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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式的記者酒局:喝一杯酒,賣出一份報紙

記者越來越少,正在成為一個新聞。環境和市場的變化,讓記者職業曾有的光輝也在漸漸暗淡。

故事的主人公仍在媒體工作,她和同事們拚盡全力,和這個下沉的世界較勁。

故事時間:2013-2018年

故事地點:西南某市

在進報社前,我從不喝酒,大學時曾嘗過一點啤酒,覺得難喝至極,一杯都沒喝完。從此無論慶祝誰生日或嫁娶,我統統隻喝飲料,對外稱“酒精過敏”。

有天下班前,在部門門口碰到發行部的徐主任,他告訴我剛接到個飯局通知,對方要連定報社一個月的頭版廣告,我們便要請對方吃飯。洪社長已經到場,為了壯勢,他想再拉點部門的人去,“誰知都走光了,隻抓到你。”

在那之前,我從沒參加過部門飯局,聽到徐主任的說法覺得好笑,吃個飯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搞得像抓壯丁。

那晚的聚點設在竹林,環境優雅,前菜精致。我正準備拿起筷子,就看見坐主座的大客戶王總,端起酒杯向全場致意:“感謝貴報的盛情邀請,無酒不成席,讓我們集體先共飲三杯!”

話音剛落,王總便端起酒杯一飲而盡,眾人隨後。我拿著杯子,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王總突然瞧見了我,笑著向我打趣:“你是報社新來的編輯?這酒杯一直端著也不怕手拿累了,你放心喝吧,我們都幫你試過了,沒毒。”

我趕緊解釋:“不是不是,我酒精過敏,不能喝酒。”

“嗨,你酒喝少了才會這樣,多喝幾杯體內便產生抗體了。”王總不依不饒,“我前兩天感冒,醫生也說不能喝酒,可這不是盛情難卻嘛,咱有緣碰到一塊,那是寧可傷身體也不能傷感情呀。”

話已至此,眼前就算是杯毒酒,我也只能硬著頭皮上,喝的時候隻覺得一股熱辣的液體從喉嚨直燒到胃裡,著實不舒服。

頭三杯共飲後,便要單打獨鬥,一波又一波的人走到我跟前敬酒,我連名字都沒記全,正想吃口菜緩緩,徐主任又招呼我和他一起挨個回敬。

敬到王總那,徐主任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現在又該訂報了,王總你酒量如海、身家如山,撇一點零碎的分給我們小報,就夠我們部門吃喝一年啦!”

王總聽得高興:“報社有難處,我們也該支持。這樣吧,眼前的酒你喝一杯我就訂一份,怎麽樣?”

“好,王總快人快語!”徐主任滿口答應,補充說,“我們在座的報社同仁都有訂報任務,王總可要一並提攜,我這喝15杯,小唐再喝3杯!”

徐主任的話不假。我們報社上到社長,下到司機,身上都有訂報指標。試用期的我,一年也有50份的訂報考核。

我們報紙訂一年,費用是150元,一杯酒能換150元自然劃算。但白酒一杯是3錢的量,徐主任這一下,就要喝掉近半斤。他正要喝,洪社長打斷:“我作為社長,應該身先士卒,王總,我這也訂下5杯酒,你看如何?”

洪社長年過50,前兩個月犯了腸胃炎,曾住院一周。我們紛紛勸阻,王總也說:“洪大哥,您也該多給年輕人鍛煉的機會嘛!”

“酒逢知己千杯少。”洪社長爽朗地笑笑,“承蒙王總如此抬愛,我這一杯酒抵3份報紙,王總看如何?”

王總剛答應,洪社長轉頭便叫徐主任遞了10杯過來,把酒全倒進碗裡一口悶了。王總見了,讚道:“我說做你15份的買賣,你卻給我來了30份,不愧是洪大哥!”

緊接著徐主任喝了15杯,我也喝了3杯。

終於飯局結束,我陪徐主任去結账。喝得太多,他已經上頭了,走路搖晃,我忍不住勸:“徐主任要注意身體,為了訂點報紙,把身體喝壞了可得不償失。”

他苦笑:“現在的報紙哪這麽好訂,紙媒一天比一天衰落,連社長都這麽拚,我還能倒下嗎?行業衰落如此,誰也不能獨善其身啊。”

我愣在了原地。

才工作就遇到行業冰點,我感覺自己生不逢時。

進入互聯網時代後,人們的閱讀習慣發生轉變,手機成了獲得海量內容的重要途徑。廣告的投放,更常見於網絡和戶外。我們報社,位於四線小城市,在此衝擊下營收銳減,業務員拉不到廣告,訂報量不斷下滑,維持起來非常艱難。

