公務車”（官馬）；重要部門的公務員出入辦事，也可乘坐官馬；出差承辦緊急公務的官員，可以申請使用乘驛；一般官員則一概不配置“公務車”，政府隻給予一部分“馬芻粟”補貼，想找代步的坐騎麽？自己掏錢買“私家馬”，或者租用“出租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