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能否有效加強對就業和居民消費的支持，以擴大內需、穩定宏觀經濟和基本民生，是今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們提出一個“負個人收入所得稅”的方案，即通過企業新增就業獎補政策和對收入低於一定水準的職工根據工作收入按比例提供一定補貼，同時實現促進就業和拉動消費的目標。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行著有負個人收入所得稅特徵的補貼制度，如美國的收入所得稅抵免、英國的工作稅收抵免和法國的工作獎金等。
本文提出的負個人收入所得稅方案，綜合財政成本約為3000億元/年。僅需運用較少的財政資金，就可以相較於其他政策更精準地促進就業和支持消費，同時避免“養懶人”效應。並且，該政策能夠通過個人所得稅APP等現有稅收基礎設施實施，直達微觀主體，可操作性強，可以作為現有穩就業和促消費政策的一個有益補充。
一、穩就業、促消費仍需針對性政策支持
目前，隨著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各地陸續度過感染高峰，經濟形勢正朝向常態恢復。但考慮到國際環境存在不確定性、外部需求呈下降趨勢，加之此前的經濟下行壓力已給部分企業和家庭造成了較為嚴峻的現金流甚至資產負債表問題。當前就業形勢依然面臨挑戰，居民收入和消費的恢復速率仍有待提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就業難度較大，調查失業率平均值5.6%，高於5.5%的目標水準。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206萬人，雖超額完成目標任務，但低於2021年1269萬人的新增規模。青年群體就業壓力突出，2022年第四季度，16-24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均值為17.2%，比2019-2021年同期均值分別高出4.9、4.5和3.0個百分點。
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和資產負債表受損也還在製約著消費增長。受疫情影響了三年的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部門的長期預期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對最終消費支出的影響越來越明顯。2022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的商品零售累計同比僅增0.5%，較2020-2021兩年平均增速還要低3.4個百分點。餐飲收入全年累計增速為-6.3%，較2020-2021兩年平均增速低6.5個百分點。
增加就業和促進居民消費是擴大內需、穩定宏觀經濟的重要途徑，更是關係到眾多家庭的重大民生問題。針對上述情況，有必要考慮既運用宏觀政策工具穩住宏觀經濟大盤，從根本上為就業和消費增長提供支持，還需要考慮進一步頒布專門的、有針對性的政策穩就業、促消費，從而達到保障民生的目的。負個人收入所得稅或許是值得考慮的政策選項。
二、負個人收入所得稅的國際經驗
負個人收入所得稅是指當個人的工作收入低於一定水準時，國家按比例向個人支付一定數量的補貼。個人工作收入越高，國家支付的補貼越少，當個人工作收入超過某最低水準時，國家不再向個人支付補貼。
與一般的福利支出不同，負個人收入所得稅的前提通常是要求獲得補貼的人必須有工作。該政策思路最早是在1940年代由英國的朱麗葉·裡斯·威廉姆斯提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裡德曼也曾倡導推出負個人收入所得稅，以規避當時美國各種複雜福利制度的“養懶人”效應。
如今，有負個人收入所得稅特徵的補貼制度已經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得到長期實行。例如，美國的收入所得稅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就是非常典型的負個人收入所得稅。在2021年度，以一個有三個孩子的納稅人為例，在年收入低於14950美元時，每多掙1美元，美聯邦政府就補貼45美分，最大補貼額為6728美元。當年收入處於14950美元-19520美元之間時，這個人都可以領取6728美元的補貼。但當這個人的年收入超過19520美元時，每多掙1美元，領取的補貼減少21.06美分，直到年收入為51464美元時，這個人拿到的補貼為0。2020年，有超過2500萬美國納稅人獲得了收入所得稅抵免，平均每人得到補貼2411美元。
英國的工作稅收抵免（Working Tax Credit）對低收入且每周至少工作16小時的人群（或者家庭）根據具體情況發放一定金額的補貼。在2020-2021年度，基礎補貼3040英鎊，夫妻或者單親補貼2045英鎊，工作每周滿30小時還有825英鎊補貼，殘疾人補貼3220英鎊，重度殘疾額外再補貼1390英鎊。
法國的工作獎金（prime d‘activité）對於有職業但是收入較低的人群發放工作獎金，以提振收入，收入達到一定水準後收入越高獎金越少，收入超過了一定水準就不再享受獎金。
三、負個人收入所得稅的一個簡單方案