我一進報社,便被分到新媒體部門。洪社長有遠見,為擴大影響力,報社很早便開通微博和微信。我的工作,是把記者們發來的本地稿件,轉換為新媒體語言後發布。

進報社不久後,洪社長便主張由我們新媒體部門,開發報社的手機APP。這個項目的負責人,是40多歲的孟主任,他常年當法制記者,尤其擅長寫人性的愛恨糾紛,過程詳細得像他藏在人家床底一樣,精彩又生動。但孟主任並不懂新媒體,當時連微信都沒用過,客氣地請我們多教他。

雖然我們的APP很快成型,但難的是運營,推廣的條件,是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社裡拿不出錢,向台裡和政府申請項目資金,也總是被拒。洪社長氣急,卻也無法。

派不出錢,APP項目便不了了之。與此同時,當地不少自媒體迅速崛起。

過去人們對新聞的獲取更多是通過官方媒體,這也使我們在報導時,會竭盡所能讓事實更全面、更客觀地呈現。但自媒體的崛起,使人人都可能成為發聲平台,即使部分自媒體發布的內容,語句不通、錯誤百出。同為小編,我看有些文章內容浮誇,非常鄙夷,但拉到底部看見數據,點擊率卻讓人自愧不如。那些動輒幾萬的閱讀量,還讓我產生難以控制的嫉妒之情。

孟主任主張我們傳統媒體人應摒棄高高在上的態度,多學習自媒體思路,走“接地氣”的風格。他在會上說:“知道大家看不太上,但別人數據的確高。優質的內容是基礎,但不再是根本了。”

一些記者雖不情願,也只能被動地轉型成街頭記者。什麽店新開張就去探店,哪個地兒車撞人了立馬拍照,誰和誰夫妻不和,在街上打一架都能上個新聞。

有的老記者,覺得這些雞毛小稿沒有長遠價值,可以產出,但不應高頻,還是得多關注深度內容。恰逢市中心的一個市建工程,在短短幾年拆了又修,反覆折騰,便有個老記者收集資料寫了篇特稿。我很興奮,想著這篇稿子在新媒體平台上的傳播數據,應該能衝“10w+”,而且報社說不定能就此找到轉型思路,突破重圍。

可惜這篇稿子發出不久後便被刪除,傳言從總編到記者,連帶我們發布內容的新媒體小編,都要寫檢討。我有些不平,也感到莫名其妙的委屈。但最後這事雷聲大、雨點小,沒發生什麽動靜,我才放了心。

幾個月後,我才了解到,原來這件事,洪社長一人承擔下來,聽孟主任說,他在上邊長官辦公室裡,和對方拍桌子爭,表示稿子是他授意操作的,和他人無關。他還叫孟主任不要把負面消息傳遞給我們才入職的編輯,以免打消我們的積極性。

但大廈將傾、獨木難支。由於轉型碰壁,營收加速萎縮,報社開始節流。

第一塊考慮減去的版面,便是深度調查報導,因為那是平時人員支出裡最貴的一環,風險系數也最大。過去,深度報導曾是我們報紙最受歡迎的版塊,減掉它,意味著報社的確很缺錢運轉。

也許因為心灰意冷,又或許覺得自己年齡大,我進報社的第二年,洪社長便選擇離開報社。

他走的那天,我們在會議室給洪社長開歡送會,桌上放著大家自費買的零食、瓜果。大夥靜靜聽他講報社這20多年的風風雨雨,我和孟主任沒忍住,掉了眼淚。

我想起他在新員工培訓會上,曾動員大家:“如今,紙媒已經到了生死關頭的危急時刻,說不定哪天醒來,咱們報紙就停刊了!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辦法,給報社尋找新出路!”

後來我就再沒見到他。

洪社長走後,報社迎來一波辭職高峰。

走的多是老記者,他們才參加工作時,正是紙媒的強勢期。以前他們出去採訪,都有一種優越感,不僅對方積極配合,採訪完後還會真摯道謝,現在除了得答應對方提的苛刻要求,有時稿子還要被改得面目全非。在酒局中挑大梁的發行部徐主任,也感覺重擔難挑,離職和一些朋友轉做了戶外廣告。

員工中出現斷層,新記者沒有老記者帶,做不久就離開,整個報社人心惶惶。這時候得到消息,原來的總編輯蔡總編,將擔任新社長。

蔡社長曾是我們市80年代的文科狀元,考到了北大中文系。報社創刊之初,他便是中流砥柱,也是編輯部的首席全能王。

對於報社之前取消做深度報導的決定,蔡社長曾帶頭堅決反對,和時任社長的洪社長據理力爭,但最後還是沒保住這個戰地風雲,氣得他稱病一周沒來上班,洪社長親自登門,才把他請回來。平日裡,他對不良風氣、醜惡現象更是深痛惡絕,見之便要即興賦詩,發到QQ太空,言語無忌,從不會為面子問題,掩飾厭惡之情。