本文提出負個人收入所得稅方案，有六個基本考慮：一是有助於創造新增就業；二是有助於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三是激勵相容，不養懶人；四是財政負擔可控；五是易於實施；六是符合國情。
方案由對企業和對個人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企業新增就業獎補政策，企業每新創造一個就業崗位，政府給予一定的補貼。按我國每年需新增約1100萬就業測算，若新增就業獎補的標準為各地最低生活保障發放標準，這一政策的財政成本約996億元/年。該政策有兩方面的好處：
一是減輕企業新增用工帶來的成本壓力，鼓勵企業新增崗位、吸納就業。因為即使按照2000元/月的最低工資測算，考慮到企業負擔的“五險一金”比例，新增一個崗位，企業最低的支出就達約2700元/月。新增就業獎補政策可以為企業創造就業提供真金白銀的支持。
二是減少低保支出。我國已經建立了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7-2019年，全國低保支出基本穩定在1450億元左右，2020年高增到1680億元，預計2021、2022年的低保支出也將繼續保持在此水準上。如果有了更多的工作崗位，許多人就可以依靠工作而不是低保生活。這也是把企業新增就業獎補政策的標準設為和低保標準一致的基本考慮，因為如果沒有新增就業，就會有更多的人需要依靠低保兜底生活。
第二部分為負個人所得稅政策，財政成本約2091億元/年。具體而言，仍按照現行的個稅征管制度計算居民綜合應稅所得，即：居民年度應納稅綜合所得=實際綜合所得收入-費用扣除標準-專項扣除-專項附加扣除。當計算出的居民應納稅綜合所得小於0時，仍按照一定稅率計算所得稅，但由於此時計算出來的應交稅額為負數，實際上就是政府給予補貼。
我們建議負所得稅超額累進稅率表如表1，當居民年綜合應稅所得小於-3萬時（典型人群為月收入不足3500元，適用年專項附加扣除額為1.2萬元）則可獲得負所得稅補貼。
表1：負所得稅超額累進稅率表
例如，有低收入居民A（年綜合所得3.6萬），育有子女，有租房支出，年度稅前專項附加扣除額為1.2萬元，因此應稅所得為-3.6萬。在現行所得稅制度下，該居民的所得稅為0。而在負所得稅機制下，即可獲得36000*18%-5400=1080元的政府補貼。
上述負個人收入所得稅政策有三個優點：
一是可以和現行的個人收入所得稅制度無縫銜接，直接用個人所得稅APP就可以實施。
二是可以精準補貼低收入職工並充分考慮不同的家庭情況。工作收入越低的納稅人獲得的補貼越多，養育子女、贍養老人、租房和大病醫療負擔越重的納稅人獲得的補貼越多。
三是可以優化當前專項附加扣除制度。在當前制度下，當綜合應稅所得為負時，也就是收入還達不到全部扣除加總時，居民應繳個稅為零。年應稅所得為負的居民較之年應稅所得為正的居民，實際上沒有享受到各項個稅扣除帶來的優惠。
本文基於一些假設後測算發現，若實行負所得稅制度，預計將新增2091億元的財政支出，這部分支出可由中央財政負擔，相當於2021年中央一級財力的2.3%。將有超過1.25億勞動者可享受到補貼，人均1672元。對於年收入處於2.4-3.3萬的低收入勞動者，人均可以享受補貼2535元，相當於其年收入的約8-10%，將有力地支持這部分勞動者的消費。
四、負個人收入所得稅政策的相對優勢
為實現促進就業和增加居民消費的目標，負個人收入所得稅相較於其他政策，或許更具優勢。
第一，與減稅降費，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免征金額和緩繳社保相比，負個人收入所得稅具有財政支出少，精準性強，可以直接促進就業和消費等優點。前述政策對財政收支的影響較大，同時低收入勞動者和失業群體可能反而享受到政策優惠較少。負所得稅更精準地將大部分補貼投向低收入勞動者和支持企業擴大就業，增加低收入勞動者的收入。
第二，與增加基建投資相比，負個人收入所得稅財政支出更少，見效快，且能夠直達微觀主體。基建投資雖然對穩住宏觀經濟大盤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對拉動就業和促進消費的作用相對間接，負所得稅可以利用現有的個人所得稅APP實施，直達微觀主體，可以更快、更精準地發揮作用。
第三，與低保和失業保險相比，負個人收入所得稅的優點是在改善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水準的同時，鼓勵就業。負所得稅的機制是鼓勵現有低收入人群進入勞動力市場，只有工作才能獲得補貼，而且是比低保和失業保險更高的收入。負所得稅有更好的激勵機制，更好的收入水準。
第四，與發放消費券和發放現金相比，負個人收入所得稅不僅能夠提振收入和消費，還可以促進就業，並且不會有“養懶人”效應。消費券和發放現金可以直接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準，但對就業並無直接影響。更重要的是，簡單地發放消費券或者現金，可能會改變公眾預期，讓部分人群產生不必要的依賴政府發放福利的心理。負所得稅制度下，領取補貼的前提是要有勞動收入，可以避免“養懶人”效應。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台+實體”新型智庫，專注於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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