這些年來,以他的資歷早該有升職機會,但因過於直爽,蔡社長一次都未遇到。

臨危受命的蔡社長,對報社的未來發展也捉摸不定。隨著紙媒環境愈發的惡劣,錚錚傲骨了小半輩子的他,看著社裡財務吃緊,想了個主意。

他將記者按人數各自劃分了行業口子,讓他們去找對應行業的政府部門訂報、做宣傳,也給自己劃分了幾個過去報導中得罪過的部門,希望化乾戈為玉帛,開啟新合作。

過去曲高和寡的蔡社長,開始頻繁地參加飯局,身體一向硬朗的他,喝出了小小的啤酒肚。周末,他也不去下棋了,而是經常組局,邀請客戶一起打麻將。

一天,我們去拜訪一位長官,正逢長官在家中潑墨寫字,他擺出來的架勢像氣功大師,拿著巨型毛筆一邊大喝,一邊隨興揮舞,紙上的墨跡歪歪扭扭,看不出是畫還是字。我杵在原地不敢做聲,轉頭看向蔡社長,他素來喜好書法,畢生精研下頗有小成,一向自負所長。只聽見他開口大讚:“筆勢流暢、若行若飛!”接下來他引經據典,文縐縐得我聽不明白,對面的長官倒喜笑顏開。

回去路上,蔡社長囑咐我下午趕緊把訂報發票給這個長官送去,“千萬別拖,萬一他改主意,我的話可白說了。”

瞧著他糾結而又無奈的表情,我想起才進報社那年的團建,全社員工一起爬山,蔡社長一人當先,衝在最前面。我們還有個長梯要上時,他已經到達了最高處,站在山頂的石碑前縱情吟詩:“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那時的他,何等豪氣萬千。

訂報與廣告營收上不來,報社便開始接新業務,可以為企業定製宣傳片影片和精美畫冊,同時參與線下地推。我的崗位雖是新媒體編輯,但如果報社承接布展任務,我每次也要到場幫忙。

但蔡社長夜以繼日地深耕,並沒能帶領我們獲得個好收成。隨著紙媒的衰落,市裡的報刊亭都不見了一些。

今年過完春節,又有八、九個人提出辭職。現在報社剩下的人,不及我才進去時的一半。蔡社長感到深深的挫敗,也開始考慮退位讓賢。

我們新媒體部門,最早有10多號人,現在只剩我和同事蓉蓉2個。工作五年,微信粉絲數總算達到15萬,但由於定位是新聞號,不能接太多廣告,同時,我們也面臨錢多有趣的優質廣告我們接不到,一些微商、誇大效果的產品類廣告,我們又不肯接的現實問題,所以盈利並不樂觀。

此前由於數據問題和發行部徐主任離職,長官孟主任已被調至發行部,但他仍保持著對新媒體的關注,單獨開了個人微信公眾號,內容主要是他寫的都市故事,風格堅持“接地氣”。前2個月,孟主任還申請了抖音账號,每天發布諸如“老婆不在家,猜猜我和鄰居美女在做什麽”之類的內容,還挺受歡迎。

雖然報社薪資屬於中下水準,但我和父母住在一處,生活花銷不大。且在報社上班,一直給我上大學的感覺,同事好、壓力小,我便沒想過離開。但蓉蓉告訴我,做完今年她也打算辭職,想去大城市做遊戲策劃。紙媒的日薄西山讓她失去了年輕人的激情,她想要選擇時下熱門的行業。

回想起蓉蓉和我,曾一起便被派去參加過幾次全國報紙聯盟的研討會,當時有上百家紙媒同仁聚集在一起討論轉型。但之後每年再去,都能聽到幾家報社停刊的消息。如今蓉蓉也要離去,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參加幾年,但我仍想堅守到最後一刻。

9月份,報社又要展開明年的報紙征訂工作了。我主動聯繫了幾家部門,收效甚不明顯,臨睡前便鬱悶地發了條朋友圈:“離人心上秋,訂報急白頭。”

第二天打開手機時,發現那條朋友圈下竟有近百條留言,有來自同樣艱難經營的同行的勉勵,還有已離開行業的朋友留下的感慨,由於大多數媒體人互相認識,乾脆在我朋友圈底下展開了討論。

在這些熟悉的頭像中,我看到了徐主任的留言,他說:生存不易,聊表支持,我訂15份,以全報社多年照拂之恩。

洪社長的留言緊隨其後,簡單有力:我訂30份。

作者唐曉芙,報社編輯

編輯 | 張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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